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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的川籍哲学顾问罗忠恕
 罗忠恕（1903，3～1985，4，24），1903年出生于四川省武胜县。幼时随父所设私塾发蒙。后入南充华英小学读书。
1918年就读于阆中华英学校中学班。后入华西协合中学读书，组织“益群协进会”宣传新思潮，任会长。（左图为罗忠恕与爱因斯坦合影）
1922年入华西协合大学医科，五年后转入文科。担任学生会执行主席，领导同学进行爱国活动。
1929年至1931年就读于燕京大学哲学系研究院，获哲学心理学硕士学位。
1931年至1937年任华大文学院院长，讲师，副教授。组织成立国际关系研究会。
1937年至1940年留学牛津大学。广泛从事中西交流活动。
1941年至1946年任华大文学院院长，教授。1942年发动成立东西文化学社。
1946年至1948年于欧美各国考察讲学。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哲学顾问。美国韦斯理大学提出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因归国作罢。1948年4月归国，仍就华大原职并兼哲学系主任。
1952年至1977先后任四川师范学院教授及心理学公共课教研室主任。兼任四川省心理学会秘书长。
1977年至1985年先后在成都科技大学，四川大学从事培养外语教师和外国留学生工作。其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任该会四川省委员会顾问。
1985年4月24日病逝。四川师范学院，四川大学共同组成治丧委员会，称罗忠恕教授的逝世是“哲学、心理学和教育界的一个重大损失。”
一，罗忠恕传
罗忠恕（1903,3--1985,4），字贯之，号之道，四川省武胜县烈面乡人。教授、著名哲学、心理学学家。一九八五年4月24日病逝于成都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终年八十二岁。
罗忠恕青少年时代在南充、阆中、成都等地求学，参加过五四运动。一九二二年入成都华西大学深造，担任学生会执行主席，曾经组织领导同学声援一九二六年八月发生的万县惨案。学习期间，生活朴素，勤奋好学。一九三一年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研究生院。获哲学、心理学硕士学位。还以学业优异，荣获美国哈佛大学文学“金钥匙”奖。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七年，先后任华西大学哲学系讲师、副教授、教授、教务长、文学院长。一九三七年留学英国牛津大学，研究中国和西方哲学。一九四六年去欧美各国考察、讲学；并担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哲学顾问。代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出席哲学会和英国亚里斯多德学会，与英、美、法、荷兰、比利时、丹麦、瑞典等国的大学教授研究学术问题。一九四八年，美国韦里斯大学提出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聘请他任教，但他出于爱国热忱，婉言谢绝，毅然返回祖国。回国后，再次担任华西大学文学院长、哲学系主任。
建国后，罗忠恕仍从事高等学校教育工作。一九五二年全国院系调整，他由华西大学转到四川师范学院（现四川师范大学）任校部委员，外语系教授、及心理学、公共课教研室主任。还兼任四川心理学会理事、秘书长、顾问。一九七七年因年高退休，但他退而不休，立即在成都科技大学外语教研室、四川大学原子能所外文编译室任教，协助培养外语教师、出国深造的科技和外事工作人员。继后又受聘为四川大学人口研究所兼职教授，并承担该所和校领导对外学术交流的函件及合作协定的翻译任务，为完成教育部POI项目作出了突出贡献。一九八0年三月，他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任民进四川省委员会顾问和成都市委联络员。
罗忠恕是一位在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的哲学、心理学学者，他熟悉英语、还懂法语、德语。对实验心理学、希腊哲学、荀子哲学、哲学与现代教育等有较深研究。他在担任教学工作的同时，还勤于著述。写有较多的论文，曾先后在国内外报刊发表，重要的有《孟子的心理学思想》、《荀子的唯物主义心理学思想》、《英国的教育概况》、《中国古典心理学》、《中国古代的法家思想》、《道家哲学老子和庄子》、《王充及其评论》、《墨子与墨家哲学》、《孔子——中国古代教育家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中国传统的人权思想》、《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孟子”、“荀子”条目。他写的《康德》一书，收入《万有文库》，受到国际友人的好评。重要译著有《世界各国基本情况手册》、《希腊哲学译述》、《成都画册》、《中文译英文》。他在四川大学人口研究所工作期间，撰写了《学习马寅初新人口论的体会》、《中国人口思想概述》、《婚姻、家庭、生儿育女的心理学问题》、《怎样提高我国人口质量》、《加强人口研究、普及人口教育、注意心理因素》等质量较高的论文，发表在历年四川人口学会《论文集》上。
罗忠恕在推动国际文化交流方面也有较大贡献。他少年时代，就热爱祖国几千年来的灿烂文化。出国期间，深感学习西方文化的重要，他认为“文化是推动社会前进，为人类谋福利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如果能实现东西方文化交流，就更有助于人类的发展。”因此，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在英国牛津大学倡议成立“中英大学文化合作委员会”，得到该校校长、院长、教授的热情赞助。后来又在剑桥大学由李约瑟博士约他会见剑桥大学的校长、院长、教授多人，成立了“剑桥大学与中国大学合作委员会”。一九四一年，他约请李约瑟博士来成都讲学，并为李约瑟写《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收购中国古籍数千册。现在李约瑟已在剑桥大学修建了一个中国科技史图书馆。一九四二年与名教授蒙文通、顾颉刚、钱穆等人在成都组织“东西文化学社”，他被推选为社长。任职期间，他约请国内学者张东荪、冯友兰、梁漱溟、邵子力诸人，以及国外学者泰戈尔、罗素、杜威、爱因斯坦参加“东西文化学社”，亲自主持学术讲座，交流东西文化。后又得到刘文辉的赞助，在成都华西后坝购置了学社社址，成立东西文化交流所。并以该地为中心，经常集会讨论有关世界学术和文化交流问题。一九四五年四月，在美国旧金山制订联合国宪章时，“东西文化学社”起草了有关联合国文化交流意见书，提出教育、科学、文化合作规划。意见书由我国代表团散发给出席该会的各国代表，其主要建议在联合国宪章中都得到了体现。建国后，党和国家重视文化交流，罗忠恕有机会参加多种形式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他先后接待了来华访问的加拿大一大学校长苏维廉，加中友好协会会长云从龙，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文幼章等人。交换了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大学教育课程设置和有关图书仪器的意见；介绍了新中国的巨大变化，国家对退休人员的优厚待遇等情况。一九七九年，他在四川大学人口研究所担任教学及研究工作，有更多的机会接待外国来访的学者，交流有关学术、教育、文化及人口问题的意见。一九八０年以来，美国哥伸学院每年均送二十二名在校学生到四川师范学院学习，他每年都为这些留华学生讲中国古典哲学和心理学，深受欢迎。
罗忠恕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遭受残酷迫害，但却坚信党总有一天能把问题弄清楚，重登讲台。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给他落实了政策，他心情愉快，多次表示要在有限的晚年，为党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在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六十周年的时刻，他在民进刊物上发表了《党，我的母亲》诗作，向党倾诉了自己的一生，表明了自己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决心。
罗忠恕不为名，不图利。退休后在四川大学、成都科技大学等校任教，全尽义务，不计报酬。一九八０年还捐赠现金一千元办学。他治学勤奋、严谨，曾荣获四川省优秀科技论文奖、四川省科技协会先进工作者奖、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赢得了广大师生的敬佩。
罗忠恕在病中仍然勤奋工作，眼睛几乎失明，还拿着放大镜逐字逐句搞翻译，直到病危通知书已送到家里，他还在写，不停地写……，实现他生前的誓言：“我要一直工作到死。”
二，李约瑟《中国科技史》受其影响
豆浆下油条是一道中国小吃，1942年5月12日，一位英国人在成都品尝之后便终生难忘。这位英国人即是科学巨匠李约瑟博士。这一天，博士在心满意足吃过成都美味之后登上了华西协合大学事务所讲台，他的演讲题目为《中国科学史与科学思想检讨》。钟情于中国文化的李约瑟后来写就了一部辉煌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对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想。几十年后，史学大师钱穆在回忆录中说道：“民国32年秋，齐鲁国学研究所停办，华西大学文学院院长罗忠恕邀余转去华西大学任教。忠恕留学英国，闻其终年御长袍不穿西装。漫游欧美归后，仍穿长袍。设立一东西文化协会，提倡中国文化。英人李约瑟亦常与会。他年李约瑟之撰写《中国科学史》，亦不得不谓受有当时之影响。”
罗忠恕何许人也，他居然能影响到那部科学巨著的撰写？历史向后索引，吉光片羽之中凸显出他不平凡的一段人生之旅。罗忠恕，四川省武胜县人，自幼聪慧过人，勤奋好学。1922年考入华西协合大学医科，三年级时与同学组织了“真真学会”，自办刊物宣扬新思潮。那时候，成都学界被《真真周刊》和《率真周刊》所发表的《心理学、人类行为的研究》等多篇哲学译文所吸引，该译文即出自医科学生罗忠恕的手笔。有意味的是，在现代中国历史上，鲁迅、郭沫若等人皆是由医科转入文科而成就了非凡的事业，罗忠恕也颇有相似之处。1927年，学业优秀、还差两年就从医科毕业的罗忠恕转入了文科。此后，他又考入了燕京大学，师从张东荪等名师攻读哲学与心理学，毕业时，以《柏拉图的逻辑思想》一文通过硕士论文答辩并获得全校文科学生唯一的金钥匙奖。该奖是哈佛大学颁给学生的最高奖赏，它象征着获得了真知并能以此打开智慧之门。
1937年5月，英国兰烟囱公司的赫克特尔轮汽笛长鸣，上海港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那一刻，罗忠恕正临风伫立船上，许多人皆知道他将去英国牛津大学深造，却不知道他还怀着另外一番雄心壮志──集合中西方的一流学者，架起一座“欧亚交通”的桥梁。7月8日下午，当赫克特尔轮驶进雾都伦敦，长袍马褂的罗忠恕其实已经悄然掀开了中西文化交流帷幕的一角。
4天之后，他便出现在世界基督教大会上。在会上，他将柏拉图的理想与孔子主张的大同世界作了比较，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其时，正值抗战爆发，他又严斥日寇暴行，声张中国人民抗击侵略者的重要意义，与会者无不赞同他的观点。罗忠恕性情平和，温文尔雅，而内心却流淌着一颗滚烫的心。人们被这位儒雅的东方人吸引住了。1939年11月，在牛津大学斯博第教授家中，罗忠恕与牛津大学高年级同学展开了一场东西方文化的讨论，并具体提出了一份“中英文化合作计划”。这份计划受到高度评价，被认为是“不仅很清楚的反映了当时科学教育上的困境，并且深具历史洞察力。”以此发端，剑桥大学成立了“中英文化合作委员会”，随即牛津大学也成立了同样的机构。一大批西方学者以及教育家加入到了“欧亚交通”的行列。这些人大都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名字如雷贯耳，他们是：数学家兼哲学家罗素，生物学、胚胎学家李约瑟，哲学家杜威，天体物理学家爱因斯坦，量子物理学家蒲朗克，哲学家柏格森，汉学家白希礼和仪文达以及印度文豪泰戈尔，等等。西方学者们致函中国各大学教授，表达了沟通中西的强烈愿望。牛津大学说：“吾人所处之时代，有空前之机会使人类互相发生影响，利用各民族之文化优点，以造人类之幸福。”剑桥大学言：“为促成人类之进步计，东西学者与科学家，似有密切联络之必要……盼贵国能容纳学生到贵国就学，俾后受中国思想之熏陶，而得吸收历史悠久之文化。”在“二战”的血色背景中，中西文化交流的帷幔正庄严拉开，罗忠恕在其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三，成都因他成了东西文化交流中心
检索中国现代学术的历史，下列名字同样如雷贯耳：钱穆、冯友兰、朱光潜、蒙文通、顾颉刚、张东荪、梁漱溟、萧公权、牟宗三……1942-11-19日，“东西文化学社”在成都正式宣告成立，以上人士皆是学社成员，其中大师极的人物不乏其人，古老的成都一时文气鼎盛，群星闪耀。罗忠恕以15万元租得华西后坝101号作为“东西文化学社”会址，成都成为中国抗战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心。是何人将大师们团结在一起？当然要首推罗忠恕，他是发起人，也是学社会长。是何种精神感召着这些大师？请看史学家钱穆撰写的《东西文化学社缘起》的一段表述：“夫各民族文化之进展，常需不断有去腐生新之努力。而欲求去腐生新，一面当不断对其文化源头作新鲜之认识，而一面又当不断向外对异文化从事于尽量之吸收。今我中华文化，在此极平极弱之后，其有需于一番去腐生新之工作，即已为吾华有识之士所共识。”这段话，使人想起同在华西坝的另一位史学大师陈寅恪的名言：“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外来之学术，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也。”二人的说法何其相似，甚至连语法结构也相同。在时代的文化语境中，重振中华雄风，深明大义的学者们自是责无旁贷。早在1934年，罗忠恕在华大教改意见中也曾指出：“本校系基督教所办大学，对于中西文化之沟通，应有特殊任务。外籍教师可指导学生研究西方文化；但中国文化实具有足以维持世界和平之因素，如文学、美术及政治思想等，确可贡献于人类。今天学校之教育方针不仅当尽量吸收西洋文化之优点，尤应发扬中国文化之特殊精神。”罗忠恕的洞见力与二位大师可谓如出一辙。
那位喜食中国豆浆下油条的李约瑟无疑是这次交流的主角。1942年5月3日至24日，他在华大化学楼、生物楼等处作了12次讲演，内容涉及生物学、胚胎学和中西方科学史以及战时世界科学状况。在第一次讲演前发生过一件有趣的事情，中国学者发现李约瑟的讲稿是用中文写的，且封面上赫然写着“演讲谟”三字，这“谟”作何解？李约瑟解释为计谋、谋略，罗忠恕等人听后不禁宛而一笑，讲课计划是不能当讲课谋略讲的。大家劝他还是用中文讲课吧，但李约瑟哪里肯放过难得的学中文的机会，他坚持用中文讲演，并且在会上要大家随时纠正他的错误。李约瑟的成都之行收获甚丰，他有幸参观了正在发掘中的王建墓，并从人类学、气象学等方面提出过一些见解。罗忠恕为其购置了许多中国古代典籍，并牵线搭桥，介绍他用一套《大英百科全书》换得了一套石室中学所藏的中国典籍《图书集成》。罗李二人从此建立了友谊，直到晚年，罗忠恕仍继续协助他的中国科技史的撰写。1985年，闻知罗忠恕病故，李致电吊唁，并鼓励罗忠恕的女儿继承父志，继续中西交流事业。
史学大师顾颉刚曾坦言：“在前方枪炮的声音惊天动地，到了重庆是上天下地，来到华西坝使人欢天喜地。”诚哉斯言！罗忠恕利用历史给予的机遇在成都集合了众多精英，并与牛津、剑桥两所世界名校在交换教授和学者、出版刊物、文化考察等方面建立了联系。就在李约瑟于华西坝侃侃而谈之时，一批化学药品正由印度空运来华，这对于被封锁的中国科学家犹如天降甘霖。有一天，有人在坝上看见一个洋人向一位中国学生讨教四川方言，“啥子”、“啷个” 、“咋个的” ，洋人的舌头儿总不听使唤，让人忍俊不禁。你猜这洋人是谁？他就是现在中国人颇为关注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汉学家马悦然教授。在这期间，罗忠恕设立了东西方文化讲座，由他率先开讲《文化与大学教育》，之后，林语堂，陈白尘，潘光旦，冯汉骥等一流的文史学家与科学家先后登场。国外方面，还可以开出一个简略而不能忽略的名单，他们是：澳洲首任驻华公使艾格斯顿爵士。牛津大学中英学术委员会修中诚副教授以及陶德斯教授。印度加尔各达大学甘戈理教授。加拿大文幼章博士。英国议会访华团艾尔文爵士一行4人。澳洲首都大学校长普兰先生以及法国、波兰大使和印度公使。此外，据称海明威，斯坦贝克，费德林等人也于华西坝留下芳踪。
四，应聘成为联合国的哲学顾问
回顾罗忠恕般演的这出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大剧，广袤的欧美大陆呈现出一幕幕令人目不暇接、羡慨不已的场景。
1937年7月14日夜晚，巴黎香榭丽大街人头躜动，夜空中，花团锦蔟的礼花吸引着人们的目光。身着唐装的罗忠恕穿过凯旋门，登上了艾斐尔铁塔。罗忠恕是应国际哲学会议的邀请从伦敦来到巴黎的。这一天是法国国庆，法国总统邀请与会的哲学家茶叙，罗忠恕因为没有礼服未能参加。登上世界第一塔，罗忠恕极目远眺之余复凝眸沉思，被誉为世纪智者的罗素先生一番话浮现在他的脑海：“除了16世纪西班牙和美洲之间的文明交流外，我认为在这以后的一段漫长的时期，没有任何一个两种文明交流的例子能像中国和欧洲这两种文明交流那样典型。”对于自己立志从事的事业，罗忠恕不由升起一股自豪之情。罗素是他景仰的哲学家，罗忠恕曾请教他：“欲谋世界趋于统一，是否应培养或能否培养文化背景不同之共同信仰？”罗素回答：“共同的文化背景是不需要的，中国也不必惟妙惟肖地去学美国的好莱坞。” 对于罗忠恕发起的东西方交流活动，罗素评价道：“你想推进的事我很赞同……就现在的形势来说，因军事上的必要，文化上的努力不免暂受抑制……但你的见解诚然是高瞻远瞩，从长远来看，你所关怀的实在比战争胜利者更为重要。”
撩开时间的面纱，一位叫艾尔文的德国人的形容总令罗忠恕挥之不去。“二战”期间，一场刺杀希特勒的行动失败，参与行动的艾尔文为正义而献身。艾尔文是罗忠恕在华西坝结识的友人，他曾为罗忠恕介绍拜访其父──量子力学的开山鼻主蒲朗克教授。正是以次为契机，罗忠恕在欧美拜访和结交了许多重要人物。以下是他欧陆行迹之一斑：
1937年9月，于罗马拜访哲学家晋提立，此人是意大利前教育部长。同月，往捷克拜访亚利丝博士，此人是捷克国父马沙利克之女。月底，于柏林大学拜访汉学家韩立奇和史坦。1939年底，在剑桥大学与李约瑟博士第一次会面。参观其工作室，对他所建立的有关中国古代科技的十余万张卡片钦佩不已。随即为李约瑟联系访华事宜。1947年1月10日晤面物理学家林德曼，此人是丘吉尔首相的科学顾问，同时结识路透社两位负责人。同月，在大英博物馆会见东方古物管理员格雷，得见大量古写本佛经和敦煌绘画，悲喜交加。2月，结识1945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福列明教授。同年，会见英国工党总书记、哲学家拉斯基，罗忠恕问他英国何时归还香港，拉斯基回答：“英国一定要将香港归还中国，但要看中国执政的的政府。”同年，与哲学大师罗素在剑桥共进午餐，纵论东西方文化，深获教益。12月16日，在美国拜访科学巨擘爱因斯坦，此前，他与爱因斯坦已有通信……
1947年5月28日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这一天，罗忠恕在李约瑟博士的陪同下前往联合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长赫胥黎聘请罗忠恕担任该组织的哲学顾问。在这期间，罗忠恕以题为《中国传统中的人权思想》的论文向全世界发布了一个中国教授的人权观。在这篇激荡着智慧的文章中，他认为中国人更强调人际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强调的不是人权。“民为贵，君为轻”人民是国家的根，根固而而国泰民安。生存权、自我表现权、享受权，应当是作为世界成员的基本权利。文章是用英文写成的，罗忠恕的女儿，四川大学教授罗义蕴摘译过其中一段：“生存权与环境保护有着密切关系。物质资源不能浪费，每一个人从社会中取走需要的东西时也要对社会作出贡献，不能以懒惰来侵占别人的劳动。自我表现权实际上是自立、自尊。每一个人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社会进步靠每一个人的表现。而享受权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社会和内心的。内心世界的平静，工作与闲暇的合理分配，文化、美学、宗教、求知都要得到满足。宗教与宗教之间要提倡容忍，对无神论者也要有容忍精神。”该文1949年被收入联合国《人权论集》。
破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中国传统文人的情怀，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20世纪，罗忠恕将此种精神提升到了新的境界。他的世界视野使他的言论不乏深刻的洞察力和前瞻性。“要勉励外国学生学好汉语，中国学生学好外语，以加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这是罗忠恕在弥留之际留给后人的最后一句话。当我们沿着这句话溯本探源，发现几十年前那场文化交流的壮举已积淀出深厚的历史魅力。
五，罗忠恕：《忆与爱因斯坦的一次会晤》
我是1947年12月16日上午得到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主任的通知，叫我当天到研究所与爱因斯坦教授会晤。这位主任告诉我，为了保证爱因斯坦享有安静的生活，集中精力去思考科学上的重大问题，一般是很少接见客人的。我一到爱因斯坦的研究室，他迎面而来，热情地同我握手，并介绍了当时与他在一起进行研究的波兰物理学家英费尔德先生。他的室内布置简单，除桌椅外仅有一张黑板，写满了数学计算。他知道我是参加了在墨西哥举行的联合国文教组织年会后刚来到美国的，便问起这个组织对推动国际科学文化教育工作的情况。我对他说：“这组织太庞大了，远不如你与居里夫人、穆锐教授等人在旧国际联盟中的国际学术合作委员会中任委员时所起的作用大。”我还对他提及在抗日战争期中，我们之间用信函讨论各国大学应怎样进行学术合作和文化交流的往事。记得他回信表示积极支持，在信中还赞扬了中国人民团结一致英勇抗日的精神，并说历来侵略中国的异族，虽然一时占领了中国，但都被赶走，并最终接受了中国的文化，这表明中国文化的融合力是强大的。
这次日本对中国的野蛮侵略虽使中国受到巨大的破坏，而中国终究是要取得最后胜利的。可见他是怎样热爱中国文化，对中国前途寄寓着极大的希望。正是由于这种真挚的友好之情，我抑止不住自己的激动，对他说，“在你给我那封信中所写的赞扬中国的话，确实使我们受到很大的鼓舞。”他说：“正义在你们方面，所以中国与其它盟国并肩作战，终于战胜了日本”。爱因斯坦的谈兴很浓，后来，话题涉及到了科学应为人类造福的问题。他激动地对我说道：“我们科学家虽然能了解自然，也部分地控制了自然，但没有掌握如何正确地运用科学的权力，科学家总是成为各国政客所利用的工具。”他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同情弱小的被压迫的民族，主张全面裁军，销毁核武器。他认为一切科学应是用于造福人类的。我告诉他，在英国剑桥大学时，艾丁顿教授曾表示对爱因斯坦的学说的最新发展已跟不上了。
爱氏在科学上不断进取，虽早在1905年发表狭义相对论时已有很大的成就，但总不满足，在治学态度上非常严谨，虚怀若谷，平易近人。1919年，爱因斯坦根据广义相对论所作的光与其它有质量的物体一样，经过大质量的引力场时，会沿着弯曲路径前进的结论，就是1919年艾丁顿领导的英国天文家在日蚀观察中证明了的。这件事轰动了科学界，从此爱因斯坦的理论才被物理学界所公认。我们的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最后在他的研究室内，我们一同拍了张照片，以作纪念。我怕延误了他研究的时间，就同他握手告别。这次的谈话，距今虽已30多年了，但爱因斯坦那和蔼可亲的容貌和他那关怀人类命运，捍卫世界和平的谈话，还经常清晰地萦回在我的脑海里。
（编者注：此文为罗忠恕先生为纪念爱因斯坦百年诞辰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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