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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世文烈士简介
罗氏善庆祠人物篇（之一）
作者：罗世存http://www.luos.org
罗世文，字自元，小名自九。1904年8月2日出生于威远向义乡（镇）观音滩罗家湾。早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大学、柏林陆军大学（炮科），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烈士。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川康特委书记、川陕省委常委兼党校校长。八路军驻成都办事处主任、《新华日报》成都分馆负责人。
1950年2月，重庆市人民政府召开万人追悼大会，首任市长陈锡联、副市长曹获秋，代表重庆市政府，向罗世文亲属正式颁发“烈士第OO二号”烈士优待证明书以表悼念。2005年2月，《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及各省市主要新闻媒体同时开展“永远的丰碑”大型主题宣传活动。罗世文列为同年2月21日宣传的：中国共产党八十年来党史上的优秀英烈。
罗世文祖辈，系旧时自流井地区（今自贡）有名的“盐业世家”。其祖父罗振之是清代道光至光绪年间，家族盐业发展史上第四代传承者及当家人。父亲罗万隆曾继任重庆“盐邦公所”总首并兼管罗氏“泊渝号”船邦事务。自1900年后，因历遭官司缠颂，不幸于1907年7月10日病故于巴县狱中。其时罗世文尚未满三岁。
罗世文在祖父的精心照料与啊护下，得以健康成长。五岁时就入读罗氏“花萼山房”（书院），师从叔父罗万芳（前清举人，字茂卓，号爱棠）深受传统儒学文化教育与薰陶。自幼养成勤奋好学习惯。
1915年正值全国反满护国运动迅速兴起，护国军从云南出师“讨袁”，途经叙府（今宜宾）泸州等地时，自流井地方民众积极支持参与声讨活动。罗世文受其影响即兴试作“韵梅”五绝一首，以南方盛开的梅花反寓北方冰封的严寒。充分表露出一个十一岁少年忧国忧民的心声。
1916年春，川军在自流井组建“急进军”，支持护国运动，军校毕业的罗永钦在家乡组织“青年学生兵团”，罗世文与堂兄弟罗世帅、罗世良等数人一起学习军事知识，参加班排训练及野营活动。1919年“五四”运动暴发，自流井学生联合会分赴荣威两地散发传单，声援学生爱国运动。罗世文与罗世良、罗世帅、罗世法等十余人，在罗氏养正小学成立“读书会”，阅读学习进步书刊、探讨政治及社会问题。
1920年，罗世文在养正小学毕业后，家乡的条件已不能满足他对知识的渴求。便到重庆石板街五姐（詹罗氏）家寄读，同年进入重庆教会补习学校，次年考入重庆四川省商业学校，课余时间他阅读了诸如《新青年》、《向导》《春潮》、《觉悟》等许多宣传新文化思想及共产主义理论书籍。1922年暑假，他回到家乡将“读书会”正式更名为“劳农读书会”，并将带回的进步书刊供大家学习讨论，发表感想，投稿宣传。在此影响下，家中子弟30余人先后参加中共地下组织，成为中共党员或社会主义青年团成员。
1923年8月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来重庆组建“马克思研究会”，罗世文被选为该会干事，并经童庸生介绍正式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重庆团地委在省商校新建团支部，罗世文当选为支部书记。在一次参加社会活动时有幸认识了革命家吴玉章。两人相识胜欢，并于同年七月暑假二人相约一同回到荣县。罗世文在吴老故居双石桥蔡家堰客居两日。离别时赋《奉吴老师惠存》七绝一首，共同勉力为革命理想而奋斗。即日回家后又建议将“劳农读书会”改名为“观音滩农协小组”，并亲自拟定“农协会员须知”，供大家学习遵守。
1924年9月，团中央派萧楚女同志来川协助杨闇公改组重庆团地委，经杨推荐罗世文任团地委书记，续与萧、杨二人在重庆先后组织成立《四川平民学社》、《学行励进会》、《四川劳工互助社》等进步社团。同年11月因日本轮船“德阳丸号”贩卖伪币并用武力反抗检查而引起的伤警事件，在渝造成极其恶劣影响。罗世文于12月6日用试闻笔名写信给团中央汇报《关于“德阳丸”事件》①发生始末，并将此案详细情况撰文刊登在《新蜀报》上。
1925年2月，经萧楚女介绍，罗世文在重庆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七月以于迪名义撰写了关于《改造重庆学生联合会》一文，正式发表在团中央刊物《中国青年》杂志上，续与萧楚女等人以《四川平民学社》名义创办《烛光》月刊。同年在省商校毕业，经中共中央决定将罗世文等人派往苏联留学深造。10月抵达上海与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等人一同前往。次年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同班同学有向警予、李一纯、李大章、刘伯坚等人。
1928年，罗世文在东方大学毕业后，由国际共产主义中国代表团通知回国，途经巴黎时与在此留学的堂兄罗世襄、罗世棻相聚数日，于10月回到上海。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与中共四川临时省委委员方策一起回到四川工作。
1929年初，罗世文奉命赴广安，协助时任川军第二十八军第七混成旅旅长（中共党员）旷继勋工作。2月返回成都参加省委扩大会议。5月重回旷部传达省委指示，成立领导起义的党的组织“怡生特委”。6月组织“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指挥部”，罗任党代表，旷任总指挥。官兵二千余人在蓬溪宣布起义，先后攻克西充、南部、营山、巴中、渠县直捣梁平等地时，遭另一支川军伏击，伤亡惨重起义宣告失败。罗世文星夜赶回重庆向党组织汇报，并于8月4日以罗澈木笔名向省委作了《第七混成旅兵变后军事活动情况》②的书面报告，深刻总结了起义失败的原因、教训及其获得的经验。同年被任命为省委组织部秘书兼川南巡视员。
1930年，省委几位领导人先后被捕牺牲。罗世文与程子健、游少彬等人在重庆组建省委临时委员会。同年6月省委扩大会议增补为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先后组织领导了江津、广汉、宜宾、荣县等地的农民暴动以及自流井工人同盟大罢工运动。
1931年3月，罗世文任省委、军委书记时，面对重庆残酷的“白色恐怖”威胁，建议将省委迁至成都，得到中央及省委同意，并于同年6月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四川当前面临的问题。便提交了以特生的名义撰写的《四川目前形势及党的组织工作状况》③的报告。8月返川后按照中央指示精神改组四川省委，并任命为四川省委书记。为团结全党、增强战斗力，省委创办了《四川晓报》、《转变》等刊物，罗世文亲自撰写发刊词，编写了《列宁主义研究》一书，作为党、团组织学习与宣传用资料。
1933年10月，中央决定将罗世文、廖承志、杨德安等人调往川陕革命根据地工作。罗世文任川陕省委常委兼党校校长及高级干部训练班负责人，为学员编写了《列宁主义初步提刚》等讲授教材。次年2月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对抗中央北上方针，顽固坚持南下错误路线，受到罗世文、廖承志等人严厉批评。张怀恨在心，竟将二人非法关押，并在严密的监视下随军爬雪山、过草地，受尽磨难。对此，程子健同志于1959年7月1日发表在《成都日报》有关《记念罗世文烈士》一文中，就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作过如下叙述：
“在长征途中，一、四方面军会帅的时候，张国焘向
中央假报罗世文、廖承志二人逃跑，准备暗杀他们灭
口，幸而刘少奇、杨尚昆等几位同志在途中曾看见过
罗世文同志，证明张国焘扯谎，罗、廖二同志才免被
张国焘暗杀。”
1936年11月至1937年9月期间，罗世文在延安分别就任陕北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政治理论教授。并于1937年4月，在延安参加了中央扩大会议。会上罗世文就其自身的经历，用有理有据的历史事实，深刻剖析和批露了张国焘在川陕苏区所犯严重错误。受到全会支持与认同。5月参加了中央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
“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战形势危急，毛主席在延安亲自召见罗世文，命其火速回川，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9月24日罗世文乘专机抵达成都。回川后积极利用担任省工作委员会书记、川康特委书记，八路军驻成都代表、《新华日报》成都分馆负责人等多重身份，对川内主要军政人员：刘湘、刘文辉、潘文华、邓锡候等川军首领作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动员工作，得到积极响应与支持。并将中共领导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部队”与“海燕社”等进步团体合并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总部队”。至此四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共党的领导下基本建成。在“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方针指导下，抗战救亡运动在四川开展得有声有色，成为抗战时期有名的大后方。先后出川参战的川军多达350万人（伤亡60余万），为全国参战数最多的省份。抗战胜利后，《新华日报》在题为《感谢四川人民》社论中着重指出：
“历年来四川贡献于抗战的粮食占全国征粮的三分之
一。此外各种捐税、捐献，其最大一部份，也是四川
人民负担的，四川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解放战争
大后方之重要基地。”
1938年初，罗世文奉命去汉口，向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周恩来汇报四川工作情况，并于1月5日撰写了关于《在四川工作情况和要求长江局解决的问题》④的专题报告。详述了四川工作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及希望派张爱萍同志回川工作的要求。几天后返回重庆，按长江局的指示，负责筹建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及《新华日报》重庆分馆等任务。同年2月8日返达成都，向省工委传达“抗日初期中央有关党的新策略”精神，并于3月6日将贯彻执行中央新策略的情况及时向毛主席、党中央呈送了关于《四川政情和执行新策略进行的工作》⑤的书面报告。仅两天后的3月8日，又拟定了关于《团结抗战解决刘湘系纷争和其它工作》⑥一文，向周恩来转南方局所提供的又一份重要情报。并在文后特意加注了：
“许多的事容电达，盼接信后每日午后一时照原约呼号，
波长继续叫。”
足见当时四川政局已到了何种艰难的程度。而就在这一年，一直坚持假抗战而真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公然在全国掀起反共高潮，在国统区大搞“白色恐怖”残酷打击和清剿中共地下党组织及成员。而四川早已成为他们的眼中钉。特务们暗中营集，将屠刀直指成都，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国民党特务们以所谓“纠正思想”及“战时思想总动员”名义禁止阅读《新华日报》、《群众》、《全民抗战》等报刊，并勒令《蜀话报》停刊，甚至指责《新华日报》出版不合法，要求内部取缔。
1939年中共中央为维护国共合作大局，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于1月16日在重庆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领导四川等省的统战工作，3月8日，面对成都严峻复杂的斗争形势，罗世文以题为《成都时局恶化和川康特委工作的转变》⑦致函凯丰同志转南方局的报告。同年9月8日，罗世文在重庆以登华笔名，向中央南方局提交了关于《川康地方的政情变化和党的组织及工作情况》⑧的详尽报告，深刻分析了四川、西康两省当前的复杂形势、开展的工作、应急的办法及未来光明的前景等。10月罗世文在成都开召了川康特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对目前抗战形势及党的任务”与南方局对川、康工作的指示。会议决定，迅速缩小党的组织机构，精简人员，转移已暴露的党的干部，作好各种应急准备。
1940年1月，罗世文向博古、董必武、凯丰、叶剑英等同志送交了关于《国民党中央与川康地方势力矛盾诸问题》⑨的报告。分析了国民党中央与两省各派势力间分岐、军阀间的互斗以及军民、汉藏民族之间的各种矛盾与冲突。
自此之后，一直坚持防共反共的国民党顽固份子，行事更加猖狂，已从幕后走上前台，从隐蔽走向公开。公然撕毁协议、破坏国共合作，捣毁中共组织机构、搜捕中共党员。故于3月14日在成都制造了“抢米事件”，并污称此为中共所为，四处谣言惑众，制造混乱。并于3月16日晚慎罗世文去《新华日报》处理机密文件时，被早已埋伏的特务逮捕。当晚车耀先、洪希宗二人同时被捕。
此后，国民党特务组织“军统局”。为掩人耳目，回避指控，将罗世文、车耀先二人往返关押于成都、重庆、息峰等地秘密监狱。五年间，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以及多位领导人，在不同时期和地点，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正警告，要求释放“政治犯”罗世文、车耀先等人，但均遭拒绝，并于1946年国民党当局逃离大陆前，于8月18日午后3时将罗、车二人押解至重庆渣滓洞松林坡空地暗杀，用汽油焚毁遗体后，埋入荒草丛中。
解放后人们找到烈士遗骸，修建二烈士纪念馆，周恩来总理亲自题写碑文。罗世文家乡威远县为罗世文新建纪念馆、供人们凭悼与参观。
罗世文，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曾在敌人设下的“鸿门宴”前，只一句：“我岂能用你们搜刮来的民脂民膏，灌满自己的肠肺！”拂袖而去，以谢敌人。告别狱中战友时留下：“绝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的绝笔信。当死亡来临时，他兑现了：“许党为民万事轻”的承诺，他没有留下子女，但他在天之灵看见的却是永远“笑”到最后的人民。
他短暂、悲壮、精采的人生，让我们永记于心。
附：文中题及罗世文给中央领导的信函原件全文，可参阅《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央档案馆，四川档案馆1986年8月编
①（1922-1925）甲1
②（1929.4-1929.12）甲4
③1930-1931）甲5
④（1937.6-1939）甲11
⑤（1937.7-1939）甲11
⑥（1937.6-1939）甲11
⑦（1937-1939）甲11
⑧（1937-1939）甲11
⑨（1940-1947）甲12
附一：红岩英烈罗世文
 罗世文，原名泽模，号自元，学名瑟夫，又名特生，四川威远县人，1904年8月（清光绪三十七年）生于威远县与自贡交界处的观音滩。3岁时，其父因经营盐业破产，死于狱中。1920年秋，到重庆教会学校补习英语。1921年，罗世文在师友资助下，考入重庆甲等商业学校。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罗世文积极阅读进步书刊，参加革命活动。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秋，任青年团重庆地委书记。协同萧楚女、杨闇公工作，成立了“平民学社”、“学行励进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等进步组织，并参与领导了1924年反对日本商船暴行的“德阳丸案”的斗争。1925年他领导“重庆国民会议促进会”以及组织成立声援“五卅惨案”的“重庆国民外交后援会”。
1925年秋，罗世文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8年秋，罗世文回国。1929年初，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派他到二十八军第七混成旅协同该旅在遂宁与蓬溪交界处的大石乡宣布起义，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总指挥部”，罗世文任党代表，旷继勋任前敌委员兼前敌总指挥。当晚，起义部队转战于营山、渠县等地，发动群众打土豪、分浮财，宣传革命。后因四川军阀多路“围剿”起义军，部队攻打猫儿寨失利，在经过开县马鞍山夹槽时，被刘存厚部队包围击溃。起义失败后，罗世文与同志们分散突围。昼伏夜行，风餐露宿，他带病赶回重庆，向中共四川省委汇报了暴动的情况，被留在省委工作。
1930年上半年，在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人相继被捕牺牲和白色恐怖极端严重的情况下，罗世文同省委其他同志重建中共四川省委。并任宣传部主任。1931年初任省军委书记，不久改任省委书记。同省委其他同志领导了江津、荣威、广汉、梁山等地的士兵及农民暴动。“九一八”事变后，他在领导成都和四川南部升钟地区和梁山南岳场农民起义以及德阳孝泉等地的兵变。
1933年10月，罗世文受中共中央派遣，到川陕苏区，对张国焘的“左”倾错误有所发现和抵制，因而受到张国焘的排斥和打击，以后竟被张国焘以莫须有的罪名非法监禁起来。在长征途中，他仍被监视着，直到红一方面军同红四方面会师后，才获得自由。不久，罗世文担任红军大学理论教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派罗世文作为中共代表，回四川同刘湘、潘文华等地方实力派人物联系，领导四川的抗日统战工作。罗世文到成都后，向刘湘、潘文华等阐述了中共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受到刘湘、潘文华的重视。罗世文还通过早已在四川进行革命的张曙时、车耀先、王干青等，进一步在社会各界及地方部队进行抗日宣传和统战工作，同时，他还利用公开合法身份，通过多种渠道指导成都和重庆等的抗日救亡运动，促进了省内各抗日救亡组织的团结和合作。（右图为罗世文写给侄儿罗汉才的信）
1937年冬，中共中央派邹风平、廖志高、于江震等到川，会同罗世文、张曙时建立了中共四川省委工作委员会，领导全川的抗日运动和重建党组织的工作。罗世文主要负责上层统战的工作。1938年底，罗世文任中共川康特委书记。
国民党反动派为扑灭成都地区的抗日烈火，于1940年在成都制造了“抢米事件”，还诬蔑共产党策动饥民抢米，并以此为借口。镇压成都地区共党组织和进步人士。“抢米事件”发生后，中共川康特委决定有关人员尽快疏散，并要罗世文转移。罗世文认为自己是公开的中共代表，《新华日报》成都推销处负责人，同地方军阀统战关系较好，特务不敢对他下手； 同时自己走了影响不好，而且也确有不少工作要做，因而留在成都坚持工作。3月18日，罗世文到《新华日报》成都推销处处理有关事务，被预先埋伏的特务逮捕！
罗世文被捕后，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见劝降不成，便将罗世文、车耀先押解到重庆歌乐山白公馆看守所。1940年下半年，又押解到贵州息烽监狱。罗世文同车耀先、许晓轩、韩子栋等秘密建立了狱中中共临时党支部，他任支部书记。罗世文利用敌人狱中办的“复活周刊”、“养正周刊”发表文章，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或用借古讽今、含沙射影的手法，讽刺和揭露敌人。他还团结难友同敌人的各种反动政治宣传进行斗争。
1944年端午节，息烽监狱长“请”罗世文、车耀先“赴宴”，企图软化和引诱他们。但罗世文凛然地说：“今天的宴会很丰盛，但都是你用搜刮来的人民血汗，我不能用人民的血汗来灌满自己的肠胃。”说罢，同车耀先拂袖而去。
罗世文被捕后，中共党组织曾多次向国民党交涉，要求释放罗世文、车耀先。1945年国共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再次向蒋介石及国民党当局提出释放叶挺、廖承志、罗世文、车耀先等人的要求。但蒋介石却诡称罗世文、车耀先已被枪决，同时又命令将他俩更严密地监禁起来。
1946年7月，罗世文被押回重庆监狱渣滓洞。8月17日，敌人放出话说要将罗世文和车耀先转移南京监狱。罗世文意识到敌人要对他下毒手了，在一本俄文书籍上写下了给党组织的最后一封信，表示：“决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8月18日，敌人决定将罗世文、车耀先秘密杀害。下午3时，罗世文在松林坡刑场，面对敌人的屠刀，高声吟诵：“故国山河壮，群情尽望春。‘英雄’夸统一，后笑是何人？”壮烈牺牲。（左图为纪念罗世文诞辰100周年时，省、市领导为罗世文纪念碑揭碑）
新中国成立后，重庆市人民政府将罗世文和车耀先的遗骨从松林坡挖出来，隆重安葬，周恩来亲自为烈士题写了墓碑。并在旁边修建了“罗世文、车耀先陈列展览馆”。
附二：罗世文给罗汉材的信：21cm×18.2cm，2页便签纸，钢笔书写，纸张已发黄、陈旧，信纸中有破洞，是罗世文写给侄儿罗汉才的一封信。由自贡罗献文（又名罗世法）捐赠给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收藏。为二级文物。
 “汉材侄：许多时间没有写信回家，想来叔婆又在挂念吧！自抗战开动以来，事情当然更忙一些。兼之行踪无定，所以才少写信。日昨由西京承欧亚机飞蓉，晨七时半起飞，十时十分即在凤凰山机场平安降落，十一时就会见了伯群、七叔。我此次回川打算在蓉长住一些时候，当然还不能一定，年底如能抽空或可返家小住数天。来此可能，在蓉政界作点事，这对于我们当然不是要作官，名字也是改了的。此事对家中任何人均不可提及，至要。对叔婆也无需提及，只说我到了成都都安好便了。南墅有信给我，她很平安，对任何人都不可提及我。同她的事，我不久曾同她在上海会见过，她现在不在上海，但也不在四川。我这些情形只告诉了你和伯群，七叔因为我相信你们是不随便说话的。如叔婆问及南墅只说他有信给我就是了。十二叔处今天曾抽暇去过，但他同仲甫二婶均外出，只会见三妹及两弟。如有信给我可交伯群 叔转（信如装在给他的信内或封面写他收）。家中情形盼便中告知。顺询 叔自元 廿五号 仲亨兄弟现在家如何？我对他们真是颇难照料，我在此不可让他们知道，仲亨的烟不知戒了没有？在西京曾晤世鸾但他不知我来川。”
（2020年9月12日资料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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