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氏家园 (http://www.luos.org)|我的六十年

我这六十年

作者：罗良富http://www.luos.org

甲子轮流转，弹指一挥间，常常还在孩童时的美梦里，一转瞬却已经进到老年。回顾我走过的几十年，辛酸多于甜蜜，到也充实；平凡不见辉煌，但是平安。追忆往事，无怨无悔，面对未来，于心更安。

(一)，同学少年

1951年，我到了上学的年龄，大人买几张纸，订成个本子，找破碗底翻转做墨盘，背我到本村小学发蒙，没有书，是高年级同学用本子帮忙抄的，就这样，我开始了“十年寒窗”真正意义上的“苦”读。
初小在本村，高小在侣俸场，中学在铜梁中学，虽然读得很苦，却也没有停顿过，终于为罗氏家族读出了个高中生。关于学生时代的艰辛，我将在《不是笑话的笑话》中记叙，这里就不细说了。
学生时代，有两个叫“超”的同学是难以忘记的。一个吴启超，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同学同班，甚至同室同铺。可惜他受家庭历史的影响，至今仍在当农民；另一个叫舒跃超，高小、高中同学同班，以后读中央党校大专班还是同学同班，现在仍是很少经常能够见面的同学之一！也算是缘分吧。

(二)，投笔从戎

1963年9月8日，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人生道路来了个急转弯，我作为首批学生兵，从高考场上应征入伍了（后来有管档案的说，当初记载的确是到军校，但值困难时期，实际到了野战部队）。1966年重新选拔到工程兵学院，但身体都检查了也没去成，所在部队说去了回不来，直接提拔，不放去……幸好，要不还参加了“四大”──由此开启了漫长的自学之路。
我的愿望是搞通信的，但接兵的是工兵排长，看中我了，特务连坚决不放手，好容易才得了个学生，又有几个文艺细胞，说什么也不让给别人。这就决定了我当工兵的命运。
虽然我在连队和在战士文艺宣传队的时间基本是五五开，但在连队，我做为重点改造的“小知识分子”，确实是吃过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头，实现了脱胎换骨。虽然失去了上军校和到战旗军乐团的机会，却成了军区模范共青团员，成了巡回做演讲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还在同时入伍的战友中早早提了干，当上了军官，并且实现了当了干部就转业的愿望(当然，这是“四人帮”迫害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入伍时，我背去的是高中数理化课本，转业时背回来的是康斯坦丁若夫的哲学著作(“文革”中收书藏下来的)，可见军队确实是改造人的大学校，我的钻研方向已转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方面来了。

(三)，亲历“文革”

在文革战乱中，军队是以“支左”名义介入的。
我提干后的行政职务是工兵排长，但基本履职岗位是文艺宣传队长，特别是1967年初进入成都“支左”后，我就一直呆在宣传队，直到1969年从云南转业。
我们的任务就是“宣传毛泽东思想”，不仅常在锦江大礼堂、解放军剧院等演出，而且带队到各群众组织去演出，化解矛盾。军队来了就意味“支持”啊，可了不得呀，所到之处，不管是属于什么派，都受到热烈欢迎，激动得现在的人根本不能理解。我又是个先进人物，当然是受欢迎的核心罗。
宣传队专门从四川音乐学院请有老师和学生，在那段时间，我的乐理知识、作曲技巧有很大提高，演出的节目，大多出自我的手。

(四)，“九九归一”

当兵六年，我虽多次往返成渝两地，但都没有探过亲，回过家。
1969年4月，我的人生道路又来了个急转弯，“四人帮”上打老帅，下挖基层，我被作为试点对象首批转业了！已经上了车，好多干部、家属都仍不相信是真的。
其实那时不叫转业而是复员，特别的复员，一律到农村，即便爱人在城镇工作，也要动员其一起去农村，据说是当时的陈副总理要全国学大寨，军队干部有多少要多少(直到1980年才落实政策，定性为错案，改为转业)。
复员回乡，到成全了我和曾祥玉(已经叫曾红了)。我扪1960年相识，整整九年了呀，多少等待，多少曲折，终于团聚了，终于走到一起来了。军队里传说罗良富为了老婆走的，有同学说罗良富读书时就不老实，其实哪是那回事啊。除了患难与共，恐怕没有更能说明问题的词汇了！

(五)，出征“三线”

我转业时，正值“三线建设”热火朝天，我处理完回乡后的事务，不久就被安排到永红厂来了，又走上了国防建设的新里程。
我们来永红厂时，还是一片荒山，没有工厂的影子。我是作为现场政工干部要来的，因为是工兵出生，任务就是组织炮工组开山放炮了。后来有评价说是“开山放炮第一人”也不为过。

1970年土方工程完后，组织上要我到人事部门，而我认为在工厂就要学技术，主动要求到车间，于是，我就到车间学起了钳工。这样的举动，现在的人恐怕是不能理解的。
1973年初，工厂筹备成立党委，组织了宣传队，由于我在部队的经历，就又被抽到宣传队操起了旧业。这一来，断断续续，又搞了好些年，也出了像歌剧《三张通知》、舞蹈《牧归》等象目象样的作品，至今还在被人谈起。

(六)，保卫干事

1974年“批林批孔”，我又成了“工人宣讲组”的一员。不久还作为江津地区理论骨干参加四川省的理论讨论会，回来后就到江津地委党校(当时叫“五七”干校)宣讲《十大关系》，从此，我又在理论上露头了。
回到工厂后，本来宣传科要人的，但保卫科确实缺人，我就到保卫科当了内勤干事。主要工作就是管理保卫档案，我在部队当过一段时间文书，那是驾轻就熟的事了。有时也出去跑跑案子，搞搞调查，但都没有大的动作。
在保卫科的几年，我基本没有什么可以记叙的事情(最大的“收获”怕是学会了抽烟)，但对我适应机关工作倒是一个熟悉的过程，过去毕竟一直在基层工作的。

(七)，青年头头

1977年4月，我被提拔为厂团委书记，正式登上了领导干部岗位。那时的干部制度比现在严格的多，我这个团委书记可是江津地委批的哦，以至有的老同志说，这么年轻就当正科级……
青年的主要任务学习，我做青年工作六年，除了当好青年“领头羊”之外，也是带头自己“充电”的六年，加上生活条件有些改善，小孩也丢得手了，就拼命抢时间把过去耽误了的学习补回来。
1979年工厂办起了电大班，我用三年时间，拿了个高等数学的文凭，为以后的电脑编程打下了基础，从文的我也有一种成就感。那几年干部正学《哲学》、《政治经济学》，还有自己多年钻研的《形式逻辑》，我不用书本也能讲，就在其中发挥作用了。尤其是《形式逻辑》和《高等数学》结合起来，又把《数理逻辑》给拿了下来，还野心勃勃的想攻歌德巴赫猜想呢。期间，我作为重庆公司的代表出席了四川省的自学成才会议，重庆公司给我的奖励就是一本华罗庚的《数论导引》！
1982年，我的《数学福尔摩斯判案记》、《有谁来了？》分别在《中学生与逻辑》和《大众逻辑》上发表，学习初步见了成效。1983年四川省第二党校(现在的重庆市委党校)招调逻辑教师，到工厂联系，工厂说这个同志工厂要用，不放人，不久就让我到车间当支部书记去了，成为教授的机会檫肩而过，我由此而失去了改变命运的最后机会。

(八)，理论探索

1984年4月，我在车间当了一年多支部书记后，调回宣传部当部长，近20年的理论蓄势，终于得以迸发，同年，我就被中国统计电大永川教学点聘为哲学教师，虽然是讲熟了的课，但这才是正二八经的。

1985年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成立，为理论成果的发表搭起了一个平台，1987年宣讲“初级阶段理论”，使我在理论研究上展露头角，自此在全公司小有名气了。
有一件事是不能不说的。1985年中央党校开设干部函授学历教育，我为了使理论基础更加系统、更扎实，虽然主要课程已经当过了老师，但仍报名参加了三年系统的理论研修！

这宣传部长我一当就是十八年，真是“牢牢站稳宣传阵地了”。这十八年，既是我辉煌的十八年，连续当了三届党委委员，进入了工厂最高领导层；也是我收获的十八年，有数十篇论文发表和获奖，其中，《宣传思想工作领域不能搞“市场经济”》被《中国知网》收录；取得了高级政工师职称，从而固定了我在人前的“笔杆子”形象。

人们都说我会写文章，是个“写手”；有的说某某的政府津贴是我写出来的；甚至有人说我的哪篇文章救了工厂的命┅┅但也有论文能够获得最高奖，却没有发表机会的情况。
对于人们的溢美之词我是冷静的，我已经成熟了，也激动不起来了。我总给他们说，文章是研究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问题研究透了，把认识表达出来就行了，怎么写都成。我一直坚持没有自己观点不写文章的原则，同时又用电脑程序的风格来写文章，所以成功率比较大。

(九)，最后奉献

2002年初，工厂人事调整，我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担任了专职政策研究员。有的人对此不理解，也有人喻为“安全着陆”，我倒自得其乐，确实应该轻松一下了。

肩上没有了担子，我也没有闲着，正好对几十年走过的路进行清理和总结了。期间，我发挥见证了工厂发展全过程的优势，编写了工厂发展史《光辉的足迹》、《草拟了重庆液压件厂发展战略》、首次发表了工厂自我宣传的文章《科技兴厂换新颜》┅┅
没有了硬任务，我有了“玩”电脑的时间，已不满足十几年应用软件的开发，要向网络进军了。经过不长时间的努力，我个人建起了《重庆液压》网站，以后是《罗氏家园》，现在又是《铜中高63(2)联谊网》，一发不可收拾了。
2003年“七.一”，我再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两只老鸟守的窝也被评为重庆市“诚信文明模范家庭”，为我的奋斗里程画了一个闪光的句号。
2004年，甲子又转回到甲申，4月，我坚持上班到最后一天，退休养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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