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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南雄珠玑巷南迁姓氏考
来源：叶氏农耕文化http://www.luos.org
骘公墓碑铭记载：“咸淳初年（公元1265年）祖自南雄府宝昌沙水村徒居高要大迳再迁德庆悦水。葬上八都古有金牛头山坐巽向乾……宋皇诰封二品官贰始祖讳骘董公大人墓”。由于粤德庆董秋明宗亲的交流探讨，那么，咸淳初年（公元1265年）前后，有什么与人类迁徙有关的历史事件呢？
很多姓氏的宗谱记载了此时期的所谓“胡妃事件”，但是，该事件的人类迁徙真正原因却是战争，也就是在南宋灭亡前后，元兵攻陷了南宋京都临安（杭州），出现的大迁徙。却以宋史记载“贵嫔为尼”事件，编写成所谓胡妃之难，演变在宗谱记载成为大迁徙的因素。
而罗贵（字琴轩）为首的33姓97人，70多姓南迁，则是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或更早些的高宗绍兴元年（1131）的事，不是什么“胡妃事件”的度宗八年（1272）。既然，罗贵为首的97人迁徙，在哪时期没有董姓迁徙的记载，但是，自北宋开宝元年（968）开始，北人大量南迁珠玑巷。人们为逃避金兵的杀戮而南迁，发生在北宋末徽宗、钦宗二帝被俘，即靖康之耻（1127年）前后。金兀术掳走徽、钦二帝之后，又于高宗建炎三年（1129）率兵渡江南进。岳飞领军抗击，收复了健康（南京）之后，又于绍兴三年（1133年）领军镇压江西省的农民起义。这时期处在北人南迁的大高潮之中。直至端宗景炎一年（1276），元兵攻陷了南宋京都临安（杭州），南宋灭亡前后。
南雄被称为斗城，不可能容纳蜂拥而来的人群，南迁者只好在离城不远的珠玑巷择地而栖，进进出出经历近300多年。那么，董姓迁徙便有了充分的合理条件与历史依据。
一、绍兴元年（1131），处在北人南迁的大高潮之中
北宋末年，金兵南侵，攻陷汴京，灭亡北宋。宋高宗赵构带领大批官员从中原逃到太湖流域，建立南宋王朝，定都临安（今杭州），史称“建炎南渡”。这个仅存半壁江山的王朝，长期受金兵侵扰。建炎三年至四年（1129—1130），金兵又分两路南犯：一路犯建康直趋临安，追杀宋高宗；一路从湖北进军江西，追杀隆祐太后。隆祐太后率一支逃亡队伍经洪州（今南昌）、吉安，奔至虔州（今赣州），一路被金兵追杀，仓皇逃窜，到虔州又发生兵变，乱兵抢了皇家财宝，其景况非常凄惨。辛弃疾词“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便是回首这件事的。
后来，隆祐太后被高宗接到临安去了，但是跟随她逃亡的那批官员既不能同去临安，又不能回到已被金兵占领的中原地方去，只好越过大庾岭寻找安身之地。岭南是金兵铁蹄未曾到过的地区，但是前路茫茫，他们又不敢贸然深入“南蛮烟瘴之地”。故而从梅关下来之后，就在南雄境内古驿道旁的沙水村暂住下来。这些人因战乱被迫离乡背井，对中原故土眷恋不忘，珠玑巷原来在北宋京城开封附近的祥符县。宋朝廷被迫南迁时，这里的人跟随南迁，有部分人越过粤北梅岭，立足于南雄州。迁到南雄的人不忘故乡，还将新居地称珠玑巷。有人就把老家开封府祥符县珠玑巷的名称用来称呼目前的居留地，于是便有了南雄珠玑巷。谁知一住便是百多年，子孙繁衍，后人就把南雄珠玑巷当作自己的故乡了。
《简明广东史》分析指出：宋代人口的大量南迁，始因战患。北方的少数民族，先后建立辽、金、元政权。辽军多次南下攻宋。金灭辽后，在1126年灭亡北宋后继续向南宋进攻。长期的战争给中原以至江南地区造成严重破坏，人民大量逃亡。因此，广南两路(指今广东省境)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大量尚未垦种的可耕地吸引了渴望安居乐业的各地人民。今台山境内余姓奉为始祖的余靖，在他的《望京楼记》《浈水馆记》已将大庚岭记为入粤的主要通道了。《简明广东史》记，“南宋初，逃避金兵，随宋室出走赣南的军民很多逾岭暂居保昌(今南雄)，进而南下。”“南宋末，元兵扰攘，逗留于保昌的难民若干个“姓”“族”(即家族)联合向州县申请路引，集体乘竹筏南渡，到广州各县‘辟地以种食’，更有来不及准备路引就仓皇登程的”。
1984年11月20日，附城东风陶器厂在蟹山进行基建挖土时发现一座宋代墓葬。这座古墓建筑精致，距地表1.8米深处，铺有一层60多厘米用蚬灰、河沙混合糖水填实的“三合土”，封着一个牢固的石墓。石墓上铺上6块长1.35米、宽36厘米、厚23厘米每块重达五六百斤的石块。石的石块，斧凿精致，结构由石头吻合，十分牢固。石墓出土1件龙泉窑青釉三足炉、1对造型十分精巧的双耳青釉瓷瓶，3件瓷器均完好无缺；还捡到嘉元宝、通宝铜钱各1枚(嘉为北宋年号，1056—1063年)。墓内有一方砖，用石朱色写的墓记，因年久长期浸水，无法全部辨认，仅知墓主人是一位武官。文物部门鉴定为宋代的石墓。这座靠近台城的宋代墓葬出土，证明早在南宋以前，今台山地区已经人烟比较稠密了。史书上记载，宋代已有官居尚书之李乔木的家眷居留于今台山地区。清末邑人雷泽普著《新宁乡土历史》记，李乔木，汴梁人，宋建炎进士，官至银青光禄大夫、兵部尚书。绍兴年间因疏忤权奸，谪贬岭南，后在南恩州逝世。其子李玖，奉母侨居新会斗洞。清代道光十九年编的《新宁县志》也记在台城平政街，建有尚书坊，“为宋尚书李乔木建”。由此可见，早在宋绍兴(1131—1162年)年间，经过开发的今台山地区，已经吸引不少南迁的中原人。
在台山人的历史传说中，不少宗族都称他们的先祖是从南雄珠玑巷迁来的。其实，宋人经南雄珠玑巷南迁珠江三角洲，只是历代较大规模迁徙中的一次。
然而，人们迁徙不因胡妃事件而因战争的迁徙，又牵扯出不同的胡妃事件版本。
二、不同的“胡妃事件”版本
宋度宗咸淳九年癸丑，有宫人苏氏失调雅乐，胡妃（别书记作苏妃），因触怒皇帝，皇上大怒，打下冷宫。苏妃从宫中潜逃，扮作民妇到河边寻船，而至关口市下湾。适逢珠玑巷财主黄贮万运粮到临安，船泊码头，恰遇南雄府保昌县牛田坊人黄贮万在口泊船备三牲酬神。
黄贮万见苏妃貌美，邀请下船，两人谈话投机，苏妃愿下嫁黄贮万，黄贮收留为妾，隐姓埋名带归南雄。当时黄贮万不知道眼前美人原是皇上的妃子。（另传：南宋度宗成淳年间(公元l265年至1274年)，胡贵妃被奸相贾似道迫害出逃，贾似道令尚书张钦率兵追捕。胡贵妃在江边被广东南雄珠玑人黄贮万与刘壮搭救，她隐瞒身份，随船到珠玑巷。数月后，胡贵妃与黄贮万互生爱意，就在他们结合之际，传来官兵追捕胡贵妃的消息，胡贵妃道出真情，黄贮万表示不怕灾难，愿生死与共。）
后来皇上免赦苏妃，将她从冷宫迁回妃嫔居住的地方，才发现苏妃已逃潜，便下令兵部尚书张钦行文各省，缉访一年仍无结果。兵部便谎报胡妃已死。张钦已获准不再追究，然而，有一天黄贮万的仆人刘壮因与主人有过节，因过失受主人责罚，出走来到京都，仆人怀恨于心，就向官府告发黄贮万收藏胡妃有罪，泄漏苏妃的秘密。张钦恐怕皇上查询真相，兵部官员闻知，惧被劾为欺君，便隐匿不奏。便捏造珠玑巷有贼作乱，企图消灭珠玑巷以掩盖苏妃匿身珠玑巷之事。为灭口起见，禀告皇帝说珠玑巷有匪情，请准许建寨驻军，意欲借此平毁该村。珠玑巷居民商议对策，罗贵等见大祸临头，罗贵就建议大家向南方地广人稀的地方迁徙，马上申请南迁。于是大家伐树串成木筏，随浈江飘流而下。胡妃怕连累众人，遂投井自尽……这一传说被载入许多家族谱中，因而得到广泛的流传，
又见流传：南宋度宗咸淳八年，也就是公元1272年的8月，宋朝度宗皇帝到景灵宫祭祀先皇之后，恰逢大雨。当朝宰相贾似道劝皇帝等雨后再由他用大骡车接回宫。但是胡贵妃的哥哥胡显祖已准备了一辆叫逍遥辇的小车把皇帝接走了。贾似道大怒，竟以“陛下举动不得不预闻”为借口，以罢证要挟皇上，并诬说胡氏兄妹有夺权的野心。度宗皇帝没有办法，只得罢了显祖的官，再将胡妃贬为蔗民，令其出宫为尼。至此，贾似道才答应上朝理政。之后，胡妃为避贾似道加害，乘隙溜出寺庙，扮作游妇，改苏姓，混迹京省，漂泊流离。适逢南雄珠玑巷富商黄贮万运粮至临安（今杭州），在江边见一女子踉跄而至，哀求搭救。黄贮万便把她带返珠玑巷隐居下来，他俩后来结为夫妻。这事不料被家仆刘壮背主告发，官府即启奏朝廷。贾似道便以珠玑巷百姓要“造反”为名，于是发兵围剿珠玑巷。因珠玑巷民预先得到罗贵女婿梁乔辉遣人密报。众人商议认为当时的南方土广人稀，易于分散以避官兵。于是纷纷逃离家园。他们以竹木结筏浈江南下，来到珠江三角洲等地。逃亡大军当中，尤其以珠玑村贡生罗贵为首的33姓、97户的集体南迁影响最大。这是一支十分庞大的南迁队伍。其中有麦氏一姓，“携家二百余口”，“至香山黄旗角乡”。后来散居到了珠江三角洲一带，并且开村立族，繁衍子孙。后来，这些人及其后裔，都异口同声地把南雄珠玑巷叫作是他们的“祖宗故居”。
当年那位皇妃嫁到此地，被官兵追索得急，为了逃避官兵血洗珠玑巷的灾祸，贡生罗贵祖、黄贮万等密议，决心保护胡贵妃和乡亲，于是全体珠玑巷村民乘木筏沿着浈江，往南方向珠江三角洲迁徙。在迁徙途中，贵妃不愿殃及珠玑巷的乡亲，独自返回珠玑巷向官兵招认自己身份，好让乡亲远走。黄贮万随后赶至，胡贵妃将黄贮万锁入空屋，自己投井自尽。黄贮万发狂冲出，怒斥官兵，以头撞井而身亡。至今，珠玑古塔下有一口古井，就是皇妃当年葬身之所。她死后，乡人怕她的鬼魂作祟，便建一砖塔盖住井口，用意是压住她的冤魂，可见那位“皇妃”命运之悲惨。后人为怀念胡妃，便在她当年所投的井上筑了一个“塔”来作纪念，这就是我们在珠玑巷里看到的“胡妃塔”。古塔在宋亡时曾毁于战火，元代重建。
一场暴风雨过后，风停雨止，胡贵妃与黄贮万在云间翩翩起舞，向奔向远方的乡亲祝福，一刹那，胡贵妃化为一座石塔，就是现在南雄县珠玑巷的贵妃塔。
据《新宁县志》记，宋理宗时的大理寺正卿雷复，原来就是祥符县人。他退职之后南下，先隐居在南雄沙水村珠玑巷。到咸淳九年(1273年)，又迁到新会的古博里(今属开平)。后来，他的儿孙繁衍到文章都斗洞(今大江大巷)，成为台山大江雷姓人的祖宗。在雷复南迁之前的开禧元年(1205年)，南雄珠玑巷已有一帮居民迁移到新会县了。这帮人是因避“胡妃之祸”而南迁的。也就是“胡妃之祸”与南雄迁徙有关，故事是否真实存在？
看看各谱的记录：
曹氏谱载：先祖曹汝端于宋宁宗期间（1195～1224）因苏妃之乱，偕同罗贵等97户33姓，由南雄珠玑巷南迁而来。
六村陈氏谱记载：先祖陈猷于南宋开禧元年（1205）因避胡妃之乱由南雄珠玑巷首迁新会石头后，再迁台山；
冲泮陈氏谱记载：陈谟在宋乾道九年（1173）生于南雄珠玑巷沙水村，终于淳祐壬寅年（1242），因胡妃之乱，由南雄迁来古冈州新会杜阮，后由杜阮迁德行里（即今台山冲泮）。
刘氏谱载：因胡妃之乱……乃随罗贵祖等97户于宋开禧元年（1205）三月十六日南迁……
以上四谱记载的时间都在开禧年间。
而谢氏谱记载的却是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麦氏谱和汶村陈氏谱记载的则是宋度宗咸淳八年（1272年）因避胡妃之祸而南迁。
这样，胡妃之祸发生的时间就有三个：高宗绍兴元年（1131）、宁宗开禧元年（1205）和度宗咸淳八年（1272）。这使我产生疑问：胡妃之祸是否实有其事？它究竟发生在哪一年？97户33姓南迁，是否真的同它有关？
三、陈猷、罗贵祖等九十七户逃难非因“胡妃事件”引起
（一）、几个不同版本的“胡妃事件”记载基本一致
胡妃故事梗概，各谱的记载一样，只是细节略有不同，其主要人物的名字略有出入，有的把胡妃写成苏妃，把黄贮万写成张贮万，把罗贵祖写成罗贵或贵祖。且举谢氏谱为例：
宋季间，有宫人苏氏，貌美性淫，贪私无已。一夕，上幸宫，失调雅乐，上怒，命下冷宫。时季宋宫禁不严，妃乃潜逃，无人知觉（引者注：另有一说苏妃与东宫不合，越宫潜逃），自度不可复入，因扮作游妇，混杂京省，踪迹漂泊，所遇辄投。时有富民黄贮万，系南雄府始兴郡保昌县牛田坊人。贮万备船运粮上京，遂得至关口市下湾泊船只，备牲酬福。时有妇歌舞近前，似有献媚之态。万见女貌美，稍有意挑之，女即下船与万言娓娓不已，愿托以终身之事，因载而归。后来上行敕复取苏妃，而不知逃亡矣。上怒，敕兵部尚书张钦行文各省缉访，经年无迹，乃复上准歇，不行追究。不知贮万所遇女子，即苏妃也，已改姓，贮万已纳之为宠妇矣。一日其家人刘壮因隙出走，扬泄弊端，传溢京省。兵部官知此，恐上究因，乃诈谓民违法作孽，会同五府六部所有文武官僚共掩前迹，密行计议，欲芟洗其地灭迹。伪称南雄府保昌县牛田坊有贼作乱，流害良民，冒挟圣旨准行，以南雄府始兴郡保昌县牛田坊地方，择地建筑寨所，聚兵镇守，庶国泰民安等事。时贵祖（引者注：即珠玑巷贡生罗贵）有婿梁乔辉，现在京都任兵部职方司，得闻声息，遂遣家人密报，未旬月，部文行批，立令照议，严行迁徙。时始兴郡牛田坊五十八村居民亿万之众，莫不嗟怨惶惶。惟珠玑里居民九十七家，贵祖密相通透，团集商议，以为南方烟瘴地面；土广人稀必有好处，大家向南而往，但遇是处江山融结，田野宽平，及无恶势把持之处，众相开辟基址，共结婚姻，朝夕相见，仍如今日之故乡也……即签名团词，赴县陈告，准立文案文引，仍赴府告准案结引，立号编甲，陆续向南而行。”
（二）、宋史记载“贵嫔为尼”
那么，胡妃（或苏妃）之乱，是否真有其事，其发生的年代究竟如何？查（宋史。后妃列传），从高宗到度宗130多年间，均无胡妃（或苏妃）其人，更无后妃逃出宫禁的记录。而据《宋史。贾似道列传》则载：“理宗崩，度宗又其所立……八年，明堂礼成，祀景灵宫，天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辂，胡贵嫔之父（宋季三朝政要卷四记作胡贵嫔之兄）显祖为带御器械，请如开禧故事，却辂乘逍遥辇还宫，帝曰平章云云。显祖绐曰，平章已允乘逍遥辇矣。帝遂归。似道大怒曰：臣为大礼使，陛下举动不得预闻，乞罢政，即日出嘉会门。帝留之不得，乃罢显祖，涕泣出贵嫔为尼。始还。”这里的胡贵嫔，是否就是各谱中记载的胡贵妃？若据此，则贵妃出宫确有其事。胡贵嫔出家为尼之后，再从寺庙中逃出然后为黄贮万所得，这虽然是传说，也是极有可能的。
我们再来看麦氏谱的记载，就更为明白了：“溯我族由南雄下之始，据旧谱云：宋度宗咸淳八年九月，祀明堂，贾似道为大礼使。礼成，幸景灵宫。将还，遇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辂。胡贵嫔之兄显祖为带御器械请如开禧故事，却辂乘逍遥辇还宫。帝曰：平章得毋不可。显祖绐曰：平章己允。帝遂归。似道大怒曰：臣为大礼使，陛下举动，不得预闻，乞罢政，即日出嘉会门。帝固留之不得，乃罢显祖，涕泣出贵嫔为尼，似道始还。由是贵嫔出宫，作钞化状，肆行丐食。有南雄保昌县富民张贮万，运粮入京，船泊关口市。备牲酬福。此女下船乞食，衣虽褴褛，而艳异常人。张怜其无依，遂挚归保昌牛田坊。……”
这里的记载与宋史记载相符，由此可见，胡妃实于宋度宗咸淳八年（1272）出宫，因避胡妃之祸而南迁的事，应发生在度宗咸淳九年（1273）。这样，因此事而南迁的当另有其人，而不是那97户33姓了。（见：http://www.ihuang.org/a9-02-01-0006.htm）
（三）、罗贵等97户南迁不在“贵嫔为尼”时期，而是在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或更早些的高宗绍兴元年（1131）的事
所谓“罗贵等97户33姓集体南迁。”则是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或更早些的高宗绍兴元年（1131）的事。它早于胡妃出宫67年乃至141年。据谢氏谱记录的97户33姓南迁“赴南雄府告案给引词”和南雄知府钟文达批文及南雄府引文所记，是绍兴元年（1131）正月初十；而我市六村陈氏《提领月刊》所载则是开禧元年（1205）正月初五。同一件事，这两姓的记载相差竟达74年。（见：http://www.ihuang.org/a9-02-01-0006.htm）
那么，先从两谱所载的呈文及批文研究：
谢氏谱呈文，“赴南雄府告案给引词”：保昌县牛田访十四图珠玑村岁贡生罗贵，居民麦秀、李福荣，黄复愈等连名团为逃难俯乞文引早救生灵事。贵等历祖辟住珠玑村，各分户籍，有丁应差，有田赋税，别无亏缺，外无违法向恶背良，为因天灾地劫，民不堪命，十存四五，犹虑难周，及今奉旨颁行，凡民莫敢不遵，贵等因思近处无地堪迁，素闻南方烟瘴地面，田多山少，堪辟住址，未敢擅自迁移，今开居民九十七人团情赴大人阶下，伏乞立案批给引文，经渡夹津岸陆，庶众生早得路迁移安生有址，沾恩上词。绍兴元年正月初十日团词人罗贵等。
知府钟文达批准文：查得贡生罗贵等九十七人，原系珠玑村属人也，词称迁移之故，行虑集兵之扰，非有禁过之例，准案引行，此照通行，方至止处，即传该掌官员，告下复引，毋违。
吏房文吏黄英茂行本府文引：岭南道南雄府为逃难给行早救生灵事。本年正月十三日据始兴郡保昌县牛田坊十四图珠玑村贡生罗贵等连名呈称前事内开：为天灾人祸，民不堪命，十存四五，犹虑难周，及今奉明旨颁行，筑土设寨。因思近处无地堪迁，远阐南方烟瘴地广人稀，堪辟住址，未敢擅自迁移等情到府，据此案查民贡生罗贵等九十七名，非恶孳民氏。为此合就行给文引，批限起程，凡经关津岸陆，此照通行，毋得停留阻禁，方到此处，合应行赴该府州县立案定籍，缴报文引，以凭造册，转报施行。绍兴元年正月十五日给限四月二十日缴，吏房书吏黄英茂行。
而六村陈氏谱记载的呈文是：具呈陈猷、罗贵祖等九十七户为逃难乞给文引救恤生灵事：历祖向居南雄珠玑巷，各分户籍，有丁应役，有田赋税，别无亏损，别无违法，向系循良，为天灾地劫，民不堪命，十保四五犹虑难周。今奉旨将里作寨，覆限批引，不敢有违。思忖近处，无地堪迁，闻南方烟瘴地广人稀，欲投往安生。乞给文引，俾便迁行。开禧元年正月初五日上呈。
经知县胡统化批准，又经府尹陈文达批道：陈猷罗贵祖等九十七家，原系南雄珠玑里民，词称迁移之故，乃虑丁之忧，非干遗禁之例，准案给引。
（见：http://www.ihuang.org/a9-02-01-0006.htm）
从以上两例可见，97户33姓集体大规模南迁，是发生于绍兴元年（1131）或开禧元年（1205）的事；而其南迁的原因主要是逃避兵燹，即引文中的“筑土设寨”或“将里作寨”。所谓将里作寨是将民居改作营房，朝廷要在这里驻军了，老百姓是奉旨南迁的。为此，我们可以断言：发生于70乃至100多年之后的胡妃之难，怎么可能成为此次南迁的原因呢！
（四）、北宋开宝元年（968）始，近300年的迁徙
其实，珠玑巷人南迁，自北宋开宝元年（968）就开始了。当时中原大地“五代十国”战乱频盈，北人大量南迁。珠玑巷在南雄城北11公里，北距江西省大余县城32公里，旁靠浈江，土地开阔肥沃，物产丰富，是北人入粤的必经之路，而南雄城当年很小，占地只在0．2平方公里左右，被称为斗城，不可能容纳蜂拥而来的人群，南迁者只好在离城不远的珠玑巷择地而栖，条件较好者成为永久居民，条件较差者则稍事歇息即继续南迁。后来人口增多，连部分在此世居者都加入了南迁行列，珠玑巷于是成为人群迁徙的中转站。如此迁来又迁去，进进出出经历近300多年。
这样看。各姓族谱记载的南迁时间各不相同，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这近三百多年间，有资料可查的迁徙达130多次，其中大规模的南迁有两次：
第一次，人们为逃避金兵的杀戮而南迁，发生在北宋末徽宗、钦宗二帝被俘，即靖康之耻（1127年）前后。金兀术掳走徽、钦二帝之后，又于高宗建炎三年（1129）率兵渡江南进。岳飞领军抗击，收复了健康（南京）之后，又于绍兴三年（1133年）领军镇压江西省的农民起义。谢氏谱记载的97户33姓的南迁，刚好发生在这两次战役之间的绍兴元年（1131），处在北人南迁的大高潮之中。当时南宋初建，朝廷忙于对付外敌与农民起义，大局未稳，即使发生了妃子外逃也是小事一件，哪顾得上化大力气去追查。而六村陈氏谱记载的是开禧元年（1205），离此已78年，当时全国局势已相对稳定，南宋偏安一隅，呈现出繁华景象，人群大规模迁徙的事已不可能发生，相反，如果此时发生妃子外逃而引起追查则有很大的可能性，但史籍的记载恰恰不是这一年，而是67年之后的度宗八年（1272）处在另一次大规模南迁的前夕。
第二次，人们为了逃避元兵追杀的南迁，发生在南宋灭亡前后，史载宋恭帝（赵显）德祐二年，亦即端宗景炎一年（1276），元兵攻陷了南宋京都临安（杭州）。台山海宴沙栏通亨村人巫岫云就是在这一年弃官逃回家乡隐居的。发生在此前三年的逃胡妃之难，难道其中不夹杂着一点战争的因素吗？
关于此次南迁南海鹤园陈氏谱载：“宋度宗咸淳九年癸酉岁（1273），怀王妃胡氏，逃于南雄府保昌县沙水村珠玑巷，溺水，至次年引文查访，民虑及难，各携家逃窜荔枝山下者万余人，遂结竹为牌，顺水漂流，乃狂风大作，牌散溺死甚多。”这里没有提到97户33姓，可见是别一次南迁无疑。
后人修谱时已是元朝，可能是出于对朝廷的避讳，或者是其他因素所致，大家竟把前后几十年甚至百多年发生的事扯在一起，把各姓各有原因的南迁，都结到了胡妃的账上，真是冤哉枉也。
不过，莫论是集体南迁还是个别南迁，也莫论时间远近，来自南雄珠玑巷这一点却是共同的，毫无疑问的。
据《南雄文史》载，先后从珠玑巷南迁的有六十六姓，包括：罗、湛、郑、张、尹、文、苏、谢、陈、麦、卢、汤、温、谭、赵、伍、曹、区、李、梁、霍、吴、胡、冯、蔡、阮、郭、廖、黄、周、孔、黎、何、陆、高、关、朱、邝、凌、肖、司徒、屈、表、丁、庞、林、任、缪、邓、杜、甘、石、孙、严、鲍、雷、杨、简、唐、程、潘、叶、韩、魏、侯、姚等等。南迁后裔而今散居珠江三角洲和广东各地，乃至海外。
四、南宋灭亡引发的大迁徙演变成为“胡妃事件”引起的迁徙
南宋灭亡前后，史载宋恭帝（赵显）德祐二年，亦即端宗景炎一年（1276），元兵攻陷了南宋京都临安（杭州）南迁的大高潮之中。
珠玑巷人南迁并不是同一年月同一批次成行的（咸淳四年、六年、九年、十年都有迁徙），各批人的最后定居地也不一，有的还一迁再迁，散居在珠江三角洲各县，与原住的土著逐步融合，形成广东三大民系之一的广东民系。
根据《新会乡土志》、《东莞英村罗氏族谱》、《新会泷水都莲边里麦氏族谱》及《番禺市桥谢氏族谱》等书记载：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以南雄珠玑巷贡生罗贵（字琴轩）为首的33姓97人（各以户主署名，故应视作97户），联名具文向政府申请南迁（文中提出的申请理由是“天灾人祸，民不堪命，十存四五，犹虑难周”），领到“文引”（迁移许可证），自南雄向广州、冈州（新会）、端州（肇庆）迁移。其中罗贵一家来到新会朗底村（今称良溪，在鹤山市雅瑶镇潖珍村对面）开居。
罗氏、谢氏的族谱都著录了《珠玑村三十三姓九十七人流徙铭》，铭文如下：珠玑流徙，罗湛郑张，尹文苏谢，陈麦卢汤，温胡赵伍，曹区李梁，吴冯谭蔡，阮郭廖黄，周黎何陆，高发其祥。九十七人，开辟烟瘴，三十三姓，永镇南方。（《豫章罗氏源流考》载此铭略有出入，记作38姓98户）
在罗贵这一批人流徙的前后，还有若干批人从珠玑巷迁来珠江三角洲。中山人黄慈博查考了大量族谱，作《珠玑巷民族南迁记》，共收集70多姓。除《流徙铭》所记33姓外，还有庞、康、唐、邝、丁、石、雷、孔、邓、孙、司徒、邵、任、朱、魏、程、侯、鲍、缪、房、容、潘、冼、祁、袁、姚、蓝、萧、韩、甘、林、杨、梅、吕、严、刘、关、屈、余、简等40姓。
以致70多姓南迁。《珠玑巷史事》，是根据中山黄慈博所辑的《珠玑巷民族南迁记》遗稿而撰写的。遗稿从收集各种诗文集、四十多种家谱、族谱中，摘录出来有关珠玑巷的记载几百段，并且作了一些考证和校对工作。
黄慈博在遗稿中以三个家谱、族谱《东莞英村罗氏族谱》、《新会泷水都莲边里麦氏族谱》和《番禺市桥谢氏族谱》，互相对校。而以罗氏作底本，叙述一段宋朝末年珠玑巷三十三姓，九十七户居民南迁的故事。《番禺市桥谢族谱》还附有《珠玑村三十三姓九十七人流徙铭》，铭文如下：“珠玑流徙，罗、湛、郑、张、尹、文、苏、陈、谢、麦、卢、汤、温、胡、赵、伍、曹、区、李、梁、吴、冯、谭、蔡、阮、郭、廖、黄、周、黎、柯、陆、高发其祥。”九十七人开辟烟瘴。三十三姓永镇南方。子孙万代，为国栋梁。文经武纬，愈远愈昌。
当时，珠玑巷居民罗贵约同黄复愈、李子才、陈世道、伍元露等97人携眷南逃。呈文写道：“牛田坊十四图珠玑村贡生罗贵，居民麦秀、李福荣、黄复愈等，因为赴难，俯乞文引救恤生灵事。贵等历祖辟住珠玑村，各分户籍，有丁应役，有田赋税，别无亏缺，外无违法向恶背良。为天灾地劫，民不堪命，十存四五，犹虑难周。今奉旨颁行，将里筑寨，严限批行，民不敢有违。祖等思忖近处无地堪迁，闻南方烟瘴，地广人稀，欲投往安生，乞给文引，俾利迁行。”这呈文于开禧元年正月初五日经知县胡统化批准；又经府尹钟文达批示：“罗贵等九十七家，原系珠玑里民，词称迁移之故，乃虑兵丁之扰，非干违禁之例，准案给引，此照通行。”文引于开禧元年正月十五批给，四月十六日同文引97户，各携家眷南行。26日到顺德大良、朗江等地，求得土人马天成、龚应达等作保，到番禺县立案入户籍。后来，他们又有一部分人南迁到新会，散处今台山境内。《刘氏家谱》记，“有兆熊、沙亭二叔祖，一入赘中乐都，一入冈都新宁地方。”珠玑巷人南迁，是迁入珠江三角洲乃至今台山地区的一帮人，是人数较多的一次迁移。如今台山境内黄姓居民，初居黄州江夏，后由福建莆田迁南雄，再由南雄迁移至珠江三角洲。
然而，从上文可知：罗贵（字琴轩）为首的33姓97人，70多姓南迁，则是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或更早些的高宗绍兴元年（1131）的事，不是什么“胡妃事件”的度宗八年（1272）；而发生在南宋灭亡前后，史载宋恭帝（赵显）德祐二年，亦即端宗景炎一年（1276），元兵攻陷了南宋京都临安（杭州），出现的大迁徙。却以发生在此前三年的所谓胡妃之难，在宗谱演变记载成为大迁徙的因素。
五、迁徙珠江三角洲
各家谱、族谱所记载的珠玑巷居民南迁的原因虽然不一定确实，不过，中国历史的记载可以确定是北宋末年，高宗怆惶南渡。在战乱中，中原士民一部分随高宗向东南迁徙，到太湖流域一带，另一部分则随隆祜太后到赣(江西)南去。隆祐太后自赣南回返临安后，士民在动乱中又翻越大庾岭，抵达广东北部的南雄。
这支从中原南迁，越过大庾岭而在畔雄栖身的士民，经过一段时期，人口愈来愈多了，生活愈来愈困难，他们的子孙不得不顺着浈江(南雄在浈江上游)南下，迁徙到珠江三角洲，以求生存。
珠玑巷人南迁珠江三角洲则始于南宋末年，那是元兵南侵所造成的。德祐二年（1276），元兵占领临安，元将吕师夔政陷韶州和南雄州，宋守将曾逢龙、熊飞战死。在此前后，珠玑巷人为避元兵杀掠，尤其是那些从中原及江南迁徙到南雄居民子孙，不得不往更南的地方迁徙。他们在迁徙的过程中，为了互相照应，一批一批地结伴同行。乘竹筏沿浈江到韶州，再顺北江南下珠江三角洲，寻找新的安身之地。其中一批人定居广州，把珠玑巷的名称又带到广州来，所以广州也有一条珠玑巷。
《台山县乡土志》记载，由南雄珠玑巷迁徙至台山境内的，就有海宴春场、都斛东坑、赤溪冲金、汶村的陈氏，水步长塘的廖氏，海宴村的郑氏，海宴的甄氏，海宴南头的冯氏，独冈的袁氏，海宴街的赵氏，泮溪的邝氏，上川岛的甘氏，上下洞的李氏，萧村的萧氏，海宴的谭氏，寨门的容氏，大担的徐氏，那马冈的伍氏，白石的樊氏，旧仓巷的谭氏等等。在97户33姓的申乞文引人中，及前后经南雄迁移至今台山境内的，当不止这些姓氏。
相关链接： 宋珠玑巷罗贵家南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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