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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我的父亲、黄埔军校少将副处长罗怒涛
作者：黄埔后人 罗桥础http://www.luos.org
 人的一生中很多事件都会被遗忘，然而少年时代丧父的忧伤我却始终不会忘却。一位在抗日战场上出生入死，挥洒热血，力克日寇的骁将，其生命最宝贵的时光驰骋在捍卫民族尊严，捍卫国土完整的浴血战场上。然而这样一位爱国的职业军人，在年富力强之际，在步入人生事业的巅峰之时，却突然坠入社会的深谷，受尽凌辱含冤去世。这怎能不令人感伤？！
一、启蒙兴隆堡
父亲原名罗德馨，四川省南川县人。1906年出生在南川县鸣玉乡兴隆堡。南川县地处四川东南，东接武隆，西北靠重庆，东北通涪陵，东南及南边紧靠贵州大山区。从南川县城往北方向沿着公路步行大约二十多公里，便来到鸣玉乡（即现在鸣玉镇），当时这是南川通向涪陵最捷近的一条路。鸣玉乡置身浅丘山地，比较贫脊。从鸣玉乡到兴隆堡大约有十多公里路程。由鸣玉乡往东经南泥垭，沿着大溪河向东北方向，走到汤盆之后折向东南，再沿着鱼泉河边逆流而上，行走一段路途之后，进入山间小道，便来到溪涧旁的一个小村寨------兴隆堡。池塘边有座罗家大院。父亲幼年时代在这里的私塾接受启蒙教育，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四书、五经以及《古文观止》等。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新学开办得越来越多，后来，父亲被送入鸣玉乡开办的新学读高小，在这里他接受到新思想的熏陶，扩展了自己的视野。
二十岁，父亲遵照父母之命娶王氏为妻，并添一子罗纯武（1928年父亲离家考入黄埔军校不久，王氏病故）。随着年龄的增长，视野的扩大，父亲带着渴求新知的欲望，常常徒步到鸣玉场镇或南川县城了解社会新信息，接受社会新思潮。
二、从戎黄埔校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腐败的满清王朝，动摇了封建统治的社会根基，声势浩大的民主救国新思潮风起云涌，开始在全国各地传播。特别是1919年北京爆发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的影响传到川东，在年青人心中燃烧起救国图强的理想火焰。当时父亲正值十多岁的少年，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父亲逐渐成长起来。
北伐战争节节胜利，革命洪流席卷全国。广州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传遍全国各地，数以千计的青年投笔从戎，纷纷南下广州报考黄埔军校，立志从军报国。
1928年1月30日正值农历正月初八，21岁的父亲辞别他的父母和新婚不久的妻子以及襁保中的儿子（罗纯武），毅然投笔从戎。血气方刚的父亲满怀豪情壮志将罗德馨改名为罗怒涛，誓将自己变为“怒涛”，荡涤封建桎梏和军阀势力，由此可见父亲的人生追求和革命气概。
父亲冒着严寒，从南川步行到涪陵，经涪陵乘船经三峡到武汉，准备跋山涉水南下，远去广州报考孙中山创办的“黄埔军校”。在武汉一家饭馆里吃饭时，从邻桌几个年轻人的交谈中得知：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形势发生了变化，黄埔军校正在筹备迁校到南京，更名为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此时黄埔军校专门派人在武汉设立了招生处，父亲于是按照报纸上招生广告的地址前去报名。经过体检和考试，被录取为预科生，随队开赴杭州接受入伍训练。1928年冬预科生开赴南京，于1929年初春正式分科编班成为黄埔第七期学员。黄埔军校当时的教育长是张治中。黄埔七期分步兵、骑兵、炮兵、工兵4科，父亲被编入学生第一总队步兵大队第四队。学习的科目包括战术学、地形学、各式兵器、装械、机枪、迫击炮等。从预科开始，前后经过两年时间，第七期学员共计852人于1929年12月28日毕业。父亲时年二十三岁。
此后，父亲在国民革命军第4师独立旅（后来扩编成第25师）中相继担任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团长。
国民革命军第4师的前身系由黄埔军校第二教导团演变发展而来。
1924年年底成立的黄埔军校第一、第二两个教导团，后来扩编壮大成长起来的队伍是北伐军的主力部队。最初的团长分别是何应钦和王柏龄。此时关麟征在第二教导团担任连党代表。
父亲自告别亲人，离开家乡投笔从戎之后，一别便近20年。离家这段时间父亲忙于抗战抵御外辱，在他的几位亲人过世之时也未能回家尽孝，只能多次汇钱回家表示孝心。抗战胜利后，1947年6月家中最后一位高堂去世，父亲才带着我的母亲及六岁的我回到四川省南川县老家奔丧祭祖。
三、浴血古北口
骁将拼死战日寇，壮士碧血洒疆场。
1933年1月，日寇侵占山海关、九门口之后，抢占古北口外一带有利地形，直逼平津。长城要塞古北口素有“京师锁钥”之称，它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古北口长城段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得之则占先制之利，可以瞰制敌人；失之则处于不利的态势，将使古北口南城暴露无遗，而南城地形低于长城，历史上是历次战役担负防守的驻军的后方大本营。
国民革命军第4师独立旅于1933年元旦扩编成第25师，2月由师长关麟征统率匆匆北上抗日，从蚌埠赶到北平东北密云县古北口长城段，加强第67军的二线阵地阻击日军。
1933年3月5日，第25师在通县集中完毕，8日下午6时该师全部到达密云县城。为免遭日寇飞机轰炸，白天隐蔽。由于战局紧急，第25师奉令于当晚11时出发，连夜行军，9日上午8时到达石匣镇。至下午8时，继续向东北方向古北口进发。
3月10日6时第25师73旅（旅长杜聿明）、75旅（旅长张耀明）率部进驻古北口南城东西两侧高地及龙儿峪阵地。
3月11日拂晓，日军发起总攻，10时突破东北军112师阵地，敌乘胜攻击龙儿峪阵地，同时向古北口南城进攻。
3月12日拂晓，日军全面攻击，战况更为激烈。14时敌占古北口东关，杜聿明转至古北口南高地指挥。
第25师73旅布防的阵地在古北口南城东西两侧高地，73旅的145团在右翼地区，父亲所在的146团布防在左翼地区，是南城正面的战场。
当时，父亲时年26岁，担任国民革命军第25师第73旅146团9连连长（即原第4师2团9连），率部担负古北口南城左翼防线的守护任务。因为应战仓促，部队刚从安徽匆忙北上，后勤补给一时跟进不上，士兵们穿着草鞋，在寒冬的冰天雪地中，冒着遭遇日寇飞机轰炸的危险，与日军的飞机大炮对垒。古北口长城一带高地都是坚硬的秃山岩石，构筑工事及掩蔽难度很大。父亲用民族危亡的警训，鼓动起士兵抵御外辱的热情，安排士兵轮番劳作，同时身先士卒作示范，终于建起了比较牢固的掩体。在拉锯式的阵地争夺战中，他带领士兵冲刺在前，英勇杀敌，击退日军的多次进攻。战斗中不幸被日军的榴弹片击中多处，身负重伤，被送往北平协和医院治疗。
父亲所在的第25师以四个步兵团对抗优势之日寇──满洲派遣军西义一第八师团全部及骑兵第三旅团，顽强拼搏，浴血奋战三天，日军始终未能攻破25师阵地。
古北口抗击战中，中方第25师、第107师和第112师各部与日军鏖战，牢牢固守住阵地，日军受到沉重打击。但是由于日军装备精良，在侵华战争中实战经验丰富，又有飞机、坦克及重炮火力的配合，而中国军队虽有抗日爱国的热忱，但装备简陋，除迫击炮外，山炮、野炮全无，又缺乏对日作战的战术和经验，加之无坚固阵地可凭，故伤亡惨重。战斗中第25师师长关麟征、旅长梁恺负伤，团长阵亡负伤各一名，连排长死伤达3/4，全师官兵伤亡总数达4，000多人，其战斗之惨烈可想而知。3月13日5时，第2师4旅在旅长郑洞国率领下，到达南天门，接替第25师。交防后，第25师撤至密云县整补。古北口战役是长城抗战的重要一环，中国军队相继在二个多月的时间里，以上万人的伤亡代价，顽强抵抗武器装备占优势的日军，致使日军伤亡二千多人，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这一惨烈的战役确实是“激战中之激战”。
四、保定护城战
1937年7月29日、30日，北平、天津相继被日军攻陷，日军把下一个进攻目标锁定为占领涿州、夺取保定。涿保战役，是“七.七”事变以来最激烈的战斗之一。我军以步枪、手榴弹、大刀等劣质武器和血肉之躯，抵御4个师团的精锐日军，给日军造成很大伤亡。
1937年9月19日，日军第六师团占领定兴后，出动飞机对我满城县及徐水县漕河一带进行轰炸。20日，日军第六师团占领徐水。21日，日军第十四师团开始对满城县大册营及大册河我军阵地进行攻击。守军第25师75旅149团官兵奋起反抗，混战一夜双方伤亡两千余人。第二天拂晓，我国守军以肉搏展开反击，驱逐侵入阵地之日军，收复阵地。但中国军队防线兵力不足，满城北部漕河一带地形复杂，经一天一夜苦战，守军伤亡过重，许多山头已被日军控制，奉命增援的第3军12旅又未按时到达。9月22日，日军又以坦克为先导，向军队发起猛攻，苦战至下午5时，阵地被日军冲破，该团官兵阵亡500余人，忍痛东撤。149团守卫的西部山区阵地被突破后，守大册河附近阵地第25师73旅145团左翼受到侧击，该团第三营与日军激战，伤亡惨重。团长韩梅村（1901─1996，黄埔军校第3期肄业，1947年5月1日在热河凌源参加起义）带领二营的一个连和团警卫排增援第三营，在炮火掩护下，向日军奋起反击，固守阵地。后因战线长，援军未至，防线被日军突破。坐镇指挥的五十二军军长关麟征，鉴于漕河防线已多处被日军突破，决定缩短战线，坚守保定城垣。激战一天，虽伤亡甚大，但日军未能逾过城垣。经过八昼夜艰苦奋战后，遵循统帅部指令，守军部署各部逐次撤退。护城战中，中国军队伤亡惊人，孙连仲部和关麟征部伤亡最大，均在三分之一以上。《大公报》当时报导《保定城垣保卫战》称：“抗战之激烈，牺牲之悲壮，在平汉线为最甚。”
父亲当时在第25师73旅146团任营长，担负的作战任务跟145团相同，扼守的阵地与145团相邻，可惜至今尚未寻找到详细的记载。
五、建功台儿庄
台儿庄大血战发生于1938年3月23日至4月7日，是中国军队和日寇在山东峄县台儿庄(今属枣庄市)一带进行的又一次残酷的战役，它是徐州会战的组成部分。
台儿庄大战之前，日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攻陷滕县、临城（今薛城），以一部沿津浦线南下，攻占韩庄，企图直犯徐州。
关麟征统率的第52军作为攻击性兵团，在这次战役中担负着关键性的任务，并由第85军、第75军配合在台儿庄附近向日军展开猛烈攻势。第52军下辖的第25师和第2师奉命向台儿庄东北的白城集中，迎击日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日军为争夺台儿庄，首先占领市街。1938年3月28日，第52军向进犯之敌侧背攻击，遭遇日军反击，双方进行街垒战。中国军队逐次开展反击，29日占领台儿庄以北的南北路，日军多次试图夺取南北路，都被这两个师击退。在肃清日军后，夺回了被日军占领的市街。日军为解台儿庄正面之危，速以第5师坂本支队(相当于团)从临沂驰援，进至兰陵北面的秋湖地区，即被第52军包围。1938年3月31日，第85军赶到台儿庄东北河西乡杨家庙一带，第二天两军联合起来向日军猛攻。这时临忻南下的日军第5师团坂本支队4千余人准备增援濑谷支队，却被第25师堵截。日军只好乘夜向杨楼、底阁方向逃窜，骑兵支队被第25师包围于兰陵镇西北之村庄，并被全部歼灭。1938年4月3日，第2师配合第25师，将日军坂本支队包围于杨楼、底阁附近，致日军伤亡累累。残部向底阁西南之肖旺附近逃窜，又被我军包围于肖旺。1938年4月5日晚，坂本支队向濑谷支队求援，但濑谷支队陷于第85军和孙连仲部包围之中，不能自拔。中国军队在对台儿庄东部外围的日军进行清肃，消灭大量日军据点后，展开对台儿庄内部日军的打击，迅速收复了甘露思、杨楼的东北部据点，为全面包围日军提供了有利条件，并最终同王仲廉的第85军一同完成了对台儿庄北部的包围部署。4月6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发起全线反攻令，52军负责在外围包抄敌人，并对残敌进行追剿。4月7日，坂本支队乘夜突围，濑谷支队向峰县以西溃逃。中国军队歼灭日军濑谷支队大部、坂本支队一部共计一万余人，终于取得震惊世界的台儿庄大捷。
台儿庄之战是徐州会战的战役之一，紧接着1938年4月21日，日军又以第5师团由临忻南下，企图与第10师团会合。张耀明率第25师和第2师由老县以东向邳县以北地区，在艾山至燕子河的大小刘庄一带阻击日军南下，为武汉保卫战赢得时间。因徐州会战之功，关麟征军长晋升中将，第25师师长张耀明记大功一次，升任第52军副军长兼25师师长。第2师和第25师各发奖金一万元。
在台儿庄抗日浴血大奋战中，父亲在关麟征统率的第52军第25师（师长张耀明）146团担任营长，在台儿庄外围东北担负阻击任务，打击从临沂驰援台儿庄的坂本旅团，切断日军的增援，在气势汹汹的日军援敌面前英勇顽强的阻击，使日军救援台儿庄的计划落空。
台儿庄战役是中国军队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在历时半个月的激战中，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牺牲，参战部队4．6万人（加上外围阻击战在内，前后进行了一个多月，投入兵力20多个师计12万人，其中台儿庄方面6万人），伤亡、失踪7，500人，歼灭日军1万余人。它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梦幻。它是抗战初期继平型关大捷后中国军队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必胜信心。
六、鏖战鄂与湘
台儿庄大捷后，关麟征因战功升任第32军团军团长，率部跟日寇较量的主要战场在湖北和湖南。
1938年7月关麟征率部参加武汉会战，阻击日军冈村宁次的第11军所属第9师团。日军进攻十几天，寸土未得，遗尸累累。1938年8月至10月的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会战，参战日军达30多万人，中国军队达110万人，战争中日本损失8万人，因病减员8万人，由此丧失了战略进攻的能力。抗日战争由此从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武汉会战后关麟征升任第十五集团军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1939年1月11日兼任第37军军长，1939年9月指挥6个军坐镇湘北，率部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
为进一步打击中国军队的抗战意志，1939年9月，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集中4个师团、2个支队及海军、航空兵各一部共10万余人，由赣北、鄂南、湘北分途进犯长沙，叫嚣“一星期内占领长沙”。
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调集32个步兵师和3个挺进纵队共24万多人，决定利用山岳江河等有利地形组织防御，采取“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作战方针，逐次抵抗，诱敌深入，准备在长沙附近消灭日军。
9月14日起，日军第6、13、33、106师团等部从赣北、鄂南、湘北三路进犯，占领多处城镇，进至长沙外围。中国军队在罗卓英、关麟征、樊崧甫等将领指挥下顽强抵抗，且战且退，不断阻击、伏击日军，并在局部地区包围日军予以歼灭。第52军(军长张耀明)是第15集团军的主力部队，当时担负从湘北的岳阳新墙河到赣北的修水、铜鼓一线的守备任务，以阻击日寇侵略军的南犯，该军下辖第2师(师长赵公武)、第25师(师长张汉初)和第195师(师长覃异之)等部，都是二旅四团制。父亲时任第25师146团的营长，奉命扼守岳阳新墙河南岸沿河防线，多次打退日军进攻。第195师则于赣北修水、铜鼓地区布防。10月2日，国军退至长沙外围，日军陷入湘北湖沼，已呈疲惫之势。双方激战近一个月，冈村宁次见无法取胜，权衡利弊后下令撤军。195师师长覃异之发现日军有退却迹象，迅速上报，关麟征抓住战机，果断地组织指挥部队实施反攻，全线追击，收复平江、南江桥等城镇。10月16日，双方恢复战前态势。由于这是抗战以来第一次大面积收复失地，战后关麟征升任第15集团军总司令。
1940年9月，日军畑俊六部向第52军阵地发起多次进攻，均被击溃。中旬，军长张耀明指挥第52军向汨罗河新市附近日军猛烈进攻，日军抵挡不住，遂向北岸溃退。此役称湘北大捷。
关麟征统率下的第52军（军长张耀明）、第79军（军长陈沛）、第37军（军长夏楚中）和一个游击纵队，其中，第52军是关麟征手下最勇猛的一个军。父亲当时担任第52军第2师的营长，先后参加了1937年9月的保定战役；1938年7月的武汉保卫战；1939年9月的第一次长沙会战；1940年9月的湘北大捷……。
在这一系列的战役中，父亲身先士卒带领士兵英勇杀敌。在这些辉煌的战绩中，父亲功不可没。在抗日战争中父亲的血没有白流，最终赢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作为子女，我们无不感到欣慰、骄傲和自豪。
七、戍边滇东南
抗日战争中，部队的建制时有变动。比如关麟徵担任集团军总司令的第十五集团军番号就多次变动。根据史料记载：武汉会战前后，1938年夏，陈诚就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其基本部队第18军随其调至第九战区，第4军、第25军也分别调入第九战区跟其他集团军一起参加武汉会战，此时，第十五集团军番号被撤销。1939年后，第十五集团军番号在第九战区恢复，关麟徵任集团军总司令，下辖张耀明的第52军、陈沛的第37军和夏楚中的第79军，共同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1940年关麟徵统率的第十五集团军番号再度被撤销，改称第九集团军。1941年春，第十五集团军番号在第一战区恢复使用，并参加中原会战。1945年初，第十五集团军划归第十战区指挥管辖，而关麟徵率领的第九集团军番号则一直使用到抗日战争胜利。
1940年8月，日军入侵越南，占领河内，并乘势北进，企图进一步进犯云南，计划从中国西南进行战略包抄。日军在越南大举扩张，随时都有可能利用滇越铁路作通道进攻云南，云南受到了严重威胁，大批驻越法军及越南难民纷纷逃入云南境内。为防止日军利用滇越铁路作为进攻的通道，滇越铁路这一中国对南的运输动脉这时只得被迫完全截断，滇南抗战从此揭开了序幕。
1941年国民革命军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将军率第52军第2师、第25师、第195师和第54军第14师、第50师、第198师，由湖南经广西抵达云南，担负滇越铁路以东的滇越边境防务，多次打退了日军的进犯，捍卫了滇越边境安全。同时，为配合中国远征军向滇西一带打通中缅的交通线，达到牵制日军的目的，发挥了巨大作用。
这支在抗日战争中久经沙场，锻炼成长起来的部队，训练有素，配备美式武器之后，装备得到明显提升，在滇南镇守国境达四年之久，禦日军于国境之外，使日寇不敢轻举妄动。
在这四年中，集团军总部一直驻守在滇东南重镇文山。父亲先后担任这个集团军第25师第73团副团长、团长。
1942年刘玉章由团长接任第2师师长后，父亲接任第2师第4团团长之职，带兵镇守中越边境一带。
在滇东南的四年中，父亲一度担任第九集团军中校参谋，曾随关麟征驻扎在文山。父亲不吸烟，不饮酒，更不参与赌博，在戍边军防的余暇，他唯一的爱好是读书，尤其是文史方面的书籍。他从军之后，一直在关麟征部下任职，随关出生入死、南征北战。古北口抗日作战中父亲负伤后被送往北平协和医院治疗，在医院里又曾跟关麟征的病房毗邻，因此跟关麟征的私交甚密。在文山，父亲曾戏称关麟征为“文山主人”，其意：一是指关麟征为文山地区最高军政首脑；二是因为关麟征的“征”，繁体字“徵”字右边为一个反“文”，中间的上部为“山”，下部为“主”，左边是一个双人旁，整个字由“夊、山、主、彳”四部分构成。这也足见父亲对文字学的酷爱和跟关麟征关系之密切。
在云南戍边期间，父亲还曾被派往缅甸边境的八莫、密支那等处参加中美合办的军官培训班学习，提高对日作战的军事指挥素质。
在驻守滇东南这段时间，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一同随军营调防多次移动。1945年7月弟弟在云南蒙自县芷村火车站降生，因此取名为罗芷村（读中学后改为罗乔敏）。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因父亲将赴越南接受日军投降，母亲带领我们三兄妹从云南返回四川省三台县老家。
八、受降赴越南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全面胜利。根据中、美、英三国首脑1943年12月1日发表的《开罗宣言》和1945年7月美、英、苏、中四国签署的波茨坦公告，越南北纬16度以北由中国军队接受日军投降，北纬16度以南归英军受降。
到越南受降事宜由中国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卢汉统领，他担任接受日军投降的主官。第52军是其中一支重要的受降部队，在军长赵公武率领下，1945年9月8日晚，自滇南进入越南北部受降，9月20日前陆续到达越南河内以东太原、北宁、甘南、太平的各个指定地点，接管日军的管制权利。
父亲时任第九集团军第52军第2师4团上校团长，奉命率部进驻越南海防。命当地日军交出一切武器、弹药、器材，并对接收的各类器材武器进行核实登记；对被解除武装后的日军，实行集中管理教育，等待遣送回日本；接管受降区内与日本军事有关的所有通讯、交通、财政、金融和产业部门。另外，还接收日本侨民在越南创办经营的一切商行、公司、工厂、学校、地方机关和日军占领的一切公私财产，解救战争中被日军俘获的盟军人员等等。
日军投降仪式于9月28日河内在举行。
10月31日，被解除武装的日军，全部集中到海防，被遣送回国的日本人(包括日商及日军家属)共8万人左右，前后共分10多批次，直到1946年4月才将他们全部遣返完毕。
九、从职副官处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战局不断变化，日军步步进逼，1938年8月，黄埔军校南京本部西迁内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利用离陪都重庆最近的成都分校校址作为新的黄埔军校本部校址，将原先的成都分校并入其中。自此成都分校与南京本校合二为一，组成了黄埔军校成都本部，改称为成都陆军军官学校，继续招收各地年轻人入校，为抗日前线培养军事人才。
成都陆军军官学校成立后，逐步扩大了校舍和设施的建设规模，校舍包括成都市内外的北较场、西较场、南较场，青羊宫，皇城遗址，外西草堂寺，文殊院，天回镇，新都宝光寺，双流县城也设立军校机构。抗战军兴使成都本校的军事教学空前繁荣，招生数量也大大增加。在八年抗战中，成都本校为前线培养了上万名军事人才，对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关麟征于1946年任成都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1947年10月，接任黄埔军校校长，成为继蒋介石之后第二任校长，是黄埔军校在大陆期间三任校长之一（第三任校长是张耀明），同时也是第一位就任该校校长的黄埔军校毕业生。
军校实行校长负责制，校长不在时，由教育长代行校长职权。校长下设5个处：1、训导处；2、副官处；3、教育处；4、经理处；5、军医处。
1945年底1946年春，父亲完成越南的受降接管工作之后，奉调率部经海路由秦皇岛登陆，到达辽宁沈阳市新民县，担负原伪满及日军占领区的治安保卫工作。当时部队的编号是保安七支队第十九团。
1947年6月下旬，父亲获悉他的最后一位高堂去世，马上辞去军职，从沈阳直接乘飞机到达重庆，然后返回老家四川省南川县奔丧。
奔丧结束之后，父亲经关麟征引荐进入成都陆军军官学校任副官处少将副处长。此前“副官处”的名称叫“办公厅”，自关麟征当校长后更名为副官处。当时副官处处长是黄埔第四期的毕业生吴丽川（少将，河南固始人）；副官处下设有三个科室：行政科科长为鲁克智（中校），统计室主任为刘振华（军简三级），收发科科长为王一士（中校）。先后曾跟父亲一起共事的好友还有姚国俊（曾任第25师师长）、张耀明（原52军军长，1949年秋接任成都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等。父亲此时颇为春风得意，因此取别号“破浪”，喻意人生正“乘风破浪”。
父亲在成都陆军军官学校任职的两年，是我们家庭生活最稳定的时期。1946年至1948年母亲在老家四川省三台县任小学教师，1948年秋季我们迁至成都跟随父亲一起定居。父亲一般不管家中事务，家里的巨细事宜均由母亲做主。比如，1945年9月父亲到越南受降，我们随母亲返回三台县，稍后在县城东街购买了由七间青瓦平房构成的一个小四合院（1948年秋我们定居成都后，仍由外公、外婆及姨妈及一个未成年的舅舅居住）；1947年冬由于物价飞涨，为了避免货币贬值带来的损失，由母亲的母亲娘家人帮忙在三台乡下购置了三十亩土地。
十、入编军政大
1949年底，人民解放军完成对成都及其周围地区的战略包围。此时，成都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张耀明、教育长吴允周、副官处长吴丽川等飞往台湾。在中共地下党员的策动之下，成都陆军军官学校第一、三总队10，000多人举行起义。父亲参加起义后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教导三队（原名十八兵团随校）。1950年4月，第十八兵团建制奉命撤销后，改称为西南军政大学川西分校。
成都临近解放，社会秩序混乱，我们兄妹三人跟随母亲回到三台县居住。父亲参加起义后由十八兵团发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家属证明书，1950年由母亲亲手递交三台县当时的副县长王棣之，并经王棣之批示县文教科科长谭善清安排母亲继续作小学教师，母亲被安排到心妙乡小学任教。我们家庭享受军属待遇，除门前悬挂“革命军属”的光荣匾之外，逢年过节还有居委会的领导到家慰问，赠送慰问品。
1950年6月15日，在西南军区大操场举行成渝铁路开工典礼，拉开了修建成渝铁路的序幕。经过10万军民两年的日夜紧张奋战，全长505公里的成渝铁路于1952年7月1日正式通车。这支筑路大军，包括西南军政大学川西分校的全体学员，我父亲也在其中。他们在军政大学里，一边学习马列、毛泽东著作，改造思想，一边参加铁路的修建劳动。
1951年10月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三反运动”，在军政大学里父亲通过学习，写信动员母亲把父亲毕生积攒的黄金悉数送交“三台县增产节约办公室”。加上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中的退赔，至此，家庭的积蓄全部耗尽，只有依靠母亲当小学教师每月的微薄薪金了。
十一、退伍坠深渊
作为职业军人，父亲二十多年一直戎马倥偬，居无定所；父亲的祖籍在南川县，在考入黄埔军校之后，父亲只在抗战胜利后1947年7月回过一次老家奔丧祭祖。1952年秋季人民解放军开展转业复员运动，父亲拿着西南军政大学出具的复员退伍证明回到母亲的原籍三台县。
居委会当时正在举办夜校，组织家庭妇女扫除文盲。鉴于父亲有文化，又是西南军政大学回来的，居委会安排父亲作夜校教员，晚上给学员读报、教学员学文化，还兼管街道黑板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中心工作。办黑板报父亲一丝不苟，每周换一次内容，从无延误。虽然他不善美工，仍要细心地用彩色粉笔在黑板边框上画些图案，在新闻标题处点缀些题花，努力把黑板报办成受人喜爱的精品。这些工作虽然没有报酬，但受到读者尊敬，也算是一种精神慰藉。但因父亲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军官，在三台县这种小地方是一件罪恶深重而可怕的事，渐渐地他受到一些人鄙弃仇视的眼神。为了减少自己在公众场合的孤寂，父亲在办黑板报时，总会把我带上，让我当助手，替他携带粉笔、直尺、黑板刷之类的东西。
最初，父亲对找到工作充满信心，积极地进行必要的准备。他用退伍时发的津贴买了不少文史哲方面的书籍，甚至专业性很强的诸如殷周历史之类的专著。家中没有书柜和书架，他将一块旧木板用钉子和绳子固定在墙壁上，做成一个简易的书架。
到后来，政治形势对曾为“旧军官”的父亲越发不利。他受到巨大的社会政治压力，对找到工作逐渐丧失了信心，加之家庭经济特别困难，他只得将自己珍藏的书籍全部廉价变卖掉，包括跟随他多年的一本厚厚的《辞源》词典。
为了应对经济拮据，父亲将家中一小块花圃改为菜圃，自己栽种冬瓜，将旧竹竿缠绕上稻草，把冬瓜秧苗引上房顶，每天细心地照料，冬瓜长得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冬瓜成熟后，我会满怀喜悦地登上梯子爬到屋顶，把成熟的冬瓜摘下来。盛夏到来是家里冬瓜丰收的时节，除了自给自足之外，我们会把多余的冬瓜放在街沿边变卖些钱补贴家用。
随着几位姨妈搬出我们家，大约在1958年，外公搬到二姨家住，我们三兄妹读中学吃住在学校，父母只留了两间自住房，其余的几间房子便陆续出租出去，以租金补贴日常需用，缓解家庭的经济困境。
为了进一步缓解家中的经济窘况，父亲曾打算靠卖文笔为生。在街边父亲搭起一张小茶几，摆两条小凳子，替人代写书信。等了几天只有一个人惠顾，得了一毛钱，而得到更多的却是路人怪异的眼神。父亲不堪受人白眼，愤然决定出卖苦力。当时三台县刚开始引进煤炭作锅炉的燃料，成立煤炭公司，工厂和一些大一点的机关单位陆续装备锅炉。煤炭则由木船装载从涪江上游运送到东河边的简易码头。煤炭从木船往岸上卸载却是依靠人力挑下来，这项重体力劳动，既苦又累，一般人是不会去干的。父亲认为码头边认得自己的人不多，可以少受人白眼，自己身体尚无大碍，这个苦能吃下来。父亲购买了一根扁担、一对箩筐，每天早上天刚放亮便饿着肚子，扛着箩筐到河边从木船上把煤炭一担一担地往岸上挑。八点多钟回家吃过早饭又往码头上赶。
然而更严重的打击却是政治上的。对父亲政治上的第一次沉重打击发生在1954年，当时全国进行第一次普选，有选民资格的名单进行三次张榜公布。在人们熟知的政治历史背景下，被视为“阶级敌人”者将被剥夺选举权。在选民登记过程中派出所驻街道民警多次调查父亲的政历，由于父亲参加了成都起义，又有军政大学的退伍证明，历史身份早就是清楚的，因此第一次公布的榜上有父亲的名字。但是在张榜后，因为“群众有意见”--“不该将选举权给反动军官”，人言可畏，父亲的名字很快从榜上被涂掉。既然如此，总得“挖”出理由来，于是在发“选民证”的群众大会上，将父亲揪到台上，公开宣布和批判他当过国民党军官的“反动罪行”！从此，父亲不仅背负沉重的精神负担，还经常遭到派出所修整、教训。当时，外公跟我们住在一起，他是城市贫民出身，担任居民小组长。因为父亲这件事外公受到株连，居民小组长的职务马上被撤掉。外公在家里一语双关地愤愤然叹息道“这真是墙倒众人推！”
1958年第二次全国普选时，因为确实没有找到什么新的“罪行”，“恩赐”了父亲一张“选民证”，重要的是他幸免了一场新的羞辱性的批判。
即使处在最沉闷的日子里，父亲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都积极拥护。他吸取了以前埋头书斋的教训，坚持读报使自己能了解和跟上形势的变化。在整风“反右”时，有人想把父亲打成“右派”，施加压力要他在街道居民会上“鸣放”，给党和政府提意见。父亲艰难地顶住压力，没有落入某些人设置的圈套，只给医院的护理工作提了意见。这样，父亲总算躲过了人生中又一次新的悲剧。
巨大的政治压力成为父亲沉重的精神负担，甚至一度使他神情恍惚。当时的物质供应都得凭票证购买，特别是粮食类的物品。有一次父亲到粮站购买大米，发现购粮登记本不在了，急得几乎晕了过去。那上面可是全家人的命根子，眼看马上就会断炊，他急得在家里团团转，到处翻箱倒柜寻找，终无所获。更为可怕的是，父亲担心被人抓住这件事，以破坏国家统购统销政策为借口对他进行批判，终日提心吊胆。当月全家人的口粮只好由外公到处向邻居借讨。后来申请补发新购粮登记本又经历了若干时日和周折。
这件事的真相，直到父亲临死之前才告诉我：由于当时受到太大的精神压力，他整日神志不清，一次购粮之后将购粮登记本放在背心的一个衣袋里，背心脱下后很长一段时间未再穿用，第二次购粮时忘掉这件事，越急越找不着。后来从背心衣袋里发现这本购粮证时，已补发了新的，父亲不敢再提此事，也不敢用这本购粮证购粮。否则，父亲又将会大祸临头。待到父亲被送往劳教队时，他如实地“坦白”了这件事，并把旧粮证上缴了。
父亲自1952年从西南军政大学复员回三台后，一直奉公守法，战战兢兢地夹着尾巴生活，在历次镇反、肃反、整风反右运动中规规矩矩没有越轨行为，故而找不到整他的新材料；但是因为父亲担任过国民党军官，因此一直受到社会歧视。他不能找到一份谋生的工作，整天惴惴不安，子女的政治前途受到株连，升学、就业长期受到影响。
十二、含冤离人世
五十年代，我们兄妹四人都未成年，尚在小学或中学读书。父亲担心自身的政历对我们的成长造成影响，总是忧心忡忡，始终小心翼翼、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地生活。即使如此，厄运仍然降临到他的身上，并因此断送了性命。
1958年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各地农村不断大搞高产田，农业生产“创造”出的“卫星”层出不穷。三台县公安局在苏河乡（现红星乡）建有一个劳改农场，为了跟上全国的跃进形势，囿于劳动力缺乏，急需调一批人供作役使，于是利用自身掌握的权力，编织借口向有“政历问题”的人发难。
这年深秋，我和大妹（罗羡蓉）正在三台中学念高中，均在校内食宿，母亲在乡下小学教书，因此平时只有父亲一人住在家中。一天晚上八点多钟大妹把我从教室里找了出去，告诉我：居委会治保委员到学校找到她，告之傍晚时分父亲被通知到派出所，现已送往拘押所。临走时未带被褥和碗筷，叫我们替父亲送去。我和大妹马上回到家中拿了一双竹筷子、一个“搪磁碗”，抱着一床破棉被，冒着凛冽的寒风离开东街直奔拘押所。拘押所位于新西街县政府旁边，当时靠近拘押所大门的围墙有部分已坍塌正待重修。我们正向门房走去，突然从断垣残壁的围墙里冲出一名持枪士兵，向我们大声喊道：“站住！干什么？”我们被吓了一大跳，大妹这时被惊吓得掉下来了眼泪。我们顺从地按照这名士兵的吩咐，写下父亲的姓名，将碗筷、棉被放在门里。我们未能见到父亲的面，父亲便在没有给出任何理由、任何法律手续或法律文书的情况下，被送往三台县公安局办的劳改农场--苏河农场去“劳动教养”。
大约一个月之后一个晚上，晚自习已下课了，传达室工人邱宗云托人到寝室找到我并通知说，父亲从劳改农场被送回县城，叫我马上回家。待我赶到家门口，吓我一大跳，离家一个月时间，父亲的面貌已变得难以辨认，骨瘦如柴地躺在一辆滑竿上，右脚赤裸，下肢肿得通红。他是由两名劳改队员用滑竿从苏河劳改农场抬回县城的。这两名队员告诉我，在繁重的劳动中父亲被锄头挖伤脚，感染破伤风，未予治疗，病情恶化，已经生命垂危，临近死亡时才派遣他们俩人抬父亲回家。
我们把父亲抬到床上，父亲已经奄奄一息。年幼的我顿时失去主意。跟我们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的阿姨王树德，是居委会的治保委员，为人还算正直。她一方面托人到乡下通知母亲，一方面拿出粮票和钱嘱咐我到面馆替父亲买一碗面条。买回来后，见到碗里没有一点油星，她特地从自己家中舀了一汤匙猪油加在面碗里（当时我们家中简直是一无所有）。然而垂危之中的父亲已经丝毫无法进食，只能喘着粗气断断续续地告诉我：公安局拘押他到苏河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教养没有其它原因，只是因为认定他是2%的反革命份子。
母亲接到通知，从乡下赶到家中已是凌晨时分，我们将家里一块门板拆卸下来当担架，将父亲抬到县人民医院抢救。然而这时早已失去抢救的宝贵时间，医院已无回天之力，父亲终于在医院含冤去世，时年仅52岁。这时家中早已一贫如洗，一切医疗、安葬费用只得靠临时借贷勉强凑集解决。父亲被草草掩埋在郊外的一座荒山上。
至今我都不懂这“2%的反革命”是什么意思？父亲二十多年戎马生涯，在民族危亡时刻对日英勇作战并因此身负重伤，为抵御外辱做出的贡献，对国家、对人民、对民族难道有罪吗！这样的人难道应当在遭受这般凌辱的情况下去世吗？
虽然没有任何法律根据认定父亲是2%的反革命分子，但是，家属和子女仍然受到严重的株连，背着沉重的反革命家属的包袱，政治上受尽歧视，连生活出路亦几乎断绝。我内心曾对王树德阿姨产生过怨气。1958年大搞全民军事化、共产化，父亲被拘押到劳改农场后，我们曾将家里锁门的钥匙拿了一把请她代为保管。居委会大办公共食堂，她带人到我们家把厨房里包括碗筷在内的所有用具全部送到公共食堂，大饭桌、圆凳也通通被拿走，家里真的算得上是家徒四壁一无所有了。难道这跟她无关吗？后来细细一想，结合她平时的为人，她并不是一个出卖良心的人，这种“置诸死地而后快”的作法，未必就是她的个人品质。因此，这件事也不能单单怪她，在那种大环境下，她也是不得已而遵命为之。
当然，现在每当谈起那些沉重的往事时，人们总是会说：是当时的政治气候决定的。诚然，政治气候是可以决定一切，可是，在同一片天地之间，有人有好生之德、仁爱之心，悲悯善良、同情弱者；有人却推波助澜、磨牙吮血，生、末、净、旦、丑竟在同台之中张显着人性的差异，展示着不同的嘴脸，这大约就是历史悲剧能演绎得淋漓尽致、发挥得令人瞠目结舌的原因吧！
十三、迟到的缅怀
1940年“湘北大捷”之后，父亲随关麟征驻军湖南，我于1941年2月在湖南省零陵县（今永州市零陵区）出生；随后，我和母亲跟随父亲他们的部队，从湖南经广西最后驻防在滇东南，妹妹和弟弟也相继来到人世。
父亲给我取名罗翘楚，“翘楚”本意是才能出众、杰出的人才。诗经《国风·周南·汉广》：“翘翘错薪，言刈其楚。”初唐王勃当众赋《滕王阁序》，一气呵成，在座皆惊。故《滕王阁序》被辛弃疾誉为“王郎健笔夸翘楚”（《贺新郎·赋滕王阁》），即此之谓。足见父亲对我的希望很大，希望我能超越前辈，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大妹1942年7月在云南出生，取名为罗羡蓉，“蓉”是抗日大后方成都的代称，“羡蓉”寓意渴望抗战尽早胜利，国家富强，民族兴旺，人民获得安定的生活；弟弟1945年出生于云南蒙自县芷村火车站，父亲为了纪念抗战戍边滇东南的四年时光，为他取名为罗芷村。最小的妹妹1954年出生于三台县，父亲为她取名为罗小蓉，寓意她是老么。
我们跟父亲在一起的时光，在我的记忆里不到八年时间。1948年秋季母亲从三台县辞去了小学教师的工作，我们从三台迁到成都居住。当时我7岁，读小学一年级。到1949年冬天我们三兄妹返回三台读书，在成都前后居住了一年半时间；1952年秋，父亲退伍回到三台直到他去世，我们一起相处有六年半的时间。
父亲一生不沾烟酒，为人诚恳厚道。他的毛笔字写得十分漂亮，悉心研读文史则是他闲暇时的最大爱好。一本厚厚的“辞源”不知翻阅了多少遍。他虽然从军，书生气却十足，一点不懂政治和钻营，在内战纷飞大军压境迫近西南之时，他仍潜心于编著“枪械学”一书，没有考虑时局变迁可能带来的生存危险。
父亲为人总是慈善的，对我们几兄妹更是如此。他不仅从未打骂过我们，甚至没有对我们说过重话。我们住在成都的一年多时间里，父亲有时教我们一些绕口令和童谣，给我们讲薛涛、纪晓岚之类的历史故事，带我们去望江公园看“薛涛井”，让我们有滋有味地品尝五香“薛涛豆腐干”。幼年的我还曾站在小凳子上，踮着脚爬在书桌边跟着父亲学着查阅“辞源”。
父亲回三台时，我们正在小学念书。暑假里他会牵着我们兄妹逛街，虽然家里经济拮据，父亲仍会拣最便宜的李子之类的水果给我们尝，虽然他自己舍不得吃。
父亲为自己购买文史书籍的同时，不会忘记为我们买一些适合的读物，我印象最深的书籍是“动脑筋爷爷”以及葛佩奇著的“自然常识五百题问答”。
父亲对我们几兄妹要求很严格，总是鼓励我们努力学习，跟上时代步伐，看到我们经常从学校里拿回奖状，他显得特别高兴。
我们家就在三台中学高中部（即后来的师范校校舍）旁边，有一次我回家时在校门口遇到一名高中女生，她点头向我打招呼，被父亲看见了。回到家中，父亲很不高兴地盘问我很久。当时我正临近小学毕业，为了准备升学考试，我跟另外两名同学约定，每天早晨起床后爬上公园的牛头山背诵语文。有一次刚好遇到了这几位高中女生，她们把我们当作小弟弟，关心地询问我们复习功课的情况。父亲显然过于敏感了，不过也可看出他是不愿我们在成长中有一丝闪失。
父亲还是一位好女婿，一直很孝敬他的岳父、岳母。他从西南军政大学退役复原回三台后，岳父岳母从前承担的家务他总是自己争着去做。特别是从粮站背米回家、从一里多路外的水井挑水回家等。1954年外婆因心脏病去世，母亲当时刚生了小妹妹，外婆唯一的儿子正在北京念大学，不能回家奔丧。外婆整个丧事均是父亲协助外公操办的。棺柩（当时是土葬）从城内运到郊外的十几里路，外婆的灵位牌一路都由父亲双手捧着。
1957年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升学形势很严峻，在激烈的竞争中我考上了高中，父亲很高兴。当时家里已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父亲担心我孱弱的身体抵御不住严寒，毅然将他身上唯一的一件毛衣让给我作御寒。
1958年，我正在读高二上学期。当时，全国处于极度的狂热之中，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人民公社生产大搞人海战术，实行大兵团作战；生活搞“一大二公”，砸烂每家每户的坛坛罐罐，兴办集体食堂。有一次学校按照上级的安排，给我们下达“支农”任务，在班主任老师带领下到黄林乡拆毁破农舍，推倒旧土墙。一天中午劳动结束后，我肩上扛着锄头跟几名同学一块回住地吃午饭。走到中途，我突然想起工地上可能还有畚箕，便折身回到工地拾取。待我追上其他同学一块回到住地时，中午饭已开始了，吃的是红苕玉米粥。稀粥端在手中，站立在农家屋檐下用餐，感到身上有阵阵凉意，这时我才意识到披在肩上的毛衣不翼而飞。我马上放下碗筷，急忙奔向刚才走过的道路寻找，可是哪里还能找到毛衣的踪影。
在当时的生活条件下，一件毛衣是很贵重的。丢失珍贵之物，心中很不痛快。不过，一想到正在从事的是共产主义崇高事业，为了“大我”，牺牲“小我”，心中的不快也就很快释然。
我期待着共产主义的早日到来，相信不仅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还会有一件自己的新毛衣。然而，乌托邦的“大跃进”和十年“文革”使我的梦想破灭，在拮据的生活中，我长期依靠一件短小的破棉袄御寒。直到参加工作领到工资后，经过一段时间才攒钱织了一件新毛衣。
在我慢慢懂事之后，一想起这件事，心里就感到酸楚，对父亲产生一种沉痛的愧疚。父亲在没在职业和收入，最困难、最压抑的情况下，宁愿受冻却把自己身上正穿着的、最值钱的鸭绒毛线衣让给我，足见他对我的爱心和呵护。我把这件珍贵之物丢失，却没有对他说句表示歉意的话，可能我正在丢失他心目中最后的一点希望，这是我平生最大的一件憾事。
父亲虽然参加了成都陆军军官学校的起义和军政大学的学习，但是他的戎马生涯在年富力强之际便早早结束，厄运接踵而至。在被反复审查历史中他惴惴不安地小心度日，不明不白地被送往劳改农场遭受凌辱，并在受伤后得不到及时救治而过早地去世。
在他含冤逝世二十多年之后，经过我们兄妹的奔走，1985年他的起义军人的身份终于得到恢复，他的在天之灵终算可以得到一丝慰藉。
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为父亲颁发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2015年9月1日我应邀出席绵阳市委统战部举行的“纪念章发放仪式”，并替父亲领取到纪念章。父亲汗马勋劳，为国家、为人民做出的贡献终于得到了国家的承认。
我们怀念的是一位为抗日救国做出巨大贡献、没有丝毫贪腐杂念和行为、没有豪车、豪宅和二奶的父亲──个黄埔军校毕业的正直的国民党将军。
2007年6月初稿00000000
2007年8月二稿00000000
2012年10月三稿00000000
2020年5月四稿00000000
2022年清明前夕五稿00000000
Luoqiaochu@qq.com00000000
罗怒涛简历（1906年--1958年）：
1906年出生于四川省南川县鸣玉乡兴隆堡（今重庆市南川市鸣玉镇兴隆村）。
1928年初春，赴南京报考黄埔军校，入预科学习和接受训练。
1929年春，正式编入南京黄埔军校第七期学生第一总队步兵大队第四队。
1929年12月28日毕业于南京黄埔军校第七期。此后在国民革命军第4师独立旅（后来扩编成第25师，师长为关麟征）相继担任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团长。
1933年担任第25师第73旅146团9连（即原第4师2团9连）连长，3月在古北口抗日保卫战中，英勇作战身负重伤，被送往北平协和医院医治枪伤。当时的第73旅旅长为杜聿明，不久后升为该师副师长，关麟征负伤后，杜聿明代理师长。
1937年9月参加保定抗日护城战役。
1938年3月至4月，参加台儿庄血战，在第52军第25师（师长张耀明）146团任营长，率部在台儿庄外围东北担负阻击任务，指挥战士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军，打击从临沂驰援台儿庄的坂本旅团，切断日军的增援，使其救援台儿庄的计划落空。
1938年夏秋之交，率部参加武汉保卫战。
1939年秋，任第52军第25师146团营长，率部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关麟征时任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统率第52、第79、第37军共三个军。而此时第52军军长为张耀明。
1940年9月中旬，在军长张耀明指挥下，第52军在汨罗河新市附近与日军激战，取得湘北大捷。
1941年2月儿子罗翘楚（现名罗桥础）在湖南省零陵县（今永州市零陵区）普爱医院出生。
1941年奉命率部由湖南经广西抵达云南，驻守文山，担负滇东南一带的边防任务。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为关麟征）第25师第73团副团长、团长；其间曾一度担任第九集团军中校参谋。在云南驻防期间，曾被派往缅甸边境的八莫、密支那等处参加中美合办的军官培训班学习，提高抗日军事指挥素质。1942年7月刘玉章由团长接任第2师师长后，父亲接任第2师第4团团长之职，带兵镇守中越边境一带。
1942年7月女儿罗羡蓉在云南出生。
1945年7月儿子罗芷村（现名罗乔敏）在云南省蒙自县芷村火车站出生。
1945年任第九集团军第2师4团上校团长，9月奉命率部由滇东南开往越南，驻守海防，解除日军武装，接受日本侵略军的投降。
1945年底1946年春，奉调率部经海路由秦皇岛登陆，到达辽宁沈阳市新民县，担负原伪满及日军占领区的治安保卫工作。当时部队的编号是保安七支队第十九团。
1947年6月因家中高堂去世，辞去军职，返回四川省南川县老家奔丧。
1947年8月，经关麟征引荐进入成都陆军军官学校任副官处少将副处长。
1949年冬，随成都陆军军官学校第一、三总队参加起义。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教导三队（原名十八兵团随校），1950年4月，第十八兵团建制奉命撤销后，改称西南军政大学川西分校。
1952年秋季，退伍复员到四川省三台县定居。
1954年么女罗晓蓉在三台县出世。
1958年秋，被非法强制送往劳改农场劳动教养。一个月后含冤去世。
1985年5月经三台县人民政府报经上级批准，确认其起义军人身份。
2015年9月1日，接受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罗桥础受邀出席绵阳市委统战部举行的“纪念章发放仪式”，并替父亲领取纪念章。
【参考文献】：
1、《黄埔军校史料汇编》编辑：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州市社会科学院中山大学图书馆，出版：广东教育出版社，ISBN：9787540692292。
2、20世纪中国人物传记数据库(2021-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中国人物传记资源整理与数据库建设研究》)（批准号：10&ZD097）
3、《黄埔军校将帅录》：作者陈予欢，1998年9月1日广州出版社出版，ISBN9787805928388（第1002页）
4、《古北口抗战纪要》（杜聿明郑洞国覃异之著）
5、《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五十二军军史》，孙建中著，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室，2003年
6、《戎马五十年：刘玉章回忆录》，台北，陆军印制厂，1977年，（刘玉章，黄埔第四期毕业生，在第五十二军曾先后任排、连、营、团、师、军长等职）
7、中国黄埔军校网
【备注】：
1、黄埔军校里的有关史料
A.黄埔军校第七期简介（入学时间、毕业时间）：http://www.23cto.cn/Templates/hpshshwx0011.htm
B.黄埔军校第七期学员名录及毕业时间：
a.中国黄埔军校网 http://www.23cto.cn/index.html
b.中国台湾网：（黄埔军校第七期同学录）
http://www.taiwan.cn/zt/lszt/hpjxzn/hpjx/xymc/200906/t20090611_919075.htm
c.黄埔军校罗氏同学全录：（四川罗氏亲宗网 http://scls.sctj.cc/wenhua/196.html）
d.黄埔军校罗氏同学全录：（罗氏文化网 http://www.zhlswhw.net/news/?2573.html）
C.黄埔七期步兵大队第四队学员姓名籍表： http://www.23cto.cn/Templates/njbxx70000-4.html
D.黄埔档案：黄埔军校第七期罗怒涛简介 http://www.23cto.cn/Templates/njbxx70006.html
2、《古北口抗战纪要》（杜聿明 郑洞国 覃异之著）
http://www.thegreatwall.com.cn/zhuanti/antijapan/index_gubeikou.html
3、《戎马五十年：刘玉章回忆录》，台北，陆军印制厂，1977 年，（刘玉章，黄埔第四期毕业 生，在第五十二军曾先后任排、连、营、团、师、军长等职）
4、《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二军》（维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6%B0%91%E9%9D%A9%E5%91%BD%E5%86%9B%E7%AC%AC%E4%BA%94%E5%8D%81%E4%BA%8C%E5%86%9B
5、罗怒涛任副官处少将副处长
A.成都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十二期第一总队教职员姓名籍贯表
http://www.23cto.cn/Templates/cdbxj22q0001.html
B.成都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十二期第二总队教职员姓名籍贯表
http://www.23cto.cn/Templates/cdbxj22q0003.html
6、台儿庄战役中国军队作战系列：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B0%E5%84%BF%E5%BA%84%E5%A4%A7%E6%8D%B7/1558905?fromtitle=%E5%8F%B0%E5%84%BF%E5%BA%84%E6%88%98%E5%BD%B9&fromid=864618 ）
7、罗怒涛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报导
A.《绵阳晚报》：2016年1月23日第九版：三台女婿罗怒涛的抗战往事
http://wbepaper.myrb.net:8088/mywb/html/2016-01/23/node_59.htm
B.《绵阳日报》：2016年4月17日A4版：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罗怒涛将军的抗战传奇
http://e.myrb.net/shtml/myrb/20160417/vA4.shtml
http://e.myrb.net/shtml/myrb/20160417/162098.shtml
作者简介
 罗桥础，原名罗翘楚，男，汉族，1941年2月生，四川省三台县人。1966届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生物学系，中共党员，四川省三台中学（国家级示范高中）高级教师、教研组长。曾任《生物报》通讯员、绵阳市生物学会理事、三台县新闻工作者协会会员。
从事中学教育三十多年，知识面广，专业功底雄厚。教学中勇于探索，成绩显著，科研能力强。1994年获《生物学通报》奖励基金三等奖。长期勤于笔耕，先后在《生物学通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四川日报》等十多种报刊发表文章百余篇；九篇科研论文先后获省、市、县级奖项；十余幅摄影作品在中央、省、市、县级报刊上发表，获奖。
1992年任“三台中学校友奖学金基金会”办公室主任。1995年任三台中学九十周年校庆办公室主任；同时担任《三台中学校校史资料选编》和《三台中学九十周年校庆纪念册》执行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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