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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亲人
作者：陈时英http://www.luos.org
我的爱人罗维安，过去在工作中也曾是我的直接领导。我俩在共同生活的四十五个春秋中，有无数欢乐和幸福，我也亲眼目睹了维安所经历的坎坷和磨难。１９９５年６月２８日他不幸遇难，这一晴天霹雳将我震倒了，震昏了。在这漫长的日日夜夜，我时刻都在思念他，四十五年中他的一举一动，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经过八年多悲伤时光的折磨，我静了下来，决心用我的苦心，用我的拙笔，把我心中的维安描述出来，自认为为他做一件该做的事，并以此告慰维安在天之灵。
维安革命生涯六十年，经过多年战争的考验和锻炼，是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却在政治运动中受了不白之冤和严重的打击。他凭着共产党员的坚定信念，凭着刚毅挺拔的性格和百折不挠的精神，背着沉重的包袱，承受巨大的压力，在身心健康都受到挫折的情况下，仍继续为党的事业忍辱负重，兢兢业业，默默无闻地在许多不同性质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奋斗。然而，在洗清不白之冤以后，只工作了五年零九个月，即离职休养了。本应安享幸福的晚年生活，却不料在无情的意外事故中造成重伤，虽经医院六十五天抢救，终因伤势过重，匆匆地离开了我和孩子们。
维安的一生既是平凡的，又有许多值得怀念的事情。我不可能把他毕生的方方面面叙述尽致，只想通过曾和他一起战斗和工作过的朋友们的回忆，以及我俩生活中所感受到的写出来，供曾经关心他和熟悉他的朋友们和家乡的亲友们，进一步了解他。我所记述的只是他的过去，希望能给人们留下一些印象。
一、出身贫寒
维安１９２１年８月２９日出生在四川省江油县（现改为江油市）贯山乡兴隆村（现改为高板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家境十分贫寒。父亲罗福敦靠租种地主的几亩薄田维持生计。每到收获季节，眼看着一年辛辛苦苦收下的稻谷，被坐享其成的地主家一挑一挑地担走了，只能看在眼里恨在心。而剩下的粮食只能吃几次红苕饭，就是用红苕和米一起做的饭，成年见不到光白米饭。有时只好用红苕叶子和野菜充饥，常常把红苕叶子放在一个坛子里，上面撒一些盐，饿时抓上几把吃。一家人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维安的祖母去世的时候，由于自己家没有地方埋葬，父亲和伯父抬着走了一天，送到亲戚家的地里埋葬了祖母。维安的祖父为此非常伤心，曾下决心置点田地和房产。不料祖父不久也病倒了，在临终时将维安的父亲和伯父叫到跟前，再三叮嘱，说他活着的时候因为没有房子和田地，吃尽了苦头，要他的儿子们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买点田产，安家立业。为了实现祖父的遗愿，父亲和伯父商量后，借债买了几亩地。从此有了自己的田地，却留下了还不清的高利贷。
维安一家人口较多，有父母、两个姐姐和兄弟四人。在兄弟中维安是长子，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压力，从七、八岁开始，就帮着大人干些杂活，学着种田，到了农闲时常常外出学手艺，学摇线，学染布，还学过当吹鼓手。维安自小就喜欢读书，上过三、四个冬闲的私塾，也曾上过一年小学。
二、参加红军
维安是１９３５年３月在家乡参加红四方面军，那时的他只有十三岁半。维安的家乡江油市（中坝）位于四川盆地西北部，属绵阳地区，是古蜀道上的一颗明珠，是诗仙李白的故里，曾有“小成都”之称。四川本是富庶之地，号称“天府之国”。但在七十多年前，由于各路军阀长期混战，横征暴敛，使“天府之国”财尽民穷，饿殍遍野。１９３２年１２月，中国工农红四方面军越过大巴山，进入川北，开辟通南巴（即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救穷人于水深火热之中，立即受到广大穷苦百姓的热烈欢迎。同时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权，扩展了川陕苏区根据地。
红四方面军在川北立足，震惊了整个四川和南京。蒋介石委任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并召集各路军阀筹划“剿赤”大计。红军的强大压力使一向相互拆台的四川军阀暂时“团结”起来，由刘湘拿出了一个决战计划，将全川各路军阀的部队编为六路军，对川陕苏区实行三面合围，共投入兵力一百多个团、约二十多万之众，另有十八架飞机参战，企图将红军消灭或赶出四川。在敌情严峻的情况下，总指挥徐向前率领红四军、红九军、三十军、三十三军信心十足，指挥若定，各级指战员英勇奋战，依靠根据地党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与敌人进行了非常激烈的战斗，打了许多大仗、恶仗、胜仗，挫败了敌人的阴谋，粉碎了刘湘的“六路围攻”，歼灭了大量敌人。
１９３５年１月，蒋介石又亲自部署对红四方面军的所谓“川陕会剿”。为确保成都安全，蒋介石多次发电报严令邓锡侯巩固绵阳以上防线。绵阳是成都的门户，江油是绵阳以北防线上最关键的军事重镇。江油若失，整个防线就要崩溃。这时红军已经占领了中坝，总指挥徐向前在江油城南一座民房里，面对墙上军用地图沉思，胸有成竹，果断下令，放弃刚刚占领的梓潼、中坝和彰明三城，将主力集结到塔子山和鲁家梁子一带的有利地形，将邓锡侯主力聚歼于中坝以北的山地。
红四方面军经过两年多的浴血奋战，打败了蒋介石支持的四川全体军阀大围攻，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但在当时全中国的工农红军战略上仍处于劣势地位，加上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红四方面军不得不离开川陕革命根据地，踏上漫漫长征路。给江油留下的是由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亲自指导下，在市中心建起的一座红军纪念碑。这座碑高２１５８米，宽７１６米，四方型，石料砌成。四面都刻有碑文。正面是：“百战百胜的工农红军四方面军光荣纪念碑”，两侧分别是“彻底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平分给贫苦农民，坚决做好扩大红军工作”，“铲除封建势力，消灭卖国贼蒋介石，坚决赤化全四川”。背面是：“为争取独立自由与领土完整的苏维埃新中国而战”。多年来，江油市有关部门对这座碑多次进行维修保护，１９９６年又重贴金箔。现在这座丰碑更加显得雄伟壮丽，屹立在江油市中心的花园之中，已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由此可见，中国工农红军当时在江油的威望很高，影响很大。同时也反映出江油在当时战争中的重要地位。维安就是在这里由他父亲亲自把他送出来交给了红军。现在家乡人还记得他参加那个队伍的首长叫徐向前。
红军在贯山乡组织了一个新兵营，维安是新兵营中的一名新兵。过了两三天，新兵营开到两河口，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整训，于１９３５年５－６月间将维安分配到了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九军政治部保卫连当勤务员。当时他年龄很小，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就知道跟着红军走，差不多每天都是行军，有时还要打仗。接着是第一次过草地。因张国焘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路线，自立中央，要红四方面军南下去打成都。由于南下失利，大约在１９３６年２月才又从四川成都附近北上。这时维安被调到红四方面军后勤部运输队，每天运送青稞、炒面和盐，为第二次过草地准备干粮。在这一段时间里，生活非常艰苦，每天行军，又没吃的，走的是水草地。由于是赤脚穿草鞋在冰天雪地中行军，双脚冻伤了，十个脚趾甲全被磨掉，露出了骨头。在部队里，许多战友的年龄和他差不多大，彼此亲如兄弟，年长些的像兄长、像父辈，处处关心和爱护这些红小鬼。维安也懂得为了北上抗日，打日本鬼子，使中国人不当亡国奴。他坚强地跟着往前走。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无论如何不能掉队，一定要坚持跟着队伍走出草地，同时也希望赶快走出草地，出了草地就好了。那时的维安虽然年纪小，但决心大，进步快，不仅克服各种困难走出草地，还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关于维安在长征途中的情况，１９５１年他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我的一段回忆》，登在中央机要局主办的《党团生活》杂志第１３期上。这篇文章以一个片断生动地记述了红军战士的阶级深情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也反映了维安作为一个红军幸存者的高尚精神境界。为了纪念维安，我把原文抄录在下面：《我的一段回忆》１９３５年３月我十三岁半，从老家四川江油县加入红军，不久就参加了长征。长征途中的枪林弹雨，千难万险，难以尽述，本文讲述的只是长征中经过夹金山和草地的一段经历。
大概是在１９３６年初，我所在的红四方面军由南下回来，开始过夹金山。这座大山的西半段整年都有积雪，我们过时又正是冬季，真是冰天雪地，寒风刺骨。有一天大家正一步步艰难地往上爬行，离山顶约五米左右，忽然听见狂风怪叫，一阵大风连冰带雪地刮来，打得脸生疼，眼睛睁不开，就连气也喘不出来。每前进一步都要费很大力气。这时，许多同志因身体弱支撑不住，跌倒就爬不起来，不一会儿被风雪掩埋而牺牲。下山的时候路更难走。山坡上结了冰，上面盖着一层雪，我歪歪斜斜地往下滑着走。跟在我后面的是一个年纪比我大些、身体较强的通讯员，见我快支持不住了，就拉着我走，并从他的挎包里找出一大块生姜放到我手里，对我说：“小鬼，你吃下去心里就热乎了，就可以走得动路了。”我接过姜，咬了一口，真辣，可心里顿时热乎乎的。又走了大约十来里路，部队休息烧水喝，我当时觉得脚痛得钻心，坐下来脱掉草鞋一看，哎呀！十个脚趾甲全都没有了，已经露出了骨头。由于当时物质条件非常困难，连鞋袜都没的穿，光脚穿草鞋，在冰雪中行军将脚冻伤了，又被冰雪加烂草将趾甲磨擦掉了。当时想找点破布包一下都没有，只得将那没有趾甲的双脚用手搓热乎一点，仍塞进那已被冻成冰壳的“鞋”里。在同志们的扶助下，忍着疼痛坚持往前走，又走了四十多里路才到宿营地。由于我的脚坏了不能走路，领导决定将我留在兵站养伤。兵站没有医生，也没有药品，我只能天天躺在那里，由和我一起留下的李儿同志照顾。大约躺了一周仍不见好，真急人。这天，李儿找来一位藏族老妈妈，她给我弄了一点什么东西放在烂脚趾上包起来，几天后逐渐有了好转。稍能下地我就一瘸一拐地和兵站的其他同志一起去深山远地砍柴割草，给过路部队烧水煮饭和喂马。这时的生活是极艰苦的，我们每人每日只能分一碗荞面糊糊。没有多久，我又和李儿一起随后续部队继续前进。
我们的部队到了卢霍、道孚，准备了干粮帐蓬就要过草地。临出发时我又病了，我发着烧，人小背的干粮很少，没走几天干粮就吃完了。原来听说到阿坝就有粮食，可是到了阿坝什么也没有，只好饿着肚子跟着走。开始部队还赶着一些牦牛，每日可分到四两生牛肉，到宿营地再找些野菜熬着吃。边走边杀牛，牛被杀完了，就连四两生牛肉也没有了。这时正走在草地中心，地面上被野草盖着，下面还有水，就连能认得的野菜也找不到，只好扒些野草煮熟充饥。水煮野草无油又无盐，吃到嘴里又苦又麻，实在难以咽下去。可是不吃就要饿死，吃了以后，又拉不出屎来，实在难受。穿的也很困难，当时我只有一件毛线衣，白天晚上都穿在身上，不仅破了，而且长满了虱子，我的血任它们吸。草地的天气变化无常，时而大雾，时而下雨，有时也出太阳，可一会儿又下起了冰雹。一天要下好几次雨，衣服总是湿漉漉的。晚上露天宿营，上无帐篷下无干草，战士们只好找个小丘，几个人互相依靠着，或抱着自己的膝盖蜷成一团过夜。有许多人支持不住倒了下去。记得有一次在一个河边露宿，第二天早晨有人发现我晕死过去了。有两个人把我活动了一会儿才缓过来，他们又架着我走了很久才苏醒。经过了约半个月左右的草地生 活，终于走到了草地边缘。
看到了藏民的房子，见到了地里的青稞、山药。于是心里便涌起胜利的喜悦，我们总算走过来了。
在漫漫的长征途中，敌人的前堵截后追击，枪林弹雨，牺牲了许多同志。雪山草地的恶劣自然条件使许多同志在伤病或冻饿中没能熬过来，将忠骨埋在那雪山草地上了。当时曾看到有一、二十个成群的战士死在一起，我也看到在有树木的地方烧过一大堆木灰，而周围躺着许多死去的人。另外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在过河时很多人一起被湍急的河水冲走，其中有和我一起参加红军的舅父，还有那位在我脚烂得走不动时给我端屎端尿的好李儿，他们都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我们活着走过长征路的人永远忘不了他们。
今天，在纪念建党三十周年之际，回忆过去，展望未来，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为了实现我党的最高纲领，让我们继续努力奋斗吧！
三、战地机要
维安自１９３８年８月开始在一二师司令部机要科工作，也曾到旅、团等前沿部队。尽管一二师后来改为晋绥野战军或晋绥军区，总之，这支坚强的部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是活跃在与日本鬼子及蒋介石反动派进行殊死战斗的第一线，转战在华北战场。面对猖狂的日本侵略者，敌强我弱，而晋绥部队与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坚持敌后抗战，并建立了根据地。晋绥根据地是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的一个重要屏障，两块根据地隔河相望，唇齿相依。同时晋绥根据地又是党中央和华北、华中及华南各抗日根据地联络的重要通道，其战略地位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贺龙同志曾多次说过，晋绥根据地是延安的大门。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的独立第一旅自１９４０年２月至１９４２年１１月共参加反“扫荡”及“百团大战”等大小战斗一百八十余次，粉碎了日寇三十余次“扫荡”。那时的晋西北，环境恶劣，人民群众生活条件非常艰苦，虽然尽极大努力支援部队，但部队后勤供应缺乏，物质生活十分困难。有相当长的时间没有粮食，主要吃黑豆充饥。在百团大战期间，黑豆都很难弄到，能吃上土豆和南瓜也就算幸运了，而且无油缺盐，经常饥一顿饱一顿。战士体质下降，伤病员增加。这时维安正是在独一旅及七一五团，坚持战地机要通讯联络任务。
维安自参加红军之后，就把自己交给了部队，在部队里锻炼成长，不仅战胜了各种在和平年代难以想像的艰难困苦，出色地完成机要通讯任务，而且努力学习，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业务能力，成为一名优秀的机要工作者，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和奖励。他还多次被评为学习模范和模范干部。１９４８年，将他一个人从野战部队直接调到中央机要处，这本身也是奖励。维安曾写道：当听说要调我到中央机要处工作，心里说不出有多么高兴，自己从来也没有想过会调我到党中央机关工作，决心一定要把工作做好。
１９３８年８月到１９４８年８月，这整整十年是维安在战争的环境中受锻炼考验的十年，是他工作任务最重、生活最紧张的十年，是他逐步成熟的十年，同时也是他最快乐的十年。但是由于战争环境，又由于机要工作的纪律，他没有把这十年的历程记录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年和他一起工作、一起行军战斗以及一起克服各种困难的机要战线的同志们，有的已经作古，有的年迈体衰，难以提供当年的情况了。只有曾于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４８年在一起工作的已故老战友魏三庆同志留下了一些可贵的记载。现在由他的女儿魏遥遥在她父亲的资料中摘抄了在战争年代他们在一起时的工作和生活状况，写成了《怀念罗维安叔叔》一文，是当年战斗部队机要人员的缩影，收入本书。另外，维安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时写的《贺龙同志对我的教诲》一文，曾收入《光荣艰巨的历程———机要人员工作生活纪实》一书（中央文献出版社于１９９７年３月出版发行），现收录于此，可见军旅中机要员工作之点滴，也可看出维安对机要工作的热爱之情。
《贺龙同志对我的教诲》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以后，延安总部朱总司令向全国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命令。命令各部队努力进攻敌军，迫使日伪军投降。决定由贺龙司令员、李井泉政委、张宗逊副司令员、周士第参谋长和甘泗淇主任组成的受降指挥部，准备接受驻晋绥境内城镇的日伪军投降。我是机要科长，带领十二名机要人员随部队执行这一任务。一天，我们从山西兴县蔡家崖出发，经过两天的行军赶到汾阳县城附近的一个村子宿营。天快黑了，刚走到打前站的同志分配给机要科的房子里，尚未打开背包，贺老总的警卫员走了进来，说贺老总叫我到司令部去。当时我想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电报要我亲自去拿来发，我马上和警卫员一起到了司令部。一进门，看见几位首长都在那里。贺老总的态度很严肃，见我来了劈头就问：“罗囝，你这个科长是怎么当的，思想工作怎么做的？长征的时候爬雪山过草地没有人叫苦，抗战八年那样苦，也没有人叫苦叫累，现在日本刚宣布投降，还没有放下武器，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去接受日伪军投降，要缴他们的械。可是我们的队伍里却出现了牢骚怪话，什么苦呀、累呀、天气热呀、要牲口驮行李呀。你说你是怎么教育你们科里同志的？”我一下楞住了，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想，贺老总怎么了，平时待人那么和蔼，爱和机要科的小鬼们开玩笑。今天为了什么事这样严肃，对我批评这么严厉呢？我因为不知出了什么事，无法回答贺老总的问话，只是在那里傻站着。这时周参谋长看我不知所措的样子，知道是被问住了。忙说：“刚才蔡先华来了，说天气这么热，身上既要背密码等办公用具，又要背自己的行李等，一天还要走百十里路，太累了，要求给你们科配备牲口驮行李。”我这才明白贺老总为什么发火，可仍站在那里没说话。这时贺老总的火气也小了些，态度仍很严肃，叫我坐下。他习惯地叼着烟斗，心平气和地给我讲当前的形势，并耐心地交待任务。贺老总说：“日本在口头上宣布投降，事实上还没有投降。原来占领城镇的
日伪军仍然固守在那里，不愿意把武器交给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武装部队，我们一接近城镇，日伪军联合起来，负隅顽抗。同时，蒋介石政府妄想垄断接受日本投降的权利，借口受降，调动大军向解放区进逼，实际上在积极准备反革命内战，所以我们任务非常艰巨。现在看来，即使日本投降了，抗日战争结束了，蒋介石还要挑起内战，妄想消灭共产党、八路军，独吞抗战胜利果实，实现他的独裁统治。党中央、毛主席不答应。我们还要打倒蒋介石，消灭国民党军队，解放全中国。现在离革命彻底胜利还远得很，我们必须继续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千万不能麻痹松懈。你这个当科长的应当做思想工作，把全科的同志带好，才能更好地完成任务。”我马上向首长表示，保证回去向全科同志传达贺老总的指示，认真做好思想工作。贺老总高兴了，又和平常一样微笑着关切地对我说：“好了，你把这个西瓜拿去给大家吃吧，要大家好好休息一下，晚上准备给毛主席、中央军委和各旅各军分区发电报。”我抱着西瓜往回走，边走边想，贺老总今天的批评意味深长，通过蔡先华的活思想教育了我，也使我知道了今后如何工作。
贺老总是湖南人，机要员蔡先华也是湖南人，长征时是二方面军的红小鬼，非常机灵，他经常进出首长的办公室，司令部的首长既是领导又是长辈，不管是什么问题，他都能很快反映到司令部那里。首长们都喜欢他，特别是贺老总更是喜欢他。首长们以此开玩笑让蔡先华做贺老总的干儿子，并给他取名“贺水”。从那以后，机要科的同志有时也管蔡先华叫贺水。但是喜欢归喜欢，贺老总对他既很关怀，又非常严格。
贺老总对我这次深刻的教诲，几十年来从未忘记过，并且常常怀念在贺老总部下工作那难忘的岁月。贺老总对机要工作很关心，机要科的人员年龄偏小、任务重，在行军作战的时候，贺老总常关切地告诉我们要跟上队伍。如有敌情，贺老总总是派部队保护机要科和电台。有时机要科有人生病了，贺老总就派秘书或警卫员看望，并送些吃的东西来。机要科的工作往往在深夜，贺老总经常让警卫员送夜餐给我们吃。但是，一旦发现谁在工作上、思想上和行动上有什么缺点错误，从不放过，及时给予严肃批评，并指明方向，使人心悦诚服地接受，在工作上信心更足了。
抗日胜利五十年，弹指一挥间，回忆往事历历在目，每想起戎马一生的贺老总，总是梦绕神牵。
四、孜孜不倦
维安的祖父罗元春是位乡村郎中，虽不出名，但也识些字，深知读书识字的重要，还经常用些格言、警句教育儿孙。看到既聪明又懂事的长孙，非常疼爱。渴望他的长孙能多读些书，将来有点出息，好为罗家争光。维安自小就喜欢读书，常常到学堂门口看小伙伴们念书，很羡慕。但因为家境贫穷，不仅没有钱供他上学，农忙时还要让他做个帮手。只是在农闲的时候，他才有机会到私塾里读几天书，一直到十二岁时上了一年小学。参加红军后，部队为了提高战士的文化素质，利用战斗间隙，组织大家学习。这对维安来说，如鱼得水，兴奋异常。不论行军多累，工作多忙，尽管当时学习的物质条件差，他的文化基础也低，但他不怕困难，和大家一起努力学习，坚持不懈。１９３６年４月，他被分配到红四方面军后勤部运输连当运输员，当时除了完成运输任务，就是抓紧时间学文化。正因为他工作认真，努力学习，政治觉悟提高快，这年的６月，由李儿（也是他的班长）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调到张宗逊同志身边工作。由于维安自学能力强、进步快，１９３８年６月，组织上为了培养他，调他到一二O师三五八旅教导大队政治队学习，并于同年８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名不懂事的孩子，成为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战士。这时，组织上就安排他到一二O师司令部机要科工作，以后又到晋绥军区独立第一旅机要科担任领导。面对机要工作要求更高的文化、军事和业务知识，维安学习更加孜孜不倦。１９４０年在晋绥独立一旅机要科任代理科长时，在战争环境中，保证完成机要通讯任务前提下，抓紧可以利用的时间学文化学业务，充实自己，被评为学习模范。１９４２年又被派到独立第一旅七一五团，任机要组长。在团里做机要工作，困难更多。一方面战斗期间的团是在前沿，流动性大，条件更艰苦，保密任务也更重；另一方面工作中的问题也要自己妥善解决。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够坚持自学，并被评为学习模范，可算是好样的。
１９４８年８月，维安被调到中央机要处工作。当时中央机要处开设了业余中学，他积极参加，认真学习，达到了相当初中的文化水平。１９５０年，马列学院第二部招生，入学条件是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八年以上党龄的县团级和地师级领导干部。中机只有一个名额，就选派他去了马列学院深造。马列学院二部开设的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中国近代史和世界近代史等。每一学期（半年）集中学习一至二门课程，以自学为主，辅以集体讨论。课程开始时，由专家、教授对该课的主要内容作简要概述，起导读作用。学院特别强调自学，要求认真钻研马恩列斯毛的原著。对于文化程度不高的人来说，读原著困难就不少，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著读起来就更困难。但维安和其他同志一样，每天坚持学习十个小时以上，甚至节假日的时间也用于学习。从泛读到精读，认真钻研，和同学相互切磋，尽力融会贯通原著的精神实质。按照学院提出的“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的十六字方针的要求，经过三年半的学习，顺利地拿到马列学院的毕业证书，政治理论和政策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为做好以后的工作打下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１９５４年春维安回到工作岗位以后，仍坚持不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虽然个人的工资收入不多，吃穿可以节俭，但买书不怕花钱，晚上经常埋头读书看报。他看过的书，许多地方都做了标记。所以他讲起话来引经据典，并注重逻辑性和条理性，能够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维安的爱好广泛，古今的文学巨著他也认真阅读。
五、千里姻缘
我和维安的结合算得上是有“缘分”。他是四川人，我的家在江苏省。１９４８年３月我由山东解放区的滨南中学调入华东局办的为全国解放后培养干部的“华东建设大学”学习，驻地是山东省渤海地区。８月初建大结束，全部学员都分配工作。我在结业前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已宣布分配我到山东省青联工作，但尚未报到，仍在建大。此时恰逢中共中央机要处机要训练班徐墅林主任前去招生，由学校推荐，徐主任面试，决定了潘澄、鲁锋、吴彩兰、李秀芹、张耕平和我六人被录取。我们非常高兴能到中央机关工作，将来可以见到久已敬仰的毛主席、朱总司令，太好了，真是一个好的机遇。不久，连同在其他单位招来的同学一起，由徐主任带领，有时乘大卡车，有时步行，辗转多日到了河北省平山县的天井村———我们机训班的驻地。村边有一条滹沱河，与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隔河相望。原定学习半年，但因当时解放战争正处在三大战役之际，形势发展很快，机要战线也急需补充人员，我只学了一个多月，就提前和部分同志一起调到北庄参加了机要工作。我被分配在一科。当时正值淮海战役紧张的时候，中央军委和前线指挥部来往电报频繁，而且急电特别多。由于我是提前离开机训班，没学多少业务，直接参加工作，好多业务方面的东西都不懂。这时，黎声同志非常耐心地手把手教我，从削铅笔、记部首、记码子到日常生活，无微不至。我那时头脑好像一张白纸，边学边练边应付紧张繁忙的工作。由于没有电灯，每天下午要把煤油灯罩擦干净，多削几只铅笔，以备夜间使用。淮海大捷以后，我们的工作也轻松了许多。
１９４９年３月北平解放后，机关迁到香山。这时机构有些调整，工作也不太忙。但由于机要工作的性质，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做无名英雄。每天除认真准确地完成所负责的工作外，还要参加业务学习、文化学习以及时事政治学习。接触的人主要是本台、本组以及本股的，加之我不善于活动，也没什么特长，所以对其他科室的情况知之甚少。
维安原是晋绥野战军司令部机要科的，他在野战部队机要战线连续工作十年，也是在１９４８年８月奉调来到中央机要处。他开始在三科任副科长，到香山以后不久即由三科调到一科任科长。维安和我同是在１９４８年８月从不同的方向、不同单位却同时调来中机，这是一个巧合；第二个巧合是维安原在三科，时间不久又调到一科，如果他一直在三科，我在一科，则没有机会认识他；再就是从晋绥调来的一位女同志曾是维安的朋友，可调来不久就分手了，如果不分手，也是没有我的机会的。所以，我很庆幸我能和维安走到一起，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
维安调到一科以后，他是科长，我是译电员。虽然不常接触，但从他的外貌及开全科大会时看到他的言谈举止，给我的印象很好。１９５０年４月间的一个晚上，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罗科长办公室兼宿舍去了一次，聊起了家常，双方都有好感。此后单独约会几次，也就算是谈起了恋爱。大约一个多月的时间，在６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我又到他办公室闲聊。维安突然向我提出要求结婚。他说组织上决定派他到马列学院学习三年，７月底就报到，希望在入学前把婚事办了，他也好踏实地学习。当时我真吓了一跳，连说几个不行不行。开始他不说话。我又说，这件事真的不能同意。你参加革命时间长，年龄也不小了，要求结婚领导上是会批准的。可我呢，刚参加机要工作才一年多，基础也差，年龄也不大，刚和你谈了一个多月就结婚当家属。别人知道了，会怎么看我呢？他也觉得不好勉强我，只是说要我再考虑考虑。回到宿舍以后，我把我和罗科长恋爱，他要求很快结婚的事告诉了我的好朋友霍碧英同志。霍碧英首先肯定我的眼光不错，罗科长是个好人。同时她劝我不要太固执。特别是组织上已经决定派他去学习三年，在学习期间结婚也不合适，要是再拖三年，也是太久了。现在结婚，工作学习也不会受影响。听了霍碧英的劝告，我又反复思考，觉得我也没有什么理由再坚持下去。第二天晚上我就向维安表示同意结婚，日期定于７月２日。这一消息一时成了机要处的“新闻”。有的说
我们是“速战速决”，有的恭贺我们“双喜临门”（维安既上马列学院又结婚）。那时结婚很简单，只有组织批准，不用领结婚证。由于我们是中央机要处进城后在香山第一对结婚，领导和同志们都很重视，由穆道诚同志帮忙张罗，同志们送来床单、枕套、脸盆和暖壶等用品，还给我俩带上大红花，举行了一个很热闹的结婚仪式。当时，中央机要处处长李质忠同志亲自主婚，还喝了喜酒。这是一辈子的大事，永远忘不了。
六、国外休假
１９５４年，是维安一生中值得记忆的一年。１月份他拿到马列学院毕业证书回到阔别三年半的机要工作岗位，心里无比踏实。在去马列学院前只负责一个科，现在成立了译电处，统管全局的译电工作，人员和业务都有很大变化，担子很重。这时，维安要求自己必须很快熟悉并掌握业务和人员情况，抓好工作。所以工作很忙，情绪很高，干劲十足。
恰在这年的夏季，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邀请１６个国家的兄弟党派党员干部到罗马尼亚休假一个月。其中邀请中国共产党中央派五名党员干部。中直党委分给中央机要局一个名额，机要局的领导将这样一个重要的名额落实到了罗维安名下，可以说是党组织对他极大的关怀与奖励。维安当然非常高兴，也觉得很荣幸。那时候出国是件大事，而且是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邀请中国共产党中央派党员干部专门去休养，这样的机会实在太难得了。
对此事党中央也很重视，选派的五个人分别来自五个单位，他们是危秀英、杨煜、罗维安、胡韦德、范永和译员李玲。在出发前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亲自召集开会做指示，驻罗马尼亚大使王幼平同志介绍罗马尼亚情况，廖承志同志给他们讲话，提出要求，要他们谨慎热情，虚心向兄弟党学习。由于多数同志是初次出国，还要注意礼仪。中直党委专门有人同他们联系，安排出国前的准备事宜。
对于个人来说，除了在思想上按领导的要求和指示去做以外，还有些具体事要准备。五十年代机关干部的穿着很简朴，也没有钱买高档服装。要出国了，发了制装费，得要好好武装一下。那时，中国人一般还没有穿西服的，维安做了两套毛料中山服，买了衬衫、睡衣、皮鞋以及背带、袜子等，还买了一个帆布箱子。
一切准备就绪，一行六人于７月２４日离京，２８日抵达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
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对中国党同志的应邀极为重视，招待工作十分热情而朴实。由于是专门休假，没有外交礼节的约束，一切生活安排都先征求意见再定，而且在每一个休养所都有相当数量的罗马尼亚的干部陪同外国党的同志一起休假，既热情又方便。
维安一行在罗马尼亚期间，到斯纳科夫湖畔，黑海滨，康斯坦萨州之埃佛利耶和斯大林州之第米什山等地及首都布加勒斯特参观休养。罗马尼亚有很优美的自然环境，全国遍布着广大的森林，不仅是罗马尼亚的主要财富之一，而且把罗马尼亚装饰成一个天然大公园，真是个非常好的休养圣地。
维安一行到达布加勒斯特以后，正值我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举行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晚会，他们也应邀参加。还参加了罗马尼亚解放十周年国庆庆典及国庆节招待晚会和８月２３日国庆节观礼。
在休假过程中，除休息外，参观了罗马尼亚的企业和市政建设及文化机关等。如渔业公司、酿酒厂、拖拉机制造厂、炼油厂、火花大厦和农场、医院、博物馆等，还参观了罗保边境的多瑙河“友谊之桥”。
这次休假活动，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邀请了１６个国家的９３位同志。大家在一起休养、参观、游览，还有些体育和娱乐活动，使大家都很团结，很开心。他们对中国同志表现出特别的诚挚与热情。如就餐时每当举杯，全体向中国同志致意，并欢呼“毛泽东”、“中国”、“为中国人民的胜利干杯”，使中国同志感到十分亲切。
８月３０日离开布加勒斯特。回国途中在莫斯科停留了一下，看了“红场”，也算是去过了苏联。９月９日回到北京。
维安这次罗马尼亚之行，是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次走出国门，使他见了世面，开阔了眼界，增加了知识，受到了教育。一个贫苦农民的孩子，革命部队中的老兵，普通共产党员和机关干部，能够享受党中央直接派到国外去休养的待遇，真是非比寻常。每提及此事，他都很兴奋。
七、未遂心愿
近几年由于我对维安的无限思念，许多往事都在我脑子里翻腾。维安的一生没留下多少文字记载，有点片言只字，我当宝贝似的保存起来，有时翻出来看看，好像维安就在身边。在我翻看他１９６８年９月写的自传草稿中，郑重地写出了他自己在１９５４年１月到１９５８年１１月（也就是从马列学院毕业回到中央机要局到离开机要局的期间）在这一段时间发生了两件重大的事：其一就是在中机和军机分署办公的时候，让他集体转业。他说：“我是一个老兵，不让我去军委总参机要局工作，还非要我转业，心里着实不舒服。自己曾长期在部队工作，对部队有深厚的感情，希望继续留在部队。”当时许多没当过兵的都去了军机，而要他留中机集体转业，这个问号直到去世，在他的脑海里仍然存在着，也无人给他解开这个迷。
这个问题，多年来我也为他想不通。直到最近几年我才有所醒悟。当然，也许我的判断是错误的，但我没有更充足的理由来说明这一切。我认为，是当时我父亲的“问题”，使维安受到了株连。我父亲陈行健是１９２５年参加革命，１９３０年入党的老党员，曾在上海等地做党的地下工作。在阎锡山部和西北军杨虎城部做过统战工作。１９３７年７月到延安中央党校白区工作班学习。后又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中央代表林伯渠直接领导下做军事统战工作。１９３８年以后在延安，先后任中央组织部行政人员训练班主任、行政学院秘书长兼干部处处长及中央管理局秘书长和检查委员会主任。１９４２年１月第二次进中央党校学习并参加整风运动。在整风中受到康生等人严重迫害和摧残。１９４６年下放到山东等地，仍继续受审查和迫害，于１９５１年１月开除了党籍，撤消了职务。并且在１９５２年至１９６１年间，两次被关押约六年之久。他曾多次上书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长时间得不到正确处理。
中国著名画家彦涵同志是我父亲的好友，曾两次给我讲述我父亲的有关情况，并在《彦涵传》中记载了１９３８年日本飞机轰炸延安的情景：“当时是星期天，敌机正飞临延安上空，人们见状都惊慌地向西山坡的窑洞方向跑，敌机发现密集人群，开始扫射轰炸。小小的延安城处于一片弹火中，许多人被炸死炸伤。”彦涵同志说：“那天我去看陈行健同志，刚进城就遇到了敌机，我赶快躲到北门洞里。我要见的陈同志被炸伤了，送进了医院。”后来就不能见面了。
据江苏省赣榆县党史资料记载，我父亲参加革命后“曾三次被敌人逮捕。在敌人的淫威面前，他沉着机智，不屈不挠，表现了革命者和共产党人高尚的革命气节。”他自己曾经说过：国民党的监狱坐过，共产党的监狱也坐过。
我父亲的问题直到１９７８年中央组织部专门成立了“陈行健问题复查小组”，于当年１２月３０日做出“复查结论”指出：“根据调查和陈行健同志参加革命以来几十年的事实，陈的历史是清楚的，没有发现重大政治问题，应撤消开除陈行健同志党籍和行政撤职的处分决定，恢复其党籍。两次“劳教”“劳改”应予以平反。同时应恢复其工资级别１３级，享受高干待遇，重新安排适当工作。”我父亲本是个老革命老党员，为革命为人民能够牺牲一切，包括生命，可称得上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但是自１９４２年在延安整风以后，由于某些人的错误、权势、面子、失误以及某些机关的工作拖沓，致使他蒙受的冤案三十六年以后才重见天日。在这三十六年间，他的工作，他的生活，他的身体和人格都受到难以想象的折磨。关于株连问题，古时候一人犯罪要灭九族。共产党的政策虽是一人做事一人当，重在政治表现，可实际上株连问题是存在的。我是父亲的大女儿，虽然长期不在一起生活，对他的情况也不了解，但是有血缘关系。我原来也是中央机要局的译电员，１９５６年调出，开始做办报工作，还算沾点机要边，不久就改做其它工作了。并且以精简名义把我下放到北京市。辗转几个单位后，将我派到长辛店水厂和马连道仓库等处做看仓库的工作。可以坦言，这样安排我，绝不是因为我的工作上或行为上出了什么问题。至于维安未能到军委总参机要局，我想除了我父亲的所谓“问题”株连外，没有别的原因。当时如果罗维安去了军机，家属也是要被审查的，发现我父亲有“问题”，他当然也就去不成了。
维安想去军机，未能遂愿，也可能是当时中机工作需要。可是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是我心里未解开的疙瘩。
八、暴风骤雨
维安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在革命队伍中成长，受的是淳朴的家庭熏陶和共产党人应有的素质教育，造就了他为人正直坦率，对党忠诚，对工作认真负责，对组织讲真话，办实事，能够大胆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品质，却从未想到自己的直脾气会给自己惹来不白之冤。
１９５４年１月，维安从马列学院毕业回到中央机要局后，担任译电处处长，工作比较顺利。后改任人事处处长、局党委常委。１９５６年１１月党中央召开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决定在１９５７年开展全党整风。当年６月４日，中央机要局党委召开了１６级科长以上的干部会议，也叫党委扩大会，开始整风运动。在这次会上，维安对工作、对局领导提出了一些看法和意见，突出的是两个方面：一是肃反问题。当时维安在局肃反办公室工作。他认为机要局的肃反工作是形式主义地强调百分比，开始就有“左”的情绪，斗争面宽。在肃反工作的实践中，他认为在机要部门提５％是不合适的，因为机要部门的工作人员都是经过严格挑选和政治审查的，如果过于强调百分比，就可能造成肃反扩大化。并且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说明强调５％的后果是违反了党的政策，扩大了肃反面，造成了不良影响。同时还搞所谓保密大检查，人人过关，影响很不好。
二是给个别局领导提出了四条意见：１在干部使用上有宗派主义，拉拉扯扯，感情用事；２对干部不信任，耍手腕；３虚伪不真实，笑里藏刀；４偏听偏信，看人行事，顺我者是，逆我者非。
对于以上两个方面的问题，当时在会上并没有什么反映，但却埋下了定时炸弹。１９５８年春天，机要局机关开展“反右整风”运动。这时，把罗维安在１９５７年６月４日的党委扩大会议上发表的意见翻出来，展开了批判。当时的批判会上帽子很大，也很多，什么个人主义、英雄主义、骄傲自满、老资格、农民出身的狭隘、政治落后、革命意志衰退、全面否定肃反成绩、为右派提供向党进攻的材料，是反对毛主席的指示、攻击肃反运动，是政治问题，是组织问题，是立场问题等等。还有人说，罗维安对个别领导所提意见是动机不纯，是用恶毒的言词攻击领导，也就是反对领导。结论是“右派言论”。批判以后，党委做出决定，给予罗维安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调离机要部门。
事实上，维安当时在党的会议上提的意见是正确的，中央机要局当时一个反革命分子也没有。试想一下，假如在机要局按比例１００人中找出５个反革命分子，还算什么机要局呢？维安是直接参与肃反工作的执行者，他敏锐地察觉到肃反中存在的问题，以对党的事业负责的精神，在党的会议上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是完全符合组织原则的，有什么错呢？为什么不认真分析肃反是不是有扩大化？是不是有违反政策？是不是伤害了无辜？是不是造成了不良影响？反而给敢于摆出问题的人以当头棒喝和沉重打击？
这个问题在当时对维安和我打击都很大。我一直想不通，一个共产党员、机关党委的常委，在党委召开的会上提出对工作的不同看法，对个别领导提出一些批评意见，为什么不去找工作中的问题，不问意见是不是提错了，却不分是非曲直地对提意见的人展开批判，进行纪律处分呢？这不是打击报复吗？
维安受到错误批判以后，他就料到自己不可能再留在中央机要局了。１９５８年５月２日我正在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他在这天给我的信中说：“昨天是五一节，本来今年我没有准备去观礼，同时票也很少，一共只有四张。开始发给我一张，我还不好意思要，结果都发完了。以后肖局长的一张他不去了送给我，我也就接受了。你知道我也真想去，因为我知道在天安门前观礼，如果这次没有机会，今后是再不会有机会了。因此我的确想去最后一次，真的也算是实现了。”在行动上维安也作了准备。在机关工作时上下班不出大门，也不需要交通工具。他想到将来调出机关，必须自己解决交通问题。于是大约在三、四月间就买了机关处理的一辆旧自行车。那时我已经调出中机，已会骑自行车，所以每天晚饭后我就帮助他练车，两岁半的女儿在一边看。我去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时他想练车，我们懂事的女儿不让他练，说：“等妈妈回来给你扶扶再骑。”他在这封信上还告诉我，女儿非常聪明又懂事，当她知道妈妈劳动去了，她说：“劳动有多远？我们找去！”这封信寄到十三陵水库工地，我的心里好像打翻了五味瓶，甜酸苦辣。高兴的是刚两岁半的女儿就那么懂事，难过的是维安在家里的心情一定又矛盾又复杂，他的心里话无处诉说。这封信让我既感动又很不放心。在那灯火通明，日夜奋战的十三陵水库工地上，我是不能请假回去的，只好躲在露天厕所里流泪，反复看信。
经过严厉的、上纲上线的批判以后，维安的精神受到很大刺激。他经常头晕头痛，彻夜难眠，胃也不舒服，并且非常消瘦，身高１米７８的个头，体重只有１１６斤，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去医院治疗多次无效。组织上看他病了，一时也调不出去，机关也没有他的位置，当然也是为了照顾他，就送他到小汤山疗养院疗养。５月２４日，维安自小汤山疗养院给我来信说：“大夫给他规定不准看书看报，不准参加用脑力多的文娱活动，如象棋、扑克、麻将等，连电影也不准看紧张的有刺激性的片子，就是喜剧也不能看完一个，只能看一下就离开。总之，不准用脑子，如果实在要用，一天最多也不能超过半小时。”维安受批判的时候，我已调出机要局，仍住在中机宿舍。关于批判他的情况，我也有所耳闻。维安当时的行为举止，也让我的心里压上了一块大石头。他本来是个乐观豁达爱哈哈大笑的人，这时不爱笑了，更难得看到他那开怀大笑的样子，甚至有时对家里人也发点脾气。那时的我深知他受了委屈。他想不通的是，自己是在党委召开的会议上根据事实发表个人的看法，提出个人的意见，有什么错呢？怎么就成了“右派言论”了呢？可是组织决定，不由分辨，无法发泄，只好憋在心里，难以承受。所以，我从来不和他争辩什么，尽我所能在生活上让他高兴些。他住进小汤山疗养院后，我俩经常通信，甚至约定三天一封信。我把家里情况、孩子的吃喝玩乐等琐事告诉他，他将在疗养院治疗、生活、思想等情况告诉我。有时，星期天我带女儿去小汤山看他，有时他从小汤山回来看孩子。这时我俩思想交流很频繁。他夜里做了个梦，第二天就写信告诉我。如８月１８日来信说：“我昨晚作了一个梦，梦见组织上不分配我工作，说我害怕斗争，在处理问题时（他的问题批判了尚未处理），跑到疗养院躲起来了，真把我气坏了。”这是他的思想活动在梦中的反映。
小汤山疗养院当时试用奴佛卡因治疗神经衰弱，每天注射一针，一个疗程１５天，一般要治疗三个疗程。怕有过敏反应，为了慎重起见，分批治疗，逐步展开。维安去的时候未赶上第一批，直到７月６日才开始给他注射奴佛卡因。他很兴奋，把治好病的希望寄托在奴佛卡因上。维安在７月９日的来信中说：“我是这样考虑的，我虽然在整风中摔了一跤，只要我能在这里把身体治好，将来出去不管做点什么工作，我总要把它做好，我想这个条件是有的。再加上我们家的美满幸福生活，你说我们该有多好啊！我最近是经常这样想的。因此我非常兴奋愉快和乐观，我想你也会有同样的想法吧。”是的，我知道维安是个既开朗又大度的人，而且能够以工作为重，会放下包袱继续前进的。
经过疗养院两个月的治疗和休养，维安的身体好些了。特别是经过这段时间的自我调理，头脑清醒了，冷静了，心态平静下来，身体也就轻松了。８月２５日他来信说：“我现在真想开了，像我们两个人过得这样好，还有什么使我忧愁的呢，的确没有什么使我们的精神不愉快的了。因此我觉得，虽然在整风过程中出了问题，是件很不愉快的事，结果还是自己想通了。问题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再难过也挽救不回来。为什么老把过去的事背上，老不愉快呢？这简直是自找苦恼，因此我又愉快了。当然过去的教训还是要记取的。”由于当时各机关都在大批精简，我也面临第二次调动。维安一方面鼓励我服从分配，又建议我争取到工业战线去。他说工业战线需要人，他将来也可能去搞工业。他还说思想上要有准备。抱什么态度、具备什么作风、学习什么、生活怎样安排等等，他都考虑过了。
通过这次运动，维安在政治上受到了非常沉重的打击。但他坚信真理是经得起考验的，自己没有错，对党的信念始终不变。无论做什么工作，同样是为人民服务。他坚信会有阳光四射的一天。
九、下放北京
１９５８年８月３０日维安从小汤山疗养院返回机关，９月２２日机要局宣布了对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１１月下放到北京市金属加工厂。当时维安是二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为党做了二十年的机要工作。自己不仅忠于党的事业，也非常热爱党的机要工作，却要背上莫名其妙的“处分”，走出机要大门，他心里有多么痛苦，可想而知。但是“处分”和“调离”却是既成事实。作为一个党员，只能服从。维安对于调离机要工作、下放，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下放到位于宣武区上斜街的小胡同里的一个金属加工厂任负责基建和生活的副厂长，是始料不及的。工厂里既无安静办公的地方，也没有办公桌。这时的他心里确实有些别扭和不舒服。但是一个背着处分的人下放到什么单位，做什么工作是没有选择可言的。应该下定决心克服困难，和工人多接近，和群众打成一片，虚心向工人同志学习，很快就会习惯的。当时正值大跃进时期，维安到工厂不久就融汇到工人中去了。看见工人同志那种冲天的干劲，忘我的革命精神，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热情，艰苦奋斗，为人诚实和互助友爱的高尚品质，对自己教育很大。于是，维安下决心在这不起眼的小厂子干下去。他曾说过：“自己从小就到革命队伍里，受到党组织的长期教育和培养，使自己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成为党的干部。没有党和毛主席就没有我罗维安的一切。”这家工厂厂房简陋分散，设备陈旧落后，而在那“大跃进”的年代里，自上而下要求“大干快上”，自己对工业又一窍不通，是个绝对的门外汉，怎么办？这时，他再次拿起毛主席著作，并且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表示决心的话：对待困难要学习愚公精神１）鼓足干劲，不怕困难，为了开辟一条道路，天不怕地不怕，下决心要移走太行、王屋两座大山；２）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确立了任务，就卷起袖子一锹一锹地挖个不停；３）立定脚跟，坚决不动摇。听了智叟的冷言冷语不仅没打退堂鼓，而且据理驳斥。
维安经过思想斗争，坚定了要在这个小厂干下去的决心。他深知会有很多困难，但必须迎着困难上。首先，他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提出要从老工人身上学习的几个方面：１）他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具有比较熟练的技术；２）他们热爱社会主义，能够自觉地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３）他们具有较高的组织纪律性，能模范地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自觉遵守劳动纪律，爱护设备和公共财产；４）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吃苦耐劳，艰苦朴素，先人后己。
维安就这样以愚公移山的精神，走群众路线，向老工人学习，他的思想稳定了。并且他的实干精神好，能够干一行爱一行，不懂就问，不会就学，深入群众，身体力行，努力克服工作中和生活上的各种困难。不论刮风下雨，还是冰天雪地，他每天都是骑上刚学会的自行车，从府右街甲１号到上斜街上班。那时由于电力不足，各区休息时间不一样，我在西城区，他们工厂在宣武区，休息时间碰不到一起。而当时“大干快上”，加班加点，他不仅要参与指挥生产，还要参加劳动，下班后还得骑车四十多分钟，每天都是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很晚才到家。我经常夜晚站在窗前眺望。第二天他又得很早起床出发。但他的干劲十足，真是不怕苦不怕累，工人流多少汗，他流多少汗，在工人中站稳了脚跟。并且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小工厂造出了大机器。当时由于原料缺乏，由维安负责筹建炼焦炉和化铁炉。他亲临现场，和有关技术人员、工人一起奋战，日以继夜，硬是炼出了合格的铁水，保证了生产的供应。这时维安也很高兴，还拿了两小块样品回家来给我看，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
由于维安放下了思想包袱，工作积极努力，以身作则，团结带领全厂职工，取得了良好成绩，金属加工厂被评为北京市１９５９年红旗厂，维安还代表该厂出席了市里召开的群英会。１９６０年６月维安被调到宣武区工业局任局长。同年８月选为宣武区副区长。他还是宣武区第四、五届人大代表，北京市第八届人大代表。
在这一时期，虽然我二人都调出了机要局，但北京市金属加工厂根本没有条件解决住房问题，只好仍住在机要局的南楼。受“严重警告”处分前的罗维安，是堂堂正正的机要干部，谁见面都要亲切地叫一声“老罗”。可是受处分了，调出机要局了，下放了的老罗，每天身穿带有灰尘的大棉袄，骑着破旧的自行车，进出有岗哨的大门，虽然别人不说，自己也有寄人篱下的感觉。直到１９６２年８月宣武区政府给他分配了住房，我们才彻底离开机要局大院。
十、再经磨难
１９６４年１月，维安由宣武区副区长调到北京市委党校任组织处长、校党委常委。在１９６６年６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冲击，身心健康受到极大摧残。当时，维安在党校虽不是主要负责干部，造反派却也找了些莫须有的帽子扣到他的头上。例如，把罗维安说成是彭真的亲信，罗瑞卿的心腹，杨尚昆的嫡系，还说他是党校的“小三家村”成员之一。北京市的三家村是邓拓、吴晗、廖沫沙。市委党校的三家村是常务副校长李杏村、教研室主任马春景和组织处长罗维安。１９５４年，维安参加赴罗马尼亚休假，回国时经过莫斯科，于是就成了“苏修特务”。这些帽子扣到他的头上，都是无稽之谈，可以一笑置之。然而最大的、最有份量的、也是最说不清最不好翻身的是“漏网右派”这顶帽子扣到他的头上，真是有口难辩。当时的造反派认为，罗维安１９５８年是因为“右派言论”受的处分，没划为右派是漏网之鱼，便宜了他，这回可抓到了一条大鱼，他理所当然地是“漏网右派”。为此，大会斗小会批，给他戴上专为他用铁皮制做的高帽子，挂黑牌子，跪在新买的搓板上，还要一手扶着高帽子，一手拿着话筒说自己有罪，不说就拳打脚踢。两个人架着胳膊，用手摁着头，是当时流行的所谓“喷气式”。批斗完实行“专政”，关进“牛棚”，不准回家。偶而回来一次，我见到了他被折磨的样子。他不仅面黄肌瘦，而且腰疼腿肿，膝盖弯曲困难，疲惫不堪，情绪极端低落。我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我发现他身上穿的背心前胸黑一块白一块的，开始问他，不说话。后来告诉我是批斗时挂着黑牌子，正值酷暑，跪在台上浑身是汗，黑牌子掉色，把背心染黑了。我找不出什么话题来安慰他，一夜无言。次日早上我送他回单位，二人骑车并行，我担心他受不了冤枉和折磨，产生轻生念头。当时被逼跳楼的人可不在少数。我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一定要注意保护自己，不要胡思乱想。他表示自己能够忍耐，一定会坚持下去，要我放心。我哪里放心得下，他受的磨难现在想起来还令人不寒而栗。而他的身体多年以后还有当年跪搓板留下的腰肌劳损后遗症。
在维安受批斗的同时，红卫兵还到家里抄了两次。两次抄家我都没在。家中既无违禁品，也没有贵重东西，任其翻箱倒柜。抄家的人非常认真，绝不漏掉一个可疑之处。如在检查壁橱时发现墙上贴的纸有点鼓起来，圆圆的不知是什么“禁物”藏在里边，他们小心翼翼地把纸扒开，原来是一个乒乓球。当时依丽四年级停课在家，她也没害怕。看到乒乓球掉出来，反倒笑起来说：那天在屋里玩乒乓球，怎么也找不到了，原来它藏到这里了。负责抄家的人在依丽的铅笔盒里发现一个子弹壳，如获至宝，急问依丽子弹壳是哪里来的。依丽理直气壮地回答：“是爸爸打靶时带回来给我玩的。”他们走时带了维安的工作笔记本和维安在罗马尼亚时拍的几张照片。两次抄家将我母亲吓得坐立不安，她说：“只知道刚解放时在农村抄地主的家，怎么干部的家也被抄呢？”当时我的四姨从上海来，她见过世面，说：“抄呗！上海的走资派都被抄了家。”其实，她们也不知道什么是“走资派”。
批斗审查三年整，１９６９年５月宣布解放。这时维安的身体状况极差，经常头疼、腰疼、胃也痛，体重只有１０２斤。维安虽然是“解放”了，但是既不安排工作也不准休息和治病，必须很快下放到农村插队劳动。
维安下放到大兴县定福庄公社韩家铺大队，这时算是行动自由了。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维安自小就生长在农村，在战争年代，随部队南征北战，也经常和农民在一起，他对农村不仅不陌生，而且倍感亲切。所以他一到大队就和农民及村干部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抽一袋烟。有时回城来就买一些老烟叶带回去。维安对任何事情都很认真，自己也有一些医疗卫生知识，家里也备些常用药。他看到那时农村缺医少药，农民有病也无法去医院治疗，就从家里带去些常用药。有时谁家人有点小伤小病都找他问病取药。他还学会扎针灸，按照针灸书上的穴位先在自己身上试扎，然后再给别人扎针治病，受到许多农民朋友的欢迎。由于他能真正和群众打成一片，村里的干部也很信任他，公社党委也重用他，他还参与大队党支部的工作。这样，村里的许多事他都过问，而且和当地村干部一样，开会和工作都在晚上，白天照样下地干活。１９７１年８月９日定福庄公社党委决定并书面通知韩家铺大队建立整党领导小组，由姬德儒任组长，罗维安任副组长，组员是姬德才、韩介祥、高宗成。整党领导小组在整党期间，代行党支部职权。在这一时期他真正把自己置身农村，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村干部。可是对自己的身体就不大注意。由于三年的牛棚生活，缺乏营养，他的身体非常虚弱。下放农村后，他每次回家只带一瓶肉末炸酱回去改善生活。维安不惜力气，什么活都干，劳动强度大，从不顾及自己的身体。他有一次在登高凳摘梨时，不慎摔了下来，当时觉得腰部有点疼，没在意，仍继续劳动。到放假时才回来到医院检查，诊断是肋骨骨折。医生说已过了最合适的治疗时间，没办法动手术，只能卧床静养，给他开了一周的假条。当时的农村大队没有电话，无法请假，维安放下假条没有休息，硬挺着骑上自行车回韩家铺去照常工作和劳动，谁也不知道他的肋骨骨折。我在家里干着急，不仅不能照顾他，也没有条件向当地组织反映他的身体状况。直至这次到韩家铺时，说起此事，当地干部回忆起有一次在摘梨时，老罗从高凳上摔下来过。他们说当时老罗什么也没说，即使说了，也没办法去医院，只好挺着。还有一次回来休息，他觉得耳朵里疼，听不到声音，到医院一检查，从耳朵里掏出一粒发了芽的麦粒。原来是在打麦场用脱粒机脱麦时崩进耳朵里的一个麦粒。医生对他的忍耐力都感到吃惊，并且风趣地说：“你要是再不来检查，耳朵里就该长出麦子了。”就这样，维安坚持在农村劳动锻炼两年半，从未因病或私事请假回家。
１９７１年１０月，维安接到通知，调回来分配工作。在正式回城以前，他先用那辆破自行车驮着被褥和脸盆等日用品送回家。平时回来大约要三个半小时，这次因带着行李，骑得慢。１０月下旬天黑得早，没有路灯，摸黑走了好几个小时。看不清方向迷路了，进不了城，看不到亮光，找不到问路的人，真是荒无人烟。这时，维安心里有些发毛，又走了一会儿，还算幸运，碰到一位过路的人，大约有六十多岁，维安急忙向前问路。这位老人很惊讶地说：“你进城怎么走到这里来了，越走越远啦。这是当年皇帝狩猎的围场，后来是土匪出没的地方，离北京城很远，附近没有村子，你顺着我指的方向往北走吧。”维安谢过这位指路人，调转车头往北走。方向是对了，可是没有路灯，也没有车灯，一片漆黑，不敢骑车了。只好推着车子往北走，走了不知多久才到大路上，有了昏暗的路灯才能骑上车往家奔。
那天我知道维安要回来，估计下午六、七点钟即可到家。可是十一点多还不见他的身影，怎么回事呢？我非常担心。我想，自１９６６年６月开始，维安就未能正常工作，不能正常生活，不能正常回家，五年多来提心吊胆，好不容易盼到他回来分配工作了，真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我做了几样可口饭菜等他回来一起吃，可这么晚了怎么还未到家？会不会有什么不测？我只好安顿老母和女儿先吃点东西睡觉。我一个人站在阳台上望着楼下，一动不动，真是望眼欲穿。直到凌晨一点多才发现楼下有一个人推着自行车，吃力地走着。不用问，那就是我久久盼望的亲人回来了。我急忙跑下四楼，什么话也没说，卸下行李，存好车，二人一步一步爬上楼。维安一进门就躺倒在床上，休息好大一会儿才缓解了一身的疲惫，起来喝水，我和他一起吃了饭。这件事过了几年后，维安还当故事讲起，说来真有点后怕。
十一、拨云见日
维安于１９７１年１０月从韩家铺回来以后，被分配到北京工业大学校务处，在那里负责学校的后勤工作近两年。１９７３年９月调到市委组织部老干部组。１９７５年２月调到北京市人事局任副局长、党组副书记。这时他仍背着“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要从根本上消除已经由实践证明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十分有害的“左”的指导思想及其一切表现。要拨乱反正，要为冤案平反。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通过学习三中全会文件，维安觉得见到了光明，有了希望，于是才于１９７９年２月１９日给北京市委组织部写了一封申诉信，陈述了１９５７年６月４日在中央机要局党委扩大会议上发言的实际情况。他在信中说：“二十多年来我一直背着‘处分’的沉重包袱，在北京市辗转了好几个单位。虽然组织上对我是关心照顾和信任的。但是自己的思想负担和精神压力始终是很大的……要求对我１９５７年的问题进行复查，重新作出结论，……”。此信转到中央办公厅政治部后，于１９７９年３月２１日中办机要局党委作出了《关于撤销罗维安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决定》。决定中说：“根据党的有关政策和本人的申诉，经局党委复查，罗维安同志是经过长征的老干部，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机要部门工作多年。埋头苦干，积极负责，坚持原则，作风正派。他在１９５７年６月４日机要局科长以上干部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意见，是实事求是的，也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当时将罗维安同志的批评意见当作‘右派言论’进行批判，并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都是错误的。现决定予以纠正，撤销原中央机要局党委１９５８年９月２２日《关于罗维安同志所犯错误的决议》，恢复名誉。”撤销处分，恢复名誉，算是纠正了一件错误，是好事。但对个人来说，这件好事来得太晚了。二十二年呀！一个人能有几个二十二年？维安从参加红军到终年是六十个春秋，六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有三分之一还多的时间里有一个无形的包袱压在身上，虽然维安这个人开朗豁达，能上能下，不计较名誉地位，对重用不重用也不在乎。可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智慧的人，受了处分就等于自己历史上有了污点，在社会上和工作中经常会遇到尴尬和不快。对于这个问题，维安在１９８５年曾写道：“１９７９年把我背了二十多年的包袱放下了，但人已老了，对已造成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其实“恢复名誉”，只是一纸空文。
１９７９年３月２４日，维安以极为平静的心态在《关于撤销罗维安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决定》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因为这二十二年沉重的包袱没有将他压垮，他很坦然，很自豪。维安在这二十二年中，在北京市辗转调动九个单位，可算经得起考验，受到了锻炼，凭着他坚强的党性，忍辱负重，不论在什么岗位他都以满腔热情，用最短的时间熟悉情况，迈着坚实的步伐，积极开展工作，并且力求把工作做好，做出成绩。维安曾幽默地说：“我这一辈子，工、农、兵、学都干过了，要是再允许我工作十年，我就该下海经商了。”但是毕竟年轻有为、风华正茂的二十二年是在“严重警告”下过日子，对他的影响和压力是无法改变的，光阴不会倒流。好在他在逆境中没有沉沦，在工农兵学各条战线上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都留下了对他的赞誉和敬佩之声。
十二、宽广胸怀
人生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有坦途，也会有坎坷、有顺境，也会有逆境。当遇到大的坎坷，身处逆境时，对人的打击最大，但也往往是最大的考验，维安正是如此。当他背上无端的处分，又被调离所爱的机要工作时，他曾大伤脑筋，身心健康都受到影响。但是，他认识到已发生的事不可逆转，个人必须从逆境的阴影中走出来，于是他以宽广的胸怀面对现实，既不怨天尤人，也不计个人恩怨，仍然按照自己认定的正确行为方式行事，严于律己，认真工作，以诚相待，助人为乐。
维安怀着留恋的心情，拖着沉重的脚步迈出了机要大门，脱离了机要战线，但对机要战线上相处多年的战友感情深厚，还保持着珍贵的友谊。虽然岗位不同，然而心是联系在一起的。不论是从外地来的原机要人员，还是在北京的，有的仍做机要工作，有的早已改行，部队的、地方的、各行各业，大机关的、小单位的，只要有人愿意登我家的寒门，都一律热情接待，敞开心扉，促膝谈心。对机要部门的老朋友好像有一种天然的内在联系，如有集体活动，力争参加，可以趁机见到当年一起工作过的朋友们。过年过节互致问候，亲密无间。可是关于他自己的委屈和不公正待遇，从来只字不提。因此，许多非常熟悉要好的机要老朋友，直到今天才听我说起维安曾受过错误的处分和调离机要工作的原因，大家都甚感惊讶和不解，都有一个问号，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维安下放到北京市以后，曾在工厂、机关、学校、农村等许多单位工作和劳动过。每到一个单位，时间不长就会有朋友到家里来，或谈工作或聊天，都很投机。一旦维安变换了工作单位，原单位的人就成了老朋友。如当年金属加工厂的和宣武区政府的好几位挚友以及老邻居们，不管维安的工作如何变动、家搬到何处，联系从未中断。维安受了重伤，去世了，这一切都牵动着他们的心。许多生前好友直到现在他们都关注着我们这一家，不是一般的关心，而是真心实意的，特别地关怀。再如维安１９７１年从韩家铺大队调回，分配到北京工业大学校务组，那里已有好几个处级干部，他能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受到好评。不到两年又将他调出北工大，而那里有好几个同志都成了维安的挚友，经常联系。当时，有一个同志的孩子不满周岁得了肺炎住院，家长非常心焦。维安和我一起到医院去看那个孩子和他的父母。维安就是这样，把同志们的事总挂在心上，能帮点忙就尽量帮忙。
我自从１９５８年调到北京市工作以后，基本上都在基层单位，到我家来的都是一般干部和工人。维安一样热情接待他们，一起吃饭喝酒。本来不认识的人，见过一面就熟悉了。到过我家的一些同志有的也成了他的朋友了。１９９５年维安发生意外事故，我所在单位以及曾和我一起工作过的一些同志都非常痛心，他们到家里来不仅是为安慰我，更是因为痛失了一位好朋友。
十三、严于律己
经过枪林弹雨、受过艰难困苦生活磨砺的维安，深知一丝半缕来之不易，穿皮鞋的时候，也不忘曾经光脚穿草鞋的困境。有时虽然是因公花销，他也尽量节俭，避免浪费。如在１９５７年５月出差到湖南，他给我来信说：“我们到长沙，把我们安排到交际处住，原本说好要住到机关去，但人家说不方便，只好住下来。六天光房租费就花了３０元，其实对工作也不方便，每天需坐一段公共汽车去，回来都是用小汽车送，你说在这增产节约的情况下，我是多么过意不去啊！”１９６１年９月，维安带我和女儿回四川老家探亲，这是他参加革命二十六年第一次回家乡。因为刚动过大手术不久，他身体虚弱，买了软卧车厢的票。按他当时的级别可以享受软卧待遇。回来以后，宣武区委书记张旭同志多次提出要他报销车票，他就是坚决不报。他说：“回四川探家，这是自己的私事，怎么能让公家出钱呢？”维安严格执行各项政策和规定，身体力行，对自己的亲属更是严格要求，从不搞特殊照顾，不谋私利。有几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他有三个弟弟，如果在解放初期或者在大跃进年代到北京来安排个工作，我想不会有多大问题。可是弟弟们虽然当时家境都很困难，却没有一个到北京来找大哥的，他们的大哥也没有想通过自己的关系让弟弟们出来工作。
他有两个侄子和两个外甥曾在部队当兵，经常通信。他们在复员时有的路过北京，有的在通信中也曾提出过能否在北京安排个工作，可维安总是坚持要他们按规定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从不托人特殊照顾。七个侄子都在农村。有的孩子也曾抱怨说，没沾大爹的一点光。事实确是如此。
六十年代末，女儿很想参军，特别看到有的干部家里好几个孩子都通过部队熟人当兵去了。女儿知道爸爸曾在部队工作多年，老首长、老战友很多，只要打个电话，找个熟人让她参军是不成问题的。这时她爸爸也很矛盾，自己是一个老兵，对部队有深厚的感情，女儿想参军是件好事，也很想满足女儿的心愿送她到解放军这所大学校去锻炼成长。可是他实在不想找人帮忙解决孩子的参军问题。结果女儿没有当成兵，被分配到工厂当工人。女儿很争气，爱学习，求进步，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在工厂三年，通过自己的努力，在１９７７年即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就考上了北京大学。她对未当成兵，直到现在说起来都还有些遗憾。
关于我的工作，从中央单位到北京市以后，辗转好多地方。我在马连道看仓库的时候，维安虽在北京市人事局工作，可从来不说帮我联系个适合我工作的单位。我知道他不会出面帮助家里人解决任何问题，所以在他面前，我也不提此事。最后还是我自己找到了适合我做的工作，心情舒畅地工作到离休。
维安在北京市人事局工作期间，正值拨乱反正，人员调动频繁。有外埠进京的，有市内调整的。这项工作政策性很强，有的符合政策，有的有实际问题。当时维安不是主管人事安排的，可是找他的人也不少。他则按照当时的政策规定，对符合政策的介绍给主管领导或有关部门；对不符合政策的做些说服解释工作，使找上门来的人心悦诚服。那个时候送礼风气还不盛行，但也有的人可能认为带东西找人办事会顺利些。有的人是为了表达心意，也有的是为了感谢。可维安对此事极为严肃，事情能办不能办，那是工作，如果有人送礼，他则一概不收。而且给家里人定了一条规矩，不管是谁送什么东西都不能收。家中老少坚决执行。
有一次，一位曾是维安上级的老同志来找老罗谈他儿子的工作问题，他儿子抱来一只大公鸡。维安非常尊重和诚恳地与这位老同志谈完问题以后，又很坦率地向这位老同志说明不能收他的礼物，那位老同志说这不是礼物，一只鸡算不了什么。可维安坚决不要，推了好几次，还是让他的儿子把大公鸡抱了回去。还有一次一位女同志到家里来，不巧我和维安都不在家，家中只有我母亲一人，这位女同志好像还很熟，坐了一会儿，和老太太说了几句家常话，我母亲也没问她叫什么名字。在她起身要走时说：“他们不在家没关系，这包点心是给您吃的。”我母亲也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一再说不能收，可那位女同志放下点心就要走。我母亲当时已经八十多岁，而且由于腿有病要双手搬着专用凳子才能走路，她执行维安不收礼的规矩很执着，看见那女同志放下点心就要走，十分着急，就连喊带追，搬着凳子追到门外。那位女同志回头看见老太太那既吃力又着急的样子，怕出意外，只好返回来把点心拿走。维安不忘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产党员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干部手里的权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他对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非常反感，坚决抵制。有人说他“太正统”、“不灵活”，可他始终坚持不渝。在这个问题上，维安是真正做到了严于律己，以身作则。
十四、幸福之家
我和维安既是千里姻缘，又是非常巧合地走到一起，而且相处不足两个月就结婚了，可以说双方的脾气秉性互相都还不大了解。走到一起之后，却情投意和，非常满意。虽然各人都有个性，但从来未红过脸，未吵过架。在相濡以沫的四十五年中，我俩共同体验到我们是幸福之家。同时我也亲眼目睹维安所经受的风雨坎坷，我和他一起承受着，并和他一起分享生活中的酸甜苦辣。从他的言谈举止，待人处事，特别是在逆境中的状态，可看出他是一位能屈能伸的大丈夫，也是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品德高尚的值得信赖的人。经常有人夸我们是一对恩爱夫妻，我也深感自己三生有幸。每当回忆起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心里就充满了幸福感。
我们结婚不到一个月，维安就去马列学院报到了。他一般是星期六下午回来，有时学习紧张就不回来。在他回来过周末时，只要我不值班，星期日就和他一起进城。那时由香山到西直门只有一路公共交通车，这个车不是用汽油，而是在车后边背个大箱子，装上木炭，用烧木炭做动力，也就是木炭车。我们很早起床走到车站，上车后一路颠簸，到西直门也就１０点多了。下车后步行逛街。有一次走到东安市场，在那些琳琅满目的小摊贩间转了转，我看到一个小别针很好看，他见我喜欢就买了别在我上衣的左边，我很高兴。下午又坐上木炭车，维安在颐和园站下车，马列学院在颐和园对面，他直接回学校了。
第二年，机关搬到城里，住在府右街八中旧址，逛街就方便多了。只要是我们同时休息，就出大门往南走，再往西经西单牌楼走到西四牌楼，拐弯向东走到东四牌楼。走累了，肚子也空了，就找个小饭馆坐下休息吃饭。维安是四川人，爱吃米饭，可我喜欢吃饺子或者炒疙瘩、炒饼。我们互相迁就，有时吃米饭，买盘麻婆豆腐、榨菜汤。有时他随我吃饺子或别的面食。那时，小饭馆餐桌上除了有酱油瓶醋瓶外，还有一盘带皮的蒜瓣，喜欢吃蒜的人自己剥，很方便。
那时晚上没有电视看，连收音机也没有。周末晚上没事也上街走走。有时冬天天黑得早，出门不大一会儿天就黑了。大街上的路灯少且暗，行人也不多。马路中间也很少有汽车来往。我俩好像走在非常幽静的世界里。有一次，走着走着，我们忽然发现路旁有一团亮光，近前一看，原来是一个卖馄饨的小摊上点的小油灯，有两个食客站在一旁品尝从小锅里刚捞出来的热气腾腾的馄饨。还有一次晚上在府右街路边走着走着，我听见有人叫卖“萝卜赛梨”，走近看到有一个人背着筐子，手里拿着一个削好的像花一样的心里美萝卜。我们在筐里挑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萝卜，交给那人削，只见他将萝卜拿在手里先把萝卜缨削掉，竖着切几下，转一个方向，再切几下，整个萝卜就开花了。我们拿着边走边吃。这种萝卜水分大又甜，还真好吃，真是吃在嘴里美在心里。后来我们经常买这种萝卜吃。有一次我学着卖萝卜的人那样切萝卜，不小心刀子通过萝卜切到手指上了，现在左手食指还可以看到那个有纪念性的疤痕。维安离休后出去买菜经常要带回个萝卜。可是不知什么原因，现在的心里美萝卜又大又硬，吃不出心里美的滋味了。
自从女儿依丽两三岁开始，我们经常在休息日出去玩，维安用自行车推着依丽到天安门和中山公园。在公园里看花，看金鱼，玩得很开心。那时没有卖瓶装水的，要带上水壶，渴了喝一点，饿了在“来今雨轩”买几个冬菜包子吃。依丽非常喜欢吃那既有点肉味又有点甜味还散发出冬菜香味的小白包子。可是现在中山公园的冬菜包子和那时的冬菜包子大不一样，变成了大肉包子，似乎没有当年那样有味道了。
有时我们也到北海去划船，维安划着双浆，我和女儿在船里坐着，有时在船边还能看到小鱼游来游去，依丽高兴地想用小手去抓，小鱼给吓跑了。那个时候，我们无忧无虑，心旷神怡。１９８４年以后，我们俩都离休了，并且有了外孙女畅畅，家离玉渊潭公园很近，冬天带着畅畅到玉渊潭公园冰上玩耍，夏天到玉渊潭水里泡泡，也很舒畅。１９９３年８月的一天，我们三代四人一起到紫竹院游玩。正巧园里举办竹器展览，参观中看见竹椅很适用，想买又怕不好拿，后来下决心买了四把竹椅每人拿一个。当时畅畅还不满１０岁，她也自报奋勇扛了一把大椅子，四个人浩浩荡荡，游园的人们看着我们一行中有老人有小孩都扛着椅子，有点滑稽可笑。可我们觉得很高兴，特别是畅畅那麽小的孩子扛着个大椅子坚持走了约半小时，很不容易。这是全家最后一个快乐的星期天。
在对待双方家庭方面，我们也是互相关怀，互相照顾。实际上维安对我家关照得多。１９５６年我母亲从老家来北京，维安主动提出要我母亲放心，生活由我们负担。我母亲和我们一起生活三十多年。１９８７年春节除夕夜，我母亲突发心脏病，又是维安亲自抬着老人到医院，真是养老送终。我老家有一位独身姑姑，原来由我父亲供养。１９８４年我父亲去世后，维安专门和我一起到我老家安排我姑姑的生活。当时村里许多家都有电灯，而我小姑的一间小屋里还点着油灯。维安当机立断，亲自找有关人员，要求尽快给小姑家装安电灯，第二天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他还为小姑买了些生活用品，并对小姑进行安慰。我小姑非常满意，逢人便夸她的侄女婿好。后来，我每年回去探望小姑，连续九年，维安都很支持，有时给小姑寄些东西都是维安亲自包装邮寄。
我的家乡经常有亲戚到北京来，有来治病的，有来游玩的，维安都是热情接待，诚恳帮助。有一次来了６个人，家里住不下，我把他们安排到附近地下室小旅馆，维安知道后坚决将他们请到家里来，床不够打地铺也要让他们吃住都在家里。所以，我老家的亲戚们一致称赞维安是个好人。然而对他自己老家的亲属却要求很严，他的父母和三个弟弟都没来过北京，也不设法为家乡的亲属在北京安排工作。只有他的大姐和大姐夫来北京住了一段时间。还有他最小的弟弟刚四十多岁就去世了，弟媳非常悲痛，又有病，到北京来治病住了几天。我们俩只要一方外出，频繁联系就从不间断。那时没有手机，想打长途电话也不方便，只有写信。所以每次外出首先要带上信纸、信封和邮票以及贴邮票的浆糊，到达住地第一件事就是写家书，谁也不失信。惟恐在约定时间收不到对方的信，心里着急。
过去我们家来往的朋友不断，我们都尽其所有热情招待。困难时期也是一样，哪怕只有一把花生米，也要炒一炒招待朋友。我的老同学有新疆的、杭州的，到北京来都是夫妻双双住在我们家。维安的老朋友来也是一样，我们同样不分彼此，热情招待。
我平时对他的衣食住行关注较多。只要是对他的健康有利的事我都支持，对他身体不利的事我都极力劝阻。如结婚后发现他抽烟很多，而且烟龄很长，劝他多次也戒不掉，我就把一只烟剪成两截。那时的烟不带过滤嘴，半只烟抽不到几口就无法抽了。这样可以限制他少吸些有害身体的烟。可是在维安被批斗、关“牛棚”的非常时期，他不得不用抽烟解烦，我就不限制他了，还给他送烟。在下放农村时干脆买了一根旱烟袋，买些烟叶带去和当地农民一起抽，这也是和群众打成一片的好办法。从农村回来以后，他很自觉地把烟戒掉了。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７日我到北京站接来自四川的亲戚时不慎掉进一个坑里，将脚摔伤，不能下床。维安细心照顾，并亲自下厨房做菜在我床边摆开桌子给我过６６岁的生日。在我脚伤尚未好利落，他们单位组织旅游，维安很犹豫不想去了。我说我这点伤没关系，听说张家界风景很好，你不要失去这次机会。可是他到了张家界不知怎么将腰扭伤动不了，是用滑竿抬下来的，适逢一位好心的游人用一种按摩的手法将他治好了。回来过了几天他才告诉我，说怕我为他担心。
正当我们携手共度幸福晚年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１９９５年６月２８日的一场意外事故，夺去了维安宝贵的生命，将我们四十五年的幸福家庭击碎了。我再也听不见他的爽朗笑声，再也看不见他的活动足迹了。可他的一切又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深深地爱他，思念他，我只有痛哭和无奈。九年来我经常面对孤灯给远去的维安写信，也算是祭文吧。每年８月３１日我们全家去看他的时候，我就把这些信亲手送给他。
十五、三回故里
维安在长达六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一共回过三次家乡。分别是１９６１年９月、１９７１年１０月和１９９３年元旦。
第一次回乡第一次回家乡时，父母健在，有姐姐、姐夫、弟弟、弟媳和众多的侄儿侄女和外甥们，是一个完整的罗氏大家庭。
维安随红四方面军第九军离开江油不久，家乡就成了国民党统治区，无法和家里联系。维安十四年音信全无，父母及全家人日夜思念，也无法知道他在哪里。直到１９４９年四川解放后才收到他第一封信。老父老母收到儿子的来信就像见到了儿子一样，高兴得流出了泪花。老母亲说，不知儿子是胖了还是瘦了，很想见见他。以后每当老母亲想大儿子的时候，都会把放在枕头下的信拿出来看一看，摸一摸那些与她不相识的字。侄孙女罗小君回忆说：“小时候听爸爸讲有一位了不起的大爹，是一位红军战士，抗日英雄。在我们的心目中，大爷爷的形象是那么伟大、神圣。他一直是我们的动力。在我的记忆里有那么一段可笑的故事：每当天空中响起飞机飞过的声音，我们罗家许多小辈的兄弟姐妹都会追着飞机喊‘大爷爷，大爷爷’。因为太小不懂事，总以为那是大爷爷在看我们。因为这件事，院子里大人们笑我们好几回。”由此可见，维安在家乡人心中的位置。维安是个孝子，到北京以后，经常给父母写信，有时也寄些钱回去。那时我们的津贴很少，无法帮助家庭解决困境，只能表达一点心意。可是远在家乡的老父老母非常想要大儿子回去看看，多次来信表述思儿心切之情。有一次在信中说二老年高体衰，已是风前烛瓦上霜，再不回来恐怕难见面了。接到这样的信，维安心里很难受，很想马上回到父母身边。但是那时北京到四川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更重要的是身不由己，忠孝难全。工作学习太忙，很难安排回家探亲的时间。虽然维安以工作学习为重，难以回家探望父母，但他的心里却非常不安。恰巧这时同在译电处的李志海同志到四川出差，维安即委托李志海同志代他到老家看望他的父母。李志海同志到四川后克服了交通不便等许多困难，找到了贯山乡兴隆村，看望了维安的父亲母亲。这件事对两位老人是很大的安慰，维安也很感谢李志海同志。
维安于１９４９年进城以后，１９５０年就到马列学院学习了三年半，毕业后投入新的工作，随之又开展各项政治运动，脱不开身，后来下放到工厂等基层单位，更无法请假探家。直到１９６０年底，这时他已在宣武区任副区长，得了一场病，发低烧，住了很长时间医院，被诊断为肺不张。肺为什么“不张”不能确定，医生说也可能是肿瘤。那时没有更先进的仪器检查确诊，只好开胸探查。当时在友谊医院，由最好的医生孙衍庆主刀，开胸后发现只是右上叶肺纤维化，而不是肿瘤。医生说可能是过去战争年代生病留下的。虽不是严重的病，但这块肺叶也不起作用了，只好将右上叶肺切除。开胸切肺是大手术，当时又是在困难时期。他出院后家里也没有条件调养，组织上决定将他送到沙沟疗养院调养一段时间。在疗养院，他度过了１９６１年夏天。在这期间，我俩商量待维安身体逐步恢复以后，即安排回四川探望父母，回来后再上班。如果先上班，回家的事又要拖下去了。因此下决心快去快回，国庆节后上班。决定以后即给当时在江油县交通局工作的外甥胡志学写信，要他告诉其外公外婆，并作些安排。
回四川探亲的事商定之后，还有些具体事。首先是维安得写报告向宣武区委请假，好在区委很快就批准了，也很顺利地买到了９月１５日的火车票。乘火车现在从北京至江油不到二十五个小时就到了，可在四十年前虽有了宝成铁路，但由北京到中坝（江油）得要三天两夜。维安动了大手术刚恢复，虽住疗养院康复一段，但身体仍很虚弱。依丽五岁多，我还晕车。为了安全起见，下决心买了软卧车票。车上条件不错，可我晕得厉害，不能吃东西，只是闭着眼躺着。那时还是蒸汽机车，烧煤的。开着窗户煤灰飞进了依丽的眼睛里，眼睛睁不开，她很着急，抬起小手就要去揉眼睛。她爸爸急忙拉着她的手，告诉她不能用手揉眼睛，把眼睛闭一会儿，流点眼泪，煤灰就自动出来了。依丽很听话，老老实实地依偎在爸爸身边，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待醒来时眼睛睁开了。她好奇地问爸爸，煤灰怎么没有了呢？爸爸说，在你睡着时，煤灰悄悄地溜跑了。三个人同时笑了起来。我们一家三口在火车上呆了三天两夜。本来是为了照顾维安大病初愈的身体才买了软卧，可一路上却由他来照顾我和女儿。
第三天晚上火车在中坝站停下。这时天色已晚，车站灯火不明，又下着雨。我们从车窗向站台望去，只见有不少人站在那里，分不清都有谁，还是依丽眼尖，她高兴地喊“大表哥”。原来，胡志学１９５９年来北京时依丽认识他。我们这才注意到在雨中接站的六个人。下车后经胡志学一一介绍才知道是维安的老父亲带领三个弟弟和大姐夫。要不是胡志学来过北京，维安父子相见、兄弟相逢也都不认识了。由于下雨，在县招待所住了两个晚上，第三天步行四十里才到家。高堂老母在家翘首相望，二十六年前十三岁离家的大儿子回来了，站在面前的已是四十岁的男子汉，带来北京的儿媳和可爱的小孙女。老奶奶眼噙泪花，看看这个，摸摸那个，从心底里发出心满意足的微笑。这时，姐姐、姐夫、三个弟弟、弟媳及侄儿、侄女以及姐姐家的孩子们几十口聚集在一起，大人们脸上都挂着笑容，孩子们雀跃不拘，大家都交融在幸福的欢笑中。
在高兴之余，老父老母回忆起往事，把当年红军离开江油后家乡发生的一些事告诉维安。父亲感慨地说，民国二十四年（即１９３５年）你走时才１３岁，我们家穷得很，你大姐、二姐出嫁后，家中还有六口人、四间茅草屋，租种地主的十一亩田，收入是四六开分成，地主六成，我们四成，每亩田只能收入谷麦合计二、三百斤，交了租子所剩无几。每年青黄不接的日子还要向地主借粮食，利息很高，叫对本利，就是借一斗还两斗。随时都有天灾人祸降临，天还常下暴雨，秋雨连绵，草房得不到修理，屋内大雨大漏，小雨小漏，真叫屋漏又遭连阴雨，行船偏遇顶头风。那种日子实在是苦啊！直到１９４９年解放后才好过些。在那些苦日子里，你大姐夫为我们做了许多事，给了很多帮助。因为他会做蚕丝的手艺，还会染布，家庭经济好些，当时你二弟三弟都呆在他家里。本地的地主是地头蛇，当地保甲长也得听他们的。你大姐夫有时帮他们做些活或送点钱、送点礼，这样那些保甲长们也就很少提红军家属的事，也保得了你两个弟弟不被抓壮丁。
不等父亲再说别的，老母亲接着说，那时家里穷得很，你走时就穿一身打了补丁的衣服，脚上没有鞋，两双草鞋给你带上。你走以后我整天整夜惦念你，那时你太小了，体质又差，想着想着也不知道你走到哪里去了。红军走了以后再也无法打听你的消息了。一有空儿我就去朝庙拜佛，为你求平安，望儿能平安早日回到家里来，今天总算盼回来了。
老父亲还回忆起当年红军北上抗日，离开江油以后，已经建立起来的村、乡、县红色政权，被国民党反动势力猖狂破坏，对参加分田分粮的积极分子，有的被关，有的被杀。有个积极分子，就是被地主杀害的。那种黑暗的日子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彻底消除，乡亲们重见了天日。
老父亲不禁又说起那三年自然灾害。说起吃大锅饭，大家还心有余悸。那个时候老年人去不了食堂，由家人打回来的清汤寡水，填不饱肚子。壮劳力干一天活也拿不到几个工分，在大食堂里更是吃不饱。还算不错，由于全家人齐心，有劳力，积极能干，媳妇们贤惠，宁愿自己吃苦挨饿，也将老人和孩子们照顾好，所以没有饿死人。
大家听着两位老人回忆往事，好像听故事一样。回到现实，大家都高兴地笑起来，真是苦尽甘来，今后不再受那样的苦了。
维安此次回到家乡虽然时间很短，却满足了老父老母思念儿子的心愿，维安也得到了亲情的慰藉，见到了阔别二十六年的父母以及全家兄弟姐妹，真是皆大欢喜。依丽在家乡看到什么都新鲜，有人问她要什么，她说喜欢红军当年穿的草鞋。三叔真的精心编了两双草鞋给她带回北京，现在还放在箱子里收藏着。
第二次回乡维安第一次回家乡是１９６１年。到第二次回乡已相隔十年，在这十年中维安挨过批斗，关进过“牛棚”，没有人身自由，后来又下放到北京郊区农村劳动，一去就是两年半。没有精力、没有时间顾及家乡的父母亲。父亲是在维安被批斗紧张的时候不幸去世的。当时家中给维安发来电报，我也无能为力，连告诉维安的机会都没有。那时不准维安回家，我也不能去看望。只好等过了许多天以后才告诉他。他很悲痛，也很内疚。自己是长子，不仅未能在父亲身边尽孝，连父亲去世的消息也不能及时听到。父亲去世好几年了，二姐和二弟也相继去世，老母亲身体不好，本应早日回家看望，但实在没有自己可支配的时间。１９７１年１０月才被通知可以回城分配工作，这时维安再也坐不住了，他深知父亲去世后，年迈的母亲精神和身体都受到打击，而且又是十年未见了，母亲一定非常盼望儿子回家。这次一定要尽快回家探望母亲。于是，我们决定在维安未正式接手工作之前回家乡一趟。所以在从农村回来不几天就买了火车票，硬卧上、中、下，一家三口第二次下四川。我们还是给胡志学发了电报，要他联系安排有关事宜。
到中坝后，没有停留，由胡志学联系汽车，直接回到贯山乡高板村。这时的老母亲比十年前差多了，眼睛看不清，腿也不能走，很多时间是在床上躺着。这次我们回去，就是踏踏实实在母亲身边，为她老人家弄点好吃的，并带回些营养药品，还为她注射B１２等，希望母亲健康起来。
家庭经济情况比十年前好多了，弟弟们种田、编筐、打草鞋。最小的四弟虽没有多少文化，但人很聪明，心气也高，除种田、编筐外还想试验种植经济作物，如橘子、苹果，还要我们帮他从新疆寄来哈密瓜种子试种，但未成功。我们这次回去主要是看望和宽慰年迈的母亲，并为她老人家调理一下身体。在母亲身边住了十几天之后，又到重庆和成都看望了维安原在野战部队时机要战线上的老朋友，他们也是十多年未见了。老朋友相聚一起很难得，大家分外高兴。
第三次回乡维安１９７１年１０月第二次探家回来之后，就投入到繁忙而紧张的工作中，并且调动频繁。每换一个新单位就必须重新熟悉业务，了解情况，开展工作。对数千里外的家中老母亲本想接到北京来住一段时间，但老人家上了岁数，故土难离，不愿意出来。我们只能常去信问候，实在无暇回去探望。为此，也曾几次商量，维安实在抽不出身，他曾提议要我一人去看看。我总认为还是一起回去的好，可他就是走不开，一直拖了下来。直至母亲去世了，我们也未能回去尽孝，只能遥望家乡，默默哀悼慈母。转眼又是二十年过去了。在这二十年中，家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老母辞世以后，三弟四弟相继去世，大姐和姐夫也不在了，家中还有三个弟媳及侄儿们，很想回去看看他们。同时也想回去看看改革开放以后家乡的变化。原计划在畅畅放寒假时带她一起回去。可是不凑巧，还没放假她就病了，患了小儿肺炎，住进儿童医院。这怎么办呢？和老家的人都说好了要回去的。后经和女儿一起商量决定，不带畅畅，只有维安和我二人去，看看家乡的变化，少住几天就回来。
于是，我们找到在北京铁路局工作的王茁同志，请她帮助解决车票问题。热情的王茁来电话说，车票不好买，她直接送我们上车再补票吧。就在当天，１９９２年１２月３０日下午我们乘１６３次列车离京。于１９９３年元旦凌晨２点１６分到达中坝车站，江油市老干部局办公室主任在车站迎接。当天上午由大姐的孙子胡玉顺开车送我们回乡。
这次回乡，平辈人只有三位孀居弟媳，维安和我的心情未免有些凄楚。不过，侄儿、侄女、外甥等都长大，成家立业了。听说我们到来，都聚拢来了，又是一大家子团聚，数也数不清有多少人。次日即元月２日，孩子们买肉杀鸡，宰鸭捉鱼，一起动手，各显其能，摆了数桌宴席，当地的乡长和村干部也来参加了我们的家宴。在大家坐定以后，维安站起来向大家讲了一段深情的话。他说，我这是第三次回家，看到了家乡三十年来变化很大，许多当年的小孩都长大成人了，有的又有了下一代。有的家里盖了新房子，家家都有余粮；有的当了干部，有的做工，孩子们都有学上，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好生活，大家要更加努力搞好生产，搞好建设，一定要遵纪守法；侄儿们要好好照顾你们三家的母亲，使她们身体健康，精神愉快；还要发扬老一辈罗胡两家的传统友好关系，互相帮助，罗胡是一家嘛。
我们在家乡看到，由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农村经济状况都有很大变化，粮食满仓，圈里养着肥猪，堰塘里有成群的鸭子和白鹅，家家院子里都有鸡，处处生机盎然。人们不愁吃穿，而想的是怎样把生活过得更好。孩子们不仅上小学、中学，还要上大学，还有的在考研究生。维安和我看到了家乡的繁荣景象，很受鼓舞，也放心了。
晚上，侄子和外甥们都说，各自的家中给我们准备好了，要我们去住，他们互相争，各说理由，互不相让。我们有点为难了，不过住谁家不住谁家，并不是喜欢谁或者冷落谁，只因我们时间紧，只能住一晚上。要是有时间，每家轮流住才好呢。结果我俩分住在两个外甥家，侄子们只好相让了。２日下午即回到中坝，江油市老干部局接待并安排参观。
这次回四川不仅到家乡，也想到其它地方看看。江油市领导很重视，给我们介绍了江油的现状和发展规划，并亲切诚恳地表示，希望我们多回家乡看看。我们在江油参观了海灯法师武馆、太白纪念馆和太白公园，游览了白龙宫等景点。
元月６、７两日，我们在成都参观了都江堰和乐山大佛。乐山大佛的山上有九道拐，下到山脚下，又爬到山上，走下去又爬上来。维安和我不仅不觉得累，而且兴致极好。下午到秀湖山庄。原来打算去峨眉山，因天气寒冷，已经封山未去成。８日参观报国寺、伏龙寺。本想早点回成都市内看望几位原来机要战线上的老朋友，但那时成都的道路非常不畅，堵车严重。车子在回来的路上无法跑动，整整堵了两个小时，回到市内天已黑了。９日晚上乘火车去了重庆。
在重庆，我们参观了当年蒋介石、马歇尔、宋美龄、孔二小姐等人的别墅，还参观了蒋介石的防空洞，据说是刚刚开放，让我们碰巧参观了。晚上我们就住到船上，也就是开始游三峡了。游三峡是维安和我多年的愿望，这次实现了。由于当时正值冬季，天气很冷，况且我们也想快些回京。所以中途没有下船游览，只是在船上观看三峡两岸险峰奇石，其风景美不胜收。第二天晚上到了武汉。我们在武汉只住了一天，就匆匆回京了。
这次回乡探亲实际上是由老干部部门负责接待，安排参观游览。维安打趣地说，我们俩好像接力棒一样，由江油传到成都，由成都传到重庆，由重庆传到武汉，再由武汉传回北京。对我们来说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接待，但是给接待单位增加了麻烦和负担。这虽是组织上的照顾，可我们觉得过意不去，下次再出行可不能这样打扰了。谁会想到这是唯一的一次。还有个遗憾是，三次回家都把时间安排得过紧，急急忙忙。四川的老朋友多，也没有争取多看几位，心想下次来再看吧，万万没想到，永远没有下次了。
十六、离休以后
维安１９８４年底离休以后，仍经常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心里还装着国家和人民。有时和同志们在一起议论某些问题时，他不无风趣地学着京剧诸葛亮在“空城计”里向老军们说的一句话———“国家事不用尔等操心”，但实际上他非常关心国家大事，对出现的一些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即使是在１９９５年７月，他伤势严重躺在病床上，自己的性命都难保的时候，还让老干部局的同志给他传达关于王宝森问题的文件。传达的同志走了，他忧心忡忡地问我，大家反映最多的那位某某人怎么样了。我说不知道，他没说话，叹了一口长气。他还在为我们党的纯洁担忧，为党的建设操心。
维安离休后曾参与北京市廉政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工作，组织上还发给他北京市廉政建设、纠正行业不正之风查访证。持此证可对市党政机关执法监督、经济管理、公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廉政情况进行查访。维安对此工作认真负责，经常外出查访，并将查出来的情况和问题写出材料送交廉政领导小组办公室。他们都很重视维安所反映的问题。有时书面来信告诉他所反映问题的处理情况，并表示欢迎他对此项工作加以指导。
我和维安是同年离休的。他除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外，生活中的一些情趣及活动是我俩共同培养和相互支持的。如他练书法我学国画，他非常支持我，并在我的画上题款，配合默契。有一次我去上课，忘记将老师留的家庭作业带上，他发现后，马上骑车给我送去。当时下着小雨，他还滑了一跤。我喜欢养花和小鸟，他精心管理和喂养。许多盆君子兰，盆盆开花，小鸟年年繁殖。阳台上鸟语花香，生机勃勃。离休不久，有一位在体委工作的好友，建议他参加钓鱼协会。因为钓鱼是在郊外，空气清新，还可以活动筋骨，按摩内脏，有益健康。维安对此很感兴趣。如果他一人骑自行车到郊外去，我当然不放心，就和他同去。开始，他钓鱼时我是帮手，后来我也学会钓鱼。于是，每次外出都是两人骑车郊游。有时北到圆明园，南到大兴的旧宫，如果钓的鱼比较多，他又骑车分送给朋友。虽然累点却很惬意。几年以后，年龄也大了些，同时他们单位还有几位老干部爱好钓鱼，机关有时也派车出去玩。维安这个人比较注意严格要求自己，凡是本单位组织去玩，一般的不让我参加。特别是他们单位为了使老干部能有更方便的活动场所，建立了基地并挖了鱼塘，既方便老干部玩，安全也有保障。这样有车接送，有人陪同，中午还有地方休息，我很放心。所以，我也就自觉和自然地不再和他一起钓鱼。
维安自１９５８年下放工厂之前，在“老八中”操场上学会了骑自行车后，上下班和外出不论多远都是骑自行车。如住在八中时骑车到宣武区上斜街金属加工厂上班；住在牛街南口时，骑车到车公庄市委党校上班；下放到大兴县韩家铺，来回也是骑自行车；“文革”后，分配到北京工业大学工作，每天早出晚归，仍是骑自行车。对他来说，真是练就了骑车的本领。自行车不仅是维安的交通工具，还是运输工具。如我刚离休那几年，过年过节单位里经常发些东西，如成袋的大米、整筐的水果，都是维安捆到自行车上驮到家里来。有时为灾区捐的衣物等也是维安用自行车送到我们单位。因此，我们单位许多同志都认识他，而且对他印象很深。
维安是一个爱好体育、爱活动的人。曾经在“北庄”和“八中”的同志都记得北庄有个排球场，八中有个篮球场。在业余时间谁要找老罗，不用到别处去，准能在球场上看到他的身影。离休后年龄大了，不能再打篮球、排球了，他又爱上了门球。这时不仅他自己爱打门球，他还组织离退休的老干部们打门球。搬到茂林居小区来以后，维安多次亲自出面找有关部门联系场地，争取资金。他在一次会议上发言说：“我是茂林居１０号楼的一个老年居民。因我退下来之前是做老干部工作的，认识的老同志多些，所以我搬到这里来之后，不少老同志向我反映，居委会也多次向我提出，应在本小区建一个门球场。既可以打门球，也可以开展老年人各种文化体育活动，使本小区老年人活动内容更丰富些，以增强老年人的体质，做到中央和市领导经常强调的使老年人健康长寿的要求。本小区不算大，住户也不算多，但相对来说老年人多，特别是参加革命时间早、过去负过一定责任的老同志比较集中。许多人十三、四岁就参加革命，为党和人民紧张地工作了几十年。现在年纪大了，根据中央的指示和规定，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党和政府对退下来的老同志在政治、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很关心照顾，并希望他们健康长寿。我们这些退下来的老同志心里十分清楚，而且非常感激党和政府。现在住本小区的老同志有些不满足的，也是非常希望能解决的，就是本小区老年人活动锻炼的场所少。这个问题我向市老干部局多次反映，他们很支持，并向海淀区有关部门写了申请。海淀区有关部门也同意，羊坊店街道办事处也非常积极，就是选址还没有落实。我曾和许多同志商量，也和羊坊店街道办事处负责同志多次商量，就在茂林居１２号楼的北面、１３号楼的东北角上划出一块１５x２０平米的地方，建一个体育活动场地，既可打门球，又可跳迪斯科等。划出那一小块地方后，既不影响烧锅炉用的堆煤场，又不影响本小区的绿化美化。”通过维安多方奔走，终于建成了一个合格的门球场。这不仅方便了本小区的老干部打门球，有时还有外单位老干部来进行比赛。维安喜欢打门球，目的是为了锻炼身体。但在比赛时他却很少上场，甘当替补队员。门球场在１３号楼门前，距离１０号楼尚远，然而它正对着我们家的厨房窗户。每当维安在门球场上，他的心情就特舒畅，声音特洪亮，我常常能听见他的说话声和他特有的哈哈大笑声。
维安爱好广泛，勤劳好学，在日常的生活中事无巨细，不烦不燥，买菜做饭，修修补补，喜欢自己动手，并且处处注意节约。我家擦地的墩布，过去是我母亲用破旧的衣服撕成布条扎成的，后来我母亲扎不动了，就由维安扎。他扎的墩布既结实又好用。现在我义不容辞地接下了这项既废物利用又节约开支，还能活动自己筋骨的朴实的家务劳动。
我们是１９８９年春节前搬到茂林居小区来的。当时居委会和房管部门都不健全，有什么事大家都找老罗商量，他很高兴，也很愿意帮助出点主意。物业还专门给维安发了聘书，请他做廉政监督员。小区的许多人，如物业工作人员、开电梯的一些同志们有事都愿意和他说说，建立起良好的友谊，他们也是我们家的常客。
十七、晴天霹雳
１９９５年６月２８日这天早上５点多钟，维安的单位来车接他和另外两位老干部一起到本单位基地去活动。这个基地位于通县郊外一个小院子里，在院外边约百米处挖了一个鱼塘。
据我后来知道，他们在午休后，三人大约在１点多钟走出院门去钓鱼。维安在鱼塘边小路上行走的时候，突然一声巨响，一个火团从天而降。维安当即应声倒地，身上着起了火。这时三人中的一人向院子里跑，边跑边喊人救火。院子和鱼塘的距离大约近百米，待两位工作人员听到喊声跑出来时，维安已经不省人事，身上的火还在燃烧。经工作人员尽力扑救，火灭了，人苏醒了。当时由于在郊区，救护车不方便。待把维安转送到积水潭医院时，已经是下午５点以后了。这天我在家里做好了晚饭，左等右等也不见维安回来，原以为在回来的路上有什么耽搁，心里虽不踏实，但也未十分担心。从未想在单位的基地会出问题。直到晚上９点多钟，忽见他们单位的领导和好几个人来到家里，惟独没有维安，当时我就感到出事了，跌坐在沙发上。他们为了安定我的情绪，尽量说得缓和些。只说维安受伤了，正在积水潭医院抢救。但今天太晚不能去医院，明天才能去看。这是个多么难熬的长夜啊！
次日一早，他们单位来车送我去医院。到医院我看见维安遍体鳞伤，却很平静地躺在那里。我的心立马揪了起来，难过极了。可他睁开眼睛看见了我，第一句话是“对不起，今天你不能去民族园参观了”。因为我们单位前几天通知我６月２９日去民族园参观。维安身受如此重伤，看见我，不说自己的伤痛，却把我参观的事记在心上，还说“对不起”。我听了这话心里酸楚极了，噙着欲滴的泪水，强装轻松地说：“没关系，等你好了，我们俩一块去民族园”。但他没能脱离厄运，永远地走了，直到现在我也没去民族园参观。关于他的伤势，医生说烧伤面积达６５％，大部分为三度烧伤，伤势严重，抢救困难，危险期会很长。他的身体状况良好，也许会出现奇迹。当时我心里很乱又糊涂，医生怎么说就怎么做，提不出意见和要求。有一位在部队医院工作的朋友曾建议转到３０４医院去治疗，那里治疗和护理条件较好。可我觉得维安被烧伤那么严重，这个医院已经开始治疗，我要是提出转院会不会出现问题呢？况且这也是北京市的大医院，是单位安排的，我要提出转院会有什么结果呢？就没提出转院的要求。
在治疗中，维安以坚强的意志、顽强的毅力，忍受着极端的痛楚，忍受着难以承受的疼痛。虽然遍体鳞伤，可从未听他呻吟一声。在治疗中每次换药要把纱布揭下来，清洗伤口，疼得他满头大汗。维安咬牙坚持，一声不吭。在用翻身机翻身的时候，他趴在翻身机上，真如上刑一般，我在一边揪心，他则严格按护士规定的时间，积极配合治疗，从不提个人要求。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伤情稍有稳定，但仍未脱离危险，医生说可以吃他平时爱吃的饭菜，家里可以做了送来。这时，维安更有信心和伤痛抗争，我和依丽也盼望着奇迹的出现。
７月下旬，伤情恶化，绿脓杆菌侵犯到肺部，出现发烧、咳嗽，可是痰又咳不出来，憋得胸口难受，维安却幽默地说“过去参加‘百团大战’，现在是咳痰大战了。”这时病情在急转直下，积水潭医院束手无策，孙主任提出要将维安转到协和医院ICU病房，由协和治疗内科病症，外伤仍由积水潭医院负责治疗。这时维安很清醒，好像看到一线生机，但他已无力说出完整的话了，只能断断续续地说了一句：“从……一……开始……”。他的意思我理解，自从受伤以后，住院一个月了，不仅没有治好，反而成了这个样子，连话也不能说了。现在院方提出转院，那么只有从头开始了，也许还有点希望。
７月３１日早晨，维安的呼吸更加困难了。我急将孙主任请来，他亲自联系救护车。孙主任拿来一张纸，也就是转院证明要我签字。这时容不得我多想什么，也没有看清，我就签字了。救护车风驰电掣，呼啸着穿过大街小巷，紧急将维安送到协和医院ICU病房。进了病房以后，他全身插着许多管子，不能说话，不能吃饭，更使维安和家人难受的是和家人隔绝了。每天只有一个小时探视时间，亲人们只有在门外等候。真是近在咫尺如隔天涯。我和依丽轮流２４小时守候。依丽虽是夜班，但探视时间在下午３———４点，她也必须在这个时间到医院看爸爸。维安在积水潭和协和两个医院共住了六十五天，我们的好女儿就在病房门口守护了六十五个夜晚，有时白天还得上班工作，常常废寝忘食。在这段时间里维安的生命力还在与伤病抗争。积水潭医院的大夫给他实施了第一次植皮手术。过了几天，孙主任告诉我植皮成功了，全活了。但是太晚了，绿脓杆菌已侵入内脏，没有特效治疗手段了。只能靠输液和呼吸机支撑着。要求探视的人很多，可时间只有一个小时，一次只能轮流进去看一眼。有时进去后维安处于昏迷状态，无法交流。有一次女儿进去了，爸爸要笔和纸，用不听使唤的手写下极难辨认的字嘱咐女儿“对畅畅能帮一点，就尽量多帮一点。”他是关怀着外孙女的学习和生活。维安有很多很多话要和家人说，无奈弥留之际说不出，写不了了。这时维安深知自己伤情严重，难以抗拒，但他从未和我说过别离的话。有时在探视时间他昏迷，有时清醒他要写，可是手拿笔，写不出想表达的字来，他也很着急，他在纸上划来划去，我们又辨认不出他写的意思。这时，他的心与我和女儿的心都同样在流血。护士告诉我们，维安在稍清醒的时候，有时向她们笑笑，有时流下眼泪。也有同志告诉我，在维安受重伤的初期，曾痛哭流涕地说，我们幸福的家庭被毁了。为了不使我伤心，维安从未向我流露，也不在我面前流泪。８月２８日，协和医院的刘主任对我说，维安的身体内部各脏器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无法立起来了。言外之意是他们也已尽到责任，无能为力了。而维安自己是坚持坚持再坚持，渡过了８月２９日７４岁生日，自己再也坚持不住了，于１９９５年８月３１日１２时０５分在与伤痛抗争六十五个日日夜夜后，再也没有一丝力量了，带着无限的眷恋离开了我们。
维安在参加建党七十周年座谈会上说：自己是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成为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觉得很自豪。他说，参加革命后就不断受到党的教育和培养，新中国建立不久，党就送他到中共中央最高学府马列学院深造三年多，使自己能够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加深了对党的认识。所以参加革命和入党的五十多年中没有犯过大的错误，是党培养的结果。他自己常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他的今天。他说自己和党同龄，已经七十岁了。虽然不能继续为党工作，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保持革命晚节，绝不给党脸上抹黑，将来含笑去见马克思。不料他说这话后四年，就这样去见马克思了。
维安是我们家的顶梁柱，平时身体很好。万万没有想到突发的灾难降到他的身上。他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生活，对家中的亲人倍加爱护。这一晴天霹雳击碎了他多年来亲手建造的幸福之家，击碎了我和孩子们的心。他走了，撇下我们孤儿寡母。我再也不能为他做任何事情，只有悲痛欲绝，日夜痛哭。我心痛，我后悔。后悔那天没阻止他去钓鱼，后悔我没跟他一起去，后悔没转３０４医院，后悔过于相信积水潭医院，后悔没有多和维安说几句话，不尽的后悔。
维安虽年过古稀，但身体健康，精力充沛。这次三位老干部相约，由本单位派工作人员陪同到本单位基地去活动是正常的，应该是很安全的。但是该鱼塘上空横跨１１万伏高压电线，存在着安全隐患。按供电部门标准规定，在高压走廊内不应有任何建筑及娱乐场所。鱼塘修在高压线下本身就是违章建筑。而且地面上也没有安全标志和防范措施。不料这种意外的恶性事故让维安撞上了，实在令人痛心疾首。
这一严重的恶性事故，使健康的维安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党失去了一位久经考验的好党员、一位经过长征的老红军。北京市的领导和老干部局都很重视，市长曾亲到家中看望。本单位有关领导同志也痛心地表示“这鱼塘实实在在有安全隐患”，“悲剧不发生在罗维安身上，也将会发生在其他人身上”，这是惨痛的血的教训。
惟一在现场目睹罗维安被大火吞噬的那个人，如果及时采取扑救措施，绝不会使老罗全身烧伤６５％，更不会大部分为三度烧伤。可以想象得出，当一个血肉之躯在无情的大火中挣扎５－６分钟，是什么样的景象。而这位党员老干部竟然袖手旁观，见死不救，甚至不准说是事故，以混视听。
维安惨遭意外的噩耗传到他的战友、朋友以及熟悉他、认识他的人们中，大家都怀着悲痛的心情纷纷打来电话、发来唁电。他五十年前的老首长张宗逊，非常难过，发来唁函。在外地的老机要宋志学、葛兆玉、徐墅林、闫芳英、高智、霍碧英等同志都以极度沉痛的心情来函，回忆当年和维安在一起工作时的美好情景，痛失一位好友。老朋友臧令薇自纽约打电话又来信，对维安不幸离世非常震惊和悲痛。沈阳的张基伦发来唁电又多次打来电话，悲痛万分。
１１月２４日上午，在八宝山大礼堂为维安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仪式。中共北京市委、市人民政府及市直许多机关干部都来送别并送了花圈，市长李其炎参加了告别仪式，并到家里看望。中共四川省江油市委、江油市人民政府、江油市人大常委会、江油市政协及江油市贯山乡党委和政府都发来唁电并送来花圈。原中央机要局的老局长李质忠、肖光和老中机的同志们都来了，还有维安曾在北京工作过的单位中的同志们也都来了。在战争年代机要战线的老战友赵思智因病来不了，派他女儿赵小刚从重庆乘飞机赶来；还有原中机译电员常振澳来自张家口；要万源来自秦皇岛；以及四川老家的侄儿、侄媳、侄孙、外甥、外孙等等一行多人，大约共５００多人怀着沉痛的心情为维安送行。
送走维安之后，原机要战线的老领导、老同志、老朋友以及北京市人事局、宣武区和其他单位的同志们经常打电话或到家里来看望。北京市老干部局对我们一家多方关照，局领导多次亲自到家中看望，还安排我们到北戴河和怀柔休养所休养。对这些，我们心里热乎乎的，表示深深的感谢。
这次为了写怀念罗维安的文章，联系到过去曾和他一起工作过的朋友们。许多同志都说１９９５年未能为老罗送别，连最后一面也没见着，有的同志几年后才知道，都深表遗憾。维安因意外事故致伤的消息，当时在京城不胫而走。很多朋友都很诧异，怀着关心和沉痛的心情互相传告，都想看一看大家心目中的老罗。因此，每天下午３－４点，一个小时的探视时间内，许多人包括家属都在排队等着那件专为探视病人传穿的白大褂，急急忙忙进病房看一眼没有表情的老罗。１１月２４日到八宝山为维安送行的人络绎不绝。而这时我和女儿都沉浸在极端悲痛之中，也不知道朋友们谁来了谁没来，特别是在发讣告时更未能多方联系，漏写了许多好友。同时我还曾向组织表示不要在报上发消息，就让他悄悄地远行吧！在此，我谨向朋友们致以深深的歉意。在维安遭受意外严重事故而生命垂危的时候，小区里许多人都牵挂着他，希望他能转危为安，都想去医院看他，特别是地下室看自行车的一家人，多次眼含热泪提出要求，想见罗伯伯一面。他们说罗伯伯为人太好了，他们过几天要调走，非常想再看一眼罗伯伯。由于维安的伤势太重，我们只能婉言谢绝。在维安不幸去世后，小区的许多人都到家里来吊唁。在向遗体告别那天，好几个开电梯的工作人员利用休息时间乘公交车到八宝山为他送行。
维安走后，小区的物业和居委会对我们一家人都很关心照顾。物业维修把我们家当成重点，随时帮助我们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在此表示感谢。
十八、继承遗志
九年前，维安带着对亲人们的无限眷恋，匆匆离开了温馨幸福的家。我们悲痛，我们无奈。但是残酷的现实摆在面前，女儿要工作，外孙女要上学，我也得生存下去。怎么办？只有在现实环境和条件下，三个人互相关照，相依相伴，沿着维安走过的脚步坚强地走下去。
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女儿，她失去了可亲可敬的爸爸，和我一样悲痛不已。爸爸撒手人寰，女儿极度悲伤，然而我们的女儿又是一个非常坚强而且有主见的人。爸爸的后事，她亲手操办，严格要求，一丝不苟，拿着爸爸的照片，亲眼看着高级整容师为爸爸整容。多年来，女儿把爸爸的品德和形象作为自己的楷模。爸爸走了，自己肩上的担子更加重了。除了繁重的工作任务外，还要顾及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女儿把对父母的爱凝聚在我一人身上，时刻把我挂在心头。只举一件事便足以看出女儿的孝心，那就是九年来除了和我在一起的时间外，每天都要给我打电话问候，上班时中午打，出差时晚上打。由于她的工作性质，所以她经常出差，有时还要出国，不论在国内或是在国外、境外，每天都要和我通一次话，这已成了约定俗成的规矩了。有时我去外地，依丽在家里遥控，我的行程和活动，她都了如指掌。每天必须沟通，才能相互放心。有一次，我回江苏老家，那时农村的普通人家还没有电话，无法告诉依丽我在哪，我如坐针毡。经过多方努力，找到一个有电话的单位，才给女儿打了长途电话。这样，她和我的心才能放下来。即使在市内，我外出学习或访友，女儿也随时掌握我的行踪。为了联系方便，还给我配了手机。平时的大事小事，她都要和我商量，征求我的意见。她对我的身体健康的关心更是无微不至。依丽出差可以说每次都要给我带回当地的特产，尤其是和我学画有关的用品。她有时还在外地买回她爸爸曾喜爱的东西，爸爸看不见、用不上了，放在那里摆着，这是女儿的心意。
有一次出差到甘肃，她抱回一方有名的十一斤半重的洮砚，要是她爸爸在，也会很喜欢的。女儿在自己的工作上更是继承爸爸的遗志，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对工作高度负责，严格要求自己。八年来连续提职三次，由部门的副经理提为经理，又提为总经理助理，后又晋升为副总经理。女儿的品德修养和严谨的工作作风，爸爸早有预料，可以引为欣慰。
外孙女罗畅已改名为罗之含。她自小在我们家长大，爷爷对她呵护有加，人称罗畅是爷爷的心尖子。上幼儿园、上小学都是爷爷接送。爷爷对畅畅的学习、生活等各方面关怀备至。爷爷在受重伤以后，还时刻关注畅畅，每天下午都要催我回家照顾畅畅。那时畅畅还不满１２岁，对爷爷最亲。多次吵着要去医院看爷爷，我和她妈妈觉得爷爷伤势严重，她太小，怕接受不了，一直不同意她去医院。７月７日，她很认真而且很工整地给爷爷写了一封信，还找了信封，写上“爷爷收”。在信中说：“爷爷，您知道吗？在您住院的这阵儿，我非常想您。每次妈妈、姥姥去医院看您，回来总是议论您的病情，我也凑上去听听。爷爷，我特别想去医院看望您。可是，不是妈妈不让，就是姥姥不让。”在向爷爷报告了考试成绩后，又说：“暑假我会去看您的，您只管好好养病，病魔会从您身上走开的，成功的花环属于您。”爷爷看了以后，心情很好。
８月３１日上午，维安再也支撑不住了，医生同意家属再看一眼。这天正逢畅畅返校，我们要求医生采取措施，一定要等来外孙女。１２点，外孙女到了，趴在爷爷脸上尖声呼喊爷爷呀爷爷。爷爷已经不能回答了。１２点０５分，爷爷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爷爷走远了。失去了最疼爱她的爷爷，畅畅幼小的心灵受到创伤，多次失声痛哭，有时在梦中呼喊着爷爷。在送别爷爷那天，她和妈妈一起整理爷爷的骨灰，并亲手装好。不仅如此，她还悄悄地拿了一块骨灰用手帕包好，带回家放在精致的小盒子里。同时，她还找到一张爷爷的照片并郑重地写上“爷爷，我爱你，你永远活在我心中！”并且装上镜框，和小盒子一起摆放在自己的书桌上以做永久的纪念，这件事令我非常感动。１２岁的小女孩，如果不是发自内心对爷爷无限崇敬和深厚的爱，是不会想到留点骨灰作纪念的。外孙女１７岁的时候，正赶上部队招收女兵，她积极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受到部队的锻炼和考验，并且在部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要是爷爷健在也会为此而高兴。九年来，我也逐步走出逆境，适应生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首先在１９９７年春节前夕，我带外孙女回了一趟维安的老家。因为在他去世的时候，家里许多人都想来看他最后一面，由于多种原因，只来了几个代表。这次我回去召开了一个家庭会，把维安的生平和在长征路上的一段史实介绍给后辈们，使孩子们知道他们的大爹革命一辈子是光荣的，值得罗家自豪。
１９９８年秋天，在依丽和外地亲朋的安排下，我外出旅游。第一站先到了四川，在大姐的孙子胡玉顺的安排下参观了九寨沟。那天正是我的生日，不仅有丰盛的晚餐，还参加了当地人组织的营火晚会，很是热闹。当时，我的心情既激动又难过。要是有维安一起参加这样的活动该有多好！九寨沟、黄龙、青城山、峨眉山和黄果树瀑布，维安都没去过，这次我替他都看到了，也算了却了他的心愿。后来，我又从贵阳到深圳、广州游玩，这些都靠朋友相助。所到之处，一切都很顺利，但心情仍然不好，有时是强打精神。通过这次旅游，压抑的心情稍有缓解。
我离休以后，于１９８６年参加了我们单位开办的老年国画班学画。我很早就喜欢国画，但没机会学。现在有了机会，虽然年龄大了，但还是很有兴趣。我学画得益于丹青世家出身的周国瑾老师。周老师曾在我们机关教过国画，后来虽不教课了，但是，对我这样一个初拿画笔、没有基础的老年学生，从不厌其烦。尽管周老师很忙，但只要我一打电话说想去求教，她就尽量安排时间，专门等我，而且是给予深入浅出的指导和非常耐心的帮助，使我有信心老来学画，经常出入周老师家门。可是，自从维安惨遭意外事故以后，我的情绪一落千丈，整天陷入悲痛之中，昏昏沉沉，打不起精神，提不起画笔，什么活动也不想参加。当周老师知道我爱人的不幸遭遇以后，对我倍加关爱，多次开导我，帮助我，并要我千万不能丢下画笔，一定要拿起画笔，多看多画调整自己的悲伤情绪，走出逆境；并且经常打来电话嘘寒问暖，对我学画更加关注。可以断言，如果不是周老师的谆谆教导和指点，我学画很难坚持下来。周老师堪称为我的良师益友。
几年来，我虽然时断时续，不过还是没有丢下画笔，而且多次参加画展。如１９９７年中办老年书画展，１９９８年天井机训队五十周年纪念，１９９９年老机要人员画展，２００２年中办老同志书画展及庆祝建军七十五周年书画大展，我都参加了，有的还得了优秀奖，有的被收入画册。这些都是对我的鼓励，今后还须更加努力，用画笔充实自己的余生。
还有一项活动，我是鼓足勇气、硬着头皮、强迫自己坚持下来的，那就是钓鱼。维安和我离休后，培养了共同的兴趣，万万没有料想到他在鱼塘边遭遇不测。我哪里还有什么兴趣再拿起鱼竿呢？甚至看到鱼就会勾起伤心事，后悔莫及。可钓鱼协会的同志们对我都很好，宽慰我，希望我继续在夏天能和他们一起到郊外鱼塘边呼吸新鲜空气。后来我也想通了，钓鱼不是目的，也不是为了吃鱼。即使永不钓鱼，永不说鱼，永不吃鱼，也只能增加自己精神萎靡和烦恼，倒不如挺起腰杆，勇敢地接过维安的鱼竿，继续参与本单位的钓鱼活动。这也是提高自己生活质量的一个突破，也是对维安所爱好的继承。
我于去年开始写回忆维安的文章，受到很多老同志的启发和帮助，特别是有些曾和维安在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虽然我不曾见过面，这次联系上了，得到他们非常热情的支持。我的能力有限，水平不高，但我尽心尽力，通过回忆和思考，把维安的生动形象和高尚品格写到纸上，使我重重的心思也得到释解。
维安的一生受的磨难太多。为了使他身后有个安定的归宿，我和依丽倾其所有，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为他买了一个墓穴。２００３年８月３１日维安辞世八周年之日，将他安放于天地之间、青松翠柏之中。
维安，静静地安息吧！
（原文地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496b1001000at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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