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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年华
作者：罗致鸿http://www.luos.org
 我父亲罗鎔先生，字剑雄，号松鹤，谱名罗会光，于一九一七年九月十九日即民国六年农历丁已年八月初四日出生在四川省巴中县楠木场（今四川省平昌县响滩镇）三槐堟一户大家庭里。
我祖父罗通汉先生，字英才，是巴中一带有名的中医。祖父性格严肃、鲠直，为人治病很认真。一个同时代的亲戚撰文回忆说：“罗英才为中医生，惟诚朴……”我祖母姓石，也是巴中人。父亲的初步教育便是祖父和祖母担负的。祖父祖母告父亲识字，告父亲认识药名，告父亲决断，做男子极不可少的决断。父亲的童年是快乐的。然而就在父亲十三岁时，祖父祖母在一年内相继而逝，父亲不得不和胞弟、胞妹寄居在亲属家。虽然家庭遭遇不幸，处境困难，但父亲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闯出一条路来。
一九三二年，年仅十五岁的父亲于巴中、仪陇中学毕业后，回乡任小学教员。一九三四年，十七岁的父亲考入四川省巴中县政府任办事员。从那时起，父亲以其薪俸供弟弟念完小学、中学直到国立浙江大学毕业。（父亲的弟弟在国立浙江大学读书期间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父亲身上有许多传奇与佳话。一九三五年，写一手好字，作一手好文章的父亲只身负笈翻越重重蜀道走出大巴山，远到川滇黔交界的四川庆符，考入四川省庆符县政府司法书记员一职。在任上，父亲遇到一当地农民持刀到县政府状告胞兄偷其家禽一事，并扬言若县政府处理不公就要动粗。在弄清事情原委后，父亲便引用曹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父亲告诫这个性格卤莽的农民：“虽然你和你哥哥已经分家，但你们是同胞兄弟，不应该为了几只家禽互相争斗。你大闹县政府，造成不良影响，此举理应治罪，但考虑你是一时冲动，今暂缓发落，放你回去好好想想，倘若再犯，严惩不贷。”就这样，在父亲的调解下，兄弟俩化解了矛盾。那一年，父亲只有十八岁。
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军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七七事变”，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抗日战争爆发。国难当头，弱冠之年的父亲从军报国，到川康绥靖公署宪兵司令部任中尉书记、军政部驻川补充兵三团任上尉书记。在军营沙场，父亲倚马千言，公文作得好。
一九三八年秋，父亲在报上看到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国民政府行政院在陪都重庆招考公务员的消息，遂决定报考。
行政院招考公务员分笔试和面试，报考者数以千计，都是赴国难的热血青年。经过激烈竞争，二十一岁的父亲以优异的成绩考进行政院议事组，任委任书记员。刚进行政院不久，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的同盟会早期会员、行政院参事兼议事组主任端木恺先生找我父亲谈话，说：“剑雄，这次行政院议事组招录书记员，最后录取了你，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你的楷书写得好。自从清末废止科举，写小楷的人不多了。”端木恺先生问 ：“下苦功了吧？”父亲回答说：“我上学时，每天坚持在青油灯下练字临帖到很晚。”端木恺先生说：“书记工作很重要，马虎不得。”父亲说：“请主任放心，我一定把工作干好。”是年冬，父亲由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林叠先生和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王子壮先生介绍，行政院参事、区分部书记、总务处长陈克文先生批准加入了中国国民党。（网上信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陈克文先生与毛泽东先生在武昌共同主持了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抗战时期，陪都重庆既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也是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蒋介石先生领导正面战场对日作战的大本营。那时重庆曾家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官邸与行政院之间有一道砖墙，为方便蒋先生出入，便在砖墙处开了一扇门。国民党总裁、行政院长、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先生和蒋夫人通过这扇门常到行政院来。父亲说：“我在行政院工作时，经常看见他们两口子。”
蒋先生兼行政院长的时候做院会的主席，这时候，父亲也能看到蒋院长。
抗战中，父亲和其叔父罗岷源先生相逢在重庆。父亲说：“那时幺叔在国民党中宣部广播事业管理处任总干事。”（罗岷源先生毕业于复旦大学，后考入黄埔六期。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干事，因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先生有部属关系，先后任四川达州专员公署、南充专员公署视察。）
抗战时期，艰难竭蹶，父亲坚持学习，一九三九年秋，考入重庆清华学校，读英语。
一九四一年五月，国民政府粮食部成立。端木恺先生说：“剑雄，粮食部成立，部长是徐堪先生。徐部长是四川三台人，同盟会会员，你如果愿意去粮食部的话，我可以保举你。”父亲说：“听主任安排。”是年八月，父亲由行政院议事组调粮食部秘书处，晋升荐任科员。（一九八七年五月三十日，端木恺先生在台北病逝。是年九月十九日，民革中央主办的《团结报》刊登了父亲的文章《忆端木恺先生》。父亲在文中写道：“据《团结报》载，著名法学家端木恺（铸秋）先生已于5月30日病逝台北，并云先生去台后任律师，1969年接任台湾东吴大学校长。拜读之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深感先生的逝世，在我国法学界是一个损失。端木恺先生为安徽省当涂县人，早年留学美国，先后在华盛顿大学、纽约大学就读，并获得两个法学博士学位。归国后曾任复旦大学及南京中央政治大学法学教授、安徽省民政厅长，抗战初调任国民党行政院参事兼议事组主任，主管国务会议工作，1943年出任全国总动员会议秘书长，抗战胜利后任司法院秘书长、行政院秘书长等职。回忆抗战初期，我在行政院议事组工作时，受先生直接领导，在三年的时间里，耳提面命，获益良多。当时日寇妄图摧毁重庆这个战时陪都，滥炸三年，我军民伤亡三万余人，房屋被毁万余栋，行政院亦四次被炸，损失甚大。一次，议事组办公楼被炸，先生闻讯随即带领议事组人员从防空洞赶到现场，冒险抢救公物，但对自己的东西则弃置不顾。行政院每次召开国务会议，先生主持筹备工作，如审查提案、汇编议程等，常常为争取时间，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先生精于法学，尤长公牍，举凡行政院颁行的法令规章，多出自其手笔。特别是在1943年任全国总动员会议秘书长期间，为配合美国盟军共同对日作战，调动全国人力物力，谋划尤多，为蒋介石、孔祥熙所倚重。尽管如此，先生依然生活简朴，平易近人。这一切，使我钦敬不已，至今难以忘怀。”--记得端木恺先生病逝之后，父亲命笔写下这篇哀悼的文字。哦，海峡无法阻隔缅怀之情，往事并不如烟！）
一九四三年五月，父亲到四川省巴中田赋粮食管理处任科长。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父亲回任粮食部荐任科员。
一九四四年夏，父亲把高中毕业的弟弟接到重庆，以便照顾。六十多年后，父亲的堂妹夫魏传绪先生和笔者说：“抗战时期，你父亲在粮食部储备司已经是县级干部了。那时他住在重庆一栋德国公寓里，我和你叔叔在他的房间里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你父亲还请我吃粤菜，对我很照顾，是好人啊！”（德国公寓在中山三路康宁路枣子岚垭附近，粤菜馆靠近罗家湾外交宾馆。）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傍晚，陪都重庆，中央广播电台播音员以激动颤抖的声音广播了日本战败投降的消息。父亲在回首往事时说：“胜利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粮食部赶写一份粮食政策报告。我和同事们情不自禁地高呼小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是夜，军民打着火把游行狂欢，长江水里倒映着陆上的欢乐，欢庆的火光，红成一片。
抗战八年，父亲在陪都重庆经历了战火熔炉锻炼，他与前方将士同仇敌忾，为民族解放战争做出了贡献。
一九四五年八月底，山城重庆迎来了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他就是中共主席毛泽东。有一天，我父亲在上清寺看见了毛先生。那天毛先生头戴考克帽，身着一套簇新的中山装，脚穿一双新皮鞋，格外引人注目，毛的装束给我父亲留下了深刻印象。
“疲马恋旧秣，羁禽思故栖”是唐代诗人孟郊的句子，人与疲马羁禽无异，远走高飞，疲于津梁，不免怀念自己的家乡。抗日战争胜利后，父亲回故里祭祖，为父母扫墓。父亲的本家弟弟罗友松先生回忆说：“记得鎔哥回家时穿西服，很有精神。鎔哥官大无架子，尊老爱幼做得周到。”在乡期间，父亲看望了其祖母及伯父罗清源先生。（罗清源先生于一九三〇年代当过巴中地方团总。）
一九四六年春夏之交，我父亲罗鎔先生奉派到河北省田赋粮食管理处任荐任督导。父亲在赴河北保定途中接到粮食部电令，粮食部指示父亲改赴青岛，担任粮食部青岛粮政特派员办公处专员。经过一番周折，父亲来到特别市青岛履新。（在青岛市档案馆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笔者找到了父亲罗鎔先生任粮食部青岛粮政特派员办公处专员的档案资料。）
那时青岛中山路两侧多为德式和日式楼房，粮食部青岛特派办在中山路南端一栋德式楼房里办公。在专员任上，父亲曾查处青岛兵站一科长盗卖军粮的案件。粮食部青岛特派办经常与青岛市政府联合召开粮食工作会议，父亲与青岛市长李先良先生、国民党青岛市党部主任委员、青岛市副市长、青岛市社会局长葛覃先生相熟。
一九四七年春夏之交，父亲调任山东省政府财政厅视察，奉令代表山东省政府督办济南市税务。（父亲罗鎔先生任山东省政府财政厅视察是由山东省政府报经行政院经国务会议通过，由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先生正式任命，颁发荐任状，任命令登载于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一月五日《国民政府公报》上。《国民政府公报》现收存在二史馆。）是年底，父亲到济南最大的企业仁丰纱厂查税，得以与在纱厂做出纳的母亲相识。我母亲柴雨华先生，祖籍江苏镇江，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二日即民国十四年农历十一月廿八日，诞生在济南一个三代同堂的大家庭里。我外祖父柴馥荪先生，会计师出身，曾在江苏连云港兴办盐场、济南正觉寺街和三和街开办“雲蘭阁”文具店，经营笔墨纸砚和字画。一位亲戚对我说：“你外公算盘打得好，再难的账，到了他手里，只见手起珠落，加减乘除，不一会儿就把账给算清了。”我外祖母李若蘭女士，读过书，能为诗文，平时在家里料理家务。母亲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写得一手好字，毕业于山东省立济南女子师范学校。女师毕业后，母亲起先在仁丰纱厂子弟学校当教员，后来到纱厂财务科担任出纳。翌年，一九四八年春，父母结为伉俪，婚后住在大明湖边一栋四合院里，是取租的房子。（母亲婚后即辞去仁丰纱厂的财务工作。）
父亲在济南的时候，市面虽然繁荣，但商人恶习不改，偷税严重。一九四八年二月，山东省政府决定成立山东省省税征收处，后改组为山东省特捐征收处。在山东省财政厅长尹文敬先生（尹文敬先生，四川乐山人，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博士，曾任北平大学教授，著述颇丰）推荐下，山东省政府任命父亲为山东省税、山东省特捐处长。后来尹厅长对我父亲说：“我去王耀武主席那里，有三个处长人选摆在他面前，主席说特捐处长就让这个四川的年轻人来干。”自此，省特捐处接办济南市营业税，并对山东的棉花、黄菸、食盐、煤炭、皮毛课征。父亲是财经方面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很多征税布告都签有他的名字。父亲做特捐处长时用的科长当过山东的县长。（在重庆市档案馆笔者找到了父亲罗鎔先生任山东省税、特捐处长的档案。）
一日，父亲主持召开税务会议。济南市长王崇五先生出席。济南市商会理事长、仁丰纱厂经理马伯声先生、济南市商会常务理事、成通纱厂经理苗海南先生等参加会议。开会时，王市长请我父亲坐中间讲话，父亲谦让，王市长说：“处长代表省政府，应该坐中间。”（一九五○年，民国时期的大商人苗海南先生当选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九六六年，苗先生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中逝世。）
由于工作需要，山东省特捐处经常派员到到济南飞机场检查税捐。一次，父亲去机场，税警向父亲报告：“军统的人私下拆过处长的信。”父亲听后一笑置之。后来父亲跟相熟的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少将参谋长罗幸理先生于闲谈中说起此事，罗参谋长说：“军统局在机场设邮检，私拆信件，大家都很反感。”
一九四八年三月，蒋先生从南京飞抵济南，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先生率省政府秘书长厅处长和第二绥靖区将级军官到济南飞机场迎候。父亲参加了迎接蒋先生的仪式。父亲回忆说：“蒋一双眼睛很厉害。”
 一九四八年中秋前夕，接国民政府财政部电召，父亲奉命由济南前往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工作。时遍地烽火，交通壅塞，父亲偕母亲历尽艰难险阻，终于在一九四八年十月底到达南京。抵宁后，父母下榻在下关火车站旁边一家旅馆里。（右图：罗鎔先生的夫人柴雨华先生）
翌日，父亲到中山东路一二八号国民政府财政部谒见财政部长徐堪先生及财政部秘书长汪子年先生。
“剑雄，我们又见面了，你一向好哇？”一见面，徐堪先生十分关切地询问我父亲的情况，并与我父亲紧紧握手。父亲用他惯用的四川话说道：“部长，我很好。”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父亲就任国民政府财政部设计专员。（笔者在重庆市档案馆查到了父亲罗鎔先生任财政部专员的档案。）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底，父母从下关旅馆搬到中山东路财政部宿舍。
一九四九年元旦上午八时，财政部一派节日气氛。父亲参加了由徐堪部长主持的新年团拜会。下午，父亲至紫金山谒总理陵。是夕，围炉向火，父亲对母亲说：“财政部决定到上海去。”几天后，父母与南京作别前往上海，此后，再也没到南京。南京给父亲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美好回忆。父亲曾不止一次地说：“下关很热闹的。”
一九四九年一月初，财政部迁至上海外滩海关大楼办公。
海关大楼共有八层主楼和五层辅楼组成，最高处为钟楼。大门四根经典的希腊多立克式柱支撑起庞大的建筑，给人以神圣不可侵犯的感觉。入口大厅藻井用彩色马赛克相拼的帆船图画，甚为精美，令人遐想。父亲的专员办公室在四楼，坐在窗前可见滚滚而去的黄浦江水和渔夫摇着乌篷船从外白渡桥下划过。正点时，可听到“当，当，当……”楼顶上的海关大钟在《威斯敏斯特》报时曲中敲响铿锵悠扬的钟声。
愚园路一一八二号。财政部驻沪办事处的庭院树木葱茏，花香弥漫。六十多年前，我的父亲和母亲居住在这里。
财政部驻沪办系英式花园别墅，典雅华贵。在一楼通往二楼三楼的楼梯扶手上雕刻着栩栩如生的西方宗教神像。记得父亲跟我说：“我和你妈同徐堪部长、子年秘书长、总务司长四家人住在愚园路。汪精卫曾住在隔壁子。”（抗战初期，汪精卫叛国投敌逃到上海曾住在愚园路财政部驻沪办事处隔壁一栋意大利歌特式城堡花园别墅里。）
在上海时，父母最喜爱的消遣就是到财政部驻沪办西侧的中山公园散步。父亲说：“我们经常去公园。”
父亲在上海住了两个月，他以步代车，几乎天天从愚园路步行到外滩海关大楼上班。父亲说：“我沿路可以了解店铺的经营情况。”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母亲回忆说：“有一次，司长夫人陪我到南京路先施百货公司给即将出生的孩子买衣裳，刚进门，营业员悄悄对我们说，有人跟踪你们，我和司长夫人感到很危险，便迅速离开先施百货公司回到了愚园路。”
一九四九年二月，国民政府大部分机关已迁至广州。二月下旬的一天清晨，父母登上轮船离开上海向四季如春的广州而去。船在海上行驶颠簸很大，父亲便把自己的官舱让给了同船的汪秘书长的夫人。说来也巧，幸亏有汪夫人同船，当船行至汕头海域时，母亲早产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紧急关头毕业于北师大的汪夫人帮助接生了这个男孩。一天后，船抵广州黄埔港码头，先期抵穗的徐堪部长指示财政部总务司派汽车把母亲和孩子接送广州市中央分医院住院母子均安。（左图：一九四九年柴雨华先生与长子在广州。点击图片放大）
岭南羊城，春意盎然。父母和刚出生的孩子住在汉民南路靠珠江边一栋小洋楼里（近黄埔军校同学会）。夏天酷暑难耐，父母常抱着长子到江边纳凉。江边古榕树的长须低垂，南洋风格的骑街楼随处可见。一次，父母带长子到茶馆饮早茶，父亲叫茶房点吃的，长子也模仿父亲的声调叫起茶房来。邻桌一位老先生夸赞道：“这孩子聪明机灵，若教养得法，能成器。”老先生广州人，又言：“养育小孩子是件很辛苦的事，不容易啊。”广州的老先生说这番话的时候，大地硝烟弥漫，局势动荡不安。其实，父亲对长子并没有过高的奢望，只希望这孩子将来学有专长能自食其力在家里起好作用在外面不惹事做个老实本分的正派人就可以了。
在广州，父母本来不想雇用女仆，但母亲又要看孩子，又要理炊事，实在忙不过来。财政部事务方面的人就送来一位籍隶广州的女仆陈妈。吃饭时，陈妈站在父母身后添饭，父母就招呼她坐下来一起用饭，彼此便没有了贵贱之分。还有一次，父亲下班回家，一进门看见陈妈跪在地上擦地板，父亲问她：“你这是搞啥子名堂，怎么跪起做事呢？”陈妈道：“我们这里都是这样的，已经习惯了。”父母对陈妈待之以礼，像自家人一样贴心。
一九四九年秋，国民政府行政院决议，行政院及十二个重要部会由穗迁渝。是年九月，父亲携母亲和襁褓中的孩子从广州乘财政部专机飞抵重庆。抵渝后，父亲偕母亲和孩子到了盛产蔗糖的四川内江，受命担任财政部直辖内江区国税局简任副局长（主持工作，月支薪俸430元，司局级地厅级。国民政府财政部直辖内江区国税局管辖内江、资中、荣县、威远、富顺、资阳、自贡六县一市。那时父亲已是高级官员了，国民政府高级官员是指文官简任以上，武官将官以上）。一九四九年九十月间，父亲在其办公室、官邸多次召集各界开会，讨论研究减税问题。会后，父亲到重庆、成都晋谒履新不久的财政部长关吉玉先生。在征得关部长同意后，父亲做出给内江、自贡、资中等六县一市的工商业者酌减赋税的决定，得到百姓赞许。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初，国民政府决定迁都台湾。父亲的挚友国大代表、粮食部青岛粮政特派员办公处特派员吴风清先生（网上信息，吴风清先生与鲁迅先生私交甚好）、中央银行总行人事科长胡祥麟先生（报载，抗战时期，胡祥麟先生代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参加了赴延安慰劳抗战将士活动，受到中共毛泽东主席的迎接）、财政部秘书纪泽长先生、中央宪兵司令部中校参谋周锡侯先生劝父亲同去台北，父亲谢绝了他们的美意留在了大陆。一九五○年春，父母携一岁的长子由内江赴成都。抵蓉后，父母和孩子居住在原国民党励志社旁边一座四合院里。（时任中共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元帅住在励志社，与我父母家相邻。）是夏，一个风雨过后的夜晚，父母的第二个男孩在成都出生。父亲对次子也没有过高的奢望，只希望这孩子能学有专长、记住自己出生时那风清月明的景象，做一个光风霁月的人。一九五二年春，父母携两个孩子从成都到了青岛，开启了另一番人生。此是后话，这里不提了。（右上图：一九五○年柴雨华先生与次子在成都。点击图片放大）
二○○七年七月在广州初稿00000000000
二○○八年十二月在上海二稿0000000000
二○○八年十二月在南京三稿0000000000
二○一二年九月在成都修改补充000000000
二○一四年二月在青岛静心斋修订00000000
后记
最近看到中央电视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党史出版社和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先生通过挖掘历史细节，从历史的另一个侧面重新解读蒋介石先生，反映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现将其报道文章摘录如下：
中央电视台纪录片《揭秘开罗会议》报道，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从陪都重庆飞抵埃及首都开罗参加中、美、英三国领袖会议。在开罗会议上，中国第一次以平等身份同世界最强国家美国、世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并肩谋划世界格局，奠定了战后中国的大国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编纂的《中华民国史》，重新评价蒋介石为“义无反顾地决定对日抗战”的人物。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蒋介石与毛泽东合作岁月》说：“随着中国近代史不断解密，站在新的时代环境里，蒋介石具有民族感情，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和领土完整，为中华民族兴旺努力的一面。”
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先生撰文说：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蒋介石逝世，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后，沉默庄严地把张元干的送别词《贺新郎》的演唱录音放了一天，私下为蒋介石举行了一场个人的追悼仪式。几天后，毛泽东把《贺新郎》最后两句“举大白，听金缕。”改为“君且去，不须顾。”这一改，使送别的意味达到高潮。
二○一四年三月在青岛静心斋00000000
附录
《流水年华》这篇文章的草稿写成于2009年2月23日，当时我托人把稿子带给我父亲，请我父亲帮助修改。是年5月18日，父亲把改好的稿子托人捎给我并给我写了一封信。今天我再次打开稿子和父亲写给我的信，依然可以清晰地看见父亲留下的弥足珍贵的字迹。
父亲曾经沧海，历练出极其严谨认真的工作和生活态度。常常浮现在我眼前的情景是，2009年的2月至5月间，93岁高龄的父亲通宵达旦地回忆往事，老人清晨起床后的头一件事就是伏案为我写的《流水年华》改稿。此情景在人世间是极少见的，此情景令我感念不忘。父亲是读书人，一生执笔，然而，晚年时期的父亲因气力不足，握笔写字已经很不容易了。父亲用了3个月的时间为《流水年华》写下了宝贵的补充修改意见，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在支撑着年迈的父亲啊！父亲持自来水笔蓝色的墨水用规范的正书把自己的意见写在带红杠的信纸上，然后把信纸裁成长条，再用胶水将裁下的信纸粘在需要补充的地方的旁边。我写七七卢沟桥事变中的29军37师219团在团长吉星文率领下，浴血奋战 （一个连只剩下四个人）终于收复了北平永定河东岸失地，抗日战争爆发。父亲修改：“自此抗日战争正式爆发。”并补充：“日军在河北宛平芦沟桥演习以搜索逃兵为名，派兵进攻宛平，被我守军宋哲元部迎头痛击，双方在芦沟桥展开拉锯战，死伤惨重，中国全面抗战自此拉开了序幕。”父亲还补充：“师长赵清阁负伤，副师长殉国。”我写淞沪会战，父亲补充：“淞沪会战前，日本首相近卫（皇族）口出狂言三个月可亡中国，快到三个月我军抵抗激烈激怒天皇将近卫首相罢免，以陆相代理首相，全世界震惊。”我写淞沪会战中的第三战区冯玉祥任司令长官，顾祝同任副司令长官，陈诚任前敌总指挥，参战将领有张治中、朱绍良、张发奎、刘建续，父亲补充：“师长宋希廉、孙元良等。”父亲在我写的《流水年华》草稿中又作了充分补充：“七七芦沟桥事变，我国忍无可忍，二十九军奋起抵抗，拉开了抗战的序幕。由是全国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纷纷上战场，同敌人搏斗，前仆后继，视死如归，义无反顾。平型关之战，我八路军歼敌三千人，上海鏖战三月，击落敌机二十余架，击沉敌舰十余艘，敌之旗舰出云号被击伤逃走。台儿庄之战，歼敌两师团万余人，我军师长王銘璋阵亡，孙连仲一个军伤亡几尽。我军以劣势装备抗击敌人大砲、坦克，损失虽大，却愈战愈强，打破了敌人三个月亡中国的幻梦。”我写淞沪会战上海失守，父亲补充：“日寇由沪长驱直入南京，我军仓卒撤出南京，退守徐州南昌安徽三线，日寇由南北增兵两师团围攻徐州台儿庄我军阵地，双方激战廿日余日，歼敌万余人，我28军师长王秉章殉国，全师死伤几尽。由于日寇失败，日本人民反战，天皇求和，日寇请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被拒，继续抗战，自此两军三年相持于长沙，日寇未敢前进一步。” 父亲补充：“台儿庄战役之后，我军在东南及西北各省开辟正面战场。我18集团军三个师由原红军改编而成加入山西作战。平型关歼敌千余人后转战河北山东各地给正面作战部队大力支持。由于国际局势变化，盟军援助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父亲在《流水年华》草稿中写道：“1945年8月15日日寇总司令岗村宁次代表日本在湖北恩施向我军政部长何应钦上将呈投降书正式向我国投降，至此抗战结束。”在草写《流水年华》时，我在网上看到吴风清先生与鲁迅先生过从甚密的信息，于是就将此信息摘抄下来写进草稿，父亲看后在我写的地方画了一个圆圈，在圈下写道：“此事有无根据？”网上说陈克文先生曾与毛泽东先生主持了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我把这一信息也抄进了草稿中，父亲看后把我写的这一信息括起来，在下面写道：“有无根据。”我在《流水年华》中写了母亲经常在青岛兰山路礼堂给全市小教界的老师开设公开课 ，父亲修改：“两次向全市小学教师作工作报告。”（父亲修改的内容我用在了《母亲与济南》一文中）母亲在“文革”中遭受迫害，我写了经过，父亲补充：“主要问题是在教学中贯彻苏修凯洛夫教育学毒害学生，要母亲给学生消毒。”（父亲补充的内容我写进了《母亲与济南》）
父亲在给我的信札中说：“致鸿：你写的流水年华，我已看过了。遗漏的地方，我作了补充，年轻时期做的事，经过长达60年之久我记不清了，日夜回忆，模糊不清，你仔细斟酌，决定取捨。父字 2009年5月18日”父亲的字写得一笔一画很工整，但写得很艰难，不难看出此信是父亲在手抖的情况下写成的。
我是从母亲手里收到父亲转给我的《流水年华》草稿的。那时母亲住在疗养院里。母亲对我说：“他（指父亲）说，你把我们写的太好喽，我们哪有那么好啊。”从疗养院出来我去看父亲，父亲问我：“你去看你妈了？”“唉。”我答应。父亲又问我：“你要出书？”我说：“有这个计划。”“噢。”父亲知道了我的想法。
《流水年华》于2014年4月和5月分两期刊载在《读城》杂志上，当时用的标题是《流金岁月话往事》。遗憾的是文章刊登出来，已在父母病逝之后。现在与读者网友见面，想来还是用《流水年华》好。
2018年2月17日青岛初稿00000000
2018年3月23日平昌二稿00000000
2018年4月20日南京修订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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