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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罗鎔先生的陪都岁月
作者：罗致鸿http://www.luos.org
重庆既是山城，也是江城，迄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位于长江、嘉陵江两江交汇处，形成一丘脊舌状半岛。它依山而建，临江而筑，扼江雄距，地势险要，市内七弯八拐，坡峭路陡，房屋重叠错落，山和城融为一体，给无数游历者平添了无限雅兴。历史终归不能忘却70多年前重庆经历的那场战火洗礼。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7月7日，日军在河北宛平芦沟桥演习以搜索逃兵为名，派兵进攻宛平，被我守军宋哲元部迎头痛击，双方在芦沟桥展开拉锯战，死伤惨重，中国全面抗战自此拉开了序幕。
1937年7月17日，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先生在各党派、各界名流参加的庐山谈话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抗战宣言》:“战端一开，人不分老幼，地无分南北，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有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时，我父亲罗鎔（字剑雄，四川巴中人）先生正在汉口，国难当头，弱冠之年的父亲搭船溯江而上返回重庆从军报国，任川康绥靖公署宪兵司令部中尉书记、军政部驻川补充兵三团上尉书记。在军营，父亲倚马千言，公文作得好。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该宣言的发表使山城重庆成为中国政府的战时首都。
1938年秋，我父亲在报上看到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国民政府行政院在陪都重庆公开招考公务员的消息，遂决定报考。
行政院难考极了。报考者都是赴国难的热血青年。父亲是幸运的，因擅文笔，又有近5年的国民革命经历，颇受留美法学博士、行政院参事、行政院议事组主任端木恺（铸秋）先生赏识，文雅的父亲考入国民政府行政院议事组任委任书记。进入中央枢要的这一年，父亲年仅21岁（2018年3月26日下午笔者在重庆市档案馆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查到了父亲罗剑雄先生于民国二十八年三月在行政院任书记的档案原件，重庆市档案馆专为罗鎔（剑雄）先生建了3张人物目录资料卡片）。
（图为民国二十八年三月《行政院秘书处政务处人员工作分配表》。罗鎔先生时任行政院书记。点击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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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坐落在重庆市主城区曾家岩（今重庆市中山四路），其办公楼是一栋二楼一底的西式建筑。父亲在行政院议事组工作的3年时间里每天都要整理行政院议程和收发迻录处理大量重要公牍，父亲做的工作得到端木恺先生的肯定。1938年秋，父亲由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林叠先生和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王子壮先生介绍，任行政院参事、行政院区分部书记、行政院总务组主任陈克文先生批准加入中国国民党。
抗战时期，我父亲在重庆工作生活了8年，“重庆大轰炸”给父亲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烽火记忆。1987年9月19日，父亲70华诞，是日，民革中央主办的《团结报》刊登了父亲的文章《忆端木恺先生》。父亲在该文中写道:“日寇妄图摧毁重庆这个战时陪都，滥炸三年，我军民伤亡三万余人，房屋被毁万余栋，行政院亦四次被炸，损失甚大。一次，议事组办公楼被炸，先生①闻讯随即带领议事组人员从防空洞赶到现场，冒险抢救公物……”
父亲亲历了那么多与抗战相关的大事件，他的记忆多么珍贵！1938年12月，日军首次侵入重庆上空进行轰炸，从那时起，父亲开始了在陪都的“跑警报”与“躲空袭”生活。
蒋介石先生在重庆最核心的住所是主城区的曾家岩德安里委座官邸。曾家岩德安里委座官邸的公开名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此处官邸隔壁是国民政府行政院办公楼。抗战期间，日寇对重庆实施残酷的疲劳轰炸，曾家岩委座官邸频繁被炸。有一次，空袭警报突然呜呜响起，敌机又来轰炸，我父亲和行政院议事组的同事进入行政院江边防空洞遇见了就近躲避空袭的蒋氏夫妇。在防空洞里，时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蒋夫人对大家说：“不要害怕敌人的轰炸，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之战，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就一定能战胜日本侵略者！”
据央视播出的纪录片《我的抗战》编导手记：“历史清晰可见，一个政府抵御外辱的意志与这个政府领导者的态度有很大关系，在1940年的节点上，中国选择了蒋介石。日军不断地轰炸，目的只有一个，摧毁中国民众的抗战意志。在重庆轰炸最为激烈的日子里，蒋介石与第一夫人宋美龄一起四处慰问。”
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说：“1939年至1941年间，重庆的脉搏里，跳动着战时全民族的力量。”
对于蒋先生的英勇抗战，中共领袖毛泽东先生表示敬佩。在一封毛先生致蒋先生的亲笔信中，毛极为热情地赞扬了蒋。毛先生在信中这样说：“介石先生惠鉴：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余。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人无不崇仰……”
在重庆的时候，蒋介石先生经常到行政院来。那时蒋先生兼任行政院长。有一次，我父亲和一位出身黄埔军校的同事正巧碰上迎面而来的蒋先生，父亲的同事上前向蒋先生问候：校长好！蒋先生问：你是几期的？哪里人？蒋先生是黄埔军校校长，浙江奉化人，他是很信任自己的学生和浙江人的。我父亲也向蒋先生行礼问好，蒋先生微微俯首看了一眼我父亲胸前的徽章，知道我父亲是行政院的，便问我父亲在哪个部门工作，当蒋先生知道我父亲在议事组从事文书工作时，他关切地说议事组的工作很重要很辛苦的。我父亲回忆说：“蒋一双眼睛很厉害。”
尽管抗战硝烟早已散尽，但是这难忘的抗战岁月是没有人能够忘记的。了解那场战争很有必要。那么接下来有一个常问的问题：为什么日本要侵占中国呢？1986年11月4日，我父亲撰写了题为《日本侵略中国失败提出停战求和的真相》一文，文章开头这么写道：“日本与我国为邻邦，仅一衣带水，远在唐初，受中国文化之熏陶，乃有其国，崛起亚洲，明季中叶，常侵扰闽浙，为戚继光所打败。甲午之役，清廷战败，日本遂占据我台湾、旅顺，并吞并了琉球、朝鲜。九一八万宝山惨案，更出兵满蒙，威胁华北，其目的在吞并中国，称霸世界，以遂其'田中奏折'之野心。在这半个世纪，我国人民生命财产所受之损失，无法估计，仅在日本侵占南京后，竟屠杀无辜平民达三十万人，日机轰炸重庆三年，死伤人民三万余人，十余条街夷为平地，其凶恶残暴，世所罕见。”
日本凶恶残暴的侵略吓不倒中国人民。父亲接着写道：“七七芦沟桥事变，我国忍无可忍，二十九军奋起抵抗，拉开了抗战的序幕。由是全国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纷纷上战场，同敌人搏斗，前仆后继，视死如归，义无反顾。平型关之战，我八路军歼敌三千人，上海鏖战三月，击落敌机二十余架，击沉敌舰十余艘，敌之旗舰出云号被击伤逃走，台儿庄之战，歼敌两师团万余人，我军师长王銘璋阵亡，孙连仲一个军伤亡几尽，我军以劣势装备抗击敌人大炮、坦克，损失虽大，却愈战愈强，打破了敌人三个月亡中国的幻梦……”
日本对中国采取两手：大举进攻，又暗中劝降。1986年11月5日，我父亲写下了《抗战时期日本诱降和汪精卫叛国见闻》一文。此文1996年发表在政协四川省平昌县委员会主办的《平昌文史资料》第三辑上，父亲在文中写道：“抗日战争时期，我先后在重庆'川康绥靖公署宪兵司令部'和'行政院议事组'工作。一次，'行政院'例会结束（国务会议），我负责整理会议议程有关文件，亲见'行政院长'孔祥熙1号议程内，附有'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油印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向'行政院'作的报告，主要反映蒋介石在武汉召开最高军事会议，讨论日本向中国提出停战议和的情况……1938年夏，日军占领了我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后，仍继续向我内地进攻。为了挽救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奋起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殊死战斗。当时日本一方仗其武力强盛，一方面认为中国将不坚决长期抗战，便采取了诱降手段，暗请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转向中国提出'承认满洲国，华北自治，共同防共'三个条件，谈判停战议和。为此，蒋介石在武汉召集了各战区司令长官何应钦、陈诚、白崇禧、李宗仁、顾祝同、卫立煌、蒋鼎文、冯玉祥、阎锡山和文官汪精卫、张群、孔祥熙等人参加的最高军事会议。据我看到的《会议记录》，会上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抗战到底，决不言和；一是可以谈判，但不承认条件。其中主战最激烈的是顾祝同。会议结束，主战的占绝大多数，蒋也只有表示同意，并在会后发表讲话抗战到底。从此以后，抗日战争再无言和的言论了。但是，事隔不久，就发生了汪精卫叛国投敌的事件……”
汪精卫是国民党第二号人物，他的叛变，引起很大震动。父亲接着写道：“汪精卫早年曾因谋刺满清摄政王载沣（未遂）名噪一时，后因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得到孙先生赏识，颇有名气。但汪是个极端投机分子。后来袁世凯篡权，汪又积极参加袁的'国事共进会'对袁忠诚。袁世凯死后，汪又投机随孙先生'革命'实际与孙先生是同床异梦……日本诱降，声称'要使用中国的第一流人物'，1938年11月，汪便暗派其亲信高崇武、梅思平去上海与日本代表影佐桢昭、今井武夫密谈，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並商定了汪离中国的潜逃计划。正在此时，蒋派了汪到重庆部署迁都的事。汪到重庆后，在当时举行的一次'重庆市各界欢迎汪副总裁大会'上，还发表演说'一定要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我当时参加了大会）。但其话音刚落，就在同年12月潜离重庆，经昆明逃到越南首都河内（时越南为法国'保护国'）。汪在河内，一面派专人到重庆要求蒋介石发给出国护照，一面又串通陈公博一起潜逃。时蒋给了汪一普通公民护照，引起汪极不满，立即发出'艳（电报代号）电'，公开提出'应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所提的'和平'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以结束战争'。汪的行为，当时不但引起了国民党内部极大震惊，也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一致愤慨。蒋为应付时局，速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声明：'汪精卫的行为只能代表他个人的意见，应予驳斥'，同时宣布开除汪精卫国民党党籍。汪的叛国投敌行为昭然于世了。1939年3月，蒋派一组军统特务去河内策划杀汪，未果。不久，汪经上海逃去日本，公开当了汉奸。后来，蒋介石虽又发出了一份对汪的通缉令，只不过是虚作掩饰而已。是年底，汪精卫与日本正式签订了《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並于1940年3月在南京同陈公博、周佛海等组织了傀儡'中央政府'，汪自任主席，直接提出'和平、反共、救国'口号，成为地地道道的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1944年，汪去日本治病死亡，逃脱了中国人民对他的正义审判。”
父亲所写，有许多属于人所不知的秘闻，富有史料价值。1986年11月8日，父亲在《汪精卫其人其事》（草稿）中写道：“……笔者于抗战时期在国民党行政院工作，获悉汪精卫在政治上其中一些片段，並听过汪的讲话，兹就记忆所及，述之如下，以供参考：……1938年夏，汪精卫以国民党副总裁身份，由武汉乘军舰到重庆主持大后方工作，当军舰抵达重庆朝天门码头时，蒋介石驻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代表重庆各界（包括中央各部门）登上军舰迎接汪，从朝天门码头同汪步行到行营下榻，长达五里，沿途观者如堵，鞭炮齐鸣，欢呼之声，此起彼伏，盛况空前。汪身着灰色西服，头戴考克帽，手持文明杖，面代笑容，频频向欢迎者招手致意。汪美仪容，能言善辩，精通中外文，系孙先生得力助手之一。其革命经历在党内仅次于胡汉民，而超过蒋介石。一星期后，汪代表中央在重庆夫子池对重庆各界讲话，我参加了这次大会。大会由重庆市长主持，行政院长孔祥熙陪汪到会。偌大夫子池广场，挤满了人，几无立足之地，多达数万人。汪讲话不多，其大意是：'我国抗战接近一年，前方将士，抛头颅，洒热血，抗击日本，举世震惊，日本已感中国不可征服，心劳日絀，但骑虎难下，势必继续冒险，希望全国同胞，特别是四川、重庆为抗战大后方，要多出力出钱作政府的后盾，以支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汪讲话慷慨激昂，听者动容，鼓掌声几连续不断，大会历时两小时，自始至终，会场秩序保持安静，无一喧哗者，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父亲用了大量笔墨叙述了汪精卫叛国投敌的经过，在我看来，这无疑是在说明抗战局面既艰难又复杂。1986年11月9日，父亲补写了在《汪精卫其人其事》（草稿）一文中未曾提到的那些鲜为人知的事。父亲在这篇长文中这样叙述：“汪精卫，名兆銘，广东番禺人，留学早稻田大学，早年追随孫中山先生革命，历任国民党中央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国民党中央副总裁，一生急功好利，立场不稳……孫中山先生领导革命，推翻满清，十次武装起义，未获成功，汪精卫对革命丧失信心，同黄復生谋刺满清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捕下獄，初坚贞不屈，在獄中赋詩，其詩曰：'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飲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此詩真是慷慨悲歌，有视死如归之概。但汪精卫立场不稳，为清廷国务总理袁世凯所收买，袁指使其子袁克定同汪互訂'金蘭'，成为把兄弟，汪拜袁賊为'义父'。迨辛亥革命，清廷同革命党议和于上海，汪以革命党人身份游说于其间，虽然满清被推翻，創建民國，但孫先生终让大总统于袁世凯，危害民國，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革命党部分党员如章炳麟、陶成章、汪精卫要负责任……1938年12月，我在行政院工作。一天阅报載，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发表艷电，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磨的号召，接受和平条件，反对抗战。不少同志以事关重大，不便议論，但其中有知情者云，由于日本政府诱和不成，遂扬言不以蒋介石为談判对手，當另觅合作者。时汪任国民党副总裁，在党内有一定威信，向为亲日派，一般估计可能找汪合作，搞垮抗战政府，但汪过去由于亲日遭枪杀，不敢再冒風险，出卖祖国，但出全国人民所料，汪竟走上了这条可耻的道路，作第二个漢奸傀儡溥仪……同時，我在叔父罗岷源家（时叔父任余井塘的秘書）得知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艷电的當晚，中央组织部长兼侍从室主任陳果夫面告教育部次长余井塘'汪精卫出奔河内，委座（指蒋介石）並不知道'，説明汪通敌，早有预謀，看来与蒋介石是无关的……汪两次以通日被刺，但不知悔改，仍冒天下之大不韙，到南京在日本人卵翼之下，组织伪政权，説明汪利禄熏心，只要能担任领袖，是不择手段的，至于个人名莭与民族大义，是不考虑的。抗战胜利前，聞汪病死日本，归葬南京明孝陵旁，日本投降前夕，汪之坟墓，不翼而飛，仅余一土坑，墓内空无所有，其妻陈壁君与追随汪的陈公博、周佛海等均被国民党政府依法治罪。”
回眸抗战岁月，《中国抗战内迁实录》一书写道：“抗战时期，四川资阳县一位老人曾幽默地对《新民报》记者描绘了四川的生活：'目前四川，可谓五味俱全。'记者疑惑地问：'哪五味？'答曰：'甜内江（特产蔗糖），咸自贡（特产井盐），酸保宁（即阆中，特产醋），辣资阳（特产辣食品），苦重庆（形容重庆生活艰苦和重庆人艰苦卓绝的吃苦精神）。诚如这位老人所言，抗战时期重庆以及整个大后方的生活的确是'苦'不堪言。非但民众生活艰难，一般政府官员生活也十分不易。虽薪俸有所增加，但难与物价并驾齐驱。故有人写了《灾官吟》，描写出一般官吏困苦的生活。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生活虽然艰苦、危险，但人们并没有因此沮丧、被吓倒，而是以更加积极、乐观的态度来面对生活……”
 那是一个苦中作乐的年代，人们听到警报就赶快跑进防空洞，警报消除，就跑回家，把房子修修补补，该工作的继续工作，该读书的继续读书。面对陪都艰苦危险的生活，父亲最大的消遣就是读书看报学英文。1939年秋，父亲考入重庆清华外国语专门学校读英语。（右图：20世纪80年代，罗鎔先生在重庆曾家岩周公馆留影。点击图片放大）
抗战时期，粮食至关重要。1941年夏，国民政府粮食部在重庆市区康宁路川东师范学校内（今重庆市中山二路文化宫内）成立。粮食部长是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同盟会会员徐堪先生，秘书长由汪子年先生担任。端木恺先生跟我父亲说：“剑雄，粮食部成立，部长是徐堪先生。徐部长是四川三台人，同盟会会员，你如果愿意去粮食部的话，我可以保荐你。”父亲说：“听主任安排。”是年8月，父亲由国民政府行政决策中心行政院调入国民政府的职能部门粮食部，晋升荐任科员。父亲在粮食部工作的5年时间里起草了大量的重要公牍，得到徐堪部长和汪子年秘书长的信任和栽培。有一次，徐堪部长急需一个粮食报告。汪秘书长起先安排一位毕业于某名牌大学的科长起草粮食报告稿，科长把写好的报告稿送汪秘书长审阅，汪秘书长看后不太满意，便让我父亲来写。于是，父亲找来大量资料，开了夜车,做了夜工，次日上班，把写好的粮食报告稿呈汪秘书长过目，汪秘书长看后觉得好，送徐部长阅，后来才知道父亲起草的这篇粮食报告稿是要呈报给蒋先生和行政院孔祥熙副院长的，汪秘书长对我父亲说：“剑雄，你的字写得好，以后凡是给部里的公函由你来拆核回复。”同事们都说：“剑雄的字很像子年秘书长的字。”（笔者在重庆市档案馆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找到了抗战时期父亲罗鎔（剑雄）先生在粮食部秘书处任科员的任职档案）。
我存有一帧父亲拍摄于抗战时期穿西服的照片，清秀，白净，两眼放出炯炯的光芒。老照片可贵，纪录了人生，纪录了时代，也纪录了历史。父亲在家里排行老大，下面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父亲的童年是快乐的。然而就在父亲13岁那年，我祖父祖母在一年内相继而逝，父亲不得不和弟弟、妹妹寄居在亲属家（父亲的妹妹由叔母喂奶长大，因颈部患淋巴结病，医治无效去世）。父亲爱家，他是长子，如父。1934年，父亲考入四川省巴中县政府任办事员，这是父亲出仕后的第一份工作。从那时候起父亲支薪后的头等大事就是给弟弟寄生活费和学费。陪都岁月，艰难竭蹶，父亲想得开，他总是笑吟吟乐呵呵的。重庆的冬夜，寒峭逼人，父亲刚做好的没穿过几次的呢子大衣也寄给了在寄宿学校读书的弟弟。父亲对小自己8岁的弟弟说：“除死无大灾，讨饭无二穷，你放心，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难不倒我。”1944年，在粮食部储备司已经是县级干部的父亲住在上清寺附近一栋德国公寓里。这年夏天，父亲把中学毕业的弟弟接到重庆，以便照拂。同年，父亲的弟弟一下子考上了国立同济大学和国立浙江大学两个大学，最后父亲的弟弟自己选择上了国立浙江大学。
1945年5月至7月，国军在正面战场对日作战取得反攻胜利。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向日军展开反攻战。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这位给英国首相丘吉尔留下“冷静、持重和敏捷” 印象的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安静地坐在重庆上清寺美专校街中央广播电台一间广播室里向中国军民及世界人士发表广播讲话：“我们的抗战，今天获得了胜利。正义必然战胜强权，在这里得到最后证明！”我父亲回忆说：“抗战胜利这一天，重庆市区人头攒动，盛况空前，人们敲锣打鼓，鞭炮声震耳欲聋，欢呼胜利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
8年抗战，危艰获胜。据《重庆晨报》报道：“1945年8月15日，这是所有在重庆的'下江人'永生不能忘的一天。小日本投降了！他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这些苦熬了8年，来自江浙、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等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百万流亡移民终于盼到了这一天。他们人人心中最向往的，莫过于'即从巴峡穿巫峡'，回到故乡，回到他们魂牵梦萦的地方。”一位上海籍作家激情地写下：“江南，美丽的土地，我们的！”
1945年9月2日，同盟国受降仪式在东京湾美国“密苏里”战舰上举行，国民政府军令部长徐永昌上将代表中国出席。这一刻是东京时间上午9时13分。此时，战时的陪都重庆刚过清晨7点。当日本签字投降的消息传到重庆时，人们从大街小巷涌出，向都邮街广场高七丈七尺的“精神堡垒”奔走……
世间什么欢乐，能有胜利这么激荡人心。2014年9月3日，上海《文匯報》记者在《难忘这一天：1945年9月3日》一文中这样写道：“……让我们回到这一天：1945年9月3日，这中华民族和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节点。……9月3日的重庆阳光灿烂。为举行庆祝大会，重庆的政府机关、军队和民众早就做了充分的准备。位于较场口广场的庆祝胜利大会，会场上悬挂着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蒋介石的巨幅画像，象征着美英苏中这四个联手歼灭法西斯的强国。上午9时，'和平之声'在重庆骤然响起，市电力公司拉响了解除警报的长音，整个山城工厂和长江、嘉陵江上的船只汽笛也齐声长鸣。在长达10分钟的汽笛声中，无数重庆人流下悲喜交加的眼泪！随即，嘉陵江上的中国军舰鸣礼炮101响，传遍山城。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的14年，多少痛苦、屈辱、恐惧、仇恨、愤怒、盼望和凌然无畏，从所有人的心中一一走过！庆祝游行时，重庆万人空巷。10多万人的游行队伍经过之处，欢呼声、锣鼓声甚至洋瓷盆的敲打声、唱歌声、鞭炮声，不绝于耳……”
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代表日本在南京国民党陆军总部礼堂向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国民革命军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呈投降书，正式向中国投降，至此，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结束。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外国列强屡次用炮舰轰开中国的国门，每次侵略，都迫使中国历代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抗战爆发，国共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粉碎了日本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叫嚣。抗日战争的胜利，湔雪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国耻，也是中国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战胜利的这一年，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对于胜利，每一个中国人的脸上都写着欣喜和快乐。
1945年8月28日，山城重庆迎来了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他就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有一天，我父亲在上清寺看见了毛先生。那天毛先生头戴考克帽，身着一套簇新的中山装，脚穿一双新皮鞋，格外引人注目，毛的装束给我父亲留下了深刻印象。是年11月14日，重庆《新民报晚刊》的副刊《西方夜谭》刊载了毛先生的《沁园春·雪》，引起了轰动。
抗战8年，我父亲在陪都重庆经历了战火熔炉锻炼，他以笔作枪抗敌报国，为民族解放战争做出了贡献。
抗战胜利后，我父亲奉派到河北省田赋粮食管理处任荐任督导。离渝赴冀前，父亲看望了林叠先生、王子壮先生、端木恺先生、陈克文先生、徐堪先生、汪子年先生。那时，全国总动员会议秘书长、行政院秘书长端木恺先生住在行政院对面曾家岩50号。这是一处屹立于悬崖之上，背面可俯瞰嘉陵江的三层私宅。抗战时期，端木恺先生租住在此宅二层中间的房间，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主任周恩来先生的名义租赁了一、三两层和二层东边的房间。那时行政院参事、行政院总务组主任陈克文先生住在重庆歌乐山（1940年，日寇疯狂轰炸重庆，陈克文先生举家由市区的租赁公寓枣子岚垭83号迁到歌乐山龙井湾行政院疏建办公房附近的茅舍居住）。辞别诸先生后，父亲便启程赴河北任职。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呢。却说父亲赴冀，走到半路，接到粮食部紧急电令，粮食部指示父亲改赴青岛任粮食部青岛 粮政特派员办公处专员。经过一番周折，父亲来到特别市青岛履新。世间何日不风云，我把这“风云”讲成了故事，于是，我讲的故事中就有了抗战胜利后我父亲到河北任职走到中途收到粮食部紧急命令, 粮食部指示父亲立刻改去青岛粮政特派员办公处的这段小插曲。顺便再说两句，1947年，父亲正当而立之年，已是个中翘楚。是年，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先生正式任命父亲为山东省政府财政厅视察,于是父亲从青岛到济南就职（父亲任山东省财政厅视察是由留法博士、山东省财政厅长尹文敬先生提名，经山东省政府任命，后由山东省政府报经行政院国务会议通过，由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先生正式任命，颁发荐任状，任命令登载于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一月五日《国民政府公报》上。左图为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二十三日《青岛市食粮清查队组织筹备会会议纪录》。罗鎔先生以粮政特派员办公处专员身分出席会议。点击放大）。1948年1月，经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省务会议决定，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先生任命我父亲为山东省省税征收处、山东省特捐征收处处长（自此，该处接办济南市营业税，并对山东的棉花、黄菸、食盐、煤炭、皮毛课征）。是年11月，我父亲赴南京任国民政府财政部设计专员。1949年1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南迁，父亲与南京作别，而上海，而广州。是秋，父亲随财政部由穗迁渝。抵渝后，父亲登车揽辔，至盛产蔗糖的四川内江，受命担任财政部直辖内江区国税局简任副局长（主持工作，月支薪俸430元，国民政府财政部直辖内江区国税局管辖内江、资中、荣县、威远、富顺、资阳、自贡六县一市。那时我父亲已是高级官员了，国民政府高级官员是指文官简任以上，武官将官以上）。1949年10月，我父亲在征得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关吉玉先生的同意后做出给川中南地区的内江、资中、自贡等六县一市的蔗农和工商业者酌减赋税的决定，得到百姓称赞，这是后话了。今天，我通过网络看到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重庆的一些办公旧址能得以修缮保护，令人欣慰。也早就晓得重庆夜色如画，画中有诗，希望在不久，能到重庆走走看看，首先要去中山四路国民政府行政院旧址我父亲当年工作过的地方，听说重庆市渝中区对该路段上的民国旧址进行了修缮改造，已初现“老重庆”风貌。
谨以此文缅怀我的父亲
2010年4月5日在青岛静心斋000000000000000000
2016年9月4日农历八月初四在青岛静心斋补充修改00000000
2018年4月14日于重庆补充修改0000000000000000
2018年5月16日于汉口修订000000000000000000
（此文2010年5月24日获《铁血网》、《腾讯网》、香港《凤凰网》联合主办的"民国往事"主题征文大赛优秀奖 原载《读城》2012年12月第36期）
① 先生：指端木恺（铸秋）先生。
后记
2012年9月24日下午我乘坐青岛到成都的火车护送父亲的骨灰回归老家四川平昌。火车开到四川广元站已是26日凌晨。我起身凭窗眺望，四川界内下起了雨。雨越下越大，窗外的景物模糊不清了……
一路上我一直在想父亲。总觉得父亲还同我在一起，或者愉快地聊天，或者在屋子里相对读书看报。父亲那温和的笑容一直在我眼前。
虽然青岛与四川远隔千里，但从未遮断父亲的思乡情愫。父亲退休后，不顾路途遥远，曾回老家探亲10多次。记得2000年9月间，我陪侍84岁高龄的父亲回老家。那次车到郑州和汉中，我感到陌生，父亲便告诉我河南与陕西不同的风土人情。父亲讲得那么生动，那么亲切，那么愉快，父亲那洪亮的四川口音至今回响在我耳畔。决不会忘记再早几年，是1994年八九月间，78岁高龄的父亲只身回家乡探亲。是年9月12日父亲从杭州寄给我们一封家信，父亲在信上说：“……本月七日晚间，致鸿自青岛来电话，互通消息，得知彼此情况，甚慰，想同之也。我于1日从平昌乘晚班长途汽车于2日上午到达重庆，赓即到菜园坝火车站买火车票，时人山人海，万头攒动，不敢向尔，只得在车站附近旅馆住下，托老板买得高价票（155元）于3日上午乘车来杭州。当车驶至遵义，我到茶炉沏茶，被滚开水烫伤左手食、中指，伤重起泡如小酒杯之大。因火车上无烫伤药，只得将身带之眼药膏敷上，并服螺旋片4片，仍无疗效，迟至5日上午抵杭州，由你叔叔陪我到附近武警部队诊治，现已一周，逐渐好转，再过一周，可望痊愈……余续及，并问全家均好 父字 1994,9,12于杭州”父亲写给我们的家信，每次读到此处，顿感心疼。我诘问自己：你年轻力壮，怎么不陪着年迈的父亲一起回老家呢？你是可以在路上照顾父亲的！
我乘坐的火车从东海之滨青岛出发一路蜿蜒跨过许多省份于2012年9月26日上午抵达天府之国成都。到蓉后，我未做停留，下午即乘动车前往达县。虽然动车跑得特别快，两个半小时就开到了川东要冲达县，但我走出达县火车站，夜幕已降临，我没有赶上开往平昌的长途汽车，如此，我只好在达县留宿一晚。27日上午8点，我坐上了达县到平昌的汽车，中午11点，我顺利到达故乡平昌。到平昌后我立刻与亲戚联系，中午12点，我在亲戚的陪同下到县城一家石材店选了石料，请石匠做了墓碑。是日下午3点，平昌县城下起了小雨，我把父亲的骨灰安放进我的背包里，我背着父亲重游了父亲经常走的平昌老街。走在老街的青石板路上，我不禁回忆起2000年的秋天，我随父亲走在老街上的一幕幕情景，一直忍着眼泪的我，再也忍不住了……
2012年9月28日中午12时许，天气晴朗，阳光照在大地上，我捧着父亲的骨灰回到了故乡的山村，乡亲点起一路的鞭炮迎接父亲回家。是日下午15时许，遵照父亲生前愿望，父亲的骨灰安葬于故乡祖茔地。父亲的墓地背靠青山，面对绿水，满山松竹花草。“爸爸，我们回家了。”我轻轻地和父亲说。在家祭时，父亲的本家弟弟罗友松先生①说：“鎔哥鼓励支持我们编写《三槐堟罗氏简谱》。鎔哥有德有才，一生经历非凡。鎔哥是民国三槐罗氏第一人物，厅级干部，相当于将官，了不起。”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1935年，18岁的父亲只身负笈翻越重重蜀道走出大巴山，去追求理想和寻找开阔的平原。今天，暌离77年，父亲横跨半个中国，终于回归生养他的这片肥沃的土地，老人家安静地睡着了。这是来之不易的迁葬。（左图：20世纪90年代，罗鎔先生<中>与堂妹夫魏传续先生<右>、弟弟罗遐龄先生<左>在杭州留影）
2012年9月28日晚，父亲的堂妹夫魏传绪先生②在平昌饭店跟我说：“你父亲最喜爱你。你父亲是一个言而有信的人，他到我这里来说好住几天就住几天，一天都不多留。你父亲去世前一天给我写信向我道谢，信一直放在我的枕头底下。1950年你父母亲从内江到了成都，当时我在四川大学读书。一次，我买了一只家鸡去看他们。你父亲说他没杀过鸡，我说我来试试吧。那天，没坐多久，上课的时间就到了，我向你父母亲告辞，你父亲让我等一等，他舀了一碗鸡汤让我喝了才肯让我走。你母亲煮饭洗衣服，什么都做，很贤惠。你两个哥哥我都抱过，你父母把他俩养大不容易。我和你父母亲的交情很好。你父亲在民国政府工作多年，1942年我结婚后就相识了。你父亲一生是清廉的，从未见到和听到他有什么贪赃枉法的事，是真正奉公廉洁的人。不管他在民国政府当高官，甚至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被任命为青岛市敌伪财产接收专员，当时是有很大权力的，可他在办理接收工作中，丝毫未贪，也没有沾一点便利。1948年他在济南市当山东省特捐处长，1949年当内江税收局长，更是可贪可夺财富机会，他也分文未贪，我很敬重他的奉公操守精神。1950年，我每周日都到你父母亲的住处玩耍，不久你父亲就去做大米生意，从成都近县等地买米到成都出售，足见他的资财並不充裕了。”
1950年1951年间，寓居成都的父亲，为了家庭生计，栉风沐雨，是出于不得已啊！听说父亲在成都的时候还卖过烟叶子。我能想象出，不论是出粜，还是卖烟叶，父亲都会把这种维持生存的办法当乐子来做。我想，只有乐观的人才能享受生活中的苦与乐，父亲是个“乐天派”，虽然他当时遇到了许多不易通过的难关，但父亲相信自己一定能战胜这些困难，父亲就是这样一个安之若素的人。
母亲也一样。母亲是大家闺秀，知识分子，是有资格说自己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但在这一时期，母亲没有埋怨，没有委屈，做起了家庭主妇。
写到这里，想起国民党元老陈立夫先生来。有文章说，1950年，陈在台湾受到排挤远涉重洋到了美国。陈在美20载，为了养家活口，办了养鸡场，虽然清苦，但很高兴。我想，这也许是陈先生的一种很高的思想境界吧。当然，我父亲与大人物陈立夫先生遇到的困难在性质上有所不同。
2010年1月12日，父亲不幸病逝于青岛。记得在父亲的追悼会上，一位政协副主席表示哀悼，他说：“罗老高风亮节。”还有一位政协的副处长问我：“罗老没留下点什么？”副处长的询问，倒叫我想起一件事来。2009年10月的一天上午，我去看望病魔缠身的父亲，记得父亲坐在藤椅上对我说：“对不起你们。”父亲望着书橱上的书籍又说“我只有这些书。”词典里有一词，叫做“汗牛充栋”，形容书籍极多。可父亲的书并不多，大概有一百多本吧。这一百多本古书都是父亲所喜爱的。上世纪80年代初，青岛中山路上有一家古籍书店，父亲爱好读书，他在这家古书店留下了大把的时光。那天中午，我与父亲道别，老人腿脚肿胀，再也没有力气走路了，我把父亲抱到了床上……
2012年9月29日上午10时，我坐上由平昌开往重庆的大巴车，经过6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在当日夕阳落山之前终于抵达染红了半个天空的山城重庆。当踏上重庆土地的一霎，我想到了父亲，想到抗战时期父亲在这座英雄之城奋斗的经历，留下的脚迹。在勾留重庆的两天时间里，我欣赏了夜色如画的山城，参观了位于中山四路上的民国旧址。夜晚，我站在霓虹四射的民族路上，看着奔流不息的嘉陵江和洋溢笑脸的人们，感慨良深。我以为今天重庆的繁荣来之不易，而67年前用我们同胞鲜血换来的抗战胜利更为珍贵！我想起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在一本书里提到的抗战时期的“重庆精神”，我说，“重庆精神”更是我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
2012年9月30日中秋雨夜在重庆初稿000000000000
2016年9月4日农历八月初四在青岛静心斋补充00000000
2018年4月14日于重庆修改补充00000000000000
2018年5月16日于汉口修订000000000000000
①罗友松先生：平昌县粮食系统退休干部，《三槐堟罗氏简谱》主编。
②魏传绪先生：平昌县政协退休干部，毕业于国立四川大学法律系，曾任平昌县政协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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