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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祖江西来
作者：罗 宏http://www.luos.org
洪武初年，江西通往湖南的条条山路上，人流漫漫。北望长江，首尾相接的舟楫，溯流而抵洞庭湖。
这是一次改变湖南历史的最大规模移民迁徙。
史称江西填湖南。
放开眼界，还可看见波及大半个中国的背井离乡景象。
这是由政府发动的史无前例的中华大移民。元明之交经历了长达数十年的战乱，狼烟遍地，天灾连年，田园荒芜，百姓流离，十室九空。明太祖朱元璋在一片血火中定天下，立即公布了“招徕流亡，鼓励垦荒”的国策：“令州郡人民，先因兵燹遗下田土，他人垦成熟者，以为己业……其余荒田，亦许民垦辟为己业，免徭役三年。”“新垦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王勇著《湖南人口变迁史》，湖南人民出版社）
于是，一首民谣流传至今：
问我故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
从明代洪武三年（1370）至永乐十五年（1417）约50年间，明政府先后18次从山西平阳、潞州、泽州、汾州等地，经洪洞县大槐树处办理手续，发放“凭照川资”，强制性地向全国广大地区迁徙人口，迁入地涉及18省500余县，主要为地广人稀的中原地区。移民比例是：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以洪洞为迁徙出发地的移民达百万，覆盖880余姓，移民后裔过亿人。这次大移民世界罕见，政治、经济、文化意义深远，洪洞大槐树成为中华儿女魂牵梦萦的祖居地符号，也成为明代大移民的民族集体记忆。
其实，洪洞大槐树的集体记忆并不能精确勾勒明初大移民全貌。据《简明中国移民史》提供的研究数据，明初移民有遣送、军屯、商屯、民屯等多种方式，长江流域的移民规模700万，华北地区移民规模490万，西北、东北和西南边疆也有150万，合计1340万，约占当时全国总人口20%。
显然，只有在这样宏大的历史叙事中透视江西移民的进入湖湘，才能更深刻地意会其史诗品质。宋代以来，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江西的经济、文化跃居全国领先地位，更是人口第一大省。元代初年（1290）江西人口达到1400万以上，约占全国人口1/4，超过当时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五省总和。同期湖南人口约570万，约为江西省的1/3，就土地面积而言，湖南还多5000平方公里，更显两地人口密度差距。直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江西填湖南的大移民已经推行了20余年，江西人口密度依然有每平方公里49人，湖南仅10.6人，江西人口密度是湖南的4.6倍。且不说政府着眼于全国政治、经济战略布局推行大移民，仅从毗邻的江西与湖南的人口落差，也可以感受到江西填湖南的移民动力。
不能忽略元末战乱。有学者认为元代湖南的户口统计有许多遗漏，进行了更精密的估算，得出元末湖南人口达到1000万，而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间的湖南人口约为184万的结论，这意味着战乱天灾导致明初湖南人口锐减了近82%，如果考虑到此时江西填湖南的移民增量，元末明初湖南人口锐减了85%当不为夸张。《醴陵县志》载：“历朝鼎革，荼毒生灵，惟元明之际为惨，湘潭土著仅有数户，后之人多自豫章来。”“醴与潭接壤，古老相传土著亦仅存十八户，余皆无复存在，洪武初招集流亡，皆来自他省，而豫章人尤多。”湘潭《石浦王氏族谱·良远公家传》也记载，洪武初年，“太祖命郡县叛服不常者，皆屠戮。湘潭于元至正时已归附，士民安堵如故。后指挥饶广叛，胁民以从己。太祖命营阳侯杨璟讨诛之，遂屠湘潭，无遗育。存者唯七姓，姓各一人，亦逃匿，仅而后免”。至于民间传说中，各种朱元璋血洗湖南的版本更是绘声绘色。灭门的屠杀，使富庶的湘东（中）沦为荒芜之野，也给新的垦殖创造了无限可能。加上此时江西业已沦为官吏盘剥百姓的重税之区，连朱元璋都感叹：“尔江西之民，未归附时，豪强割据，狼驱蚕食，资财空匮，及归附之后，供亿更繁，今已九年，其为困苦，朕甚愍焉！”
苛政猛于虎，即使政府不强制要求，江西之民也会蜂拥奔逃至湖湘。
土地，大片肥沃而荒芜的土地，带来了新的生机和背井离乡的勇气，召唤着漫漫人流寻梦湖湘。史料显示，明代移民湖湘的家族达3010支，为历史上迁入湖南移民家族的一半以上，尤以明初为移民高峰期，达1518支，其中江西移民达1202支，约占80%。《湖南通史》认定：“在明代的湖南居民中，土著已是少数，而外来的，特别是江西移民成为主要组成部分。”
所以今日之湖南人，大都可以像山西洪洞走出的移民后裔，东望江西，唱着乡愁绵绵的歌谣，缅怀自己的大槐树。
最早关注江西填湖南现象的大概是顾颉刚的高足谭其骧。他在学生时代写下了著名论文《湖南人由来考》，得出了明代以后湖南人大都来自江西的结论。沿着这个结论寻觅，还有更多的历史与文化之谜有待破解。有学者考证，江西填湖广的移民有近60万，亦有移民百万之说，我们不禁联想，洪洞移民百万，分布中国18省，而60万或百万江西移民，该会带来怎样的社会裂变？再如，江西填湖广是东西路向，改变了历代移民的南北路向，这又意味着什么？就湖湘而言，在明代可说发生了人口族系性的断裂，至少也可以说大换血，这又意味着什么？人口不是牲口，是烙印着文化的生灵。它意味着崛起于宋代、辉煌于宋明，文化巨匠星汉灿烂，且为理学重镇的赣文化，和同样开化于宋代、以理学为旗帜的湘文化，发生了一次历史性大融合。尤其耐人寻味的是，赣文化明末而衰，湘文化却由于王夫之的出现，在清代达到了主宰中华的辉煌，这是否暗示某种文化传递和转移呢？如果有人断言，明后的湖湘文化实际是赣文化的赓续，并非武断。
赣文化和湘文化，有着太多的关联性。
和湖南一样，江西在宋代以前，没有多少本土性的文化大名家可以炫耀，晋代江西出了陶渊明，可他生前默默无闻，按余秋雨的说法，是到了宋代因苏东坡的大力推崇，陶渊明才赫然为世人所知。江西享誉中华的文化辉煌是在宋代掀开扉页，而湖湘的文化大开化，也是起于宋代理学的湖湘进入，一旦提及理学的湖湘进入，江西和湖南文化间就构成了某种师承关系。
理学是中国儒学的集大成形态，是中国主流的哲学思想体系，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最为精致、完备的理论成果，曾支配着中国人的思维和行动，这些自不必多说，尤值得关注的是，江西是理学思想家们云集之地。翻阅《哲学大辞典》可见，收入辞典的宋明时期江西籍哲学家竟达50人之多，占同期中国哲学家的1/6，可谓奇迹。因而江西被称为理学创构和完成的摇篮之地应不为过。周敦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四大宗师，以及吴澄、吴与弼、胡居仁、娄谅、罗伦、罗钦顺、罗洪先等理学大儒构成了薪火相传、各有建树、蔚然壮观的理学家群体。他们大都为江西学人或宦游江西，在此悟道讲学，著书立说，开宗立派，从而使理学思想大厦与江西水土相互依存，以至于许多学者认为，理学即江西理学。所以，对理学的建构是江西学人最骄傲的文化勋业，毗邻的湖湘对理学接纳很大程度上应归于江西的理学播扬与辐射。
崛起于宋代的赣文化另一个奇迹是教育，突出的表现又是以书院为特色的教育，这又与湖湘文化大开化以教育为先导且以书院兴盛的特点相契合。江西和湖南的书院均领先于全国，但二者比较，江西更胜一筹。资料显示，北宋全国书院73所，江西有23所，而第二名的湖南才9所（一说12所）；南宋全国书院442所，江西147所，约占33.3%，第二名浙江才82所，第三名湖南约为70所；明代江西书院238所，湖南书院124所，也在江西之后。这意味着湖南的教育与江西的教育有相当的差距性。与教育兴盛密切相关的是科举业绩，两者比较起来，落差更明显。资料显示，唐代科举进士总数7448人，湖南25名，占比为0.33%；宋代进士总数32000人以上，湖南达908人，跃居全国中游水平，占比约为2.8%。这是很大的进步，但和江西比就汗颜了。宋代江西出了5142名进士，占比约为16%，到明代，进士总数为24595人，江西中进士高达3418人，占比为13.8%，湖南进士556人，占比约为2.3%，湖南科举业绩明显下滑。就科举的巍科（即科举考试名次靠前者）进士而言，江西更显优势，明代江西巍科进士达85人之多，排名全国第一，其中官至宰辅的达22人之多，仅次于浙江的26人，为全国第二，故明代有“朝士半江西”之说。江西教育的领先地位，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江西人口文化素质普遍高于湖南，因而江西移民的进入湖湘，肯定会拉动湖南人口文化素质的提升，这种提升又会拉动思维与行为方式的嬗变。
再看文史科技大家的风景，江西更是令人瞠目结舌。王安石、晏殊、晏幾道、欧阳修、李觏、曾巩、黄庭坚、杨万里、姜夔、周必大、文天祥、汤显祖、马端临、刘恕、刘攽、汪大渊、朱思本、张潜、宋应星等在文学、史学、科学等领域均为领袖巨匠，以至于在江右地区形成了中华文化的新高地，仰望江西成为时代风尚。总之，江西填湖南的意义绝不局限于土地居留的变迁，而应理解为一次重大的文化事件，甚至可以联想到新大陆发现后欧洲对美洲的大移民。诚如湖湘学者唐浩明所言：“明初，湖南人的组合发生过一次大变动，那便是数以百万的江西人西移三湘。赣人入湘，不仅因血统较远的联姻改善了湘人的体质，还因为北宋以来两赣文风盛于湖南，从而将一种人文优势带进湖南。”（廖静仁主编《天问湖南·历史之旅卷》）
20世纪30年代，燕大学生谭其骧发表论文《湖南人由来考》，指出了大多数湖南人祖籍江西的史实，主要依据的是家谱记叙，有学者认为其家谱资料收集不全，且多为世家谱系，缺乏对普通民众族源的调查资料，因而结论不够稳健。但这却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具有移民背景的族群移民湖湘后，往往有发达的生存前景。2006年，湖南官方启动了湖南文史典籍《湖湘文库》的编撰，对湖湘文化世家专门进行了总结，梳理出45家湖湘文化望族世家。它们有两大特点：第一，绝大部分世家显望于清代；第二，几乎全是移民家族，且江西籍最多。这似乎表明，移民家族更具精英性，对湖湘文化的引导性更强。罗宏和许顺富合著的《湖南人底精神》对此现象做出了阐释：
移民群体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甘现状，敢于冒险，富有开拓精神。这个群体的湖湘进入，一方面带来了外部世界的视野和信息，极大地丰富了本土居民的见识，也把开拓精神植入湖湘，他们来湖湘就是来开拓创业的，和湖湘本土民性中的霸蛮血性相融汇，使湖湘文化中的进取性更加富有生机。我们重点讨论的近代湖湘政治精英群体，绝大多数都是移民之后。周敦颐、王夫之、李东阳、陶澍、贺长龄、魏源、罗典、何凌汉、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郭嵩焘、罗泽南、李续宾、刘长佑、王闿运、王先谦、王壮公等等均是。这也是湖南人为什么会成为乱世英雄、扭乾转坤的时代英杰的重要奥秘所在。
也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观察一个江西移民家族个案，才能体会到叙述的史学价值。事实上，我们期盼一叶而知秋。
那就进入个案审视。
大约明洪武二十年（1387），一位江西豫章（今南昌）青年农民，在移民大军中风尘仆仆地向湖湘走来。他肯定不会吸引史学家的目光，因为此时，他仅20岁，是江西吉水县的农民，叫罗应隆。跟在他身后的是生死相依的妻子邹氏。这位女人腹中，还有一个胎儿在蠕动。他们一路上发生的故事已不可考，我们确知的是，夫妇俩筚路蓝缕地来到湘潭地界，罗应隆在湘江边停住了迁徙的脚步，久久瞩目江心一条狭长的洲岛——鼓磉洲。尽管芳草萋萋，一片荒凉，颇通堪舆门道的罗应隆却一眼看中了这片视野中的风水。就在凝望时，他怀中揣抱的先祖灵牌也突然显得如铅块一般沉重。他心一动，扑通跪下，朝东方磕拜祈祷，开始卜卦，结果神示说，这将是他及子孙兴旺发达之地。他又惊又喜，立即和妻子卸下简单的行囊，在鼓磉洲南岸江畔一个叫鹧鸪坪的地方搭起了窝棚……
一对外来夫妇的艰辛创业就此启动。第二年，儿子源佐出生，罗家有了第二代，一个家族的历史也悄然掀开。
《鼓磉洲罗氏族谱》初修成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秋，距始祖罗应隆迁湘已经170余年。岁月的淘洗使许多记忆遗忘，谱中只记录迁湘始祖罗应隆于明洪武元年（1368）生，祖籍江西吉水，字世兴，号政斋，郡望豫章罗氏，原配邹氏，子一源佐，夫妇生平和享年均不详。尤其是罗应隆的父脉没有记载，给后裔子孙留下了困惑和遗憾。不过后世族谱有这样的记载：“继宋而明，适吾湘之族所由基始也，时整奄、一峰诸公先后振兴江右，而吉水亦多名人，吉水又吾族之始所由以始也。”还有这样的记载，清乾隆年间，江西吉水罗氏族人曾奉明大儒罗洪先遗像来湘潭，以供应隆公后人家庙供奉，遭到婉拒。应隆公后人称，非不认远祖，乃不敢掠美远祖荣耀也，鼓磉洲罗氏当自立自强，争得家族荣光。由于罗洪先是秀川罗氏一脉的大名人，罗应隆当为秀川罗氏后裔。
综合家谱史料，可以这样描述，罗应隆源自豫章罗氏，江西南昌地区一个显赫的江右民系家族。《江西通志》载，汉高祖时灌婴带大将罗珠平定豫章，罗珠立功，封大农令，后人居豫章。至汉景帝设豫章郡，环城种樟树，其子孙名人辈出，遂被称为豫章罗。民国学者罗元鲲考证，罗珠“实为罗姓鼻祖，分布天下者皆其后也”，这未免有些武断，史学家、谱牒学家罗香林的说法可能会更有说服力：“唐宋以还，豫章支派，独为最盛，渐著籍虔、吉、汀诸州。元人侵宋，始祖率迁粤……布于各邑，蔚为名族，其间达士闻人，不可殚述。”细分一下，豫章罗氏又衍化出许多分支，罗应隆当属豫章罗氏吉水支系，始迁祖罗为罗珠三十四世孙，唐代进士，官至吉安刺史、工部侍郎、节度使，罗后人同样英杰辈出，鸿儒硕彦罗钦顺、罗伦、罗洪先、罗大经等均属此系。概括地说，豫章罗珠—吉水罗—湘潭罗应隆，这是罗应隆一族由汉代至明代基本的传承脉络。
令人疑惑不解的是，罗应隆迁湘后，其垂直父系出现了姓名遗忘。家族观念极强的中国人不该出现这样的遗忘，况且是背井离乡的游子，更何况罗应隆通晓堪舆门道，可谓近神之人，这样的失误断难发生。那么，他自小就是孤儿吗？还是生命中遭遇了不测，以至于来不及留下父祖的名姓？我们注意到，罗应隆是独子单传，这意味着他很可能英年早逝，所以，许多应该记忆的先人故事，也就随着他匆匆离世的脚步湮没。这大概是最合理的解释了。
有趣的是600年后，后世修谱人却在衡山罗氏族谱《小山房谱》中发现了一些文字，似乎可以弥补鼓磉洲罗氏族谱中始祖罗应隆祖脉断裂的缺憾。《小山房谱》大意是这样说的，吉水罗一脉传至二十一世孙罗朝，当时是元明之交，大规模的江西填湖南移民潮启动，罗朝是个江湖郎中，迁入湖南衡山，入赘董氏，成为衡山罗氏小山房始祖。朝公有六子：应隆、应海、应宗、应升、应亮、应荣。族谱明确记载：应隆，生于明朝洪武初年，卒于洪武三十二年（1399），迁湘潭鼓磉洲。这些记载与鼓磉洲罗氏族谱中关于始祖罗应隆的记载有多处吻合。于是产生了一种令人惊喜的猜测：罗应隆之父当为罗朝，迁湘的路径也是先迁湖南衡山，再由衡山迁湘潭，而且罗应隆享年32岁，确是英年早逝。以上考证见于2010年后新修的《鼓磉洲罗氏十修族谱》。从考证者的态度和分析看，这并非完全臆断，可成一说。问题在于，罗应隆是否为衡山小山房始祖罗朝长子，以及他是否从衡山转迁湘潭，还不能因此得出定论，尤其是罗应隆享年32岁，属于英年早逝，虽然从罗应隆只有独子看，早逝亦有合理性，可罗应隆的嫡传子孙均不知始祖享年，数百里外旁系的衡山小山房罗氏修谱人又如何得知？
说这些只不过是做一些家族渊源的梳理与猜测。其实对迁湘的罗应隆而言，其生命意义并不在于显赫的郡望，而在于独立开辟了一支湖湘罗氏。可以想象，罗应隆通堪舆之道，多少有家族书香风气的传承，包括毅然背井离乡，也需要胆识与憧憬的激励，甚至可以猜测，他是一位粗通文墨、精明强干、富有血性胆气的乡村农人。这对于开拓一方家业，无疑是必要的秉赋支撑。《鼓磉洲罗氏族谱》及地方志的记载显示，经历了五代人耕耘，鼓磉洲罗氏开始在湘中大地显耀。江西移民罗应隆的后人成为不可小觑的湖湘望族。
明清以来，鼓磉洲罗氏族中文武英杰辈出，见于史志记载近百人，绵延不绝500余年。据清代《湖南通志》统计，清代湘潭入志的名人350人，比省城长沙还多百余人，为各县之首。分75姓，张姓名人最多，为26人，罗姓名人居次，为22人，周姓名人18人，位居第三。但张、周二姓名人并非一族，而罗姓名人基本为鼓磉洲罗氏，这样算，罗氏当为湘潭载入史志名人最多的家族，况且《湖南通志》遗漏数位罗氏名人，补缺后罗氏名人可达26人，与张姓并列第一，而且文武双全，更是第一显族。罗瑶、罗栋、罗轸、罗枬、罗玑（斗寰）、罗熙、罗升、罗典、罗云皋、罗修源、罗汝怀、罗德煌、罗逢元、罗萱、罗立德、罗经德、罗启勇、罗春鹏、罗永泰、罗正钧、罗正纬、罗正璧、罗暟岚等均为湖湘名士或湘军骁将。还有罗学瓒、罗哲等现代革命烈士，可谓生生不息……
于是，罗应隆也就获得了其史学身份：他作为江西填湖南历史大事件中的普通一员，筚路蓝缕地建立了鼓磉洲罗氏一族的原始基业，尽管英年早逝，尽管也没有创下多旺的家业，甚至可以说，他的家族贡献仅限于繁殖，却因为后代儿孙英才济济，家族后裔500余年显望而享有一脉湖湘世家开基始祖的荣耀，且受到子孙后代的顶礼膜拜。这便是历史的诡异之处：某些人并不需要大智大勇，并不需要功业盖世，他只需要迎合历史潮流，稍稍向前走出一步，就足以青史留名。比如罗应隆，就是从江西走到了湖南。
罗应隆的许多后代子孙则以另一种途径进入了历史。
于是，数百年湖湘风雨扑面而来，潇潇风雨中便回荡着鼓磉洲罗氏儿女的激越呐喊。循声聆听，你会发现，他们或以忠烈显，或以孝义彰，或以文章、隐德著，但都可以归结到重实务、敢担当、崇文教、讲节操的基本人格风采，这种人格风采里既是儒家文化的传承，更是湖湘文化的传承，可以说，湖湘文化是对儒家文化最具血性也最具务实性的践行，化作罗家子弟的为人处事，成就了罗氏家族的种种湖湘业绩。因此，罗家故事也是湖湘的故事。它如一扇窗口，透射出近代以来湖湘大地的风云气象，成为湖湘文化的一个生动注脚。对于湖湘文化，学者有多种概括，最有概括力的当属王夫之的“豪杰”说，即乱世受命、拯救天下、舍我其谁的人格情怀。细细咀嚼，你会深深感到，近代以来的湖湘英杰，有着浓烈的救世痴迷、政治痴迷、道德痴迷、斗争痴迷，从而构成了激进与保守、建设与破坏都堪称极致的湖湘文化人格。对此，见仁见智，尽可百家争鸣，但不可否认，近现代的中国，很大程度上是在湖湘文化意志中展开，甚至可以夸张地说，成也湖湘，败也湖湘。因而，如果缺少对湖湘的文化审视，就可能进入历史迷途。所以，有关湖湘的文化观照，远远超出对地域的文化研讨，而提升到“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哲学拷问。况且，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家族并非仅仅是血缘集合体的存在形态，它还昭示着一种社会的结构形态，甚至是一种政权形态。以皇权为主导的中国传统社会，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专制和单一，效忠帝王的官僚体制及至郡县就戛然而止，县下的广大乡间则是家族的自治区域，从而构成了皇权与族权联合执政的国家形态，几乎所有的社会事变，都是皇权与族权的政治协商结果，而大家族，往往是这种政治协商的民间代表。总体而言，族权对于皇权是拥戴和顺从的，但并不排除族权和皇权之间也存在博弈。在博弈中皇权的妥协并不鲜见，这就意味着，皇权的任性受到了很大制约，反之亦然。于是古代中国就形成了独特的权力制约机制，遏制绝对权力造成社会灾难。一个有趣的细节是，朝官但凡遭遇了委屈，往往挂冠而去，走得十分决绝：朝廷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既有留爷处，就少一些奴气，多一些潇洒和尊严。至于风烛残年，也可以告老还乡，叶落归根，因为家族的门永远为游子敞开。于是，先人们如此那般存在，而后人却不能如此那般存在，也就有了各自的理由。于是，我们对罗家的叙述，也就蔓延出了超越家族故事的意涵。
时移世易，传统的家族时代已然远去，后人还须前行，只有知晓先人存在的理由，才能更确切地判断自己存在的依据。无可讳言，后人对先人怀抱有深深的敬意，然而，深情的祭奠是为了豪迈的诀别，超越先人，才是后人走出湖湘，继续祖先寻觅的抱负。既然600年前，这个家族的始祖能够走出江西，开创湖湘的家族新业，那么600年后，这支家族的后人，为什么不能走出湖湘，融入新的时代气象之中呢？马克思说过，死人的复活是为了未来的存在。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回眸这个湖湘家族的足迹，也正是我们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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