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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罗大英
罗大英 (1904～1968），又名罗正清，男，彝族，彝名拉支打衣，四川西昌县洪马乡立脚村（1953年洪马划归喜德县）人。解放前，历任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军刘元璋部彝兵七营营长、邓秀廷部彝务二营营长，后又担任靖边部彝务第三团团长，西昌屯委会少将彝务指挥官等职，是当时西昌县彝族上层人土中具有一定威望和一定实力的人物。在解放西昌的战役中，他慨然率部起义，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消灭盘踞西昌妄图负隅顽抗的胡宗南、贺国光残部。1950年12月～1955年10月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西康省分会（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西康省分会）副主席；1956.12～1968.11任四川西昌专区副专员。全国政协二届二次特邀人士（请假），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一
罗大英文化程度虽然不高，但头脑清醒，政治上倾向进步，他比较信任和崇敬原云南省主席龙云，认为龙云很有才华，是彝族人民中的杰出代表。后来,龙云被蒋介石以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名义软禁在南京，罗大英对龙云仍很关心。一九四八年夏，罗大英参加委员长西昌行辕组织的“川康彝族观光团”，到当时南京参观，其堂弟罗正洪担任翻译，也随同前往，在南京期间，罗等列席了半天国民党政府召开的国大会议，并受到蒋介石和白崇禧的接见。此外，罗大英和观光团的其他成员一起，专门要求看望龙云，经官方允许，派人带领(实为监视)与龙云见了一次面，同时见到龙云的二儿子龙纯祖。事后，罗大英和罗正洪又单独去龙纯祖家两次。通过这些接触，罗大英了解到龙云在国民党蒋介石打击和压制下，要求进步，倾向中国共产党。这在罗大英思想上留下深刻的印象，为他后来走上革命的道路打下了基础。
观光团结束后，罗大英回西昌，罗正洪则通过其他关系，到武汉军校学习军事。一九四九年初，被软禁于南京的龙云在中共南京地下党及外国航空公司的援助下，逃出南京，飞去香港(后转到北京作为彝族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龙纯祖也转移到了上海，并约请罗正洪、付正达(付正达当时以彝族的国大代表身份，常驻南京，与龙纯祖常来往，关系密切)到上海商谈，决定罗付二人速回西昌策动起义，迎接全国解放。回西昌后的任务三条：一是组织彝族青年，团结起来，形成一股力量；二是发动彝族上层.人士搞武装起义；三是积极找中共地下党组织争取领导。一九四九年三月，罗正洪回到西昌，见到罗大英，罗大英非常关心外面的形势，当他听到龙云己逃离南京经香港，转去北京，同时南京快要解放等消息时，心情极为高兴。对于起义问题，他表示同意并积极准备。之后，罗正洪等在西昌组建“川康彝族青年革命先锋队”，同时积极找中共西昌地下党组织。
罗大英的二儿子罗家修，一九四九年在成都国民党政府办的中央军校学习期间，通过其他渠道也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经常给其父通信，传送国民党军队不断从各地败退的消息，帮助罗大英认识当时军事政治形势,看到国民党政府彻底垮台的日子已经不远了。罗家修由军校毕业回昌后，在靖边部任职，同时参加了“川康彝族青年革命先锋队”,和其叔罗正洪一起，共同做其父罗大英的策动工作。
二
一九四七年秋，中共川康特委即指示西昌地区地下党的工作重点要在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党的组织，在发动武装斗争中，根据需要，可加强对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用以瓦解敌人，争取可以团结的力量迎接解放等等。一九四八年夏，川康特委副书记马识途来宁属视察，检查对上述指示的贯彻执行情况，并强调要“积蓄力量，迎接解放”。中共西昌地下党组织对宁属各地上层人士的情况都进行了分析、研究，罗大英先生是西昌县统战对象之一。
当时，罗大英己在西昌城内三角地置有房子(现西昌市二初中所在地)，经常住在城内。该处是彝族青年经常聚会之地，并由其中进步的彝族青年们组织了一个“彝族青年联谊会”，从事反对国民党政府统治的进步活动。一九四九年秋末冬初，西昌地下党组织先后吸收了其中的主要组织者彝族青年刘世昌、付正达等入党(罗正洪是当时确定的发展对象)，随即改“联谊会”为“川康彝族青年革命先锋队”，承认该先锋队为地党外围组织，并帮助它们制订了章程，选出罗正洪、付正达、刘世昌三同志为“川康彝族青年革命先锋队”的负责人。同时追认了该组织在这之前的活动为革命活动。中共西昌地下县委及时作了研究，决定由县委成员胡崇绅和他们联系。
十一月初，胡崇绅按照约定的时间从礼州来到西昌城内三角地罗大英家，与罗正洪、付正达、刘世昌见了面，胡崇绅同志代表地下县委肯定他们的工作成绩，约定以罗正洪、付正达、刘世昌三个名字的后一个字连成“洪达昌”作为今后互相联系的代号，同时布置了下一步的任务，留罗正洪在西昌做罗大英和其它上层人士的工作，因罗正洪常住罗大英家，和罗大英、罗家修接触较多，关系密切，这是当时中共西昌地下党对罗大英进行统战工作的有利条件。
三
中共西昌地下党对罗大英的统战工作，核心问题是发动他武装起义。当罗正洪向他谈到起义问题时，他就表示要干，他认为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分崩离析，政治上贪污腐败，军事上节节败退，早已失尽民心，不久必将垮台，再不能跟国民党走了。但是国民党当时在西昌确实还拥有一定武力，蒋介石在全国大陆各个战场上彻底输光之后，还把他的“御林军”——“国府警卫团”全美式装备部队空运来昌，并和一些败兵合编为新编陆军第一师，由朱光祖任师长，这是当时西昌反动军队中最顽固的一支部队。还有.国民党西昌警备司令部直属的警备团，团长邱纯川盘踞西昌多年，穷凶极恶，残害人民，也是国民党的“铁杆”队伍。加上西昌各地一些地方势力，与这些军队纠集在二起。他们妄图把西良作为最后一个“反共复国基地”，在行将覆没的时候，还要垂死挣扎。这些是在起义时需要认真对付的问题。因此，罗大英考虑，希望能有一个威望高、有更大的号召能力的人站出来，大家就好跟着行动，可是这个愿望，虽然经过有关人士的工作，但未能达到目的，罗大英只好保持实力，待机行事。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原24军136师伍培英起义撤离西昌以后，罗大英曾进城一次，由于他平时是倾向24军的，当时情绪有些紧张。罗正洪告诉他：“中共西昌地下党，已经找到了，现在只能听地下党的话，不能听国民党的话。四川邓锡侯、潘文华、西康刘文辉、云南卢汉等都起义了，假若靖边部要你派兵来维持秩序，可以出入，控制西昌城外围，但你不要进城”。罗大英听了很高兴，当即采纳罗正洪的意见，迅速返其老家。
一九五○年一月，罗正洪等护送从监狱中劫出来的彝族头人去云南，在途径姜坡和布拖时，曾先后给罗大英带过两次信，大意是：一、罗正洪己从西昌去云南，叫他千万不能来西昌；二、要积极准备，迎接解放。从此，罗大英就一直住在老家，他的顶头上司——靖边部副司令孙子文曾几次带信叫他下山，他都叫大儿子罗家正出面应付。
罗正洪在云南找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九五○年三月并随军向西昌进军，在解放宁南的前夕，罗正洪专门写一封信，派战士鲁子全带到西昌找罗大英。这封信内容很具体，既谈到云南解放的情况，又谈到很快就要解放西昌的大好形势，叫罗大英继续做好有关人士的工作，迅速起义，迎接西昌解放，争取立功等等。鲁子全到西昌先找到冯雨彬(川康彝族青年革命先锋队成员)，然后由冯雨彬带路到罗大英家，罗大英见信后，立即召集他的儿子罗家修和冯雨彬、鲁子全一起研究。罗大英提出“下山去打敌人不如在山上打敌人好”。因为到西昌去打，分不清敌友，不利于消灭敌人。他分析他住地红莫区地处西昌背后，地形险要，可以通向喜德和昭觉。西昌敌军许多头目都认识罗大英，并知道红莫区是罗大英的老家，在解放军打到西昌的时候，敌军不能从公路上逃走，很可能跑上山来。他把队伍布置在山上，准备好，敌人跑上来，就地消灭，可以一网打尽。参加研究的几个人，完全赞同罗大英的意见，决定照此执行。这一次研究，至关重要，因为它实质是罗大英起义前的一次军事会议，作出了武装起义的战略决策。后来的实践证明，罗大英的分析和决定是正确的。研究之后，罗大英随即给所属各部作了布置，大体分工是：全面总指挥由罗大英负责；立脚村由罗正洪和罗正英的三儿子罗家齐负责；则呷村由罗家正、罗家修负责；依呷洛村由罗洪泽哈和阿祖木基负责，到时候相互策应。还派人到喜德与四十八甲头人张开明取得联系，到时候相互策应，协同作战。至此，罗大英部署已定，等待时机一到，立即行动。
四
罗家修原在靖边部邓海泉新兵大队任分队长，平时和邓海泉的关系很好，随邓海泉驻在宁南，一九五○年元月，罗家修因事回家住了一个多月，靖边部几次催促，罗大英决定让罗家修重返宁南。罗家修去不多久，三月二十三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度过金沙江，解放了宁南县城，宁南守军等海泉部和原增援南宁的新编陆军第一师朱光祖部一齐向西昌败退。罗家修跟随等海泉和朱光祖退到普格大菁梁子的丫口上，邓、朱拿出地图，察看路线，准备逃向昭觉。罗家修本心怕去昭觉，因为到昭觉自己就没有活动的条件了，正好这时看到地图上画的路线从米市去昭觉比从大菁梁子去昭觉要近得多，罗家修就趁机提议从米市走，可在他家一一红莫区休整一下。这个意见得到邓海泉和朱光祖的同意，罗家修就立即派人提前回去送信，要罗大英作好打国民党军队的准备。形势的发展，果然不出罗大英所料，几乎就在这一两天(三月廿五、廿六)内，逃上山的敌人即有原溃退到西昌的“西南边务委员会”主任、贵州彝族土司杨砥中和他带的边干班约二百人；有陆军106医院的全体医务人员；有国民党军统特务、少将处长黄逸公；有从会理逃来的残兵败将黄团长一伙约三十人；还有“辛亥革命”时的四川都督尹昌衡一行。这些人逃上山来，驻在罗大英的老家——立脚村，要求庇护。另外是驻守西昌的邱纯川警备团也败退逃上了山，驻在依呷洛村。当时，罗大英接到罗家修的信，知道朱光祖和邓海泉也自宁南逃来了，就带领精壮彝兵57人，经过依呷洛和邱纯川一起到约罗斯科来接。当罗家修跟随朱光祖、邓海泉及其部队到达约罗斯科后，罗家修就与其父商议，几个部队要隔山分驻，把朱光祖的陆军第一师约六、七百人带到则呷村；把邓海泉及其宁南警备分区司令部约百人带到扎都村。敌军驻下来后，罗大英父子一面召集彝兵，作消灭国民党准备，一面派人与罗正洪联系，这时候，罗正洪等己随同解放军进到西昌城郊川兴堡。三月廿六日晨，罗大英派沙马补惹来川兴与罗正洪联系，并向解放军请示对逃进山里的国民党军队如何办?罗正洪立即向团长和政委汇报，团长和政委指示：要量力而行，干得了就干，干不了就不要干，但要注意拖住，决不让敌人跑了。沙马补惹将请示后的回信，连夜送回红莫。
三月二十七日，罗大英得到罗正洪的回信后，立即与其子罗家正、罗家修及有关的头人商议，决定采取“擒贼先擒王”的办法，俘虏头目，然后逼迫下令交枪解决问题。当时，朱光祖的第一师有一部电台，原属胡宗南亲自指挥，胡宗南飞逃台湾前，指示电台归罗烈（胡宗南参谋长）指挥。不知怎么，那天的电台始终没有和罗烈联系上（罗烈这时已逃往甘相营），罗大英就利用这个机会，诈称罗烈和孙子文已到了罗大英老家，约定第二天大家一起去立脚村见面。三月二十八日上午，朱光祖指定一个副团长负责指挥部队，就带领一个副师长、两个团长和警卫人员等来到邱纯川部队驻地——依呷洛村集中，等海泉因不是嫡系，接口感冒没有去。集中后，敌人共29人（包括邱纯川）一起向立脚村进发，途中，罗大英考虑：如果直接去立脚村，到那里不见罗烈，就会立即暴露马脚，于是顺小路把他们带到红马梁子上一个叫马沙的小村子，进村歇下后，借口肚子饿，就地杀羊做饭吃。并立即派人去则呷村叫罗家修弟兄快来，罗大英决定在这里动手擒捉敌人。为了麻痹敌人，罗大英带领的57人都把枪挂在墙上，准备用二比一的力量捉拿活的。吃饭开始，罗大英借口出去看看，退出不远，他带的人就动手抱人，由于有一人动作稍为迟缓，造成失误，朱光祖的警卫乘隙掏枪就打，一时乱了套，手无寸铁的彝族战士，当场被打死11人，罗大英听见枪响，就向一个坡下退去，朱光祖的警卫端起枪来正要射击，却被罗大英在外的警卫发现，开枪击毙，罗大英得以脱险隐蔽。等到罗家修兄弟赶到时，马沙村的战斗已经结束，地上有敌我尸体十二具。罗家正、罗家修弟兄二人把罗大英送到一个彝族家安排休息后，及时赶回则呷村——第一师的驻地。
敌人朱光祖、邱纯川等从马沙村冲出来后，就向依呷洛村——邱纯川部驻地逃去。这些敌人，当时是疯狗似的见人就打，不分男女老少，把许多背粪、放羊的看老百姓都打死了。但这也激起彝族人民的极大愤怒，罗大英的部下一一营长罗洪泽哈、阿祖木基等人立即组织人枪堵击，在依呷洛附近打死敌警备团长邱纯川。敌人边打边向西昌撤退，罗洪泽哈的人越打越多，男女老少五百多人紧追不舍，一直追到四合乡，打死打伤不少敌人。朱光祖只身跑回西昌，后在宁远桥白保长家被抓。剩下的敌军全部缴械投降。
由于隔山分驻，依呷洛村的战斗结束，则呷村的陆军第一师还不知道。三月廿八日晚，罗家修弟兄和周围群众从容布置，事先做好包围，然后杀猪、煮饭，把第一师的队伍全部集中在一个院坝内就餐，趁他们只顾吃饭时，一阵枪响，居高临下的机枪、手榴弹一齐向院坝内打去，不到一个钟头，战斗结束，除了跑脱少数几人外，全部消灭，打死60余人，俘虏300余人。
还有住在立脚村的敌人，己由罗正明、罗家齐的彝兵严密控制，从会理逃来的敌军团长黄XX有破坏行为，当即被罗家齐枪毙。三月廿九日下午，罗大英率其子罗家正、罗家修等来到立脚村，立即找杨砥中谈话，经过教育，杨砥中同意交枪，边干班就地解散，又由杨去说服106医院也交了枪，其余人员全部缴械投降。住在扎都村的邓海泉部，多系本地人，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邓海泉自己到西昌向解放军投诚，其余人员也陆续逃散。
至此，罗大英在红莫区歼灭敌军的战斗全部结束。这次战斗，历时两天。在马沙，依呷洛、则呷、立脚四个地方，共击毙西昌警备司令部警备团团长邱纯川和从会理败退下来的第一师的团长黄××等数百人，俘虏国民党军统特务少将处长黄逸公、原四川都督尹昌衡和敌军官兵近千人，缴获各种武器一千余件，马数十匹，电台一部。对俘虎人员，全部押送西昌交解放军处理。缴获的枪械物资，全部造册登记，于一九五○年四月一日，罗大英和有关人员一起，把这些战利品全部送交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八四师师部。师长林彬、副师长陈捷第、政委梁文英等领导同志热情接见他们，并和罗大英、罗正洪，罗家正、罗家修等一起战利品旁合影留念。几天后，发给罗大英锦旗一面，并举行了授旗仪式，由梁、林主持，并奖给马十二匹，以示鼓励。
五
罗大英的武装起义，是解放西昌时地下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工作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胜利。它是全州彝族上层人士中拿起枪来直接和敌人战斗并取得重大胜利的范例。这一胜利的取得，要归功于党的领导和有关同志们的努力。但是“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更主要的还是罗大英先生本人平时倾向进步，在解放战争时期能够接受革命思想，用党的教导指导自己的实际行动，并有胆有识，敢于牺牲，在关键时刻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拿起武器和敌人展开你死我活的战斗，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一点确是难能可贵的。
解放后，一九五○年十月，罗大英先生被任命为西昌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一九五七年初又升任西昌专员公署副专员。在剿匪肃特，平息叛乱和长期的革命工作中，罗大英先生又做了许多工作，受到人民的尊重。“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罗大英先生受到冲击和残酷的迫害，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日在马坪坝“西昌地区和西昌县干部学习班”学习期间不幸逝世，终年六十五岁。
（2010年1月23日根据胡崇绅 王家国《统一战线在民族地区的胜利》一文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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