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庄战役经验”创造者罗忠
罗忠,1920年12月生,四川巴中县人。1933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四方面军剧社音乐队队长、30军88师265团警卫员,中央军委警卫营干事、警卫团中队长、副政治指导员,雁北挺进大队大队长、骑兵营副营长、一支队副支队长兼参谋长、一纵队二旅四团副团长兼参谋长,华北军区兵站部张家口办事处主任、政治教导员,晋冀军校三大队队长、军区一团副团长、独立二团副团长,西南公安部科长、四川省公安厅第一伐木支队支队长、西南森林公安局川南分局副局长、省公安厅龙日农场场长、劳改局处长等职务。1982年12月离职休养(中央批准按省长级标准报销医疗费)。
2014年10月10日,罗忠因病医治无效,在绵阳逝世,享年94岁。遵其遗愿,部分骨灰祭撒在红西路军西征路上的甘肃张掖临泽。
在1947年解放石家庄的战役中,罗忠任冀晋军区独立二旅四团一营营长,在石门攻坚占中,罗营长和他的战友们创造了坑道加炸药的“石家庄战役经验”,在这场战争中起了无可计量大作用的!后几乎运用到了整个战争的所有攻坚战役。毛泽东曾亲笔为淮海前线总指挥部写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其中有“我们的飞机和坦克比你们多,人们把这叫做土飞机土坦克,难道不比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十倍吗?”这土飞机土坦克即指的石家庄的坑道加炸药。《进京赶考》第二章对此有详细记述。
附:罗忠《我是怎么参加长征的》
1919年冬,我出生在四川巴中恩阳河一户贫寒人家。6岁放牛,7岁学拳,从小性情倔犟、顽皮,不愿受人欺负。看到有钱人家的娃娃常常欺负穷人家孩子,我就把本村的穷孩子组织起来和有钱人家的娃娃干仗。有一次我和哥哥去有钱人李四老爷田边割牛草,李家小姐引来几个坏小子,不但动手打人还抢走了我们的背篼。有一个叫罗九营的,他叔父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排长。他家娶媳妇,我和哥哥看热闹,那个排长叫勤务兵把我兄长一脚踢倒在门外。我们晒的谷子也被有钱人抢了。父亲好不容易开了个屠宰房又被董大老爷霸占,被逼得跑到了外乡,全家7口人全靠母亲一人纺线糊口。我眼见着这些不平事,心里产生了我们穷人到底有没有出头之日的念头。父亲被逼外逃一年后的一个夜晚偷跑回乡,当晚便带着全家搬到几十里外的姑姑家,在姓马的保长家做长工。这期间常常受保长欺压,而且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实在没法子,父亲只好廉价把我姐姐和牛一起卖了。
就在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来了共产党、红军。由于大伙儿对红军不了解,大多数人都跑了,只有我和母亲没有跑。过了几天,家里人也都回来了。那时红军逢人就宣传:共产党是我们穷人的党,红军是来解放受苦受难穷人的。这样,我的父亲母亲都参加了苏维埃,我父亲是区苏维埃的劳工委员,母亲是妇女主任,我也参加儿童团,当了儿童团队长。母亲还把我送到县里儿童小学读书。在读书期间,红军政治部新剧团在儿童小学(后来的列宁小学)演出,演出后有位负责同志把我和另外十几个同学带到政治部新剧团,从此我就参加了红军,那是1933年5月19日。
参加红军不久,就赶上了1934年抢渡嘉陵江的战斗。
那一年我15岁。先是参加渡江前的准备工作。我们剧团组织了一个少年先锋连,我是其中之一。那时我们每天的课程就是游泳,我们连参加的共有58人,都成了游泳迷,白天吃饭、走路都在想着如何游得好、游得快,晚上做梦都在游。我从小在老家就喜欢玩水,加上有人耐心地教,很快便学会了潜泳。渡江前,开展了几次游泳竞赛,竞赛项目是蛙式、暗走(潜水)、滑行三种。在竞赛中我三次得到第一名水手称号。渡江时,首长命令我们少年先锋连一律轻装,每个人携短枪、手榴弹分成两批渡过,从水底暗地实施攻击。由先锋连担任主攻,另外接应的是三十军二六八团。他们用木筏从水面攻击,我们从水底通过,不一会就到了敌人前沿阵地,经过三个钟头的激战,胜利地渡过了嘉陵江,占领了红岩渡,全歼守敌,保证了我军顺利地进入川西北,实现与中央红军的会合。
渡江后不久,经过了数月战斗,我军进占了阆中南部,在江油、绵竹等地开辟了川西北新根据地,部队很快扩大到30万人,并且逼近成都,这就给一、四方面军的会合奠定了良好基础。正在这个时候,我又回到了原来的剧团。那时,我们是从中坝进山到了桂溪,我因为染了一场大伤寒,发着高烧,昏沉沉不省人事,组织上就把我寄养在桂溪后山的一位姓王的老乡家。这是1934年秋天的事情了。
王老伯家没有儿子,老两口子把我当作亲儿子一样好生照顾。红军走了的第二天,白匪追来了,王老伯怕白匪把我抓走,就把我藏在了草房的阁楼上,用谷草把我严严实实地盖住。等白匪搜查过后再把我背出来,我出了一身大汗也醒过来了,才知道红军把我寄在这里了。我一听,急着要去赶红军。王老伯说:“娃儿,不能出去,这地方全让白匪占了,山上都是白狗子。再说,红军走远了,你也赶不上啦。”他这样一讲,我伤心得大哭起来。第三天,我偷偷地跑出去,看看外面很平静,没有白狗子。回家后,我问王老伯:“红军现在能到哪儿?”他摇摇头:“说不好,估计到了北川吧。”当天晚上,我不辞而别,偷偷地跑了。向着北川的方向,经过三天三夜的爬山过岭,果然从小路赶上了红军的后尾部队,其中有一个红军叔叔因为看过我们剧团的演出,认出了我,惊奇地叫道:“娃儿,你掉队了?”我说:“我没掉队,我是生了病,他们不叫我知道就把我送到老乡家了,现在我的病好了又赶上来了。”于是那位红军叔叔带着我一块儿追赶部队。
追了三天到了北川,总算把大部队追上了,不久就与中央红军会合了。会合之后,过草地。这时我已16岁,自己准备了干粮草鞋等物品。行军途中,草鞋穿坏了三双,打了半天光脚板,我的脚被草割破了,不能动。过草地,大家都知道不能掉队,因为一掉队,很可能被敌人杀死或者是饿死、冻死。我只好咬紧牙关,拖着伤脚紧跟着部队跑。跑着跑着,一条大河出现了,河里长满了扎脚的水草,我的脚又坏了,过不去河,急得在河边直哭。
这时候,徐向前总指挥骑着马忽然出现在我面前。他看我在哭,便翻身下马,亲切地问:“小鬼,你为什么哭呀?害怕了吧?”我说:“不!我的脚坏了,不能过河了。”他弯下腰,小心地把我的脚托起来看了看,发现有半寸深的一个口子,肉都翻了起来。他忙叫卫生员给我上了药并包扎好,还让传令排给了我一匹马,这样才把我拉过了草地。
我跟着总指挥一路过了草地,真感到他像慈父一般。每天吃饭睡觉,他都叫警卫员来扶我,饭还是和首长一起吃的,我没有干粮时他把他的青稞炒面亲自倒给我,没有粮食时,他还钓鱼给我吃。我真是感激不尽啊!我记得他问我:“小鬼,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走到这里来吗?”我回答:“毛主席说我们北上抗日嘛。”他又问:“打日本为什么?”我回答:“为了保卫祖国,为了我们穷人翻身,为了打土豪分田地,将来能过好日子。”他又问:“你现在想家吗?”我回答:“不想,我家净受地主的气,我要跟着红军打地主。”总指挥哈哈大笑:“好小鬼,学得不错嘛,今后努力,等你的脚好了,我把你送到部队打日本鬼子去好不好?”我说:“好!”高兴得我使劲地拍起巴掌来了。
队伍出发时,总指挥叫我跟着传令排的张排长一起走。我们从草地经过12天的急行军到包座,就是快走出草地的一个牧场,只有几间牛棚。胡宗南为了把我们消灭在草地里边,就派他的第四十九师全部守在上下包座。我亲眼看见徐总指挥率领队伍进行战斗。战斗中,又接到了先头部队的报告:“前面发现敌人,还有骑兵在向我们左右夹击。”得到这个情报以后,徐总指挥很沉着地命令部队原地待命,他亲自到前线用望远镜看了看,随即命令三十军的八十八师正面攻击,八十九师从左迂回过去,军直警卫营和交通队、独立团、教导团分别堵击左右敌人,九军从后面接应。阵势摆开了,向敌人猛攻,战斗不到三小时,便将敌四十九师全部歼灭在上下包座,缴获的槍支、彈藥、粮食不计其数……
现在,革命老区纷纷开展红色旅游并采取多种形式纪念伟大的长征,作为一个老战士,回忆起当年的峥嵘岁月,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