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氏家园 (http://www.luos.org)|铜梁历史名人之十五—

“最大的共谍”郭汝瑰传奇

郭汝瑰，又名郭汝桂，四川铜梁人，1907年生，黄埔５期毕业。1929年入中共。国军22兵团司令兼72军中将军长，叙沪警备司令。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政府中将国防部作战厅长。在国共两党的大决战中，他冒着生命危险，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许多极其重要的军事情报。1949年12月11日按刘伯承指示率万余人在宜宾起义投共，使蒋介石据守西南，东山再起的美梦化为泡影，令蒋顿足捶胸：“郭小鬼，你坏了我的大事！”。退踞台湾的国民党则称郭为“最大的共谍”。1951年在共军南京军事学院任教，1980年4月再入中共。
一个出身于黄埔军校，很受蒋介石器重，属于蒋军嫡系的高级将领，怎么会成为“最大的共谍”呢？且听我根据多方采访、参证所得，细细道来。

在大革命的高潮投身黄埔

1907年9月5日，郭汝瑰出生在离铜梁县城90里的尹家寺达昌祠的一个家道衰落的书香之家。曾祖郭和熙，与名噪一时的蜀中才子、清代著名戏曲理论家、文学家李调元，是同榜举人。父亲郭朗溪，国学功底深厚，曾主笔《新修铜梁县志》，在清朝末年的科举考试中，名列重庆府长案榜首，秀才的功名已经在握，并有希望中举；旋因废除科举制度，好梦成空。
郭汝瑰原名汝桂，因为生于农历八月初九恰是清朝考举人入场应试的日子，仍然醉心于“蟾宫折桂”的父亲，就给长子取名“汝桂”。可能是因为壮志未酬，郭朗溪好议论时政，经常抨击北洋军阀政治腐败，社会黑暗。郭汝瑰自小耳濡目染，深受影响。
1919年，郭汝瑰即随父亲前往成都，进入成都高等师范附小和成都联合中学读书。时值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各种社会思潮汹涌澎湃，郭汝瑰受到教师胡子霖的影响，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朦胧的好感。1924年，郭作为联合中学的学生代表，参加了反对校长张铮推行封建教育的学潮，并结识了一些进步同学。
1925年底，郭汝瑰从成都联合中学高中结业。父亲要郭汝瑰投考上海同济大学学医，而郭汝瑰受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一心学工。这时，已升任川军师长的堂兄郭汝栋，为投靠广东革命政府，决定选派一些青年军官去黄埔军校学习，建议刚满18岁的郭汝瑰一道前往。郭在学工、学医、从军的三叉路口犹豫不定。到了上海，便去请教已考入同济大学的老同学陈廷栋。陈廷栋沉思良久，回答：“汝瑰兄，现在政治不上轨道，科学救国、实业救国都是空的。我看，你不如去广东干革命的好!”
陈廷栋的一番话，加上一路同行的中共秘密党员袁镜铭的劝说，郭汝瑰从此将“如桂”改成了“汝瑰”，与袁镜铭、傅秉勋等6位川军的青年军官，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从如，他就开始了职业军人的生涯。
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广州革命的气氛很浓。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黄埔军校除步科的两个大队随蒋介石迁往南京外，炮科、工科和政治科的3个大队，均随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迁至武汉。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多为共产党员。被编人政治科第五学生队的郭汝瑰，听取了肖楚女、恽代英等人的讲座，阅读了李达、陈独秀等人的著作，认识到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实行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进而实现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够富强起来。这时，郭汝瑰得知与自己同考入黄埔军校的好友袁镜铭是共产党员，便要求袁介绍自己入党。袁镜铭因为郭汝瑰是郭汝栋的堂弟，告诉他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

衔吴玉章之命返回四川并加入中共
在郭汝瑰即将于黄埔军校毕业之际，时任北伐军总司令兼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在南京拥兵自重，与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呈对立状态。
1927年4月14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尚未在武汉传开。黄埔军校实际主持校务的吴玉章，悄悄地将郭汝瑰和傅秉勋叫到办公室，通知他们两人提前毕业，并立即返回四川。
这时，郭汝瑰的堂兄、也是傅秉勋妻兄的郭汝栋，已是川鄂边防司令部的副司令，拥有两个师一个旅的兵力。吴玉章神情严肃地说：“现在形势十分危急，蒋介石已经公开叛变，很可能进攻武汉，四川军阀杨森将配合蒋介石进攻。你们尽快返回四川，想办法让郭汝栋阻止杨森出川攻打武汉。如阻止无效，可劝他待杨森出川以后，打其后方，使其崩溃。如这也办不到，就要他不出一兵一卒帮助杨森。”
郭汝瑰和傅秉勋肩负着吴玉章的使命，与同时毕业的中共党员任逖猷等人，由武汉回到四川。
郭汝瑰与傅秉勋到达郭汝栋驻地的涪陵，转达了吴玉章的意见。郭汝栋回答说：“我和杨森感情不好，无法劝他；袭击他，我力量不够；不过如杨森出兵，我可以一兵一卒也不帮他。”郭汝瑰怎么也没有想到，郭汝栋在他表示绝不支持杨森的同时，已派出特使去南京向蒋介石表示效忠了。郭汝瑰还欣欣然地写密信向吴玉章报告：“郭汝栋已接受了他的第三种意见”，自己也被郭汝栋安排在政治部任科员。他到处发表演讲，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斥责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为，并赢得了以后成为他妻子的女师学生方学兰的深爱，很快成为涪陵城里有名的红色人物。
但是不久，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就与南京的蒋介石合流反共。郭汝瑰从此便与吴玉章失去联系，只好留在尚能容共的郭汝栋部。1928年5月，郭汝瑰由少校团副、共产党支部负责人袁镜铭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追求多时的愿望。

川军“清共”，被遣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
郭汝瑰在川军中滞留3年，发现堂兄郭汝栋日趋反动。此人先是受蒋介石的指使，杀害了自己的恩师、在涪陵龙潭地区组织工农武装的共产党人李蔚如，代替杨森当上了二十军军长。旋又为扩大地盘，参加了倒杨(森)倒刘(湘)的两次军阀混战。1930年4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调郭汝栋部到湖北驻防，以稳定其后方。这时，郭汝瑰已升任郭部独立旅一团三营营长。一天夜晚，已经离开郭部的袁镜铭，前来联系郭汝瑰，要他率领所属的第三营，配合红军游击队，举行兵暴。但因联络差错，敌我混淆，结果准备配合红军作战的这个营，竟被红军消灭大半，郭汝瑰也中弹负伤，被送进汉口同仁医院。待出院才知道三营因损失太大，已被撤销建制。郭汝瑰只好到军部担任参谋的闲职。
蒋介石为加强对二十军的控制，命令郭汝栋彻底“清共”，并派亲蒋的黄埔生来主持其事。一向为人圆滑的郭汝栋，抢先对一些自认为是共产党员的军官以礼相送。郭汝瑰和傅秉勋虽然不承认是共产党员，但郭汝栋也不敢再留，而是劝他们去日本士官学校读书。
郭汝瑰此时与党组织已失去联系，心想，去日本躲避一下也无妨，先到日本去学点真本领，将来对革命的贡献可能更大。郭汝瑰晚年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当时还自以为得计。岂知这成了我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此后走了十几年的弯路。”
郭汝瑰和傅秉勋于1930年11月到达日本，经过半年的语言学习，于1931年4月考进日本士官学校。在日本，他既受到了严格的军事技术的教育和训练，提高了作为一个职业军人的素质；同时，作为一个中国人，也身受了日本当局的歧视和侮辱。特别是每逢一些关键性的军事技术和新式武器，日本教官总是想尽办法阻挠中国留学生学习和使用。一些日本小孩受家庭教育的影响，看到郭汝瑰这些中国留学生就嚷：“支那人脏！”
日本人对中国人的种种歧视，像一把利剑，深深地刺痛了郭汝瑰。他还是咬紧牙关，奋发学习，希望为振兴祖国多学一些本领。但是时隔不久，就发生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群情激愤。在士官学校留学的中国学生，也自发地结队去日本陆军省申请退学回国。日本宪兵前来驱赶，中国大使馆也派人来劝郭汝瑰等回校。中国留学生坚持不走，日本陆军省无奈，派人出来宣布：“你们可以退学，但退了就不能再入学了。”郭汝瑰等众多学生齐声高喊：“亡国奴才再回来。”

在抗日战争中崭露头角受到陈诚的青睐
郭汝瑰等一批从日本士官学校退学的学生，于1931年底回到上海，即推选出郭汝瑰等4名代表，去南京训练总监部，要求报考中国陆军大学，继续深造。想不到竟以“不听命令，擅自退学”为由，遭到拒绝。经再三求情，这些学生才获准去中央军校(即原黄埔军校)八、九期继续学习。郭汝瑰早就毕业于黄埔军校五期，当然不愿意重返黄埔，也不愿意重返已经公开反共的郭汝栋部。恰在这时，郭汝栋保送到陆军大学的一名学员因学历不合格，被取消复试资格，郭汝瑰得以顶替这个学员参加复试，并被录取，进入陆军大学第10期学习。
中国陆军大学是培养高级指挥和参谋人员的高等学府，每期只招收几十名学员，郭汝瑰进校时，校长为曾任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思想比较开明的杨杰；不久，蒋介石自任陆大校长，杨杰改任教育长。郭汝瑰继黄埔军校之后，又一次成为“天子门生”。
郭汝瑰人陆军大学不久，即因成绩优异、见解独到，受到杨杰的器重。他在陆大学习3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因不愿到军队任职成为反共的帮凶，被杨杰推荐进入陆大研究院继续深造，并担任战史学教官。
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蒋介石不得不顺应民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郭汝瑰见为国效力的时机已到，经陆大同学推荐，到陈诚所属的第十四师任参谋长，并到蒋介石筹划对日作战的“庐山军官集训团”受训。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军大举进犯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郭汝瑰所在的第十四师，奉命参加华北的抗战。中途因日军进攻上海，又奉命回师参加淞沪会战。
这时的蒋介石，为保卫首都南京，对淞沪会战还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不仅调集和组成了左、中、右三个方面军的近百万主力部队，与侵犯上海地区的日军坚决对抗；还自任司令长官，以激励官兵的斗志。第十四师的两个旅奉命在南北塘口一线作战，该师所属四十二旅旅长心存胆怯，师长霍揆彰怕其误事，让郭汝瑰与其交换职务，去代理四十二旅旅长。郭汝瑰在数十架敌机狂轰滥炸下，率部坚守阵地，每到下级有人叫喊“顶不住”时，就冲出掩蔽部督战。并在战局危急关头，留下遗书，亲临斗志发生动摇的八十四团指挥作战。该旅与日军反复冲杀七天七夜，8000多人只剩下2000多人，阵地仍未丢失。从此，被一些同僚视为书生的郭汝瑰，就成为全军著名的战将。不久，陈诚任命郭为五十四军参谋长。
如果说，在淞沪战役中，郭汝瑰还是以战斗中的勇敢机智，受到陈诚的器重，而到武汉会战时，陈诚就以善于战役谋划的眼光看待郭汝瑰了。起初，蒋介石和陈诚并没有接受淞沪战役，特别是南京保卫战失败的教训，还是根据德国顾问的建议，在武汉三镇构筑环形工事，准备死守武汉。当陈诚召开作战会议，宣布已拟定好的作战方案时，郭汝瑰斗胆直言：“此方案是步南京保卫战的后尘。这样的环形阵地，有一点被突破，必将全军崩溃，有下河吃水的危险。”他建议尽量利用山地，在武汉的外围作战，进行积极防御。到会人员对郭汝瑰的意见纷纷表示赞同，陈诚也点头称是，并指定郭汝瑰等重新制定武汉战役的作战计划。结果，武汉战役各军均因实施外围作战，未受重大损失。郭汝瑰也因此受到陈诚的特别青睐，提升他为第二十集团军的参谋长，并且由陈诚推荐蒋介石批准郭汝瑰为暂五师师长。他率部参加了长沙第三次会战，并以弱胜强，受到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嘉奖。

置身上层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黑暗
在抗日战争中，郭汝瑰从陆军大学的一名普通教官，逐渐进入国民党政权的上层。
继受到陈诚的赏识，得以担任暂五师师长以后，他又因在长沙会战中善于指挥，受到薛岳的器重，要他兼任九战区军官训练团校官大队的大队长。旋又被兼任副院长的陈诚，调到培养“全能将校”的国际研究院任研究委员；并被自任团长的蒋介石，任命为“中央训练团”的副大队长，成为蒋介石心目中的“军界精英”。1944年3月，又以驻英大使馆副武官的名义，被派赴英国考察国防机构的组织情况。1945年2月归国后，已经升任军政部长的陈诚，在报请蒋介石批准后，即任命郭汝瑰为掌管全国各军师编制、装备的军务署副署长、署长，兼国防研究院副院长。并以军政部代表的身份，随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前往芷江和南京，参加接受侵华日军投降的仪式。
进入国民党上层的郭汝瑰，有机会与国民党军政要员直接接触，其中仅在“中央训练团”，就听了蒋介石的30多次讲话，并受到蒋介石和许多高官的宴请。目睹身受，他愈来愈对国民党的腐败黑暗感到不满。
在担任暂五师师长，直接掌管部队以前，郭汝瑰还以为对日作战的失败，主要是装备落后和指挥失误。到暂五师接任师长时，才知道这个暂编师，实际只有3000多人，却上报7000多人。这才更清楚地知道，国民党的许多军官，都是平时谎报人数吃空缺，一旦打起仗来就谎报伤亡逃亡要补给。
郭汝瑰到国防研究院研究军事学术的同时，有机会耐下心来阅读孙中山的著作，尤其是孙中山晚年对于三民主义的重新阐述，对照蒋介石从发动四一二政变，到执行片面抗战路线的历史，才清楚地认识到自称是孙中山最忠实信徒的蒋介石，从来也没有实行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特别是在此国难当头时期，前方的士兵浴血奋战，英勇牺牲；而身处大后方的达官显贵，却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甚至不惜利用职权，大发国难财。后方的居民，缺衣少食，生活困顿，而一些军政要员和商界大亨，却挥金如土，过着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生活。郭汝瑰作为一位参加抗战的将官，因为坚持不贪污，所得的薪金还不能够维持家庭的最低生活，只能靠在银行工作、兼做一些转手买卖的三弟，补贴一些家用。如此世道，那有半点孙文主义的味道。
对于蒋介石本人，郭汝瑰初进黄埔军校时，就听到蒋介石“率部东征，扫平南路”的传说，又亲眼见过北伐誓师的场面和北伐军长驱直入的情景，以为蒋介石确有军事才能。经过抗日战争的多次战役，特别是到国防研究院了解了战争的全局以后，才深感此人政治手腕厉害，军事上并不高明。抗战以来，国民党军队很少打过主动进攻仗，这除了蒋介石心存妥协、延误战机之外，也与其落后的专守防御战略思想有关。以至于一点被突破，全线溃退。正面战场，败绩连连。在国防研究院和“中训团”，他听过蒋介石的多次讲话，翻来覆去都是“礼义廉耻”、“定静安虑”、“不成功、便成仁”之类的陈词滥调，说不出一点儿自己的军事学术见解，还闹了不少笑话。
尤其令郭汝瑰不满的是，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一直没有放弃反共、剿共的念头，经常制造国共之间的摩擦。等到1945年5月侵华日军还没有宣告投降时，蒋介石就急不可待地采取更加露骨的反共方针。这时，军令部每周举行的大战研究会，已不再研究尚在进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着重研究战后如何反共防共。在一次有郭汝瑰参加的大战研究会上，就专门研究了一旦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北地区以后，如何阻八路军、新四军出关的问题。原来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未还结束，蒋介石就准备战后再打反共的内战了。

就任作战厅长为中共提供军事情报
郭汝瑰面对着国民党的腐败黑暗和种种倒行逆施，回想起年轻时所受的一些社会主义教育，以及耳闻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步景象，感到中国的希望还在共产党那边。他在寻找机会，与共产党恢复联系，但一时苦无门径。
1945年4月的一天，郭汝瑰在军务署瞥见一个身穿校官军服的来客，仔细端详，正是黄埔军校五期的同班同学，以后又一同到郭汝栋部工作的任逖猷。那时任逖猷已是共产党员，自己在1928年加入共产党后，也是彼此都了解的党内同志。30年代初，任逖猷被刘湘抓进反省院时，郭汝瑰曾鼎力相救。任逖猷出狱还找到郭汝瑰家，但此后，便杳如黄鹤。郭汝瑰一见是老友任逖猷，忙将他拉上车开到一个冷僻之地，问他如今还有“关系”没有。任逖猷战战兢兢地回答：“哪还有什么关系，莫非你还嫌我‘鸡圈’(即监狱)还没坐够。”郭汝瑰以为他是怕暴露身份，一再说明绝不会加害于他，只是自己看透国民党了。任逖猷赌咒发誓，说自己确实说的是实话。郭汝瑰满心失望。但任逖猷临别时还是丢下了一句话：“我的堂弟任廉儒，你当年是认识的，原来也是‘CP’，不知他是不是还有关系，我可以去打听一下。”
几天之后的一个夜晚，郭汝瑰的寓所里，响起敲门声。郭汝瑰一向对前来进贡的来客不予理睬，可勤务兵前来通报说，来客是他想见的一位老乡。郭汝瑰只好下阶迎接，原来进来的正是任逖猷之弟，当年涪陵的进步学生任廉儒。他连忙将这个风度雍容的青年人清进书房，拉上窗帘，双方促膝恳谈起来。郭汝瑰敞开心扉，叙述了自己的曲折经历，表示自己早巳对国民党的高官厚禄视如粪土，一心想到延安去，参加抗日杀敌。可任廉儒却是闪烁其词，只是说：“山那边的情况，小弟从朋友处，也只略知一二。我兄之愿，定当转达，相信必当报国有门。”
原来此时已与中共组织失去联系的任逖猷，已将他和郭汝瑰那番对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仟廉儒。任廉儒矢口否认自己与共产党有任何联系，并且警告任逖猷“不可多事”。事后，任廉儒即将这一重要信息，向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作了汇报，并奉命同郭汝瑰进行联系。
任廉儒几次来到郭家，对郭汝瑰进行考察，逐步弄清了他的立场、观点，并从这里获得了一些重要的军事情报，就不再避讳他了。一天，郭汝瑰谈起他读过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说这样的文章，是当今中国所有的军事家写不出来的。两天后，任廉儒就悄悄地送来《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多篇毛泽东著作，供郭汝瑰阅读。又过了几天，任廉儒安排郭和董必武会面。
郭汝瑰如约前往，同仰慕已久的董必武秉烛夜谈。郭汝瑰谈了他一生的经历和对国共两党的认识过程。不久，郭汝瑰又一次应约去任家与董必武见面。在这次淡话中，郭汝瑰要求恢复自己的党籍，董必武未正面作出答复，而是问：“国民党最近要你干什么?”郭汝瑰如实相告：“何应钦约我去美国任中国军事代表团员，我不想去，我要求去延安。”董必武说：“你可以去美国，多多调查了解美国，继续与我们保持联系，革命要看远些嘛！”
这次谈话后一两天，任廉儒前来告诉郭汝瑰：“董老说，你要求恢复党籍，原则上可以，但要经过一番考验。你去延安作用不大，希望你留在这边能为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由我和你单线联系。”
在郭汝瑰与董必武秘密会见，成为中共方面的高级情报工作人员之后，就作为张治中的助手，参加了有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参加调停的国共谈判。蒋介石在赢得了由内地向沿海运兵的时间，自以为胜券在握，便撕去了假和谈的面具，开始了规模空前的反共内战。
蒋介石为顺应美国政府的意愿，根据美国特使魏德迈的建议，将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使陆、海、空三军一元化。掌握国防部实权的参谋总长陈诚，先是不顾郭汝瑰早已获得中将军衔，任命他为总长办公厅少将副厅长；不几天，又突然任郭汝瑰为掌握军务的国防部第五厅中将厅长；不久因战绩不佳，陈诚又向蒋介石保荐郭汝瑰为主管作战的国防部第三厅(即作战厅)中将厅长，并一度派赴徐州，任顾祝同为总司令的陆军总部参谋长。由于人事安排，实际就是国民党各派系之间的权力争夺，一些反对陈诚的人，就骂郭汝瑰是陈诚手下的“十三太保”之一，官运亨通，红得发紫。
由于国防部作战厅长直接参与指挥作战，并经常向蒋介石提供作战方案，定期到蒋介石官邸汇报战况，听取指令，有时还要随蒋介石到各战区视察，等于直接参与了这场反共反人民的战争，郭汝瑰对于担任此职还有顾虑。这时，为保持与郭汝瑰的经常联系，随着蒋介石还都南京，已转到上海任川盐银行上海办事处主任的任廉儒，向他传达党的意见说：“你应该去就任作战厅长，为党提供更重要的情报。”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郭汝瑰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来往于宁沪之间的任廉儒，为我党我军提供了许多核心的军事情报，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一份特殊的贡献。平生比较谦逊的郭汝瑰一直不肯多谈这些事，说再谈这些不是表功吗，在他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也只是以赞扬任廉儒的口气，笼统地说道：自己担任作战厅长以后，“廉儒同志往来宁沪更密，传递的情报也更多，所冒危险也更大。可当时我并不深刻了解。”可是，一些知情人仍然透露出一些细节：
1947年5月12日下午，郭汝瑰接到蒋介石侍从室主任俞济时的电话：“今晚8时30分，请到总裁官邸出席晚宴并汇报战况。”他与主管情报的二厅厅长侯腾同时到达，参谋总长陈诚与参谋次长刘斐也相继到来。这时，山东军情紧急，解放军一度攻克泰安，并进入卞桥、梁邱一带。郭汝瑰汇报了战场态势和作战方案，经过讨论，蒋介石当场决定了汤恩伯兵团、欧震兵团、王敬久兵团的进攻方向和目标，“对共军实施合围”。郭汝瑰一回到家，就将作战部署抄录了一份，交给前来联系的任廉儒，并且特别叮嘱说：“这一次的战斗序列中，有整编七十四师，全部美式装备，要解放军特别小心。”果然，在这次重要战役中，解放军因为知己知彼，在孟良崮战役中，全歼国民党王牌部队整七十四师，击毙其师长张灵甫，使蒋介石重点进攻山东的图谋严重受挫。
1948年10月，淮海战役前夕，何应钦在国防部召开作战会议，提出“守江必守淮”的主张，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两侧，寻机与共军决战。并责成郭汝瑰制定作战方案，送蒋介石审批。此方案尚未下达到有关国民党军队，就被郭汝瑰报达到解放军的指挥机关。以后，徐州“剿总”决定坚守蚌埠，郭汝瑰又诱使蒋介石改在徐州外围作战，增加了蒋军在移动中被解放军分割围歼的机会，以致日后徐州“剿总”副司令长官杜聿明在《淮海战役始末》一文中说：“这里，我心忐忑不安，觉得上了蒋介石的当，并认为蒋介石、顾祝同是完全听信郭汝瑰这个小鬼(因他是军校五期毕业生，人又矮小，所以我称他小鬼)的摆布，才造成这种糟糕局面。我想责问郭汝瑰为什么不照原定计划将主力撤到蚌埠附近，正在犹豫不决之际，见顾祝同等人都同意郭汝瑰报告这一方案，觉得争也无益，一个人孤掌难鸣，争吵起来，反而会失了蒋介石的宠信。”
郭汝瑰如此为中共方面提供绝密情况，并助长蒋介石的瞎指挥，差点被个别明眼人识破，也险些被国民党的特务机关破获。这个明眼人，就是杜聿明。
早在淮海战役胜负未分，杜聿明在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时，已决心放弃徐州，坚守蚌埠。因为对郭汝瑰有些怀疑，所以在会议上没有公开说，只是在会后向蒋介石个别呈请，并获批准。想不到移师途中，蒋介石又三变决心，先是要他率兵去解黄维兵团之围；旋又令“万勿再向永城前进，迂回避战”；不久又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就地停止待命”，增加了所属部队的混乱。杜聿明已经得到情报，说郭汝瑰是深人中枢的“共谍”，但一时苦无真凭实据，不敢向蒋介石报告。
郭汝瑰如此频繁地为中共提供绝密的军事情报，也差一点儿被国民党特务破获。淮海战役结束后，解放军准备大举渡江，直捣南京。蒋介石集团一面玩弄假和平的阴谋，一面调兵遣将，制定了庞大的江防计划和江南作战计划。郭汝瑰在把这些作战方案报送蒋介石的同时，也将这份绝密文件，交给了中共的联络员任廉儒。不巧的是，任廉儒的直接联系人陈家康因事离开了上海。无奈之下，只好请时任上海民革主委的中共地下党员王葆真，设法迅速转交给党。这时，适逢民革地下组织遭受破坏。王葆真在这些机密情报尚未送出去时，突然被捕。所幸这些情报在急切中已被王葆真焚毁。王葆真这个年届古稀的老人，被捕后受尽毒刑，直至被判处死刑，也没有供出任廉儒和郭汝瑰，切断了特务继续追查的线索，使郭汝瑰得以转危为安。这件事，郭汝瑰当时并不知情。

率领七十二军临阵起义，破坏蒋介石妄图固守大西南的计划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蒋介石的几百万精锐部队已丧失殆尽。郭汝瑰担心蒋介石将作战失败归咎他人，决定主动引咎辞职，并要求任廉儒转告中共中央，同意他从此离开黑暗的蒋家王朝，到解放区去。刚从香港请示工作回来的任廉儒，前来传达党的指示说：“你的愿望，党非常理解。不过经再三研究，认为你到解放区作用不大，预计解放军渡江后，蒋介石必然妄图巩固西南，那时必有一场恶战。你不如争取掌握一支部队，到解放军进军大西南时举行起义。这不是比到解放区作用更大吗？”
郭汝瑰决心再冒险带兵去西南。
他去找顾祝同，要求下部队出任军长。经过顾祝同的保荐，蒋介石任命郭汝瑰为七十二军军长，要他重建这支已经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围歼的部队，并立即开往四川。蒋介石的任命，正好与党对郭汝瑰的要求相符。他喜出望外地将此消息告知任廉儒，要求任也能去四川经常与他保持联系，并派一些军事干部来帮助掌握部队。
郭汝瑰待委任状一下达，立即在上海北四川路一个小学里设立军部，开始招兵买马，并委任了自己信得过的人任师长、团长。还利用各种关系，向国防部和联勤总部，要了足够装备一个军的枪械、车辆。然后立即奔赴四川。一面举办军官队，一面派员招兵，郭汝瑰很快就招满了两个师的兵员，加上同为陈诚派系的罗广文拨给的一个师，七十二军就成为四川境内的4个机动主力军之一。
在郭汝瑰回到四川组建七十二军的同时，任廉儒也以重庆川盐银行高级职员的身份，回到四川，与郭汝瑰接上关系。
直到这时，蒋介石还被蒙在鼓里。当解放军进入湘西，准备向四川进军时，蒋介石飞抵重庆，召开守卫大西南的作战会议。会后，亲自召见郭汝瑰，询问部队的作战情况。当得悉解放军由贵入川时，蒋介石又电令郭汝瑰为二十二兵团司令，直接指挥第二十一军、四十四军、七十二军和3个独立师，作为防堵解放军进入四川的前哨兵团。并要求七十二军在长江、沱江布防，以便蒋介石将其主力集中于成都附近，与解放军决战。想不到郭汝瑰已经剪除了七十二军中的特务和反动分子，做好官兵的思想工作，按照与任廉儒商定的计划，于解放军入川之际，在宜宾地区通电起义，破坏了蒋介石固守大西南的计划。

真金何惧烈火炼，郭汝瑰终被接纳重新入党
新中国成立之初，四川分为4个行政区，郭汝瑰被任命为川南行署交通厅长。1950年，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南京军事学院，来电征询郭汝瑰是否愿意前去任教。他欣然辞去川南交通厅长的职务，于1950年3月到南京军事学院报到。在军事学院18年，郭汝瑰先后任合同战术教授会教员，司令部工作教授会教学组长，军史史料研究处副处长，并当选江苏省政协委员，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70年，南京军事学院撤销建制，年过花甲的郭汝瑰回到四川巴县和重庆北碚定居。粉碎“四人帮”后，又先后被推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并由中央军委定为副兵团级离休干部。
郭汝瑰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曾经与许多党的干部一样，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在肃反运动中，因为一个教员胡乱编造假坦白交代的材料，致使郭汝瑰也被关押审查。郭汝瑰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放弃国民党的高官厚禄，毅然投入革命阵营，反遭人诬陷为假起义的真特务。但他不管如何逼供诱供，始终不说假话。不久事情真相大白。当时任军事学院政委的钟期光上将亲自向他赔礼道歉，并且赞扬说：“在军事学院的肃反运动中，只有两个半人没有说假话，其中你是表现最好的一个。”
郭汝瑰对党忠诚，也就敢于直言。肃反运动后，一些准备转业的教员要求评军衔，怂恿郭汝瑰起草一份给国防部长彭德怀的信。郭希望党组织能接受肃反中轻信一些人作假坦白的教训，在信中写了几句尖锐的话：“一些无耻之徒，希图过关，假坦白，攀诬好人。一时满城风雨，鬼影憧憧，逼得悬梁的悬梁，投水的投水。”这封信因一些同志嫌言词过激，决定将分发征求意见的打印稿全部收回。但有个觊觎者却心怀鬼胎，把一份打印稿收藏起来。等到1957年反右派运动一来，就作为炮弹抛了出来，说郭汝瑰恶毒地攻击肃反运动。加上在南京市委召开的整风会上，郭汝瑰说了：“刘邦入关，约法三章；李世民尊贤纳谏，从善如流，所以才能将政权巩固了几百年，我们要厉行民主法制，才能长治久安。”这些本来是正确的话，竟被说成“郭汝瑰攻击共产党连古代帝王都不如”。于是，一些原来是郭汝瑰部下的教员，都纷纷站出来批判他。军事学院曾准备将他划为右派，结果中央军委批示：“情节经微，不作右派处理。”郭汝瑰又逃过一劫。
到极左路线发展至极端的“文化大革命”中，当时军事学院军事史料研究处的一位领导，为保护自己，装出一副极左的面目，四处张扬说“我们处成分复杂”，动员一些学员在“点鬼台”上点鬼，把副处长郭汝瑰点成“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并让史料处所属6个组轮番批斗。郭汝瑰见过人硬顶挨打，觉得白挨一顿打不值，批斗时给他加上的罪名他都承认，于是就斗不下去了。军院的造反派闯入郭汝瑰住处去抄家，得知他的女儿郭相慰与他们同属一派，不但没有抄家，还与她握手连称同志，弄得郭汝瑰啼笑皆非。由于造反派忙于内战，再无暇顾及郭汝瑰，在挨了一阵批斗之后，就被安排到军事学院所属的农场进行体力劳动，倒没有遭受被关押、殴打等痛苦。
早在1945年，郭汝瑰就要求恢复自己的共产党党籍。虽一时未能如愿，但他从那时起就严格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除了奋不顾身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之外，在污浊的国民党官场中，也坚持廉洁自守。1946年他到南京任职，在四条巷租了一套普通民房居住。当时蒋经国住在三条巷，与他是近邻。一天，蒋经国到郭家探望，发现郭夫人自己在厨房做饭，端到饭桌上的只有两样素菜，不禁喟然叹息说：“要是我们的高级将领，都像郭汝瑰这样就好了。”有些人也因郭汝槐生活如此俭朴，怀疑他是潜伏的共产党人。
四川解放后，郭汝瑰任川南交通厅长时，以热爱劳动、生活俭朴而被人称道。但是，他多次提出恢复党籍或重新入党的要求，都被上推下卸，长期搁置下来。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980年4月，郭汝瑰直接给中共中央组织部写信，申述自己的全部历史，反映多年的入党要求，不久他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警备区党委接到了中组部的通知：“准许郭汝瑰入党”，郭汝瑰才实现了自己的政治宿愿。1981年，成都军区党委又根据郭汝瑰的优异表现，将他评为全军区的优秀共产党员。

高风亮节严律己，鸿篇巨著泽后人
郭汝瑰离休回四川定居后，有很多感人的故事。他主动给重庆警备区的干部教授英语，不取分文报酬；重庆警备区组织民兵演习，他不顾年事已高，亲自带民兵爬山进行教练；组织上给他一笔钱修缮住房，他全部作为党费上交了；成都军区按副兵团级待遇，要他迁进一幢别墅楼，他仍然坚持住在北碚的一幢面积仅70多平方米的平房里；面对社会上追求享受的歪风日甚，他向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坦率进言：“希望从你自己做起，不坐进口车。”并且托廖转告中央领导人，学习周总理坚持用国产手表的好传统，不坐进口车。他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经常告诫为政者不要忘记国民党因腐败而失败的历史教训。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国家主席杨尚昆请他和邓兆祥吃饭，他又直言不讳地进言说：“我们的部队无论如何不能经商。国民党军队，就是因为军官敛财，丧失了战斗力。”
最令人肃然起敬的是，郭汝瑰以古稀之年，无权无钱之身，不措东奔西走，殚心竭虑组织和领导有关专家，耗时十余年，主编了一套洋洋600余万言的《中国军事史》和厚厚两大本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填补了中国军事科学研究的空白；并在耄耋之年，完成了近40万字的《郭汝瑰回忆录》的写作，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交出了一份完美的人生答卷。
《郭汝瑰回忆录》和由王钟伦先生写成的长篇报告文学《独钓龙潭》先后出版后，台湾方面舆论哗然，一些报纸不惜以通栏大标题，发表长篇文章：《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负已先分》、《郭汝瑰投共始末》。有些人在惊愕之余，把一股怨水都泼到郭汝瑰头上，似乎没有郭汝瑰“投共”，国民党就不会败走台湾。有的人甚至骂他为“叛徒”。对于这些流言蜚语，郭汝瑰得知后只是坦然一笑说：“战争的胜败，决定于人心的向背。我早年就参加共产党，从来没有跟国民党干反共的事，说不上什么背叛。何况，背叛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也是好事。如果站在清王朝的立场，说孙中山先生为叛徒，视郑孝胥、张勋这些保皇派为忠臣，岂不可笑?不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而徒谈忠义，只会助长专制独裁，阻止社会进步。这是一种糊涂之论。”
郭汝瑰将军有一女一子。女儿郭相慰从南京到重庆祝贺父亲九十大寿，与弟弟郭相操陪伴父亲度过一段全家团聚的日子。辞别返宁时，郭汝瑰爱女心切，坚持要亲自送女儿去重庆江北机场，不幸中途发生车祸，抢救无效，于1997年10月23日逝世，走完了他曲折而瑰丽的人生。

（罗良富编后记：郭汝瑰曾就读于铜梁中学，可是我的老学长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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