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氏家园 (http://www.luos.org)|与陈毅、聂荣臻同行留法的建筑专家罗竟忠

与陈毅、聂荣臻同行留法的建筑专家罗竟忠

罗竟忠，生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新津县城关人，建筑专家。在县立模范小学毕业后，于民国7年(1918)考入成都联中，同年赴法勤工俭学，后考入比利时沙洛王大学桥梁专业。毕业后先后在比利时“不门厂”“柏尔古厂”“亚尔速建筑公司”任技术工程师。
民国18年(1929)7月罗回国后，经人介绍到川军刘湘部任工程顾问及重庆广阳坝飞机场主任工程师之职。次年与同人在渝组成“三益建筑事务所”，任经理。其间经其设计与施工的建筑工程有新川电影院、证券交易所、民生公司办公楼等。民国21年(1932)，罗参加中国工程师学会四川考察团应四川善后督办刘湘之请，考察全川工矿地藏交通建设资源情况。民国23年(1934)，罗被任命为川黔公路工程处长兼总工程师，筑成175公里公路。次年工程竣工后，罗应聘重庆大学工学院土木系教授，同时兼任刘湘部的武器修理所建筑顾问。民国25年(1936)，罗在利昌股份有限公司任协理，民国27年(1938)至民国35年(1946)任该公司海防分公司经理。在抗日战争期间，罗曾任过国民政府党政考核委员会政务考察团团员、四川省参议员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任陪都(重庆)市政建设委员会委员兼下水道工程处处长，主持重庆下水道的设计施工与管理工作，完成长达50公里的市中区干沟工程，同时任重庆大学工学院教授兼建筑系主任。
1949年底担任重庆市人民政府建设局工务处长，主持全市市政建设工程。后又相继担任重庆市人民政府建设局主任工程师兼设计科长、重庆市设计院总工程师、重庆大洪河水电站建设工程总工程师等职。在诸如港区、道路、桥梁、下水道、码头及工业和民用建筑等各项市政建设中，罗都作出了一定的成绩，不仅展示了他丰富而全面的技术知识，更以其组织和技术管理能力为人敬服。他善于与同志团结共事，能认真听取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意见，使不少疑难问题得以迎刃而解。并在具体的工程施工中，创造了不少成功经验；如对危岩边坡风化防治、危岩处理等技术措施，就是由罗竞忠等提出和使用成功之后，在铁路和其他部门推广。此外，还积极向市政府提出组织测量队伍，制定城市建设方案等建议，表现了科技工作者的负责精神和主人翁态度。在修建大洪河水电站工程中，他不顾年逾六十，身患高血压的病体，亲临现场视察指挥，在一次察看隧道时，几为巨石所伤。
1962年9月，罗竞忠调成都，任西南工业建筑设计院副总工程师，继续从事建筑工程的技术指导和组织管理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罗竞忠受到冲击，后染沉疾，于1975年逝世，享年73岁。
罗竞忠生前曾任重庆市政协委员、四川省政协常委、农工民主党四川省委员。逝世后，其友人陈盂熙挽诗有：“渝市工程勋业在，省门建筑宏规舒”，称颂其献身祖国工程建设的辛劳业绩。留有与张人隽合著《重庆市下水道工程》一书。

附：胡文慧（罗竟忠夫人）《怀念竟忠——记农工党四川省委原常委罗竟忠》
竟忠离开我们近30年了，他在少年时代即怀着实业救国的抱负，赴法国勤工俭学。学成回国后立志为国家的公路桥梁建设贡献力量。但旧中国政治腐败，经济停滞，爱国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得不到施展的机会。解放后在党的雨露滋润下，他虽已年近半百，又重新焕发了青春，以忘我奋发的工作热情投身到建设中去，为重庆市政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西南地区工业建设设计方面亦有许多成绩。
他的一生，是爱国知识分子寻求真理、认识真理，追随中国共产党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生。
由于他有过资本主义国家和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求学谋生的经历，因而他对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由衷的热爱，他常用自己的亲身感受教育他的学生（许多人都是西南建筑界的知名人士）和子女。他忘我的工作精神，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和忠厚的人品深受他的学生和同事们的敬重。
竟忠1903年出生在四川新津，父亲是新津县小学教师兼营茶馆，弟兄姊妹四人。他自幼聪颖过人，六七岁即会作诗，记忆力极好，当时被人誉为“小神童”。小学毕业后他考入成都联中，以后进入留法预备学校，1919年作为预备学校第一批学生赴法勤工俭学，同行60余人。聂荣臻、陈毅等同志也是这一批同时出国的。许多进步留法同学对他有很多影响，如陈毅、聂荣臻（与他睡上下铺）等大哥哥，当时在法国就积极参与革命活动，但竟忠年龄小还不太懂得政治上的事情。陈毅、聂荣臻等经常对他讲，要他好好读书，掌握好科学技术的本领，将来新中国的建设会需要他的。这对他后来立志用自己学到的科学知识和技能来报效祖国的思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出国船上竟忠染痢疾，他年纪最小年仅15岁，聂荣臻同志像对待弟弟一样一直照顾他，直到马赛港。
竟忠家境不好，出国前家里为他请了一个会，筹了300元给他带去，这便是他的全部钱财，往后读书生活都全得靠自己挣钱，所以他父亲要他在法国读职业中学，以便能尽快就业。但竟忠少年即胸怀大志，目睹落后的旧中国，深感应当爱国自强。他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修筑公路、建设城市上，以求实现建设救国。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选择了读普通中学，以备进一步进大学深造的道路。读书和生活需要的钱全靠奖学金和做工提供。要获得奖学金就必须取得好成绩。竟忠发愤要夺取全班最好成绩。刚进中学，法语有困难，他只用了一个暑假就补上了，不但能跟上班，科学知识也学得比法国孩子强。他特别喜欢数学，参加数学竞赛经常得第一名，并常向杂志投稿，解数学难题。在课堂上老师出的难题，常常是话音刚落地他就举手回答，很受教师喜爱。他生活的另一个来源是做工，工作是由旅欧同学组织推荐介绍的，竟忠年纪小身体瘦，总是照顾他做保管或清洗工具的轻活（女工活）。
在法国，竟忠寄住在一位法国老工人家中。一次竟忠染高热病，病情险重，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这对一个中国的穷孩子是多么危险啊。幸亏老太太待他象亲生儿子一样照顾他，她家也很穷，还每天为他熬牛肉汤，帮助他调养。她精心护理了一个多月，竟忠才得痊愈，终于从死神的掌心中挣脱出了出来。竟忠一辈子也忘不了这对法国老工人的恩情，回国后一直都有书信来往。
中学毕业后，竟忠考虑到比利时学费和生活都比法国便宜，便于1922年考入比国国立沙诺王劳动大学，攻读桥梁专业。在法比留学期间，竟忠一直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从不涉及娱乐场所，他由于租不起夜礼服而从不曾去听过音乐会与观看歌剧。1925年他大学毕业。由于他成绩优异，毕业后便被桥梁公司聘为技术室工程师。当时正处于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工程师的生活待遇是很好的，但他并不迷恋于舒适的生活，一心还是想着报效祖国。
1929年竟忠返回到家乡四川，欧美同学会老学长李叔平对他很器重，将他推荐给当时四川省主席刘湘作工程顾问。在此期间他主持修建了四川第一个木结构，薄壳型的飞机棚，在全国是一个首创。1934年他任四川公路局工程师，1935年被聘为重庆大学土木系教授，同时任川黔公路工程处处长兼总工程师，黄鸣皋、赵士藩、敖本忠、向宁、阮英剑、徐尚志等同志都是当年他的学生。
竟忠学有所长，但在旧中国没有施展抱负的机会。1938年他受友人之邀在利昌运输公司工作，任公司助理兼越南海防分公司经理。抗战期间竟忠与友人合办东方工程实业公司，任建筑总经理，但在国难期间生意很清淡。
抗战胜利后，竟忠被重庆建设局聘为重庆下水道工程处长。重庆抗战时虽是中国陪都，但市政工程建设很差，还是阴沟排水排污。修建城市下水道系统在当时全国还少有，竟忠在接受此任务期间，曾编写出版“重庆下水道工程”一书。但在旧中国由于政治腐败，贪污成风，要办成一件工程困难重重，首先财政拨款就少，加上逐层官僚克扣。终因经费不足未能完工。
1947年-1949年竟忠受聘任重庆大学工学院教授兼建筑系主任。
竟忠与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聂荣臻、陈毅、李大章、程子建等同志留法时相熟，对他们的个人品德和才华深为仰慕，十分敬重，他虽没有走上参加革命的道路，但对共产党员是同情的。解放前夕国民党加紧对共产党党员和民主人士的镇压和迫害，他在帮助这些同志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重庆大学的一位地下党员就曾在他的资助下转道香港去解放区。著名的民主人士何鲁教授与竟忠是很好的朋友。何鲁同志在抗战期间由于曾公开骂蒋介石，因而人身安全常得不到保障，在1944年前后，他为防不测，曾有一段时间避居我家。竟忠是冒了一定风险来对他加以保护的，在经济上也给予支持。后来重庆刚解放，何鲁同志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时曾派车来家接竟忠去重聚。
竟忠为人忠厚，对于故交同学、朋友在困难时总是尽力帮助。如解放前，画家吕斯白夫妇（留法同学）、诗人载××等曾较长时间留住我家，并给予接济。对于许多穷学生，他也时常给以经济上的支助。
解放前夕，很多朋友相继出国，并劝说他一道走，但他坚持留下，为建设新中国出力。解放后他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聂荣臻同志在解放不久即给竟忠写信，鼓励他投身新中国建设，陈毅同志多次接见他，在全国民主党派会议上陈毅亲自把竟忠介绍给周总理。64年春节，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出访归来经过成都，还邀请竟忠参加了团拜会。后又邀竟忠到金牛坝招待所叙旧并共进午餐。这些都给了他很大的鼓舞，使他更积极地为新中国建设效力。
1949年12月重庆解放，竟忠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被选为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同时被任命为重庆市建设局主任工程师兼设计科长。1955年成立重庆市设计院，任总工程师。经历过半个世纪旧中国黑暗落后的苦难，竟忠深深感受到新中国的幸福、党的伟大。旧中国他有劲使不出，想报效祖国作点事什么都难办到。现在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中，他以无比欣喜的心情，把全付身心都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他一心扑在工作上，从不过问家务，对孩子也靠他们自己努力。他工作再难，心境都是愉快的。在他的主持下，终于完成在解放前未能完成的重庆市下水道建设工程。58年到60年期间他接受了大型工程大洪河水电站的建设。该工程复杂，他虽患高血压症多年，却一直住在工地与工人同吃同住两年，亲自到隧道指导工程。一次他刚刚走过即遇到塌方，险些死在隧道中。在苏联撤走专家，国家处于困难时期的极端艰难的情况下，他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克服物质、技术和个人生活的巨大困难，竭尽全力圆满完成了这一重要工程，这是全省当时上马的十多个水电站唯一完成的工程项目。记得工程完成后的中秋节，重庆市委专门派人送来月饼猪肉对他慰问。在国家经济生活十分困难的当时，我们深深感到党的关怀和温暖。
竟忠对党和人民忠心耿耿，为了人民利益敢于承担风险，不怕担责任。重庆曾家岩一带的居民住房破旧，解放初期有人提出属于危房需要拆掉重建，为此重庆市府专门请他定板。竟忠经实地考察，认为很多建筑还可以用几十年，国家处于恢复时期，底子薄，资金短缺，当时还不需要拆除。这件事，事关重大，因为如果判断错误，房屋倒塌、人员伤亡，他就要坐牢负法律责任。有的人说风凉话，好心人也为他捏一把汗，但他对人民尽心尽责，凭着他丰富的经验决定拍板签字，为国家节约了一大笔资金到更急需的地方。以后的事实证明他的决定是正确的，是合乎科学的。
解放后，竟忠在政治上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旧知识分子，需要不断地改造自己的思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他把参加农工党作为自己靠拢党、接受党的教育并作好党的助手的好机会。他曾任农工民主党省委常委及省政协常委，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始终与党同心同德。
解放后，竟忠为国家为人民作了不少工作，但他从不追逐名利，从不向党和国家伸手要这要那，即使在困难年代他也从没发过怨言，并经常告诫家人要和祖国人民一道艰苦奋斗，不应计较个人的利益。1962年由于工作需要，组织上要他从工作、居住多年的重庆迁往成都，调至西南建设设计院。这对于一个已经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并非是很容易适应的，但他还是二话不说，愉快地服从了调动。在新的环境中，他本着一贯的精神努力工作，因而很快就赢得了领导和同事们的信赖与尊敬。他的级别是一级工程师。
在十年动乱中，他受到巨大冲击，经受了残酷的迫害和摧残。竟忠他年事已高，高血压、心脏病严重，但仍被迫强制劳动，不得就医，照样关牛棚，挨批斗。有次被打得遍体鳞伤，并被从四楼一直拖下来，双膝溃烂数月，肾脏被踢坏大量尿血还不准医治。从此他倒下瘫痪不起，直到1975年含冤去世。但他直到去世之前都始终相信党和党的政策，对祖国前途充满信心。并要家人不要为了他个人的遭遇而有所怨，尤要继续努力，多为人民作贡献。
万恶的四人帮垮台，祖国迎来了美好的春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政策把国家引上了光明大道。竟忠如能活到今天，将会感到多么兴奋。竟忠不能再为党和人民贡献他的力量，他在九泉之下也许会感到遗憾，但他含辛茹苦，赤胆忠心报效祖国的精神长驻人间。现在重庆市城建局要把竟忠的生平业绩编印出来光大他的精神，可见党和人民是永远记得他的。作为一名爱国爱党爱人民的知识分子，他的精神如能对后人有所激励，那么他定会感到欣慰的。

罗氏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