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氏家园 (http://www.luos.org)|从鄂州司徒村南朝古墓看中国罗氏的发源

从鄂州司徒村南朝古墓看中国罗氏的发源

作者：未详http://www.luos.org

2002年湖北鄂州司徒村郭家细湾M8出土了3件元嘉十六年（439年）砖刻地券，其中M8右：9-3券文之末有“延门外，入土□尺，以钱……”字样，文中有诸地下地祇“共卖此地”给亡人蕑谦，及要求亡人“魂魄自得还归此冢，随地下死人□俗”之内容，参照罗氏家族地券文本，可知是一件卖地券无疑。M8右：9-2地券文本相对较简单，没有对买地亡人约束之内容，可知是一件买地券。与罗氏买地券、卖地券分置墓葬内、外有所不同，郭家细湾这3件地券均置墓内砖祭台之前，这应看作是一种特例。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可以确认的南朝卖地券虽仅罗健、罗道训、龚韬、蕑谦4例，但由于卖地券一般置于墓门之外的墓道之中，而旧时砖室墓的发掘，墓道部分往往不作清理，故当有卖地券被遗漏。简言之，南朝时期的地券通例是买地、买地各有一券。
不仅如此，郭家细湾M8出土的三券中，除作为买地券的M8右：9-3及作为卖地券的M8右：9-2外，还有M8右：9-1，其券文虽详列大量丘墓诸神，但并无任何买卖冢地的内容，所侧重在于“镇墓”，故学术界已通称之“镇墓券”。此类“镇墓券”又见于广东始兴都圹村发现的南朝元嘉十九年（442年）妳女墓券，其中第一件从券文内容看即属“镇墓券”，第二件据券文中“座前”等字样分析应属“买地券”。因此二券系“挖掘灌渠时”发现，而非正常考古发掘所获，故该墓原或有三券，所遗失者当是一件卖地券。综上可知，当时的葬仪，既有像罗氏父子墓这样埋设买地、卖地两券者，也有像鄂州蕑谦墓、始兴妳女墓这样埋设买地、卖地、镇墓三券者。
作为六朝京畿之地的南京及其周边地区，历年所获六朝买地券虽已有近20件，但时代均属孙吴及两晋。2011年江宁淳化刘宋罗氏家族墓地出土的三件砖刻地券，是本地区南朝同类遗物的首次发现。其券文可释，内容丰富，对研究当时的侨州郡县、丧葬观念、道教传布及对同时期其他地券的校勘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在对券文进行校释的基础上，就墓主家世生平、所见葬俗及道教信仰等问题作了初步考察，以供相关研究者参考。

一、券文校释
罗氏家族墓地出土的三方砖刻地券中，M5：1券文清晰，残泐的几字可据上下文意补释。M1：26、M1：32券文侵蚀稍多，但校之以关联性较大的M5：1及同时代其他地券，亦得通释。为便于研究，先将此三券刻文校释、标点如下：
M1：26正面及侧面券文总计252字，其中正面券文：
宋元嘉廿二年太岁乙酉八月丁亥朔十日丙申朔[时]，堂邑郡高山县都乡治下里兰陵太守、」刘阳县开国男罗健年八十岁，妻旳年八十岁，醉酒命终，当归蒿里。[承]玄都鬼律、地下」女青诏书科律：从军乱以来，普天下死人，皆得随生人所在葬埋。今葬丹扬郡湖孰县都乡」西乡里中，[从]地下先人、蒿里父老、墓乡右秩、左右冢候、丘丞墓伯、地下二千石、安都丞、武夷王买此冢地，」纵广五顷，地中掘作藏葬尸丧，雇钱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枚，即日毕了。地下先人、蒿里父老、墓」乡右秩、左右冢候、丘丞墓伯、地下二千石、安都丞、武夷王等，皆听随于此地中掘土作冢葬埋，」不得使左右比居妄志此地，侵犯分界。时知者张坚固、李定度，沽酒各半，共」为券莂。
侧面券文上有“着亡人座前”5字，其下有一倒刻的“宋”字。
M1：32正面及侧面券文总计256字，其中正面券文：
宋元嘉廿二年八月丁亥朔十日丙申朔[时]，堂邑郡高山县都乡治下里兰陵太守、刘阳县开国男罗健、妻旳。蒿里」父老、墓乡右秩、左右冢候、丘丞墓伯、地下二千石、安都丞、武夷王等，共卖此地，纵广五顷，与堂邑」郡男女死人罗健夫妻，得钱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枚，钱即日毕了。[承]玄都鬼律、地下女青诏书：从」军乱以来，普天死人，听得随生人所在丹扬郡湖孰县西乡都乡里中亭邑，买」地葬埋。今皆于此地中掘作藏葬埋健夫妻尸丧，魂魄自得归此冢庐，随」地下死人科法。五腊吉日、月晦十五日，休儌上下往来，不得留难、有[所]呵问、左」右比居他人妄仍夺取健地。时人张坚固、李定度，沽酒各半，共为券莂。
侧面券文分三段，上段倒刻“廿二年」八月十日”2行7字，中段刻“以钱九十九枚系着埋延户前，入土三[尺]”1行15字，下段刻“宋元嘉”1行3字。

M5：1正面券文总计401字，录文如下：
宋元嘉卅年太岁癸巳七月辛丑朔廿一日辛酉子[时]，南」徐州彭城郡彭城县都乡安上里，地下先人、蒿里」父老、墓乡右秩、左右冢候、丘丞墓伯、地下二千石、」安都丞、武夷王等，共卖此地，纵广一顷余地，」与彭城都乡安上里罗道训。以义熙五年」六月三日庚申，诏书除袭父封刘阳县开」国男，食邑五百户，地方卅五里。到十二年四月十七」日甲子，诏书除武原令。元嘉四年七月一日癸酉，」诏书除魏郡广川令。到六年六月廿一日辛巳，」诏书除南广平太守。到其年十月十九日丙申，」诏书除龙骧将军。到十七年十月七日壬戌，诏」书除左卫殿中将军。到廿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壬寅，诏书」除南平昌太守。到廿七年十二月卅日乙酉，诏书」除行参征北将军事。道训得钱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枚，钱即日毕了。承玄都鬼律、地下」女青诏书科律：从军乱以来，普天下死人，」听随生人所在郡县乡里亭邑买地葬埋。今」皆于此地中掘土作冢藏埋尸丧，魂魄自」得还此冢庐，随地下死人科法。腊节吉日、」月晦十五日，休儌上下往来，不得留难、有所呵」问、左右比居他人妄仍夺取道训地。时知者」张坚固、李定度，沽酒各半，共为券莂。」右埋著延门户外，入土三尺。

以上录文中，“」”为转行符号，“□”中文字系推定者，“[ ]”中文字疑为漏阙者。M5：1券文中两个“万”字、第5行“与”字及M1：26、M1：32两券中第一个“万”字均使用了简体，第二个“万”字则使用了重文符号“=”。经查对《中国史历日和中西历日对照表》，各券历日干支，除M5：1元嘉六年“十月十九日丙申”实为“丁丑”外，余无误。值得注意的还有，M1：26、M1：32两券中第1行之葬时不用常见的地支，而以“朔”来表示，其用法极为罕见。因古籍中有以“夜半为朔”之说，故所谓朔时或即子时。

二、墓主家世生平及相关问题
与大多六朝买地券通篇格式化的文本语言不同的是，罗氏家族墓地M5：1以8通诏书简列了墓主的仕历，为探讨其身份及家世生平提供了可能。
据出土地券，M1墓主为罗健及其妻旳氏，M5墓主为其子罗道训。罗健为兰陵太守、刘阳县开国男，与其妻旳氏并享年80岁。罗道训东晋义熙五年（409年）袭父爵刘阳县开国男，从义熙十二年（416年）到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历任武原令、魏郡广川令、南广平太守、龙骧将军、左卫殿中将军、南平昌太守、行参征北将军事。参照南朝地券纪年之体例，M5：1券首之元嘉三十年（453年）七月二十一日乃罗道训葬日，M1：26、M1：32两券券首之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八月十日乃罗健及旳氏葬日。再联系罗道训袭父爵之年看，罗健当卒于东晋义熙五年（409年），则M1应是罗健卒后36年之改葬墓。
罗氏父子所封的“开国男”乃两晋爵位中的较低等级，食邑五百户，略高于同等爵位一般常见的三百户。其封地“刘阳”后称“浏阳”，属长沙郡辖县，治今湖南浏阳市。罗健职任太守的兰陵郡系西晋元康元年（291年）分东海郡立，治今山东枣庄。晋室渡江后，又在建康北郊江乘县地侨置了南兰陵郡。罗道训职任县令的武原为徐州彭城郡属县，地在今江苏邳州。魏郡广川县乃江左侨置郡县，史载咸康四年（338年）侨立魏郡，又侨立广川郡，领广川一县，并寄居京邑。至刘宋初年，省广川郡为县，隶魏郡。券文称“魏郡广川令”，与史籍记载相符。职任太守的南广平郡属南徐州，侨置年代不详，元嘉十八年（441年）十月省。南平昌郡为东晋明帝所立侨郡，居江南、江北不定。罗道训职任的武官中，龙骧将军是散号将军中的一种，刘宋居三品；左卫殿中将军是晋武帝所置殿中将军之一种，分隶左右二卫，故有是称，负责殿内宿卫，“朝会宴飨，则将军戎服，直侍左右，夜开城诸门，则执白虎幡监之”；“行参征北将军事”即征北将军行参军事，是四征将军之一的征北将军的属官。
罗健、罗道训其人，未见于史籍，但颇疑罗道训即《宋书》记载的罗训。其卷九十九载，元嘉三十年（453年）二月，元凶太子刘劭弑父宋文帝刘义隆篡位，劭弟武陵王刘骏起兵讨伐。刘劭迎战屡败，五月四日，其“军主徐兴祖、罗训、虞丘要儿等率众来降”。卷九十一亦称：“元凶入弑，事变仓卒，旧将罗训、徐罕皆望风屈附。”而券文所载罗道训于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十二月受命行参军事的征北将军，据《宋书·文帝纪》，即宋文帝次子始兴王刘濬。刘濬于元嘉二十六年（449年）十月出为征北将军，至三十年正月才徙为卫将军，二月参与刘劭谋弑，五月事败斩首，史列“二凶”之一。事平，刘骏即帝位，是为孝武帝，与“二凶”同逆者“皆伏诛”。作为始兴王刘濬的部将，罗道训可能裹挟其中，并于事后被杀，但因最后“率众来降”，故其葬事安排可能得到了一定的宽待。此罗训当为其名，而“道训”或为其字，类似者仅《宋书》所见就有二人，如荀雍字道雍，蒯恩字道恩。罗道训券文内容颇有与其父不同者，如交待卖地对象时仅称“彭城都乡安上里罗道训”，而不列其职官与爵位，又以8通诏书形式介绍其仕历，都可能与他最后“伏诛”的这一特殊身世有关。
需要重点分析的还有罗氏父子的署籍与葬地。元嘉二十二年（445年）的M1：26、M1：32两券中罗健的署籍为“堂邑郡高山县都乡治下里”。此堂邑郡高山县系都城建康的侨置郡县。据《晋书·地理志下》，西晋元康七年（297年），以堂邑县置堂邑郡。东晋咸康四年（338年），侨置魏郡、堂邑等郡，“并所统县并寄居京邑”。《宋书·州郡志一》则记：西晋永兴元年（304年），“分临淮淮陵立堂邑郡，安帝改堂邑为秦郡”。江左侨立堂邑郡，“领堂邑一县，后省堂邑并高阳，又省高阳并魏郡，并隶扬州，寄治京邑。文帝元嘉十一年（434年）省，以其民并建康”。据此二券可知，至少在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堂邑郡尚存。除堂邑县外，堂邑郡又辖有原临淮郡所领的高山县。此可补史阙。
至元嘉三十年（453年）的M5：1券文中罗道训的署籍则为“彭城都乡安上里”，与葬地“南徐州彭城郡彭城县都乡安上里”一致。如所周知，彭城县是刘宋帝室“桑梓本乡”，史称“刘氏居彭城县者，又分为三里，帝室居绥兴里，左将军刘怀肃居安上里，豫州刺史刘怀武居丛亭里”，署为彭城安上里人的南朝刘氏还有刘湎、刘悛、刘孝绰、刘孺等。但罗道训署籍的“彭城都乡安上里”却是江左侨置的南彭城。据《晋书·地理志下》，晋室南渡后“分武进立临淮、淮陵、南彭城等郡，属南徐州”。至南朝，南彭城郡则已改置建康，《景定建康志》所载的建康城东南的彭城山、彭城馆、彭城驿等地名古迹即与此相关。陈太建十年（578年）十月，罢南琅邪、南彭城二郡，立建兴郡，领建安、同夏、乌山、江乘、临沂、湖熟等六县，属扬州。现在罗道训券文中署籍及葬地“南徐州彭城郡彭城县都乡安上里”的记载，可以证实南彭城郡在刘宋元嘉年间已改置建康。不仅如此，大概因为桑梓所系，刘宋时期的南彭城郡还成为有实土之侨郡，其地就在南京东南的淳化周边一带。
现在的问题是，为何仅隔8年的罗氏父子署籍由“堂邑郡高山县都乡治下里”改为“南徐州彭城郡彭城县都乡安上里”？这种改籍现象，亦见于南京吕家山出土的东晋李氏家族墓志。据墓志，升平元年（357年）卒葬吕家山的李缉、李摹乃至李繤妻武氏墓志皆记李氏旧籍为广平郡广平县，可是18年后的宁康三年（375年）李繤墓志却改称其籍为“魏郡肥乡”。这显然都与东晋及南朝前期因整顿户籍而频繁进行的土断有关。所谓“土断”就是“以土断定”，通过省并、割实、改属等将部分侨置郡县依其寄寓之地，断入当地之州。土断虽主要是对侨州郡县进行整理，但视需要亦会涉及当地州郡县。据券文所记，元嘉二十二年（445年）罗氏葬地在“丹扬郡湖孰县西乡都乡里”，元嘉三十年（453年）则属“南徐州彭城郡彭城县都乡安上里”了。这一土地改属推测与元嘉二十八年（451年）冬大规模安置北方流民有关。据《宋书》记载，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魏大举伐宋。次年正月，北魏军队虽自瓜步退兵，但北归途中杀略无数，“所过州郡，赤地无余”。是年冬，宋文帝“徙彭城流民于瓜步，淮西流民于姑孰，合万许家”。此虽言姑孰（在今安徽当涂），但《景定建康志》卷十五《疆域志一》“湖熟”条却认为是建康的湖熟：“宋元嘉二十二年浚淮起湖熟废田千余顷，二十八年徙越城流人、淮南流人于姑熟，皆此地。”当时的情况很可能是，“堂邑郡高山县都乡治下里”籍的罗氏原来寄居并安葬在“丹扬郡湖孰县西乡都乡里”。元嘉二十八年（451年）冬，因安置彭城、淮西等地大量流民，对湖孰县辖域进行了调整，其西北的今淳化咸墅村的罗氏墓地一带被划归其旁的南彭城郡，罗道训的署籍也因此被“土断”就地改属侨置的南彭城县都乡安上里了。
罗氏家族的葬地，在元嘉三十年（453年）罗道训的券文中记为“南徐州彭城郡彭城县都乡安上里”。如前文所析，此乃侨置郡县。按：“都乡”指近城之乡级政区，说明罗氏家族葬地所在的今淳化街道咸墅村地近侨置彭城县治，“安上里”则沿用了原彭城县宋室一支的里居旧名。需指出的是，在元嘉二十二年（445年）罗健夫妇的两券中，关于其葬地的记载却有抵牾。M1：26记为“丹扬郡湖孰县都乡西乡里”，M1：32记为“丹扬郡湖孰县西乡都乡里”。按：汉六朝时期的湖熟县城在今江宁区湖熟集镇句容河北岸，罗氏家族葬地不在湖熟集镇周边，而在其西北近10公里，可知M1：32的记载与其地望相符，M1：26应系误刻。所谓“都乡里”当指近乡驻地之里，则罗氏家族葬地距湖孰县西乡驻地不远。

三、地券所见葬俗及道教信仰讨论
罗氏父子地券提供的信息非常丰富，除了以上分析的与其家世生平相关的资料外，券文涉及的墓葬神煞与道教信仰中的地祇系统亦极重要，这方面的研究前人成果已多，本文不再赘述，而重点就以往未能释读或释读有误的部分内容展开讨论。
根据券文内容及出土位置，M1：26是罗健及其妻旳氏的买地券，发现于墓室前部石祭台前，即券文所称的“着亡人座前”，券文强调了亡人从地下先人、蒿里父老、墓乡右秩、左右冢候、丘丞墓伯、地下二千石、安都丞、武夷王诸地下地祇“买此冢地”的性质。此“座”或即文献记载中的“灵座”，在墓内专供摆设祭享用器。这为我们分析东晋、南朝墓葬内常见的各类砖、石构祭台的性质提供了关键依据。
而M1：32、M5：1分别是诸地下地祇卖地给罗健夫妇、罗道训的卖地券。两券均发现于墓葬封门墙前的斜坡墓道中，即券文所称的“埋延户前，入土三[尺]”“埋著延门户外，入土三尺”。“延”通“埏”，墓道也。“延户”“延门”皆“墓门”之意。此二券强调的是地下先人、蒿里父老、墓乡右秩、左右冢候、丘丞墓伯、地下二千石、安都丞、武夷王诸地下地祇“共卖此地”与亡人的性质。
显然，M1出土的两券，一是埋置墓内的买地券，一是埋置墓外的卖地券。M5虽仅于墓外发现一件卖地券，但其甬道中后部及墓室前中部在考古发掘前已遭施工机械破坏，原置其地的买地券等文物因掘毁不存。换言之，M5原来也应该埋置两券。除了埋置位置及券文中“买此冢地”“共卖此地”的买卖性质差异外，通过比较发现，买地券与卖地券券文关于券约效力的表述也有明显的不同。前者仅要求卖地的诸地下地祇“皆听随于此地中掘土作冢葬埋，不得使左右比居妄志此地，侵犯分界”；而后者除此内容外，还要求买地的亡人“魂魄自得还（归）此冢庐，随地下死人科法”，即对买卖双方都有约束。
类似罗氏家族墓地M1：32、M5：1这样的卖地券非为孤例，在已公开报道的南朝地券材料中，就有多例。如2004年广州太和岗南朝墓发现的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龚韬地券，就出土于墓道北端靠近封门上部的一个砖函内，其券文亦明确记载是诸地下地祇“共卖此地”给“男死人龚韬”，可知实为一件卖地券。
更令人感兴趣的是，以上列举的刘宋元嘉年间南京淳化罗氏、湖北鄂州蕑谦、广州太和岗龚韬、广东始兴妳女诸券文本的相似性问题。比较后发现，以上各券除亡人死葬时间、地点、享年、署籍、职官等个体差异外，在卖地的地下地祇、冢地面积与价格、券约效力、见证者、埋券位置等方面则别无二致，所见唯个别词语繁简的不同。相隔如此遥远的地区，何以出现这种现象？这只能使人联想到，当时营葬所需的买地与卖地券文的刻制，由各地职业道教术士所垄断，他们所依凭的是同一种格式化的文本。尽管鄂州蕑谦、始兴妳女两例地券的年代要比南京元嘉二十二年（445年）罗健地券分别早6年、3年，但由于南京是东晋、南朝国都建康所在，是其时南方的道教中心，就与道教相关的地券葬俗的传播而言，我们仍然相信是南京地区对湖北、广东等地的扩散影响，而不是有关学者推测的反方向。各地区当下所见南朝地券年代的相对早晚，只是考古发现的局限性所致。事实上，与以上刘宋元嘉年间地券相类似的文本，还见于广西灵川县上桥村出土的梁天监十五年（516年）熊薇买地券及普通四年（523年）熊悦买地券，其影响之久远由此可见一斑。
像罗健地券这样的双券形式后世仍有沿用。如海南琼山出土的北宋大观元年（1107年）谭三娘地券即为两件，一件以“地下仙人张坚固、李庭度”名义卖地给亡人谭三娘，是为卖地券。一件为亡人谭三娘从“地下仙人安都承尉、武夷王、张坚固、李庭度”处买地，是为买地券。到了明代，考古发现双券形式的地券更多，如南京出土的都知监太监杨庆、南京内官监太监孟霖、御用监太监吴经等地券均为两件。其中杨庆的两件地券各刻“合同”二字之半，券文亦记“券立二本，一本奉付后土，一本乞付墓中，令故考太监杨公收把”。孟霖的两件地券则称“所立契券二道，各执一道为照”，其中买地券刻“合同”合文左半，卖地券刻“合同”合文右半。吴经地券，买地的一件券文称“地契一本给付”亡人，上刻“合同为照”四字右半，卖地的一件券文称“地契一本，给付后土阴官收执”，上刻“合同为照”四字左半。南京近年发现的正统元年（1436年）内官监太监“王景弘地券”，其本名更题为“高上后土皇地祗卖地券文”。可见，作为冥世冢地买卖凭证的古代地券，买卖双方各执一券，实乃买卖类契约文书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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