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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人十分喜欢姓氏文化
──冒籍和改姓是个特殊现象
陈世松，汉族客家人，祖籍福建。1940年生于四川省三台县(微博)。1958年至1963年在四川大学历史系学习，1963年考取该校中国古代史元史专业研究生。1978年11月调至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微博)。主要学术代表作有《余玠传》《蒙古定蜀史稿》《宋元战争史》《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四川通史》《四川客家文化研究丛书》等，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
四川知名姓氏文化专家、四川省社科院(微博)移民与客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陈世松研究员，也是华西都市报“四川百家姓”栏目的忠实读者之一，并长期关注和指导这个栏目。
本期“四川百家姓”推出特别报道，华西都市报专访陈世松先生，与读者畅谈姓氏文化。
四川人十分喜欢姓氏文化
华西都市报：华西都市报今年重点打造的栏目“四川百家姓”，是讲述四川姓氏来源、迁徙和姓氏人物故事的系列报道的版面。您是如何理解姓氏文化的？
陈世松：姓氏文化是一个方兴未艾的事物，如果我们把姓氏文化看作一项工程的话，这就是一项文化惠民工程。华西都市报的报道，为传播姓氏文化提供了一个优质的平台。我认为，这个栏目办得很好。
在我看来，四川的老百姓是十分喜欢姓氏文化的。我是一个搞学术研究的人，做一般的学术研究，老百姓一般都不感兴趣，去找他们聊天，他们对你的问题根本不感兴趣。但提到姓氏，就不一样了。你只要一谈填四川，一谈姓氏，一谈族谱，他们的话匣子就打开了。
我现在在做一个很大的工程，就是收集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故事。四川目前的很多姓氏都与这些故事有关，这些故事都是来源于民间的，这样的工程全靠老百姓的兴趣支撑。
所以，做与文化相关的报道，最主要的就是能让老百姓感兴趣。“四川百家姓”，就符合这样的选题标准。
谈姓氏，是对精神的慰藉
华西都市报：近些年来，姓氏文化在四川兴起的速度非常快，逐渐形成了一种文化现象。您如何看待这样的文化现象？
陈世松：我认为，在我们民族基因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这就是慎终追远、不忘祖先的思想和文化传统，一代一代地延续下来，可谓根深蒂固。姓氏文化，是一种关于生命起源的启蒙意识。
在不同的时代，不管是当官的，还是平民老百姓，都要追问“我从哪里来”。慎终追远的思想只会暂时被隐藏，但不会被遗忘。只是有时会因一些社会因素影响，暂时潜伏起来。
“仓廪实，知礼节。”当物质生活改善、生活水准大大提高时，精神层面的需求自然提上议事日程。无论是追求自己生命的起源，还是听音乐、看书，都是寻找精神需求的表现。
就像现在华西都市报的“四川百家姓”栏目，如果放在战乱年代，就不会有这么多人关注和阅读。当大家都有钱、有余力、有时间时，才有姓氏文化的火热。
当今物质生活日益丰富、工作节奏不断加快的世界，处在竞争中的人们，不时面对各种纷扰，自然要想去寻找一方宁静的乐土。中国人最重土地和乡情，最直接的精神避风港就是故乡和家园。
一谈起故乡，一谈起姓氏，对精神就是一种慰藉。
麻城孝感乡已成一个符号
华西都市报：您谈谈四川的姓氏吧。
陈世松：要谈四川姓氏，70%-80%的人都会提到填四川和麻城孝感乡。
在中国移民史上，麻城孝感乡是一个内涵相当深厚的地理概念，是一个与山西洪洞大槐树、广东南雄珠玑巷、福建宁化石壁村、江西瓦屑坝等齐名的寻根问祖的朝宗圣地。
麻城孝感乡现象产生的原因并非单一，它既是元末明初移民迁川的中心，后来又成为清初以来以湖广籍移民公认的“共同祖籍”。想要解释四川的姓氏文化历史，就必须把麻城这个文化现象解释清楚。
华西都市报：麻城孝感乡是如何由一个地名演变为一个符号的？
陈世松：元末明初，湖北民众为避灾、避难，舍危就安，弃近图远，竞相挈家迁往四川，其中以来自麻城孝感乡的居多。元末红巾军起义首领邹普胜是麻城人，所以，麻城成为当时湖广农民起义的中心。红巾军内部发生分裂，不少麻城人纷纷逃往四川，成就了麻城的历史地位。
但是，后来其他地方的湖广移民不可能都来自麻城，但他们为什么也会冒充麻城孝感乡之籍呢？我认为，这是因为古人非常重视同乡之谊，很有可能是“冒其籍求荫以自庇”，也就是为了更好地融入移民的生活圈。
研究族谱的时候，我就发现，迁入四川的移民，只要在四川定居后，90%都不会再使用移民前的字辈。移民者形成的是一个全新的地域和籍贯概念，麻城成为新的地域文化圈中，让大家凝聚齐心的概念。这样，就逐渐淡化了移民者本来的祖籍。
移民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为了面对来自自然和人文环境所带来的生存压力，他们出于效仿和依靠麻城孝感乡移民老前辈的需要，完全可以采取冒籍、隐籍和改姓的策略。在这种背景下，各种姓氏文化的现象都可能发生。
冒籍和改姓是个特殊现象
华西都市报：因移民而改姓，您能给我们讲讲具体的故事吗？
陈世松：华西都市报曾经在“四川百家姓”中报道过这样一则故事：湖广填四川中，一批移民从湖北黄州府麻城县迁入四川达州(微博)渠县土溪镇，其中有向、左、李、温、周五姓，一同改姓了雷。
报道中说，渠县当地的《雷氏家谱》记载，清顺治年间，早先移民到渠县雷巨坪的李君佑回到湖北老家探亲，与左邻右舍谈及移民的好处，并约了4位老人向朝忠、左先、温让、周连山，从湖北麻城孝感乡出发，来到像玉带环绕一般的雷巨坪鸡公寨下桥坝定居。
这段时间，李君佑经常提起自己被本地姓氏欺负的事情。向朝忠提议，向、左、李、温、周5个姓氏都改成同一个姓——雷姓，以壮声势。自此后，至今300多年，传承20代，总人口超过8000人。
渠县雷氏的宗祠中，曾提及过“五姓改雷”的事件。而且，在雷姓家谱中，不同姓氏先祖的雷姓也使用不同的字辈，以区别祖先。
除了冒籍、改姓这样的事例外，田野调查中还发现，有的家族还存在隔代轮流换姓的情况，这也是在大移民背景下形成的特殊现象。
移民让四川成了姓氏水库
华西都市报：除了填四川，四川的姓氏来源还有哪些？
陈世松：这个问题也是我被问过最多的问题之一。从整个国内的情况看，四川的姓氏分布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文化现象。
巴蜀姓氏源远流长，来源广泛，它像一座水库一样，吸纳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姓氏，由此形成了底蕴深厚、内涵丰富、特色鲜明、辐射广远的巴蜀姓氏文化。巴蜀姓氏文化的形成，与以下3个因素有很大关系：
第一，与巴蜀姓氏文化底色有关。秦灭巴蜀前，蜀人有“氏”而无姓。战国晚期，巴蜀“姓”开始兴起。秦入巴蜀后，由于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原有之“氏”纷纷向“姓”过渡，又新产生了一些“氏”和“姓”，大量的外来移民也带进了许多“姓”。
三者异流同归，推动了巴蜀“姓”的发展，从而使得秦汉时期，成为巴蜀民族由“氏”向“姓”发展的高峰时段。秦汉以来，不仅成都平原普遍使用汉姓，连川西许多兄弟民族也采用汉姓，使得巴蜀地区的姓氏大大丰富起来。
第二，与中古巴蜀姓氏文化积淀有关。经过秦汉、魏晋南北朝文明的演进，巴蜀旧有的大姓在长期的政治动乱中衰落下去，但是又有一批新的外来移民迁徙进来，他们的子孙后裔大多落户当地，互相融合为当时的土著。
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一书，就汇列了这一时期蜀中各地的大姓。唐末、五代乱世，许多中原人士出于避乱或游宦而入蜀定居，从而促进了巴蜀姓氏的发展。《岁华纪丽谱·氏族谱》中，记录下截至宋代的成都地区的土著大族姓氏，计有45个。由《华阳国志·蜀志》《岁华记丽谱·氏族谱》，可见巴蜀姓氏文化的深厚积淀。
第三，与元明清大移民运动有关。经过元明以来湖广地区持续向四川移民，又有许多新的姓氏迁入蜀中。如以井研县为例，在明代先后从湖北、湖南移民，计有丁、卫、毛、文、方、左、龙、卢、廖、李、吕、汪、闵、张、钟、范、周、相、陈、郭、荣、姜、胡、谈、夏、袁、梅、殷、黄、熊、龚、游、彭、税、鲁、韩、雷、魏等40姓；山东漆姓、河南庾姓来县落户。
随着清初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兴起，在巴蜀地区又迁入许多移民家族姓氏。如以彭州(微博)为例，有从湖北迁入的罗、黄、张、萧、廖、谭、徐等姓；从湖南迁入的唐、汤、周、刘等姓；从陕西迁入的弓、喇、陈等姓；从福建迁入的庄、简、林、游、魏、雷、陈等姓；从广东迁入的蓝、陈、廖、严等姓；从江西迁入的罗、曹、汤、牟等姓；从贵州迁入的白、胡、樊、舒等姓；从河南迁入的王姓等。
井研、彭州二地清初移民迁入的情形，可说是全川各地人口构成的一个缩影。由此可见，明清移民运动对丰富巴蜀姓氏文化起了重要的作用。
附会祖先从古到今就存在
华西都市报：在家谱中附会祖先，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对此，您怎么看？
陈世松：所谓附会，按照词义解释，是指把不相关的事说成有关；把没有某种意义的事，说成有某种意义。所谓附会祖先，是指把与自己无关的祖先说成有关；把与自己关系意义不大的祖先，说成关系很大。
在编修族谱中，常常会遇到“断头谱”的问题，即在追溯年代久远的祖先（远世祖）的来历时，往往找不到与之相连接的先祖。特别是从外省迁来四川的一些家族，由于他们一般是以入川始祖作为开基祖，对于开基祖以下的世系（近世祖），容易查清；但要追寻到开基祖以远的祖先时，就显得十分困难了：要么找不到开基祖已远的祖先的具体住地，要么找不到与他们相连接的世系。
由于远世祖距离族谱编修者的年代久远，近世祖已远的祖先，不是依靠回忆就能查清的。这样，将远代祖与近世祖系谱之间连接起来，就只有通过编修者来编造。根据广东地区族谱的研究成果表明，这项任务，主要是通过士大夫、文化人之手，以所谓的“考据订正”手段，重新进行“附会”嫁接来完成。
“祖先附会”，就是指通过“考据订正”手段，重新将已经查清的近始祖，与难以查清的远世祖连接起来的嫁接编造过程。
追寻祖先应该遵循的原则
华西都市报：想要探寻自己准确的祖先，需要遵循什么样的原则？
陈世松：为了准确地追寻自己的祖先，首先，应尽可能将近世祖的情况查清楚，以便积累更多资料，为追寻远世祖提供更多详尽可靠的信息。
其次，需要将查证的远世祖的问题（如住地、世系、身份等），置于具体的历史时空中，从相关的历史背景、地区中寻找线索。
再次，在考证远世祖问题的过程中，应采取客观公正的立场，切忌“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一时查不清的问题，不要武断作结论，可以存疑，留给后人来解决。
第四，采取恰当的体例，以族谱序跋的形式，记录修谱者在连接近世祖与远世祖上的做法，切忌将尚待考证的来源，勉强坐实到自己世系中去，以免“认错祖宗”。
以上讲的是基于世系血缘连接的祖先追寻，至于出于文化认同而产生的对于各姓氏的人文始祖追寻，如对于夏商周三代以远的受姓始祖的追寻，以及对于以古代帝王、郡望堂号为姓氏始祖的追寻，则是另外一个层面上的问题。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不可一概而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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