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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襄樊汉江流域是古罗国和古卢戎国文化发祥地之论述
——兼谈古罗国文化和古卢戎国文化与荆楚文化的关系
来源：南漳新闻网 作者：王善国http://www.luos.org
[内容提要]湖北襄樊汉江流域是古罗国文化和古卢戎国文化的发祥地，汉江流域的重要支流——今南漳县境内的蛮河流域(古称“鄢水”、“彝水”、“夷水”，以其支流黑河境内的柳河流域为主要河流之一)、维水(古代又称“潍水”、“渭水”、“泸水”、“庐水”，后人称下游为“潼口河”)流域分别是古罗国城和古卢戎国城文化遗址所在地;古罗国文化和古卢戎国文化历史古久、源远流长、影响广泛、作用重大，与古荆楚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抢救、保护和开发古罗国文化遗址、古卢戎国文化遗址是汉江流域襄樊市及南漳县、宜城市、襄阳区、襄城区两级政府迫在眉睫的战略任务和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关键词]古罗国 古卢戎国 襄樊汉江流域 南漳县 蛮河 维水 柳河平原 旧县铺 文化发祥地。
古罗国和古卢戎国系西周、春秋时代的两个诸侯小国，曾先后被周而封、依楚而迁、与楚并存、和楚抗衡，终为楚灭，流徙海外，其文化源远流长，对古代文化的影响巨大，至今仍潜移默化、独树一帜，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那么，古罗国文化和古卢戎国文化的源头在哪里?又是如何发展、流传的?其影响有哪些呢?与楚文化之关系如何?怎样抢救、保护和开发这两大古代文化遗产呢?本文试就相关问题从历史的纵断面和现实的横断面结合上进行粗浅的探讨。
一、古今论述古罗国、古卢戎国文化遗址所在地——襄樊汉江流域之撮录。从古至今关于古罗国、古卢戎国文化遗址所在地的论述虽众说纷纭，但“未离其宗”，即汉江流域是古罗国文化和古卢戎国文化的发祥地，古罗国和古卢戎国文化遗址就在今襄樊汉江流域一带，这是没有非议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以下所论地点多以21世纪初以前的汉江流域县(市)名为主，与今局部行政区划调整或许略有出入。下面我们可对两大文化遗址所在地进行分述：
(一)关于古罗国文化遗址所在地——襄樊汉江流域的古今论述。古今关于古罗国文化遗址所在地有“四说”，即：襄樊汉江流域的“宜城说”、“南漳说”、“南漳与宜城说”、“襄阳说”。
1、持“宜城说”者分别认为，古罗国文化遗址在今湖北宜城市的三个地方或方位：①按传统的说法，古罗国在“宜城县西”，“故治初在今湖北宜城县西”，再说具体点，就是在宜城西山中，即宜城县西20里或南漳县东40里的罗川城，“春秋时为楚所灭”，石泉教授主编的《楚国历史文化辞典》中说，“罗国故城，旧说在今湖北宜城县西约20里处，相当于《水经·漹水注》‘夷水’条所记夷水东南流出宜城西山后的‘罗川城’位置”。传统的志书以及部分历史、文化工具书即持此说;[1]②宜城县北，已故的武汉大学历史地理学教授、湖北省楚国历史文化学会会长石泉先生曾经持(引用)此观点，即“近人或认为(汨罗江)在罗国故地、今湖北宜城县北一带”;[2]③今湖北宜城，泛指罗子国的遗民在今湖北宜城市。[3]据南漳县文博部门专家在古罗国文化遗址实地走访了解到的一个有趣的现象却是：今邻近南漳县的宜城市李垱、刘猴、董集等“宜城县西”部分地区在解放前曾隶属于荆门管理，解放后才划归宜城管辖。
2、持“南漳说”者分别认为，古罗国文化遗址在今湖北南漳县的五个地方或方位：①南漳县东南部，新版《襄樊市志》以及文物普查书籍等即认为，古罗国城文化遗址在南漳县东南部原安集镇邓家嘴村罗家营(今合并为洪山寺村，隶属南漳县武安镇);[4]②南漳县东北部，石泉教授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眼光也曾认为“罗川城”(罗国故都)“约在今襄阳县丁家集对岸一带”，[5] 此处正是南漳县东北部;③南漳县境内，泛称南漳县境内在春秋时有古罗国，周时并荆蛮各部而建;[6]④蛮河中游东段以南，并非一定位于今南漳县安家河西岸;[7]⑤与古庐国同侧的鄢水(今蛮河)东北或北岸。[8]
3、持“南漳、宜城说”者认为，古罗国文化遗址位于今宜城和南漳两个县(市)境内，[9]这是比较合情合理的说法，因为南漳县与宜城市交界，宜城市古罗川城亦与南漳县罗国城文化遗址比邻，两城中间自古就有“界山”，亦是两县(市)的县域分界线，“罗家营、刘猴集北的两处罗国遗址，当系秭归丹阳和枝江丹阳之地是可以信赖的”，持此说者考证，古秭归在今南漳县东南部——蛮河支流的黑河下游柳河平原一带，古枝江在今宜城市境内，持此说者还认为，古罗国当先后在古秭归(今南漳县武安镇安集柳河平原)、古枝江(今宜城市境内)活动。
4、持“襄阳说”者认为，古罗国文化遗址泛指在襄阳县一带，“祝融氏死后，其后裔传到周朝，被封于宜城，称为罗国。周时的宜城，相当于今湖北襄阳一带。春秋末期，为楚所占，易名为鄢国”。也有的学者重新考证在襄阳县丁家集对岸一带。[10]
也有的学者认为，古罗国位居“湖北宜城、南漳、襄阳间”，可参见《楚灭国研究》(何浩著，武汉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一书第10页《楚灭国表》、第154页。
(二)关于古卢戎国文化遗址所在地——襄樊汉江流域的古今论述。关于古卢戎国文化遗址所在地也有“四说”，即襄樊汉江流域的“南漳说”、“襄阳说”、“南漳和襄阳说”、“襄樊市以南说”。
1、持“南漳说”者分别认为，古卢戎国文化遗址在今南漳县的三个地方或方位：①南漳县东北部，“卢”，“古族名，即卢戎，分布在今湖北南漳县东北”。[11]就是在今南漳县九集镇丁集旧县铺一带，即县东北(或县东)五十里，今保存有古城文化遗址;②南漳县境内，周时并荆蛮各部而建，[12]改革开放以后的史书、志书和著述有专载;③蛮河中游东段以北或鄢水东北，[13]据此推理，具体坐标亦在南漳县境北一带。
2、持“襄阳说”者认为，古卢戎国文化遗址在襄阳县境内的五个地方或方位：①襄阳县西南部，“古邑名，在今湖北省襄阳县西南，本为春秋庐戎国，被楚灭后为楚邑”。这也是传统的说法，旧志以及辞典等工具书若隐若现地有所描述，如“中庐故城，在襄阳县西南，古庐戎地，卢亦作庐，汉置县，属南郡”;[14]②襄阳县一带，[15]这也是泛指在襄阳县境内;③襄阳县以南，[16]这主要是通过考证秦汉时期的伊庐、中庐县(设于今南漳县境内)治而得出的结论，《大清一统志》载，“《汉书·地理志》：‘南郡中庐’，注：师古曰：‘在襄阳县南’，今犹有次庐村，以隋室讳‘忠’，改‘中’为‘次’。《水经》：‘漹水东过中庐县东’。注：县即春秋庐戎国也”;④襄阳县泥嘴镇附近、泥嘴镇西，[17]这曾是对卢戎国故城的具体锁定，石泉教授认定，在“今襄阳县泥嘴镇西六、七里处的翟家垭子，即李家岗西二里处”;⑤襄阳县西，[18]此说与以上四说的方位有所相近，只是对于这个撮尔小诸侯国所占面积、管辖范围大小没有明确地标示出来而已。
3、持“南漳和襄阳说”者认为，古卢戎国文化遗址所在地有：①南漳县东北或襄阳县西南，指故城旧说在这两地，[19]虽未确指具体地点，但我们不妨“缘木求鱼”，不难看出“逐卢”之地;②今南漳、襄阳间，[20]说明古卢戎国所在地横跨两个县域，这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③襄阳县西南境与南漳县东北境一带，[21]无论古今学者，这一论述较合乎史情，且与以上两说近似。
4、持“襄樊市以南说”或者“襄樊西南说”者认为，今湖北襄樊(大区域)以南是古卢戎族(国)的活动之地，或曰汉江南岸，[22]这里就包括了今南漳县(主要是指南漳县九集镇一带)、襄阳区(卧龙镇等)、襄城区(尹集镇，原襄阳县所属;今欧庙镇所属的原襄阳县法龙乡)等区域。
5、持“南漳、宜城说”者认为，“卢戎属于藏缅语系，居住在今南漳县、宜城县，也参加过武王伐纣，前690年被楚国灭亡，逐渐融于楚民族之中”。[23]
(三)关于古罗国城文化遗址和古卢戎国城文化遗址所在地——今蛮河、维水流域之浅谈。以上专门揖录了古今关于古罗国、古卢戎国文化遗址之所在的论述，供专家、学者和业余研究者参考、借鉴。据此，我个人认为，襄樊汉江流域作为上古“沧浪之地”和西周成王年间始封熊绎“居丹阳”之地，无疑是古罗国文化和古卢戎国文化发祥地，其实，《大清一统志·湖北二十二卷》“襄阳府”之一“建制沿革”载：“《通典》：‘南漳一县则荆州之域，……’。……周为邓谷庐罗……鄀诸国之地，春秋属楚”。乾隆《襄阳府志》卷之二《沿革》载：“南漳，隋县。在古为蛮地。春秋时群蛮分居之，而罗与卢二国在焉”。同治版《南漳县志》在“[封爵]”(罗)、“[卢]”、“[古迹]”、“[罗国城]”等条目中早已说的十分明确，并彻头彻尾地肯定地说，“罗卢二国皆在南漳”。仅以较之于流行说法，不管是古罗国在宜城县西还是古卢戎国在襄阳县西南部，汉江流域的南漳县是涵盖在其中的，南漳县无疑也是古罗国文化、古卢戎国文化的发祥地。其古城遗址具体可分别定位在汉江流域的最大支流蛮河流域(黑河中下游)以及古维水流域(中下游)，蛮河(鄢水)自古闻名，是汉江的最大支流，维水虽名不见经传，但却孕育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兴起。古罗国文化遗址包括今宜城市以西的刘猴镇一带、南漳县武安镇、九集镇等部分地方，古卢戎国文化遗址则应涵盖南漳县九集镇、清河农场一部分地区以及襄阳区卧龙镇、襄城区法龙、尹集一带。两个古国即便是“有都无城”或“无城之都”，但作为古诸侯国，也应有相对集中的“议事中心”或群聚部落，这也是其应享有的“政治待遇”和统治者巩固政权的需要，以唯物史观的眼光来看待两、三千年前的古国“都城”，也可以耐人寻味，因为它们毕竟造就了两大古代文化遗产，奠定了后世发展的文化基础。现分述如下：
1、古罗国城文化遗址所在地——今蛮河流域的支流黑河(指旧曾称“小河”的那部分河段)与南河(碑河)交汇处柳河西南岸。这样说，是因为：①有史志记载，前述《襄樊市志》(新版)载：“东周罗国城遗址位于南漳县城东南45公里罗家营”。高介华、刘玉堂先生在《楚国的城市与建筑》一书中分析，“楚的四周，仅见载于经、传有案可稽的有都城之国就有隨、郧、罗、绞……蓼等等……，它们的城早在春秋以前就有了”。只不过没有一一框定坐标点而已。遗址在黑河南岸，东西长约600米，南北宽约300米，地势较高，土城遗址残存。据当地群众传说，原城墙四周均有城门，现南面有深沟一条，似为当年护城河，使都城形成三面临水之势”。“1984年列为襄樊市(第二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4]《襄樊市文物史迹普查实录》载：“罗国城遗址位于安集镇邓家嘴村罗家营东约120米处，北临黑河，隔河距雷公嘴约1公里，东枕南河与西岗村相望，南至葡萄架村约0.5公里”。“遗址坐落于南河、黑河汇入柳河处南侧的土岗之上，地势平坦，三面环水，其高出水面4-5米，平面呈葫芦形，遗址东西长约150米，南北宽约100米”。[25]现引张正明、喻宗汉先生在《熊绎所居丹阳考》一文中的论述亦可作证：“今南漳县治东南七十余里的安集附近，安家河的西岸，有一古城址，相传就是罗都故址。其城垣上限不过汉代，碍难称为罗城。但罗都未必有城，汉代以后在罗都故址筑城也是有可能的”。[26]由于21世纪初乡镇机构改革、村组合并，古罗国城遗址今隶属于南漳县武安镇洪山寺村二组。②有民间传说和历史传说均可作为旁证。当地年岁较高的长者既能绘声绘色地回忆起解放初期所见到的壮观和庞大的古罗国城址，又能声情并茂地讲述民间关于古罗国的传说，所以，著名的楚史专家张正明先生首肯了“安家河的西岸，有一古城址，相传就是罗都故址”。新华社记者方政军、曹一鸣、黎昌政在《韩国文化与楚文化有无渊源?》一文中认为：“公元前8世纪，在汉江中游荆楚腹地有两个小国：以熊为图腾的罗国(也称‘罗子国’，传说位于南漳县境内——编者注)……”。[27]这个“编者注”虽语焉不详，也不可能作过多的描叙，但毕竟说明了古罗国城遗址就在南漳县境内。同时，《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下]》在“罗家营遗址”条目中，“[安集镇邓家嘴村罗家营东120米，新石器时代、东周、市文物保护单位]，面积约1.5万平方米，……传为古罗国城”。[28]民间传说和历史传说虽为口头传统，但它们都是历史故事、社会文化在历朝历代人们心理积淀的客观反映，因为“事出有因”、“无风不起浪”，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历史的真实感。③有地面文化遗址。笔者于2006年2月22日亲赴南漳县武安镇洪山寺村古罗国城文化遗址考察，但见古城壕(壕沟)、古城墙犹残存，地面夯土人工痕迹依稀可辨，在罗家营北现存残片有城墙长约25米，最宽处5米，最高约2.5米。据走访当地年长的老百姓，他们都说古罗国城文化遗址过去是“古坟成堆，到处是碑”，现有不少古碑已于上世纪被用于修桥铺路砌墙，民间也传说这里是古战场，楚人来打过罗国，听说在沉河(护城河)遗有不少尸骨。古罗国(当地百姓传说为“罗家国”)城中心有一口古井，古井周围有3亩地，当地百姓称“井三亩”，只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大跃进”、20世纪70年代“农业学大寨”期间为了改田、整地，部分被推平，仅有少数地方幸存。同样，在《襄樊市文物史迹普查实录》一书中也有类似记载：“据该地村民介绍，遗址东约100米处原有古城址一座，传说为古罗国城”。[29]④地下有文化层。笔者曾于2006年3月初随市、县考古专家深入到黑河边缘的古罗国城文化遗址——当地老百姓种的菜园中现场勘察，发现地下文化层中有新石器时代的陶片和红土颗粒(火烧过的)，这就进一步印证了《襄樊市文物史迹普查实录》中的记述：“就所采标本看，它大致包含有新石器时代、东周两个时期遗物”，“罗家营遗址周代文化遗物主要属于春秋中期至战国时期，……”。由于受黑河流水的不断冲刷，岸边崩塌严重，从临河断面观察，现存文化层厚约1米左右。[30]而《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下]》则叙述得更为详尽，“罗家营遗址……面积约1.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米左右。采集有石铲和陶片。新石器时代陶片以泥质红陶为主，有少量夹炭、夹砂红陶及泥质灰陶，均素面，器形有鼎、罐、钵等，属屈家岭文化;东周陶片以泥质灰陶为主，夹砂褐陶次之，纹饰有绳纹、方格纹，器形有鬲、罐及板瓦等。[31]在古罗国城遗址黑河岸边的土岗上，随处都可采集到新石器时代的夹砂红陶”。有的地方文化层厚可达1米以上，襄樊市博物馆、南漳县博物馆保存有古罗国城遗址部分出土文物和采集标本。可以推论，今楚国文化主流——海外有的古代文化的渊源，应在南漳县武安镇安集洪山寺村古罗国城文化遗址一带。
2、古卢戎国城文化遗址所在地——今维水流域的支流三八河(三八水库)西岸。古卢戎国文化遗址无论古今所指在襄阳县西南还是南漳县东北部，大体方位都是十分明确的，也就是包括今南漳县九集镇、清河农场、襄阳区卧龙镇(过去称泥嘴镇)以及襄城区尹集镇、欧庙镇的一部分(过去的襄阳县法龙乡的那部分土域)，这一带是汉水流域的支流维水流域，这条支流发源于南漳县北七里山北麓，流经今南漳县、襄阳区、襄城区、宜城市，注入汉江，是南漳县境内的第四大河流。古卢戎国的“国都”(简易城池)当在今南漳县九集镇维水流域的支流三八河(三八水库)西岸，即旧县铺村的“古城”(当地亦称“土城”)遗址。笔者之所以如此“定论”，理由有三：①有史志记载。关于卢戎国所在地的古今史籍详载为在今南漳县东北境的有：《大清一统志》、《楚国历史文化辞典》、《中国历史地图集》、《春秋史》、《楚国的城市与建筑》、《古荆楚地理新探》等著作。[32]其中，《楚国历史文化辞典》载：“其实维水入沔之处为春秋卢戎居地，汉魏六朝中庐县境，地以‘庐’名，则古维水入汉处的这一段汉水亦称泸水，非不可能”。高介华、刘玉堂先生著《楚国的城市与建筑》一书在注解“庐”条目时，是引用春秋时期的一次战事来作注脚的，“《左传·文公十六年》：‘楚伐庸，自庐以往，振廪同食’。‘自庐以往’，说明楚在伐庸之前已灭庐为邑。其地在今湖北南漳县东北”。而《中国历史大辞典》(上卷)在注解“卢”时，说得十分明白，“商至春秋时期国名。……为楚所灭。汉置中卢县”(第748页)。《泸溪统计信息网》中有一篇《盘瓠神话：楚与卢戎的一场战争》中说：“关于卢戎的地理位置，……《读史方舆纪要》卷七九，南漳条记载：‘在南漳县东北部五十里有中庐城，为春秋时卢戎国’。南漳在湖北省襄阳南部不远处。可见卢戎的地理位置还是十分明确的”。[33]②有文化遗址。南漳县九集镇旧县铺一带古遗址、遗迹很多，笔者于2006年2月底、3月初先后3次陪同国际国内的专家学者到该地考察，发现了古城壕(壕沟)以及多处集中连片的古墓、古井、古建筑、古村落等残存遗址，据当地年长的老百姓回忆说(原二队老队长、年逾古稀的叶尚勤同志)，“旧县城”原有矩形古城墙，古建筑甚多，主要毁于两次大劫难，一次是王聪儿领导的白莲教义军路过这里时，将172间古建筑(瓦屋)一把火烧净，另一次是“农业学大寨”时期改田平地将古围墙推毁，但今城壕遗址仍然清晰可见，丈余宽的壕沟轮廓分明，从地形地貌上尚能分辨出旧城的规模。另据当地村干部介绍(村主任杨正友同志)，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1971年他读小学一年级时)，城壕尚有六、七米宽，而且有三、四个出口，壕沟上面铺着又宽又厚的木板，供行人进出土城。③有民间传说。南漳县九集镇丁集一带民间也盛传着古庐国在此建都立国的故事，即史学界所称的“流行说法”之定位在今南漳县东北，民间就认为这个地方“风水好”、“去处旺”，至今引以自豪。2004年1月，南漳县人民政府将九集镇旧县铺村古卢戎国城文化遗址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后，当地群众自发地寻找文物、保护古迹，遗址保护工作蔚然成风，民间口头承传的故事变得更加神奇和精彩。新华社记者方政军、曹一鸣、黎昌政2005年12月26日在《襄樊晚报》上发表的《韩国文化与楚文化有无渊源?》一文指出：“公元前8世纪，在汉江中游荆楚腹地有两个小国，……以虎为崇拜的卢国(也称‘卢戎’、‘卢子国’，传说位于今南漳县境内——编者注)”，这里的民间传说已在新闻界烙下了深深的印迹。同理可推，汉江支流维水流域的南漳县九集镇旧县铺一带古卢戎国城文化遗址是今国内外卢氏之祖籍。
正如著名的楚文史专家张正明先生于2006年6月21日致本文作者的信中所明确指出的，“卢在南漳东北部，罗在南漳东南部，这是没有疑问的”。综上所述，古罗国城文化遗址的确切地址在南漳县武安镇蛮河流域支流黑河与南河交汇处柳河西南岸，古卢戎国城文化遗址的确切地址在南漳县九集镇维水流域的支流三八河西岸。南漳县作为古罗国文化、古卢戎国文化的发祥地，这是勿庸置疑、无可厚非的。学术界对此的“百家争鸣”，今后若没有重大的考古新发现，就完全没有必要再为此而绞尽脑汁、枉费心机，是完全可以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的。因为只有坚持唯物史观，才是立论的客观前提和科学依据。
二、襄樊汉江流域古罗国文化和古卢戎国文化与荆楚文化的关系。襄樊汉江流域的古罗国文化、卢戎国文化虽然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貌似昙花一现，但却“名亡实存”，其源远流长、影响广泛、意义深远，这是其他上古诸侯小国文化所不可比拟的。它们与荆楚文化的关系，可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襄樊汉江流域古罗国文化和古卢戎国文化的渊源特征。古罗国文化和古卢戎国文化在上古漫长的演化过程中，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1、具有游动性特征。古罗国、卢戎国始终为春秋时期的小国，其中古罗国为祝融氏之后，夏商时代为某部落的一个分支，与荆楚同祖，“今天湖南境内衡山的最高峰叫祝融峰，就是为了纪念罗姓的祖先祝融”。“罗”在甲骨文中，字形象，网中有隹，表示以网捕鸟的意思，小篆增加了“糸”(Mì)，本义是用绳线结成的捕鸟网，表示结网所用的材料。故《说文》：“罗，以丝罟鸟也”。据说，罗姓来源与原始社会善于结网(羅)捕猎鸟兽的罗部落有关，并将网和鸟作为罗部落图腾标记，最初位于中原(河南罗山一带，《人民日报·海外版》2006年6月19日第6版曾予以专题介绍)，“子爵，熊姓”(同治版《南漳县志》载，或“偃姓”)，周武王灭商时，“因大罗氏有功封罗国”(亦说为子爵，称“罗子国”)，正式成为周的属国。[34]罗国本属熊姓国，被楚灭亡之后，为纪念故国，即以“罗”为姓，后来不断地繁衍、迁移，“罗”姓是当代第20大姓，也是襄樊汉江流域的“名姓”，已逐渐发展成为今长沙(古罗子国的迁移处)和南昌两地的盛族之一。《说文》：“卢，饭器也”，远古时，卢氏人以虎头为图腾，以耕田为生，以藤条编器皿——“卢器”，因此，繁体“盧”字上为“虎”字头，中为“田”，下为“皿”。卢戎国又名“卢国”、“庐戎国”、“庐国”、“卢子国”等等，今通称“卢戎国”，据有的学者考证，古卢戎族源自南方三苗部落集团，与楚地同宗，舜帝时迁三苗于三危(今甘肃敦煌一带，川甘交界处)，姜姓(属古羌人，古羌人亦称“氐羌”、“羌戎”)戎族，三苗之后，系游牧民族，本于卢水(今四川岷江)上游的甘肃一带，故名“卢戎”，后来逐步南迁汉水流域，《尚书·牧誓篇》载，卢戎(《史记·周本纪》作“ 纑 ”)为周武王伐纣的八国之一(有的也称之为“巴师八国”，即以庸国为首的八个国家，均位于今川东、鄂西北一带)，因而被封于“庐”地为庐戎国，属“妫姓”之国，被楚灭亡之后，即以卢为姓，[35]其中一支于周武王时随姜子牙(姜太公姓姜，名尚，字子牙，其先祖被封于吕因此也称吕尚，姜太公是周朝的“开国元勋”，被誉为当时中国政治家、军事家、道学理论的鼻祖，周朝建立后，姜太公被封到齐地为侯，齐是当时最大的诸侯国，吕地在今河南南阳一带)分封而辗转到了齐国。古罗国、古卢戎国同为迁徙之族、同为南漳县境内的古诸侯国，从当时的国域上讲，实现了“楚山楚水——华夏大地——逃生海外”的大跨越。
2、具有依附性特征。古罗国、古卢戎国本系两个弱小的国度，在西周、春秋时期诸侯林立、大国称雄、列国争霸、百家竞起的社会动荡时期，要求得自身的生存，必须依附于大国，以大国作为“靠山”，这样才不失为“立国之本”的“上策”。史载，周初，“许多姬姓、姜姓的宗族子孙迁移到了汉水流域。……后来周克商时，西南的许多小国……庐……等都自动地与周武王会师孟津”(《中国通史》第三卷《上古时代》[下册]，白寿彝总主编，徐喜辰、斯维至、杨钊主编，第1007页)。罗、卢受封，楚强盛后，因而，这两个小国都是以楚为依托，并随楚国的迁移而不断向南迁徙。有据可查的是古罗国，据宋王应麟《姓氏急就篇》载，“罗氏，颛顼后，封于罗，今房州也，子孙以为姓”。[36]这里的房州，即今湖北房县、竹山一带，而同时的楚国主要还是活动于今湖北、河南交界的丹淅(丹江口、淅川)一带，两地相距很近。至于古卢戎国当初是如何依附于大国的，由于缺乏史料，不可妄自臆断。但到了西周后期、春秋前期，楚人已在湖北南漳县“南条荆山”一带站稳脚根，并发展壮大，古罗国、古卢戎国已尾随而至，靠近今襄樊市汉江流域的蛮河、维水流域一带扎根，两个小诸侯国与古楚国呈“品”字形分布在南漳县东南方向和东北方向。同时，古罗国与卢戎国互为依存、彼此照应，唇齿相邻，有难同当，同仇敌忾，罗、卢联军并于公元前699年(楚武王四十二年)两军夹击楚国莫敖屈瑕伐罗之大军，大败楚师，迫使屈瑕自缢于郢都附近之荒谷、群帅囚于荒谷东岸之冶父而等候发落。[37]但当时大国兼并的必然趋势却是，古罗国、古卢戎国最终为楚国吞并，成为楚国的“附属国”、“阶下囚”，始终没有脱离楚国的支配，其兴衰存亡系于一楚。从地域上讲，古罗国、古卢戎国实现了自北而南、自西向东、自陆至海的“风水轮流转”。
3、具有融合性特征。从西周初年的形势来看，“《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僖公二十四年：‘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定公四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蕃屏周’”。“昭公二十六年：‘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这是西周初年分封制体现出来的融合性(周与诸侯国之间、诸侯国之间)。古罗国文化与古卢戎国文化貌似各自为政，相对独立，实则是古荆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兼收并蓄的特征，故有“楚卢同源”之说。卢戎君之女荆妫(妫姓，嫁于楚，故称荆妫)为春秋时代的楚王妃，《国语·周语中》载，周大夫富辰曾以“卢由荆妫”为教训，劝戒周襄王勿以狄人之女为妻。因此可以推测，在其发展过程中，是不断吸收异域、异国、异地、异族文化精华，特别是南方群蛮文化精髓，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涓涓文化细流最终百川归海，汇入楚文化的“海洋”，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春秋时期近三百年，华夏族与夷、蛮、戎、狄等族之间的逐步融合，为我国古代各族史揭开了新的一页”(《中国通史》第三卷《上古时代》[上册]，白寿彝总主编，徐喜辰、斯维至、杨钊主编，第426页)。罗、卢之南迁，亦可以参见何浩著《楚灭国研究》一书(武汉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第157页——159页。从区划上讲，古罗国、古卢戎国实现了“西部一—中原一—襄汉一—辰蛮一—江东”的历史大转折。
4、具有广泛性特征。从源头上讲，古罗国文化与古卢戎国文化领域横跨大江南北，沿长江从头到尾纵贯数千余里，其原生态文化虽所生存的国度较小，而其渊源广泛，具有“多源性”特征，它们在襄樊汉江流域的兴和衰都达到了鼎盛、顶峰时期，说它们达到“鼎盛”，是因为这时它们已可以与楚国抗衡，并联合败楚;说它们达到“顶峰”，是因为它们于联合击败楚师后就在襄樊汉江流域被楚所灭亡，间隔不到10年，其兴旺衰落都是当时世人尤其是楚人关注的“焦点”，这种文化难免带有“大众的”文化特质，与当时的异民族文化或多或少地都有着必然的、广泛的联系。罗子国是商周时期的一个古国，由一个善捕鸟雀的罗部落而“异军突起”，成为一个小国家，从兴起到灭亡的过程中，充当的是附属国的角色，灭国之后，宗族流散，罗姓子孙一直恪守着忠厚敦实的家风族俗。从流域上讲，古罗国、古卢戎国实现了“汉江一—蛮维一—沮漳一—湘沅一—江海”的社会大迁移。
(二)襄樊汉江流域古罗国文化和古卢戎国文化的流传轨迹。根据近人石泉先生等著名学者的考证，参照中南民族大学韩国研究所副所长杨万娟教授的论述，笔者认为：古罗国文化和古卢戎国文化在其流传过程中，有以下四个要点，构成一道上古历史发展的轨迹：
1、为楚所灭。周武王灭商时，罗被封为子爵，正式成为周的属国之一——罗子国。“自春秋至战国末楚国灭国最多，估计有百余国族。以江汉流域为中心，向外开拓了东夷、南蛮以及西南夷的疆土，包括以……卢戎……等众多部族”(《春秋史》，中国断代史系列，顾德融、朱顺龙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第263页)。因古罗国和古卢戎国依倚楚国，占领蛮、维流域的良田沃野，扼居楚人南下的咽喉，成为当时正在不断扩张、迫不及待向南称霸的泱泱楚国的心腹之患。楚人拟从荆山移居、侵占江汉平原，罗国首当其冲地成为“拦路虎”，被楚人视为“眼中钉”，故楚罗之战的发生就不可避免了。因“楚在周初，本已不弱，休养生息近四百年，积蓄了雄厚的力量”。据载，“屈瑕伐罗”，系“楚、罗间的一场战争。楚伐绞涉彭时，罗人曾跟踪楚师进行侦察，意欲进犯楚师。为报复罗人的这一挑衅行动，楚武王四十二年(前699年)春，莫敖屈瑕率师讨伐罗国。屈瑕陶醉于蒲骚之战的胜利，倨傲轻敌，独断专行，不肯听取部下的意见。到达鄢水，楚师渡河不成行列，又不设防。进入罗境，即遭到罗国、卢戎两军的联合夹击，结果楚师惨败。返师途中，屈瑕自缢于荒谷”。虽然以罗卢联军的胜利、楚军的大败而告终，但楚人不达目的，哪肯善罢甘休?于是，“约前698-691年(楚武王四十三至五十年)……武王灭罗”。《汉语大字典》曰：“罗，……周代诸侯国名，熊姓，始治初在今湖北宜城西，为楚所迫多次迁徙，春秋时为楚所灭”。“初封宜城，徏枝江，为楚所灭，周末居长沙”(第1221页)。石泉先生等还在考证“卢国”时结论，“楚武王四十二年(前699年)，卢与罗人联合攻击楚师。约在此后不久为楚所灭”，“后为楚国所并”。[38]同样，《中国历史大辞典》(上卷)也认为，“庐，古国名，或作廬 、纑 、卢……周武王伐纣的八国之一，……春秋时也称卢戎，后灭于楚为邑。……汉置中庐县”(第1521页)。国别和领土的被兼并也就意味着文化和风俗的大变异，古罗国、古卢戎国所统治的旧疆域的结束，也标志着在新天地中新文化的开始，因为民族的“基因”(风俗文化)若照旧循环往复，新统治者是无法在意识形态领域“稳坐泰山”的，古罗国、古卢戎国自被楚灭亡之日始，就一定会自觉或不自觉的承接楚国民风民俗的“反作用力”。
2、被迫所迁。约公元前690年左右，楚武王先后灭掉古罗国和古卢戎国，但从10年前的那次楚与罗卢联军的战役来看，古罗国、卢戎国的军事实力、作战经验和反抗精神也非等闲之伦，今既灭之而成为楚的附庸，楚人并非“高枕无忧”、万事大吉，如何彻底地剪除其反抗实力，不能不使楚人“不得下咽”矣。当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分散瓦解，使其不攻自破、不成气候!如何分化?就是迫使古罗、卢两国人民背井离乡、抛弃故土家园，失国后不断地向南迁徙到长江、湘水流域。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眼不见为净”，先是远离楚故都“丹阳”，后则使其远离楚新都郢城。其南迁路线，据石泉先生等人考证，楚武王灭罗后，将罗国“移居地势平缓、无险可守的汉晋枝江县境。《南漳县志》(同治版)第一册中有关于古罗卢国迁徙地的明确记载，晋初成书的《续汉书·郡国志四》荆州南郡‘枝江’县下，司马彪原注：‘故罗国’，可以为证”。也就是“徙今湖北枝江市东北，楚文王又徙今湖南汨罗市西北”，“灭于楚”。“罗县，战国秦置，属长沙郡。治今湖南汨罗市西北”。“据《汉书·地理志下》长沙国‘罗’县下，颜师古(唐初人)注引应劭(东汉末期人)曰：‘楚文王徏罗子自枝江居地’，则更是远迁至数千里外，在当时还是基本上未开发的地方”。[39]《左传·桓公十二年》(公元前700年)杜预注：“罗，熊姓国，在宜城西山中，后徙南郡枝江县”。乾隆《襄阳府志》卷之二《沿革》载：“[附考]按：《路史》以罗为熊姓，后徙枝江，又徙长沙”。逻辑推理可以得知，楚人是先灭罗国、随即灭卢戎国，同样也是先迁徙古罗国，古卢戎国紧随其后，融入了古罗国南迁大流。故此，这也许正是枝江、汨罗只有罗子国遗址而没有发现“卢子国”遗址的原因，但今平江一带确有古卢戎族(国)迁徙至此的记载。笔者阅读了《枝江历史风情》一书，书中记载：“楚武王伐罗，将原居宜城的罗国遗民迁至枝江，不久又迁到湖南汨罗”。《楚国历史文化辞典》载：“汨罗古罗城，东周城址。位于湖南省汨罗县河市乡，东临汨江。……相传该城是楚文王迁罗至此而筑”。另据顾德融、朱顺龙著《春秋史》等书考证，古罗国主要迁徙地(今名)是湖北枝江、湖南汨罗及江苏六合程桥，而古卢戎国(原来所在地——湖北南漳县东北，该书中标明)的迁徙地(今名)是湖北枝江、湖南泸溪、平江南、四川卢城。[40]可以看出，古罗国、古卢戎国人民是充满了艰辛、饱含了泪水的苦难移民。既然古罗国和古卢戎国在秦统一六国前的470多年就已成为楚国的从属国(或附庸、邑地)，那么，古罗国文化和古卢戎国文化就不可避免的被楚文化所渗透和熏染，在民俗方面必然接受了楚风俗的影响，在长达数百年间，楚风俗一定能成为古罗国和古卢戎国民俗的主体(名俗)。
3、为生所逃。据杨万娟教授等专家考证，古罗国、古卢戎国被迫南迁至湖南汨罗一带后，逐步向西、向南扩张，到了战国末期，出现了以(齐人?)韩终为首的炼丹家，为满足秦始皇长生不老、“延年益寿千万岁”(《战国史》，杨宽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第533页)的奢望，而在楚地潭州长沙县提炼仙药，史载，“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秦始皇巡行至碣石(河北秦皇岛附近)，又派燕人卢生去寻求仙人羡门、高誓;继而又令韩终、侯公、石生等去求仙人的长生不死之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芾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并先后发生了“焚书”、“坑儒”的历史事件(《秦汉史》，林剑鸣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第147页)。当然，从丹药中提取仙药实现“养生长寿之道”(引文出处同上)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而服食仙药欲长生不老，则亦显荒诞无稽，更兼秦王荒淫、残暴，为了反抗苛政和逃避苦役，韩终最终是纸里包不住火，于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纠集古罗、卢之故旧，沿洞庭湖顺长江落荒而逃、“溜之大吉”。可能是由于途中多次、多处滞留、隐蔽之故，长江中下游至今仍留有诸多的卢姓、罗姓大族，并附之以许多古久的传说，罗氏于汉景帝时在南昌繁衍成当地望族。文化和风俗是附丽于民众之身的，深深扎根于民族的潜意识之中，民族的大转移同时就是民俗的大迁徙过程，从现存的海外有的文化形态来看，古罗国、卢戎国文化主流(其实就是以楚文化为主)实现了“胜利大逃亡”。
4、为存所立。据有关学者初步推断，古罗国、卢戎国的“逃命之徒”艰苦卓绝，经长江入海口漫无边际地在海上漂流，最终流落海外……，重建家园。这已经是具有2200多年的历史故事了。[41]两个多次逃难、多灾多难的弱小民族，能够“不远万里”，飘洋过海，……历经数千年而不衰，在统一的多民族的文明古中国，海外有的……与古楚之附庸国罗、卢氏同根同源，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奇迹，在世界历史演变进程中也不得不说是一个隐谜。古罗国和古卢戎国自被楚灭亡之后不久正式迁定于古汨水、辰州(五溪蛮地区)一带，直至秦亡前不久而登陆异域他乡，其所具有的楚文化和南方蛮夷文化也历经了大动荡、大转折和大飞跃，终于在大洋彼岸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主宰一个国度的灵魂，这是为人类文化的进步刷写了新的篇章，也无怪乎海外的端午祭、包茅缩酒等民俗与中国端午节和包茅缩酒等古风俗如出一辙，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如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原来“本是同根生”，再现了“五湖四海皆兄弟”的动人一幕。
(三)襄樊汉江流域古罗国文化和古卢戎国文化的历史影响。古罗国文化和古卢戎国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据笔者统计，虽然古代史料较少，大凡现当代出版的通史、断代史、楚国史以及历史文化工具书无不对古罗国和古卢戎国大加论述。笔者认为，其历史影响主要体现在古罗国文化和古卢戎国文化与荆楚文化的四种关系上：
1、相辅相成。即古罗国文化和古卢戎国文化从一开始就与楚地的蛮夷士著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古罗国、卢戎国的逐步南向迁徙过程，实则也是对当地土著民族的“侵蚀”、“改造”过程，因为“适者生存”，若在异乡他族中遭到排挤和打击，那是无法将本民族的文化根基予以发扬光大的，因此，立国之策就是在保持本民族文化特色的前提下而随乡入俗，既相对独立，又相互渗透，从而保证本民族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文化活力。张正明先生在《楚文化史》一书(第23页)中说：“所谓楚蛮，即楚地的蛮族，其主体是三苗的遗裔。楚的东面，有纵向排列的邓、卢戎、罗，熊渠时，楚人对他们还力不能制，未敢启衅”。这说明罗国、卢戎国在楚蛮中的渊源关系，并长期立国，而楚文化与蛮夷文化具有很强的交融性，可见罗、卢、楚三种文化的关联度，因缺乏大量、具体史料，亦无其他旁证材料，对古罗国文化和古卢戎国文化与蛮夷文化的粘联关系的主观推断成分就较深厚些。但有一点可以深信，那就是古罗、卢两国在近800年间所沾染的“蛮风”、“土气”、“夷习”，必将影响着它们“万里长征”后立足、扎根和创业，一旦民族复苏，民风既得“反省”、“回归”。
2、唇齿互依。即古罗国文化和古卢戎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长期受到楚文化的折射和渗透。罗部落相传是夏商时代芈部落穴熊的一个分支，与荆楚同祖，商代中叶，殷高宗武丁等历代君王大肆征伐属于夏朝残余势力范围的荆楚，罗是荆楚的分支，也遭到同样的打击，便随着荆楚部族躲避而西迁，以维系这个家族的命脉。周武王灭商时，罗被封为子爵，正式成为周的属国之一——罗子国，后罗子国又因周王朝压迫，先后随楚国迁往湖北房县、宜城西一带(今南漳县、宜城市)。古罗国、古卢戎国长期依附于楚国，与楚相邻，不可避免地受到楚文化的辐射和渗透，这三种文化可以说是一种杂糅的文化关系，都具有荆楚文化特性，古罗国文化和古卢戎国文化与楚文化不可分割。由于历史上对古罗国、古卢戎国的文字记载十分稀缺，因而也无法明判其与楚文化的准确的内在联系。有一种现象可以说明，古罗国文化和古卢戎国文化兼备南北文化风格，但以南方楚文化色彩为主。因两个古诸侯小国都是自北而南迁居，所附丽的民族文化不可避免地兼带南北文化的“胎记”，这是与生俱来、始终难以消失的印迹，无论古罗国、古卢戎国的发展历史多么曲折和艰辛，其楚文化的主流影响未予改变，楚文化是其最终归宿点。
3、脱胎换骨。即古罗国文化和古卢戎国文化中途直接被楚国文化所冲击和覆盖。古罗国、古卢戎国被楚国吞灭之后，楚国文化将直接冲击和覆盖古罗国文化与古卢戎国文化，初始使两国人民完全被动地接受楚国文化，在意识形态上也将成为楚文化的附庸，荆楚文化占据主导地位，如楚人一名数地，而古罗国被灭亡后，虽浪迹他乡，仍建有多处“罗子国”，古卢戎族人也在山东半岛建立了“卢子国”。综观大江南北、古今中外，古罗国、古卢戎国迁徙地的“端午节”(襄樊汉江流域也称阴历五月初五、五月十五分别为“大端阳节气”、“小端阳节气”，或“大丹阳节气”、“小丹阳节气”)、“苞茅缩酒”、“拔河”(起源于古楚国襄阳汉江流域的“牵钩之戏”)等宗教信仰、民间巫风和古老习俗活动保持了古楚风味，与襄樊汉江流域的古风相比，形式却又创新发展。古罗国、古卢戎国文化主流与楚文化休戚相关，荆楚文化、古楚民俗也随古罗、卢两国的长途跋涉而实现了异地搬迁、更生和落户，今有的国家风俗与中国汉江流域古楚民风隔海相望、遥相呼应，竞相生辉。
4、兼收并蓄。即古罗国文化和古卢戎国文化在总体上是荆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卢人在上古时代是我国西部地区一支游牧部落，经常在卢水流域和卢山地区活动，这支部落的人携带一种用柳枝等编织成的、特制的、盛食物用的器皿——卢器而转移各地，过着原始的群体游牧生活。因为要追逐水草地进行游牧式劳动生产，所以他们迁徙的范围比较大，包括了我国西北、西南甚至中西部地区，可谓流动性强，而影响面宽。同时，也必须避抗毒蛇猛兽，以保全自己的生命，故他们对于“兽王”——老虎十分崇拜。古罗国、古卢戎国南迁后，在湖南一带生存长达400多年，强烈的荆楚文明对两个古老国家的后裔们的潜移默化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至楚亡、秦兴，古罗国文化与古卢戎国文化则已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文化特质，成为地地道道的荆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已完全混杂到古荆楚文化之中去了，古罗、卢与楚同为“南蛮”，实现了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大合唱”。既然荆楚文化已占据古罗、卢两国的统治地位，那么它们在后来的新生环境中只能“变本加厉”，其民俗也会发扬光大、光宗耀祖，何况楚人嗜旧、恋古、怀故，湖湘文化中的巫文化与汉江流域楚地的“巫风”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其中也是古罗国文化和古卢戎国文化对荆楚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若说海外有的文化特别是民俗颇似中国楚文化，从世界文化影响的“大同”的角度上讲，那也应是不足为怪、顺应历史潮流的。
三、保护和开发襄樊汉江流域古罗国和古卢戎国文化遗产的历史及现状、意义以及建议。古罗国和古卢戎国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宝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化遗产中的瑰宝。汉江(汉水)是襄樊文明的渊源， 如何抢救、保护和开发好襄樊汉江流域这笔宝贵的古代文化珍品，既迫在眉睫、责无旁贷，又任重道远、艰难曲折。为此，襄樊汉江流域的两大文化遗址所涉及的市、县(市、区)、镇三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必须引起高度关注。
(一)抢救、保护和开发古罗国和古卢戎国文化遗产的历史及现状。在长达2700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襄樊汉江流域古罗国和古卢戎国文化遗址由威震一方、显赫一时而逐渐销声匿迹、名落孙山，成为被世人遗忘的文化角落，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新世纪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这两处古文化遗址再度成为举世注目的热点。这一“大落大起”的文化现象，笔者认为，以南漳县为例，自古至今古罗国和古卢戎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经历了“顺其自然——人为破坏——群众自发——政府主抓”的生存环境。
所谓“顺其自然”，就是在古罗国、古卢戎国被楚灭亡后直至近代，任其默默无闻、自生自灭，任凭风吹浪打，饱经风霜考验。以古罗国文化遗址为例，后世基本上对其“无所作为”，与时俱存，主要是古代人们的“文保”意识淡薄，对文化遗址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只是当作一种可有可无的生存环境来对待，在民间传说中用来显示其荣耀感。古卢戎国城在其历史变迁中，由后世的历代古县城而嬗变成古村落，这也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随遇而安”。但两大古文化遗址上的民风民俗却古朴照旧，古罗、卢、楚风俗依然敦厚古朴，荆楚文明至今灿烂如初。
所谓“人为破坏”，就是指历史上的战乱成灾、水土流失、政治运动的冲击和“洗礼”。古卢戎国城址就曾遭到白莲教的火攻而毁弃，继后是“移山造海”而“整容变形”，古罗国城址就因“大改大插”(1958年)、“人造平原”(20世纪70年代)而被“磨棱角”。由于历史上生态环境趋于恶化，也使古城遗址的文化承载力变得脆弱。但这只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破坏，作为千百年来约定俗成的、维系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民间习俗，仍可排除万难、出污泥而不染，不因统治者的更替、社会的动荡而发生质的变化。
所谓“群众自发”，就是指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当地群众文明意识的唤醒，对外文化交流的频繁，文化对经济社会的穿透力的加大，群众自觉或不自觉地主动保护文化遗址，文物意识初步形成，个别地方早成时尚。因为群众相信古文化遗址的“灵气”，信仰祖坟上曾长出了“弯弯儿树”，如今托祖辈的鸿福，可以给后人带来灵运，保护好古文化遗址，乐此不烦。主要表现在：主动地维修文化遗址，收集和整理民间文物，将“文化大革命”时期“破四旧”、打击封建迷信活动中被彻底否定了的古典民风重新予以发扬光大，对于优秀的民俗继续承袭，并在民事活动中大放异彩，如“薅草锣鼓”(民间俗称“打锣鼓扯草”)、“请响手”、“唱孝歌”、“拔河”、“扭秧歌”、“舞龙灯”、“玩狮子”、“划旱船”等，成为民间“过事情”和节庆活动的“拿手好戏”，民间文化丰富多彩。
所谓“政府主抓”，就是主要以1984年襄樊市人民政府在南漳县古罗国城文化遗址竖立“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牌为历史转折点，各级政府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大力发展原生态的古典文化。以南漳县委、南漳县政府重视文物保护工作为例，自1984年开始，以成立南漳县楚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会为端倪(现升格为襄樊市楚国历史文化学会)，以荆楚文化研究为突破口，以古典文化遗产保护为宗旨，20多年来成果丰硕，人才辈出，在海内外影响较大。1992年5月，南漳县人民政府明确了古罗国城遗址四至保护范围(“南政发[1992]34号”文件)，并先后邀请省市文物专家对南漳县境内的古文化遗址进行调查和确认。2003年12月，新一届南漳县委、县政府科学地确立了“争创历史文化名县”战略，2004年1月，南漳县人民政府又将古卢戎国城文化遗址列为南漳县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并竖立文物保护标志牌。经南漳县委、南漳县人民政府同意，南漳县委办公室、南漳县政府办公室转发了襄樊市楚国历史文化学会(驻会在南漳县)制订的《南漳县炎黄文化研究工作近期及中长期规划(2005年至2015年)》(“南办发[2005]53号”文件)，2006年2月22日，经南漳县委、南漳县政府批准同意，南漳县委办公室、南漳县政府办公室印发了《南漳县保护和开发古卢戎国、古罗国文化遗址实施方案(试行)》(“南办发[2006]8号”文件)，要求全县各镇区、各部门切实保护、抢救和开发古代文化遗产，建设“四个文明”，争创历史文化名县，加速对外开放步伐。经南漳县人民政府同意，南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了襄樊市楚国历史文化学会、南漳县文体局制定的《南漳县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和开发工作实施方案》(“南政办发[2006]15号”文件)，南漳县人民政府还出台了《关于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进一步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南政发[2006]14号”文件)，切实打造“文化南漳”，保护原生态的古典文化资源，形成“政府主导、部门主抓、专家论证、社会参与”的合力格局，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实施之中。邀请国内外著名的楚史专家石泉、张正明、刘玉堂先生等先后到县北、县南考察楚之源、罗之源和卢之源，邀请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会长、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陶立璠先生及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中方)秘书长苑利博士、韩国中央大学教授金仁喜女士、中南民族大学韩国研究所副所长杨万娟教授等专家、学者考察了荆山地区楚风楚俗和罗国卢国故址;组织县文体部门将濒临绝迹的楚王宫艺术珍品《端公舞》申报了国家、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承袭了古楚巫风巫术，并在其原始产地荆山各大风景区进性原生态表演，弘扬了民间优秀艺术精华，承传了古楚、卢、罗共享的“薅草锣鼓”、“牵钩之戏”，沿用了荆楚民间传统习俗;在古卢戎国、古罗国文化遗址，县国土资源、农业等部门确立了基本农田保护区和优质高产粮棉油示范区，两大文化遗址已成为粮食主产区和水产品基地以及蔬菜水果基地，大力发展生态观光农业，古罗国文化遗址的葫芦潭自古就是贡米的产地，“葫芦潭”牌贡米已被国家有关部门认证为无公害大米，当地所产的“香熏鹅”就曾传说是“古罗王”宫廷的珍羞美味，古卢戎国文化遗址的“梅园香米”已成为知名品牌，“梅园”(香米)被评为湖北省著名商标，县国土资源、建设部门和县新农村建设办公室实施了“村庄节地”和“村庄整治”工程以及新农村建设试点，统一规划，科学管理，县卫生部门实施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县广电、通讯部门实施了广播、电话、电视“村村通”工程，县水务部门开展了高产农田和农田水利建设，县农业、能源等部门进行了“一建四改”(建农村沼气，改水、改灶、改厕、改圈)活动，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县宣传、文化、科技等部门建立了“农村文化科技屋”，开展了政策、文化、科技“三下乡”活动，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步伐;“苞茅缩酒”文化品牌已由南漳县珍珠液酒酿造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注册登记，成为历史文化名酒，“三国源酒”远销京、沪、穗等18个省市，“珍珠液”系列酒(三星珍珠液酒、四星珍珠液酒、五星珍珠液酒以及精品珍珠液酒、珍珠王酒、好汉珍珠液酒、功臣珍珠液酒、将军珍珠液酒、元帅珍珠液酒、帝王珍珠液酒等酒)，酱香型珍珠液酒素有“湖北茅台”之称，“珍珠液”已成为湖北省著名商标，先后成为“人民大会堂会议活动指定用酒”和“毛泽东诞辰112周年在人民大会堂指定用酒”，获香港国际名酒博览会金奖;建立古文化遗址的生态环境保护机制，建设青山绿水，大力实施退耕还林、生态公益林工程建设，构建“绿色天地”，治理水土流失，现存有“中南地区第一银杏树”，在黑河上游兴建云台山水库(全县第二大水库)，被誉为“金山银水”般的旅游胜地和生态水景，实行山水兼管、标本兼治，形成“世外桃源”，充分利用古卢戎国文化遗址所在地的维水源头(七里山)之北的南漳县茅坪老龙洞丰富的生态资源优势，湖北老龙洞杜仲开发有限公司和襄樊市杜仲研究所联合研制、开发“似仙牌”杜仲茶系列产品，在国内首创，已被国家农业部认证为“有机食品”，获中国第二、三届武汉农业博览会金奖、湖北省第二届林产品博览会金奖，并在中国互联网管理中心注册了“杜仲”域名，南漳县老龙洞杜仲基地被誉为“天然氧吧”，已成为湖北省标准化、无公害、有机杜仲示范基地和有机食品生产基地，其中首期2115亩已获50年林地使用权，“似仙牌”杜仲茶系列产品远销加拿大、日本、韩国和港、澳、台等地区以及20多个大中城市，成为重要的旅游商品，中国独有的“世界神树”(杜仲)为古罗国、古卢戎国文化遗址的保护和开发工作增加了文化内涵和旅游韵味，给古代乡风民俗提供健康的原始生存环境，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探索出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的良好途径。
(二)抢救、保护和开发古罗国和古卢戎国文化遗产的重大意义。襄樊汉江流域抢救、保护和开发古罗国、古卢戎国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主要表现在：
1、承续文脉。以《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为指针，以有效抢救和保护、开发古代文化遗产为前提，以科学开发和合理利用古代文化遗产为依托，以实施古代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和永续利用为宗旨，为建设历史文化名城、争创历史文化名县(市)(名镇、名村)奠定坚实的基础，将襄樊汉江流域具有数千年的古代文明脉络承接下去，可续写新世纪的历史文明发展新篇。襄樊汉江流域在文化发展史上一个最大的缺憾就是过去(历史上)对文物古迹保护力度不够，很多在中外有影响的古遗址遭到前人的破坏，导致古代局部文明“断脉”、“掉魂”、“失血”，因无文化遗产而横生历史文化的“遗憾”。承接汉江文脉应是襄樊汉江流域各级政府在新世纪、新千年的重责大任，光荣而艰巨，只有排除万难，才能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双嬴”。我们现在所说的“古襄阳”，据新版《襄樊市志》(第7页)载，“公元前691年，楚灭罗、卢后，襄阳遂成为楚北通中原和向东拓展的重要渡口和军事要塞，谓之北津”。我们不妨结合襄樊建城2810多年的历史，大力建设历史文化名城、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继续保持“魅力城市”的称号，延展荆楚文脉。从人类文化学角度来说，“文脉”即民族的血脉，民俗才是“文脉”的基因，继承和发扬民间古风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渠道。
2、弘扬文明。古罗国文化和古卢戎国文化比翼齐飞，互为莲理，构成荆楚文化的有机整体，抢救、保护和开发这两大古代文化遗产，对于丰富荆楚文化底蕴、弘扬华夏传统文明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襄樊汉江流域是荆楚文化发祥地(南漳县、宜城市)、楚熊绎丹阳所在地(南漳县)、鬼谷子隐居地(南漳县巡检镇指山岩)、和氏璧产出地(南漳县巡检镇金镶玉印岩，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白起破鄢修渠之地(南漳县、宜城市境内的白起渠，即百里长渠，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有楚皇城(宜城市郑集，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楚夷陵(南漳县武安镇安乐堰古墓群、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楚城堡(南漳县武安古镇，得名于秦国大将白起受封的武安侯)、楚山寨(南漳县肖堰镇)、楚城池(南漳县武安镇观上遗址)、楚王城(南漳县肖堰镇曲阳坪，楚国屈氏集居地)，古楚时代的遗址遗迹甚多，可进一步提高“荆楚文明发祥地”的知名度，与时俱进地弘扬古典文明。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当前，中华大地正在掀起“知耻明荣”活动，以“八荣八耻”为内核，大力开展艰苦奋斗精神的教育，壮大民族实力，振兴民族经济，续接民族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各地都在实施“文化立县(市、区)”、争创“历史文化名县(市、区)”战略、创建文明城市，应当以民俗为载体，以民间文化为主导，以先进文化为支撑，大力弘扬古典文明。
3、发展文化。抢救、保护和开发古典文化资源，坚持文化的多样性，可实施文化搭台、旅游唱戏、经济结果，切实发展旅游文化，大力发展支柱产业，进一步发挥文化反哺经济的作用，形成历史文化品牌，壮大县域经济实力。经南漳县文体局、博物馆、考古队的专家实地考察后认为，今罗国城遗址与罗家营遗址分别疑似为内城、外城，这就需要省级以上文物、考古专家进行局部发掘，弄清古遗址的文化内涵，为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更为科学的实物佐证，还原历史的“真面目”。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创造性利用民间文化和民间风俗，可以将古罗国、古卢戎国城文化遗址作为爱国主义和传统文化教育的基地，借鉴古人的拼搏精神，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高扬新时期先进的社会文化，大力繁荣群众文化。据有关专家初步考证，姜子牙被周武王封为齐侯时，曾于旧封地“吕”地(今河南南阳)一带(吕地紧临襄樊汉江流域的古卢戎国)携卢戎族部分人到达山东长清县西南一带(今济南市长清区)，建立了“卢子国”(隶属于古齐国，据了解，考古发现有西汉济北国都城遗址——古卢城，还有卢县遗址等)，至今已到80余世(代)。古卢戎国(族)的“卢氏”流浪于长江上游、中原一带，发迹于襄樊汉江流域，失落于长江中下游流域，最终崛起于海外。
4、开放文气。荆楚文化在承载中华民族精神与情感、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联系世界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襄樊汉江流域的古罗、卢文化是海外有的文化的主流，抢救、保护和开发古罗国文化、古卢戎国文化，对于促进国际文化交流、增强对外开放魅力、提高古罗国文化和古卢戎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历史地位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促进作用。古卢戎国可以说是今卢氏的祖籍，海内外卢氏应是从楚国迁移来的古卢戎族之后裔，襄樊汉江流域各县市(区)要借鉴外地成功的经验和作法，要借助于古国、古都、古城、古村以及古迹的名气，大力推进“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率先在湖北实现历史文化的崛起，使历史文化名城锦上添花，“文化细节”的“寻根”对于襄樊汉江流域的文化保护工作至关重要，可加强域外对楚文化的了解和认同，开创湖北与国外交往合作的新天地，掀起新一轮的寻祖热潮，要充分利用古“襄汉”的老风俗、旧习惯、好传统，寻找与外国文化的“共同语言”，可在“吃祖宗饭”上大发民俗之财。同时，中国自古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古罗、卢两族的崛起，就是民族大融合的见证者和实践者，跨国“移民文化”的研究和运用，可实现襄樊汉江流域率先在湖北的异军突起，从而推进湖北的“中部崛起”战略。
(三)抢救、保护和开发古罗国和古卢戎国文化遗产的主要建议。襄樊汉江流域的有关县市区必须尊重历史，兼顾现实，就是要凭借古罗国文化和古卢戎国文化的资源优势和国际文化交流的“升温”，提高人们的历史文化意识，促进广大群众自觉地保护古代文化遗产，增强改革开放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1、亡羊补牢。“逝者如斯夫”，正视过去，面对现实，新世纪已敲响了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作的警钟，怎样打好襄樊汉江流域的古罗、卢国两张“文化牌”，从现在起，抢救和保护好这两大古代文化珍品，确实发人深省、催人奋进，也时不我待，“雄关漫道真如铁，日今迈步从头越”，现在汉江流域的古罗国、古卢戎国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作已越过了“万事开头难”的关口，若各级政府决策层痛下决心，明确责任，群策群力，统筹兼顾，大力实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势必将进入“文保”境界。要借助国际、国内抢救、保护文化遗产的东风，切实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走出一条“保护——开发——利用——发展——保护”的良性循环发展之路，既吃“祖宗饭”，又修“子孙桥”，从而实现古代文化遗产的永续利用和实施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同时，要直面现实，勇于应对外来文化的冲击，主要由政府出资，以多种形式聚资，原生态地抢救、保护本地优秀的古风民俗。
2、综合治理。襄樊汉江流域的文化遗址的保护工作须对山、水、田、林、路以及建筑物等实行综合治理，确保再现原生态文化遗址。即封山育林，杜绝滥砍乱伐，治理水土流失，规范农田耕作与古迹保护的关系，配套沟、渠、堰、堤等古代灌溉系统，以“旧”、“土”、“古”、“俗”、“野”、“特”为本色，维修乡间林荫小道，兴建古典建筑，构建古色古香的古典文化格局，形成古久、悠远的原始农耕氛围，保护原生态文化信息符号的真实性，这就需要襄樊汉江流域有关职能部门综合整治环境，科学规划蓝图，构建古民俗的生态环境，打造山川秀美的“金南漳”，共同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小康社会宏伟目标。
3、全民普及。就是要在襄樊江汉流域大范围内形成一种普及古典文化知识、精通文物常识、发现文物线索、保护文物资源、善待文物环境的浓厚气氛。要培养一支宏大的、高素质的文化遗产保护专业队伍，造就一大批热爱民族民间文化、专业知识精湛、具有强烈的奉献精神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专业人才，特别是要造就本乡本土的“永久牌”的民间演艺人才队伍。各级文化或文体(文物)部门要将普及文物保护知识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奠定古代文化遗址抢救、保护和开发工作的坚实基础。在古罗国、古卢戎国文化遗址范围内组织群众开展口头搜集(包括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文字搜集(包括民间、官方流传下来的有关家谱、史料、书籍)、田野搜集(重点包括碑刻、墓葬、器物及遗址)，并科学地归类，妥善地保管，合法地保护，弘扬传统的优秀文化，发展现代的先进文化，通过设立“拔河日”(“拔河节”)，举办“端午龙舟赛”、“端午饮食文化节”、“古楚民俗艺术展”、“苞茅缩酒”文化节等文化节会活动，对群众进行楚文化知识的渗透和普及，发展原生态的乡土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展示“文明古国”的魅力，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襄樊汉江流域卢姓亦系“大姓”，人才辈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南漳县的九集镇丁集、襄城区的欧庙镇法龙一带，就有“卢家湾”、“卢家冲”、“卢家营子”、“卢家台子”等卢氏集聚地，可在遵守国家政策的前提下，科学地研究卢姓沿革，理清来龙去脉，与国际国内卢氏研究对接。最新课题研究认为，国外卢氏应是从楚国来的卢戎之后裔，这在中外史藉里都可以找到依据，海外有的文化主流和楚文化休戚相关，襄樊江汉流域要从楚风楚俗中寻找与海外有的民俗的亲和点，进一步论证海外个别文化主流就是楚文化的流变和演化。
4、立项申报。就是整合襄樊江流域的文化资源，通过向国家、省、市争取立项申报支持，维系古代文化遗址发展之根。①申报大遗址项目。就是按照国家关于“大遗址保护”的政策规定，由襄樊市政府予以协调，将南漳县、宜城市、襄阳区、襄城区等区域内的古罗国文化遗址和古卢戎国文化遗址联合向国家有关部门和省政府申报“大遗址”保护项目，广而言之，可引申到与古罗国、古卢戎国活动有关的荆门市、当阳市以及谷城县，实现大区域、大面积、大范围的整体化有效保护，或申报古罗、卢国迁徙地(含湖北、湖南、江苏、四川、山东、江西等地)“大遗址”保护项目。大遗址具有遗存丰富、历史信息蕴涵量大、现存景观宏伟，且年代久远、地域广阔、类型众多、结构复杂等特点，是中华民族文明与文化发展史的珍贵物证，具有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价值与地位，是国家文化资源的精髓部分，我们可全力打好这张“文化牌”。②实施大生态监管。就是文化遗址所在地政府积极申报退耕还林、封山育林、公益生态林项目，再现青山绿水、鸟语花香、群莺乱飞、可“逐鹿中原”的原始自然生态环境，为古代文化遗址范围内的广大群众寻求新的生存之道，为古典文化的发展造就新的环境。③形成大保护格局。就是各级政府以及各相关职能部门形成合力，依法行政，从严监管文物市场和文化遗址，严厉打击各种文物犯罪活动，使全社会在文物保护工作中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尽所能，各展其才，通过不同的途径，如划定基本保护区、申报和组建“遗址公园”，建立全方位的古代文化遗址“大保护”格局。④开展大联合行动。就是襄樊汉江流域所涉及到的古罗国、古卢戎国文化遗址保护工作要做到“四统”，即统筹兼顾、统一规划、统一安排、统一步调，4个县(市、区)要在襄樊市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在襄樊市文化(文物)主管部门的具体指导下，拧成一股绳，平衡发展，整体推进，避免“单打一”的畸形“文保”态势;与湖北境内的枝江、湖南的汨罗、平江、泸溪、辰溪、四川的卢城、[42]江苏的六合、江西的南昌以及山东的长清等涉楚及罗国、卢戎国民之地开展联合，交流经验，取长补短，共同申报国家级、世界级文化遗址保护项目，构建旅游品牌，发展旅游文化;还可与国外开展联合行动，将“拔河”(牵钩之戏)、“苞茅缩酒”共同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历史、民俗等方面开展项目合作，共攀社科高峰，打造“跨国民俗长廊”，为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再摘新桂，维护国家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引文出处：
[1]①《楚国历史文化辞典》(石泉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第一次修订)第237页、《中国历史大辞典》(下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3月第1版)第1831页;②《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第2030页;③《汉语大字典》(缩印本，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381页;④《春秋史》(中国断代史系列，顾德融、朱顺龙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第68页、第36页(表)、第263页(表);⑤《康熙字典》(中华书局1958年1月第1版)第950页;⑥《楚国的城市与建筑》(高介华、刘玉堂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86页、亦可见《楚灭国考》(何光岳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2月第一版)第50页;⑦刘岩先生(云南民族学院)于1995年5月整理的《傣族南迁考察实录》的图片展览第35版《春秋时代的罗国》文字描述;⑧《楚国史》(魏昌著，武汉出版社1996年出版)、《楚国历史文化读本》(魏昌著，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8页、《巴楚文化源流》(彭万廷、冯万林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34页;⑨《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石泉著，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续集)(石泉著，2004年1月出版);⑩《湖北通史》(先秦卷)(张正明、刘玉堂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65页、乾隆《襄阳府志》卷之三十八“纪事”，另，民国版《南漳县志·舆地》关于古罗国的记载(“罗川城在县东南。夷水又东南经罗川城，故罗国也[《水经注》]”，“今宜城西五十里为南漳境，盖汉晋时其地犹隶于宜城”)。
[2]《楚国历史文化辞典》(石泉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第1次修订)第207页。
[3]①《走进汨罗》网之《人文历史》;②《泸溪统计信息网》之《盘瓠神话与卢楚战争》一文;③《枝江历史风情》(李绪梅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第6页。
[4]①《襄樊市志》(襄樊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796页;②《襄樊市文物史迹普查实录》(叶植主编，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第307页;③《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下)》(国家文物局主编，西安地图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84页;④《熊绎所居丹阳考》一文(张正明、喻宗汉著，参见《楚丹阳南漳说札》集子，1994年10月，湖北省楚国历史与文化第9次学术研讨会在南漳召开时，南漳县楚国历史与文化研究会[后升格为襄樊市楚国历史文化学会]编印的古今楚文化论文[楚熊绎丹阳南漳说]参考集，以下简称《札》，第118页);⑤《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主编，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10月第1版)之《楚吴越》(春秋)地图，第29页至30页;⑥《楚史》(张正明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第1版，亦属《楚学文库》[张正明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第一卷)第29页;⑦亦见于《南漳县地名志》(南漳县地名委员会编，1984年3月印)之《古罗国城旧址》、《古罗国城址》等多个篇目;⑧民国版《南漳县志·舆地四》;⑨同治版《南漳县志》之《古迹》。
[5]《楚国历史文化辞典》(石泉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第1次修订)第237页，以及附《楚史相关地域图》。
[6]《南漳县志》(新版)(南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第33页;《南漳县志》(同治版、民国版。详见同治版《南漳县志》卷二《沿革》)，《南漳县志》(同治版)关于古罗川城的记载、《古迹篇》关于“罗国城，县东四十二里，灵泉寺西。……”的载录;乾隆《襄阳府志》卷之二《沿革》。
[7]《熊绎所居丹阳考》一文(张正明、喻宗汉著，参见《札》第118页);《楚都辩》一文(张正明著，参见《札》第94页)。
[8]①《楚丹阳地望辩证》一文(王光镐著，参见《札》第186页至187页);②《略论楚、罗鄢北之战——兼析罗与卢之灭》(见何浩著《楚灭国研究》，武汉出版社1989年版，第155页)。
[9]①《湖北通史》(先秦卷)(张正明、刘玉堂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65页;②《楚人在蛮河流域的兴衰》一文(周仲华著，参见《札》第211页)。
[10]①《湖北通史》(先秦卷)(张正明、刘玉堂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65页;②《罗姓起源》一文(参见《新疆旅游网》);③何浩著《楚灭国研究》一书(武汉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第155页。
[11]①《楚国历史文化辞典》附《楚史相关地域图》(石泉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第1次修订);②《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第215页;③《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主编，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10月第1版)之《楚吴越》(春秋)第29页至30页;④《湖北通志》(舆地十八·古迹);⑤《春秋史》(中国断代史系列，顾德融、朱顺龙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第68页、265页;⑥《楚国的城市与建筑》(高介华、刘玉堂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74页;⑦《盘瓠神话：楚与卢戎的一场战争》(《泸溪统计信息网》之《祭祖坛》);⑧《楚国史》(魏昌著，武汉出版社1996年出版)、《楚国历史文化读本》(魏昌著，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第1版)第19页;⑨《湖北通史》(先秦卷)(张正明、刘玉堂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65页、《楚史》(张正明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第1版，亦属《楚学文库》[张正明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第一卷)第29页、《巴楚文化源流》(彭万廷、冯万林主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34页、《南蛮源流史》(《中华民族源流史丛书》，何光岳著，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11月第1版)第201页;⑩民国版《南漳县志·舆地四》、同治版《南漳县志》之《古迹》。
[12]①《南漳县志》(民国版、同治版。详见同治版《南漳县志》卷二《沿革》)，《南漳县志》(新版，南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第33页;②《春秋史》(中国断代史系列，顾德融、朱顺龙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第114页;③《巴史别观》(张良皋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59页;④《湖北通史》(先秦卷)(张正明、刘玉堂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65页;乾隆《襄阳府志》卷之二《沿革》。
[13]《楚都辩》一文(张正明著，参见《札》第94页、第118页);《楚丹阳地望辩证》一文(王光镐著，参见《札》第187页)。
[14]①《中国历史大辞典》(上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第1521页;②《汉语大字典》(缩印本，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381页;③《湖北通志》(舆地十八·古迹篇);④《大清一统志·湖北二十二卷》之“襄阳府”(二)古迹篇;何浩著《楚灭国研究》一书(武汉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第118页。
[15]《襄阳县志》(新版，襄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第1版)第34页。
[16]①《湖北通志》(舆地十八·古迹篇);②《大清一统志·湖北二十二卷》之“襄阳府”(二)古迹篇。
[17]①《楚国历史文化辞典》(石泉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第1次修订)第105页;②《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石泉著，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25页;③《湖北通史》(先秦卷)(张正明、刘玉堂著，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265页。
[18]《略论楚、罗鄢北之战——兼析罗与卢戎之灭》(见何浩著《楚灭国研究》一书，武汉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第152页——155页、第10页《楚灭国表》)。
[19]①《楚国历史文化辞典》(石泉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第1次修订)第105页、第204页;②《韩国文化与中国楚文化近源初探》一文(杨万娟著，见《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20]《齐梁以前古沮(睢)、漳源流新探——附荆山、景山、临沮、漳(章)乡、当阳、麦城、枝江故址考辩》一文(石泉著，参见《札》第83页)。
[21]《齐梁以前古沮(睢)、漳源流新探——附荆山、景山、临沮、漳(章)乡、当阳、麦城、枝江故址考辩》一文(石泉著，参见《札》第47页、第49页)。
[22]①《中国历史大辞典》(上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第748页;②《略论楚、罗鄢北之战——兼析罗与卢之灭》(见何浩著《楚灭国研究》一书，武汉出版社1989年版)第155页;③《西周史》(16卷本中国断代史系列，本卷系杨宽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第92页、635页。
[23]《学术连线网》之“史海勾沉”·“中国历史”之《汉族的发展和演变》(下)一文(作者刘水龙，发布时间2003年11月3日)。
[24]《襄樊市志》(襄樊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796页。
[25]、[29]、[30]《襄樊市文物史迹普查实录》(叶植主编，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年第1版)第307页。
[26]《熊绎所居丹阳考》一文(张正明、喻宗汉著，参见《札》第118页)。
[27]见2005年12月26日《襄樊晚报》“新周刊”专版。
[28]、[31]《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下)》(国家文物局主编，西安地图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84页。
[32]①《大清一统志·湖北二十二卷》之《襄阳府(二)“古迹”、“中庐故城”条》;②《楚国历史文化辞典》(石泉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第一次修订)第105页“卢”条、第204页“庐江”条;③《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主编，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10月第1版)之《楚吴越》(春秋)第29至30页;④《春秋史》(中国断代史系列，顾德融、朱顺龙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第68页;⑤《楚国的城市与建筑》(高介华、刘玉堂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74页“庐”条;⑥《古荆楚地理新探》(石泉著，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
[33]见《泸溪统计信息网》中《祭祖坛》(2005年6月1日更新)专页，作者吴晓东;亦据同治版《南漳县志》之《封爵》篇的明确载录。
[34]、[41]《韩国文化与中国楚文化近源初探》一文(杨万娟著，载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35]①《中国通史》第三卷(《上古时代》(下册)，白寿彝总主编，徐喜辰、斯维至、杨钊主编)第1007页;②《史记》(缩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全一册，商务印书馆1958年初版)第68页《周本纪》;③《中国古代史》(上册，朱绍侯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第2版)第84页;④《中国历史大辞典》(上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第748页。
[36]《汉语大字典》(缩印本，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1221页。
[37]《楚国历史文化辞典》(石泉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第1次修订)第205页、第271页;同治版《南漳县志》之卷二《纪事》。
[38]①同[37]，第105页、第271页、第284页、第478页第510页;②《中国历史大辞典》(上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第748页;③《辞海》(1999年版，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第1028页“庐”条、第2030页“罗”条;④《汉语大字典》(缩印本，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381页“庐”条、第1221页“罗”条;⑤《中国通史》第三卷《上古时代》(上册)(白寿彝总主编，徐喜辰、斯维至、杨钊主编)第368页;⑥民国版《南漳县志》之《武备·一》篇：“二十一年，屈瑕伐罗，……”。
[39]①《中国历史大辞典》(下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第1831页、第1832页;②《楚国历史文化辞典》(石泉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第1次修订)第237页“罗”条，第207页“汨罗”条;③《汉语大字典》(缩印本，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381页“庐”条、第1221页“罗”条;④《平江古今》(吴定邦，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第25页(《历史沿革》);⑤《汨罗市志》(汨罗市志编纂委员会编，方志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第1页(《概述》)、第9页(《大事记》)、第37页(《沿革》);⑥《屈原农场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第28页、第442页;⑦《汨水之源·将军之乡——中国·平江》(湖南省平江市旅游网)。
[40]①《春秋史》(中国断代史系列，顾德融、朱顺龙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第263页、第265页“表”;②《楚国的城市与建筑》(高介华、刘玉堂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86页“罗”条、“罗侯城”条;③《齐梁以前古沮(睢)、漳源流新探——附荆山、景山、临沮、漳(章)乡、当阳、麦城、枝江故址考辩》一文(石泉著)(参见《札》第71页);④《平江古今》(吴定邦，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第25页(《历史沿革》);⑤《岳阳地区文物志》(岳阳地区文化局1984年编印)第11页(《岳阳地区建制沿革简表》);⑥《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南分册》(国家文物局主编，湖南地图出版社1997年9月第1版)第55页;⑦《汨罗市志》(汨罗市志编纂委员会编，方志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第1页(《概述》)、第9页(《大事记》)、第37页(《沿革》)。
[42]关于卢戎族迁徙到四川卢城问题，可参照的观点是有关网络以及《巴人来源的传说与史实》一文(《历史研究》2006年6期)——“奴，应即卢。卢是巴地八族之一，是一个单独的族类，……春秋早期楚灭卢后，卢之一部迁于鄂西山地的居所。以后，鄂西这支卢人又辗转西迁于渠江流域，居今渠县境内。《华阳国志·巴志》‘宕渠郡’下记有‘卢城’，实即这支卢人入川东以后的定居之地”。“……卢为妫姓，是未能承续舜所传国者，因之居西方，故称‘卢戎’。但按其起源，却属于华夏民族系统”。“春秋早期卢国见于《左传》，很快便从历史上消失，当在鲁桓公十三年后不久被楚并灭。其后，卢人一支西迁鄂西，春秋中叶，由于庸国日强，这支卢人不得不再西迁入川。以此看来，卢人入川的年代应在春秋中叶以后”。“巴地八族”是指濮、賨、苴、共、奴、獽、夷、蜒之蛮，这八个族群并非国家。“卢城”今亦为“泸城”。
另外，本文参阅的其他有关文章、论文或专著以及资料，恕不能在此一一指明出处，敬请作者原谅。
二○○六年春夏之际写于古鄢水(彝水)畔
(注1：本文系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第九次学术大会[2006年10月26日至28日在襄樊市南湖宾馆召开]交流论文，本文亦系2006年12月23日在湖北省仙桃市召开的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2006年年会的入选论文，并被编入《荆楚文化研究会论文集》[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编·2006年12月·仙桃]、《荆楚文化与湖北发展》[李前程主编，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一书，本文已载入《金南漳·文化遗产廊道》一书[王善国主编，2009年9月第1版]以及《金南漳·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一书[王善国主编，2011年4月第1版]，今收录时略作修改。2008年3月27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布古罗国城遗址为湖北省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卢戎国城遗址现为南漳县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南漳县九集镇正在建设“卢戎大道”)
(注2：王善国同志系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工作联络员、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会理事、湖北省楚国历史文化学会理事、湖北省三国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湖北省孝文化研究会理事、湖北省理论宣讲员、襄阳市楚国历史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襄阳市三国历史文化学会副会长，南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南漳县第十五届、十七届人大代表，政协南漳县第八届委员会委员，南漳县第四届劳动模范，南漳县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传承奖”获得者，曾兼任《中国千年古县网》特约记者。
联系电话：13871743889、18007278751;
电子信箱：Wangshanguo333@163.com;
通讯地址：湖北省南漳县城万山街175号;
邮政编码：44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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