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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梁土桥暴动──川东农民武装向反动派打响第一枪
作者：重庆日报记者 戴娟http://www.luos.org
铜梁土桥农民暴动中心──土桥场一角
铜梁巴岳山山间的龙神口张家大院，是土桥农民暴动失败时撤退休整的地方。
土桥暴动军事负责人雷汝维（雷声隆）
土桥暴动指挥部设在巴岳山手爬岩原潘延兴纸厂内，厂房现已不复存在。
当年指挥农民起义的地方，而今已果树成荫，果实累累。
3月28日，阳光明媚。铜梁县巴岳山手爬岩处，一片茂密的树林，郁郁葱葱，鸟儿不时发出欢快的鸣叫，游人们正在这里踏春光，赏美景。
“81年前，就是在这里，一群侠义志士，发动了闻名川东地区的‘土桥暴动’。”铜梁县党史县志办公室郑萍告诉记者。
她说，这次发生在1930年的农民武装暴动，“虽然由于对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使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但它是当时川东地区对地主豪绅、军阀和反动当局打响的第一枪。”
大革命失败，20余共产党员由中心城市转移至铜梁
1929年3月31日四川军阀刘湘在重庆制造了震动全川的“三·三一”惨案，随后，蒋介石于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掀起了全国性的反革命屠杀，全国革命处于低潮。各中心城市的共产党员和进步爱国人士先后从中心城市向小城市和乡村转移，进行隐蔽斗争。
从1927年下半年起到1929年，从武汉、广州、重庆、成都、遂宁、南充等中心城市陆续转移来铜梁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有吴建庄、张希铭、钟泽普、牛大鸣、任汉光、雷汝维、赖明珂等二十余人。他们在铜梁城区以教书为掩护，在土桥和大足雍溪一带发展党员，建立组织，为铜梁党组织的创立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到1930年上半年，全县城镇、农村中党、团组织的发展已具相当规模，共有党员77人，共青团员20余人。县城的四所中学已建立了党、团支部；农村中建立了土桥、平滩两个区委；旧县乡建立了东区支部。新民、板桥、福果、天赐和大足县的雍溪等乡均有党员开展党的活动。
暴动前夕的土桥乡党、团组织已有较大的发展。当时的土桥中心校、私立王氏达立校、私立胡氏挺杰校、私立冷氏萃英校等四所小学和农村都有党、团组织，共有党员二十余人，共青团员四人。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发动群众，成立了农会，组织了农民武装，举办平民夜校，培养了农民骨干和积极分子三百余人，壮大了革命队伍。
1930年7、8月间，中共四川省委和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扩大会议，先后在江津和重庆召开，分别贯彻了六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所作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和李立三等人拟定的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计划精神，先后作出了“全省组织十七路游击队，会师重庆，进攻武汉”和“积极配合全国暴动，将党、团、工会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领导各地武装起义”的决定。
根据上述决定精神，中共铜梁县委于八月中旬召开了扩大会议，合川、武胜、铜梁、大足、潼南、璧山六县总暴动负责人赖明珂参加了会议，会上传达贯彻了省军委和临时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实行了党、团、工会合并，决定成立中共铜梁县行动委员会，由濮文昶（蒲华辅）、任汉光、冉欣向（冉荣）、雷汝维（雷声隆）、江正隆等人组成。行委成立后，曾多次研究，策划武装起义，组织游击队，响应六县联合总暴动，配合川东武装起义。
暴动前夕，选择土桥———进可攻，退可守
暴动前一月，县行动委员会利用养正校暑期的空教室，秘密召开扩大会议。参加的人员主要是铜梁、潼南等县的党员骨干二、三十人。会议传达贯彻县行动委员会计划，决定铜梁以土桥为中心举行暴动，积极响应六县联合总暴动，配合川东武装起义，番号定为“四川省工农红军第七路川东游击队”。
第二天晚上，由濮文昶传达贯彻了行动计划，并着重对暴动地点的地理形势、敌情状况、有利条件、不利因素等作了分析，认为土桥东邻巴岳山麓，南接大足雍溪，西靠六寅山，北临县城，进可攻，退可守，而且该地区党组织和群众基础较好。此外，有靠近土桥的玉龙场，位于巴岳山的黄砂槽之中，地势险要，确为良好的游击活动区域。与此同时，驻铜的川军二十八军游广居旅士气低落，战斗力弱，而土桥又是铜梁、大足两县交界处，在封建割据时期，军阀之间互存戒备、互相倾轧，战祸连年不断，广大工农群众深受反动军阀的横征暴敛，民怨沸腾，对我党策动土桥武装暴动十分有利。会议还对暴动时间的选择作了说明，因十月六日是中秋节，正逢场期，场上又演戏，因此将暴动时间定为十月六日（农历八月十五）。
会后，还对暴动前的准备工作，按照原来的活动据点分头做了巡视检查，除雷汝维在家拟稿刻印安民告示、标语、传单外，濮文昶、江正隆等亲自去巴岳山一带巡视、检查，并在土桥七村枫香湾雷鸣彝家里利用晚上召开了群众大会；赵玉芳在土地垭召开了农民大会。群众都踊跃参加会议，检查后，县行委认为群众发动充分，暴动工作就绪，时机已经成熟。
九月底（农历八月初七），县行委暴动指挥部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先后到了指挥部，大家忙着赶制义旗、布告、标语、传单等工作，一场孕育着的暴动即将临近。
事机泄露，暴动时间提前
十月一日（农历八月十日），县行委发觉事机泄露，即命黄竞生派人去斑竹乡，通知参加起义的铜梁县保卫团山防大队第八中队二分队队长黄明渊、班长陈云辉（共产党员）等，率部向暴动指挥部开拔。黄、陈带部队出发时将斑竹乡通向县城的电线割断，部队当晚抵达指挥部，指挥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出紧急通知，将原定暴动日期由十月六日提前于十月二日举行。第二天，斑竹乡团总黄梓芳等人发觉黄部星夜开离驻地，于当晚飞报铜梁县府，县长陈文府闻报立即电呈驻军和县保卫团，急速调集驻军和地方团队向土桥方向进击。
10月2日拂晓，附近各地武装力量和工农群众荷枪举戟陆续向指定地点集结。万平、濮文昶等人立即将到达的武装力量300多人进行现场编队。一大队主要担负作战任务；二、三大队负责抓土豪劣绅、运粮食、办伙食，抢救伤员等工作；黄明渊的起义部队为指挥部的警卫队；参加暴动的老师和学生为政工队，担任宣传工作。
起义人员每人发一根红布条栓在左臂上为标志，并打出“四川省工农红军第七路川东游击队”的大红旗。当所有事情安排妥当后，指挥部立即命令黄明渊警卫队为尖兵，提前出发，随即万平、濮文昶与一、二、三大队一起迅速向土桥进发。当队伍过马滩桥后，接黄明渊报告：尖兵队已绕道从观音碑方向前进，行至蒋家垣干（离土桥场半里）时，正逢土桥乡团总夏作舟带领二团正雷尔家，壮丁黄银山，团丁周钦云，处丁杨少全等五人，携带武器，从土桥新街出场，侦察我军动静。行至蒋家垣干花生茔时，与尖兵队相遇。团总夏作舟被当场击毙，雷尔家等四人被俘，缴获手槍1支，步槍四支。
暴动中，没收财物分给贫苦农民
尖兵队进土桥场时，先鸣枪示警，未遇抵抗。随即一、二大队在彭如春、冉鸿章、彭海山、周江河等带领下，分两路从木鱼坡和猪市堡进场。政工队伍进场后立即开展宣传演讲，张贴标语和“安民告示”，散发传单等工作。由于街上居民和附近群众革命积极性高，并自觉持刀、枪、戈、矛等武器参加到革命行列中来，故队伍扩大到八、九百人。攻打乡公所时，团丁闻风逃窜，暴动队伍追至慧光寺，将逃跑的20余名乡丁俘获，缴获长枪20余支，乡公所被砸烂，税捐所被捣毁，并抄没了何升高、罗相卿所开的“同贷昌钱庄”和秦海清、刘笃轩开的“永大当铺”，没收银洋275块，黄金3.5两。另外还收缴了豪绅冷稚皋、胡向辰、王仲辅等20余户的槍支23支，子弹1030发，银洋245块。暴动队伍将没收的财物、衣服、首饰等分给了贫苦农民。
暴动队伍占领土桥后，晌午时分得到情报，县保卫团已向土桥压来，且微微听到了枪声、号声，鉴于敌我力量悬殊，情况紧急，万平当机立断，下令部队沿马滩桥、蟠龙桥的大路急速向玉龙乡撤退。由于暴动队伍撤离神速，未遇抵抗，顺利进入玉龙场，并攻打了乡公所，一团丁负隅顽抗被击伤。不久，敌人又向玉龙扑来，万平乃急令部队向巴岳山龙神口撤退，并在该地区布置防务，赶吃中午饭。
这时，又得情报———游广居派驻虎峰场的古雨山营正从东面扑来，驻古龙村的铜、大、璧三县联防司令部的武装从南面扑来，城内驻军游广居旅的一部分人从东北面扑来，暴动队伍处于三面受敌的境地，如再拖延时间，必遭重重包围。为保存革命力量，万平、濮文昶立即下令，将起义武装化整为零，分散隐蔽，只将警卫队（即黄明渊部起义的山防分队）带走，自此，暴动遂告失败。
暴动失败，反动派大肆进行“清剿”搜捕
党领导的这次土桥暴动，虽然时间不长，但却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极大震动。他们罗织种种罪名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血腥镇压。
土桥暴动后的第二天（即10月3日），铜梁驻军游广居旅长和新任县长陈文府，指派张子文（前任县长）、副团总冷天庆（冷雪樵）坐镇指挥，急忙调遣县保安团李良才、王幼滋两个武装大队驻扎土桥，饬令土（桥）、玉（龙）乡团练处团总胡云从和地方反动势力，大肆进行“清剿”搜捕。
当晚，他们去周江河家将周逮捕，搜出标语、传单数百张。后又去蒋吉山家将蒋家院子包围，因蒋在土桥暴动失败后就将枪藏入树林去杨西泉家躲避去了，故敌人扑了个空，（后因杨怕受株连将蒋扭送团练家而落入虎口）。仅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就将60余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逮捕入狱，并将共产党员周江河、农民积极分子蒋吉山，以“共党积极分子胁众劫掠”的罪名判处死刑，于10月19日押解至土桥场猪市堡枪杀。
“虽然这次暴动对敌我双方的力量估计不足，使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且有不少经验教训应当记取，但它毕竟是当时川东地区对地主豪绅、军阀和反动当局打响的第一枪，对敌人是一次很大的震撼，对人民群众是一次极大的鼓舞，也为我县党的历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参加暴动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起义的工人、农民、士兵，在斗争中所表现出的无私无畏、英勇献身精神，至今还为县人所敬仰、所传颂。”郑萍由衷地评价说。
附：参加铜梁土桥暴动主要人物经历
万平，男，暴动时任暴动指挥部司令员。暴动失败撤离铜梁后，国民党铜梁县政府和驻军旅部曾呈请省政府和二十八军军部令各地联名协同缉拿“匪首”万平。为此，省府和军部向各地发出通缉令，结果一无所获。后下落不明。
濮文昶，男，四川省铜梁县东郭乡玉泉村人。1928年在铜梁县立中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8月，任中共铜梁县行动委员会主席。暴动时，兼任暴动指挥部政委。暴动失败后撤离铜梁。1932年被敌人逮捕，关进巴县反省院。1935年出反省院回铜梁。1938年2月，经中共重庆市工委宣传委员罗青恢复其组织关系后，任中共铜梁县委委员、县委书记。1939年8月调江北县，后在下川东、川康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8年被叛徒出卖，在成都被捕叛变，1949年10月被反动政府枪杀于重庆大坪。
赖明珂，男，四川省邻水县城南乡文星村人。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他在北大读书期间，积极参与各种革命活动，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他在重庆中法大学任政治课时，参加过“三·三一”运动。1928年在广汉中学任教时，曾任中共广汉中学特支书记。1930年初，他受组织派遣，来铜梁县国师校以教书为掩护，任合川、武胜、潼南、大足、铜梁、璧山六县武装暴动负责人，积极组织和领导铜梁土桥暴动。土桥暴动失败后离开铜梁。1931年脱党。1940年回邻水老家教书，至1954年4月27日病逝，终年59岁。
冉欣向，男，四川省铜梁县巴川镇人。小商家庭。重庆高工校学生。1929年11月，他在铜梁县私立养正校教书时，经孔子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养正校支部书记。1930年8月，任中共铜梁县行动委员会委员，积极参与组织和发动铜梁土桥暴动。暴动失败后，省委任命他为中共铜梁县委书记，负责处理善后工作和营救同志。1931年3月被敌人逮捕入狱，同年7月经营救出狱后，拟将中共铜梁地下党组织交与孔子嘉后撤离铜梁，因孔不接受，冉再次被捕入狱，失掉组织关系。1961年病逝。
任汉光，男，四川省南充县双桂乡人。1921年入南充中学读书；后入苏州医学院，1928年在南充中学任教。1929年，他在南充中学任教时，经张慕韩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他由组织派遣，来铜梁县国师校以任教为掩护，任中共铜梁县委书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0年8月，任汉光任中共铜梁县行动委员会委员，参加组织和领导铜梁土桥暴动。暴动失败后，复任县委书记（一月后改任秘书，由冉欣向任书记）。1931年3月与冉同时被捕。1931年8月经营救出狱回南充老家后脱党。1937年到西康，任国民党雅江县县长，西康省党部文书科长，省党部秘书，国民党政府人事室主任。1949年离开康定回南充，解放后被镇压。
雷汝维，男，四川省铜梁县土桥乡人。1926年在重庆川东师范学校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参加过广州起义，负过伤，在上海治疗时，加入过陈赓领导的“打狗队”。1929年秋回到铜梁，先后担任中共铜梁县土桥区委和平滩区委书记。1930年8月，任中共铜梁县行委委员。暴动时，负责军事工作，暴动失败后被捕入狱，至1932年2月，被保释出狱。1938年2月，经党组织审查后，恢复关系。1961年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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