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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珠初筑豫章城
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囗——兼探讨豫章郡起源
（修改稿）
作者：罗时实http://www.luos.org
关键词：灌婴定九江 罗珠筑豫章城 建置豫章郡
豫章城是现今南昌城的最初名称，豫章郡是江西省的第一个名称。南昌城是江西省的省会，豫章城是豫章郡的治城，或首府。英雄的南昌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地，深受世人关注。豫章郡起源于何时？豫章城何时建成？豫章城到底是由谁主持初建？江西省以及南昌城的历史文化渊源如何？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发展，同样更为世人关注。
下面就此历史问题做一些探讨，探讨这些历史问题的真实过程，不是讲解，因为尚未得到认可。既然是探讨，有必要追述历史前人的探讨，以便继续前人的业绩继续往下探讨。
一、古今争论谁始建豫章古城？
关于豫章城初筑城的问题，国史和方志都没有明确直接的记载，但在《史记》和《汉书》中却记载有“豫章”。
《史记·灌婴传》记载：“婴以御史大夫受诏，将车骑别追项籍至东城，破之。……下东城、历阳。渡江，破吴郡长吴下，得吴守，遂定吴、豫章、会稽郡。还定淮北，凡五十二县。”这里提到了“灌婴定豫章”之说，当时灌婴率车骑军（骑兵）追杀项羽到安徽的东城，项羽楚灭亡，随即刘邦称帝建立汉朝。《汉书》说法与此相同。历史上许多学者把“定豫章”和“筑豫章城”捆绑在一起，据此推断南昌始建城应该是灌婴所为。明朝宗室后裔朱谋玮编著了《南昌耆旧记》，其中记载“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灌婴定豫章”。《江西通志》记载：“罗珠，高帝时从灌婴，定豫章，有功德于民，卒官。”据此，许多人又认为“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罗珠随灌婴定豫章，始筑豫章城”。
《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记载：陈婴“堂邑。以自定东阳，为将，属项梁，为楚柱国。四岁，项羽死，属汉，定豫章、浙江，都浙。”《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记载：陈婴“以自定东阳为将，属楚项梁，为楚柱国。四岁，项羽死，属汉，定豫章、浙江，都渐。”这里是记载“陈婴定豫章”，于是北宋南昌洪驹父和南宋赵与时等都据此认为“平定豫章者为堂邑侯陈婴”，南昌始建城是陈婴所为，非灌婴所为。
灌婴和陈婴，名同姓不同，此婴彼婴，究竟是谁所为？赞成灌婴筑城的人以《史记·灌婴传》记载和《江西通志》记载为据，反对灌婴筑城的人常常以是陈婴筑城来反驳，为此争论了近千年（公元1118—2009年），难于定论。
古人单纯从简单的一段文字记载或一句话来判断历史的真实性常常是很困难的。认为谁“定豫章”，就一定是谁“初筑豫章城”，这也很难说。
公元1993年南昌市志办召开专家学者论证会议，仍各抒己见，最后结论是“待考”。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和我国国际声望的提高，海内外出现了修撰中华姓氏族谱的热潮，在众多的海内外罗氏族谱中却一致认定，豫章城是豫章罗氏始祖罗珠在汉初所建。然而，许多人认为族谱所记乃属一家所言，年代久远多次转抄讹误不少。方志虽有罗珠的简单记叙，但没有记载筑豫章城之事，正史更没有任何记载，难于证实。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公元2009年10月23日，在“罗珠文化研究会”的推动下，在南昌市和南昌县政府领导的关怀下，在南昌市诸多历史学界朋友的积极参与下，在南昌市召开了“罗珠-暨南昌筑城学术研讨会”。我有幸被邀参加了这次会议，研讨会还有人根据《南昌耆旧记》的记载提出初建豫章城是章交所为。
针对上述灌婴、陈婴、罗珠、章交这四个人，到底是谁主持初筑豫章城？现代历史学家做了许多调查研究，拓宽了单纯从国史资料研究的思维框架，进一步查阅了相关的历史文章和方志记载，作了实地调查，再综合分析。
第一，是否是灌婴始筑豫章城？
《史记·灌婴传》记载灌婴“定豫章”，时间是在汉王五年（公元前202年），即刘邦称帝之前夕。但是，《史记·黥布列传》也明确记载：汉王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封英布“为淮南王，都六（英布的故乡，安徽六安），九江、庐江、衡山、豫章郡皆属布”。这两件事都是发生在汉王五年（公元前202年），即刘邦称帝之前夕，所指的地域都有“豫章”。显然，这两件事是不能同时发生的，是互相矛盾的，《史记》这两处的记载自相矛盾，出现了混乱。《史记》多处记载有汉王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正式封英布为淮南王领地淮南国这件事，而《史记·灌婴传》记载的“灌婴定豫章”仅仅是顺便提了一下，疑点重重。《江西通志》的记载是在一千多年后根据民间传说所记，不能作为原始依据。再换一个角度来说，英布为淮南王，灌婴只是颖阴侯，侯比王低，灌婴又不是英布的属下，既然豫章“属布”，就已经是英布的地盘，灌婴有什么资格去主持“筑豫章”？所以汉王五年（公元前202年）灌婴不可能在古南昌初筑豫章城。
《史记·灌婴传》记载的灌婴“定豫章”，根据上述那段文字的内容来分析，其地理位置可能是古淮南长江以北，区域很不明确，因为当时灌婴的战场就是在安徽，然后渡江进吴郡（江苏）和会稽郡（浙江）。所以灌婴定的这个“豫章”，不是在古江西，经猜测也只可能是在安徽境内古淮南长江以北。在《史记》卷六十六中就记载有一段文字的解说：“○索隐按：杜预云‘昔豫章在江北，盖分後徙之於江南也’。”这段文字不是司马迁所写，而是司马迁的后人，也是我们的古人杜预的说法。杜预说“昔豫章在江北”，后来区域划分，“江北豫章迁徙到了江南”，但“江北豫章”始终没有确切的地理位置。谁又能确切理解“江北豫章徙之於江南？”区域划分能够把江北的地域迁徙到江南？地理位置的名称也会迁徙？显然纯粹是杜预猜测。所以《史记·灌婴传》记载的灌婴“定豫章”，其地理位置含糊，很不确切，说成“江北豫章”也是杜预的猜测，同《豫章柏林罗氏族谱》记载的“豫章”的含义和起因也不符（注：见后面介绍分析）。所以《史记·灌婴传》记载的灌婴“定豫章”，这个“豫章”，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古江西，同古南昌没有关系。
现代历史学家还做了许多实地调查研究分析，在南昌地区虽然有些关于灌婴的传说，但找不到灌婴可靠的足迹。传说在南昌有三处灌婴的行迹：洗马池、系马桩、灌婴墓。《方志》说：“洗马池”是“灌婴饮马”处，同时又说是“卫洗马玢故迹”、“洗马虚舟”地。说法不一，难于定论。“系马桩”猜测是灌婴曾常系马。“灌婴墓”也不是真的，因为“婴卒长安”， 睢阳（今河南商丘）人，很难想象灌婴既不葬在京城长安，也不葬在家乡睢阳，而会葬在南昌？凡此种种，在南昌没有找到灌婴的历史足迹，仅仅是传说而已。无论是国史记载，还是南昌地区的传说，都只能认为“灌婴建城不可靠”。 甚至认为“灌婴筑城，一个历史的大谎言”。
明朝宗室后裔朱谋玮编著的《南昌耆旧记》记载：“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灌婴定豫章”，显然这个豫章就包括古南昌。据此，后来历次撰修的《江西通志》、《南昌府志》、《南昌县志》、《新建县志》，都一致依据《南昌耆旧记》，记载“灌婴定豫章”，并认定灌婴初筑豫章城，遗憾的是没有更多的说明。于是目前很多人相信，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灌婴定豫章，初建豫章城。但这种说法与当年英布淮南国的历史事实相抵触。所以，《南昌耆旧记》的记载，同《史记》的记载有矛盾。显然《南昌耆旧记》记载的“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灌婴定豫章”有误。
第二，是否是陈婴始筑豫章城？
由于汉王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封英布为淮南王，豫章郡属布，陈婴为堂邑侯，也不是英布的属下，同样的理由，陈婴没有资格“定豫章”，更谈不上初筑豫章城。
在南昌地区根本就没有有关陈婴的任何传说。况且陈婴是原项羽的部将，同刘邦汉相抵抗，汉兴楚亡后则降汉，封堂邑侯（堂邑县属临淮郡，在今山东），同豫章毫无关系。作为敌方的降将陈婴，又不是刘邦的亲属，仅仅是以原占据的地盘降汉。大家认为，陈婴建豫章城不可信。
第三，是否是罗珠初筑豫章城？
明朝宗室后裔朱谋玮编著了《南昌耆旧记》，其中记载“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灌婴定豫章”。 清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编撰的《江西通志》记载：“罗珠，高帝时从灌婴，定豫章，有功德于民，卒官。”据此，许多人又认为“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罗珠随灌婴定豫章，始筑豫章城”，这种推断实在太简单了。这里记载的“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灌婴定豫章”，难于改变“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封英布为淮南王，……豫章郡皆属布”这个历史事实，所以不能作为罗珠初筑豫章城的历史依据。罗珠又不是英布的属下，同样的理由，当年罗珠没有机会去主持“初筑豫章城”。
现代的历史学家在初步了解《罗氏族谱》的基础上再作了一些调查分析，因为在南昌地区有罗珠的墓，有众多的罗珠后裔。于是认为罗珠建城的可能性很大。遗憾的是国史没有任何有关罗珠的记载，方志的记载也很简单，没有过硬的证据，难于说清楚。所以有人认为罗珠初筑豫章城乃“一虚一实”，难于定认，有待进一步研究。
第四，是否是章交初筑豫章城？
其依据是《南昌耆旧记》，其中记载：“章交，豫章人，高帝五年灌婴定豫章，交以南昌当诸道之冲，进计于婴，筑郡城，婴然之，使交董其役，劳来版筑，经画居多，郡民德焉。”与会者认为，这件事没有其他的资料佐证，也可能是杜撰。如果属实，也只能说明章交曾建议灌婴筑城，灌婴同意筑城，章交又怎么由一个“提议者”变成了“总指挥”？ 清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编撰的《江西通志》，是根据《南昌耆旧记》的记载，收录了有关罗珠的内容，但没有收录章交的内容，值得深思。
总之，罗珠始建豫章城的可能性很大，但具体的说法或情节仍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不少人似乎感到，这是柳暗花明带来了新的希望。
依据国史和方志的记载，难于深入下去，难于找到“灌婴定豫章”和“罗珠始筑豫章城”的历史依据；而《豫章柏林罗氏族谱》的记载有很多“灌婴定九江”和“罗珠始筑豫章城”的材料，但难于同国史衔接，尚未找到正史过硬资料的支持。
我们需要理清思路，我们的主题是探讨谁主持初筑豫章城？豫章郡的起源如何？在众说纷纭错综复杂的历史资料中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捕捉问题的关键处，应该从何处着手。
目前我所用的历史材料主要是《豫章柏林罗氏族谱》（公元1993年修订版），以及大家提供的诸多方志部分材料，后来得到《史记》原文。
《豫章柏林罗氏族谱》明确记载：“西汉初，灌婴定九江，始筑豫章城”。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罗珠“奉命守九江”，“继灌婴之绩建成豫章城”。 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太尉周亚夫打败了以吴国刘濞为首的七国叛乱，收回了部分地域，合并建置豫章郡。
这些记载非常具体，所以众多的海内外罗氏族谱中都一致认定，豫章城是豫章罗氏始祖罗珠在汉初所建。但许多地方志又一直认定是灌婴定豫章，始筑豫章城；国史《史记》没有记载是谁始筑豫章城，却明确记载汉王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封英布为淮南王，“豫章郡属布”，所以当年灌婴不可能定豫章。
我们当前的任务是把《豫章柏林罗氏族谱》（公元1993年修订版）明确记载的“西汉初灌婴定九江”这件事，要在《史记》中找到确凿过硬的证据，明确“西汉初灌婴定九江”这件事的历史背景，从而把《豫章柏林罗氏族谱》的记载同国史的记载衔接起来，统一起来，让豫章郡的起源有确实的历史依据，从而，让“罗珠初筑豫章城的可能性很大”落实成为“罗珠初筑豫章城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当然，明确直接的证据资料在《史记》中是无论如何找不到的，在《史记》中无论如何都找不到“灌婴定九江”或“灌婴定豫章”的合理说法，这就是困难所在。但我们可以从相关历史事件的历史发展趋势中去寻找，从规律中去仔细寻找。
如前所叙，《史记·灌婴传》记载的“灌婴定豫章”，说法不可靠，在时间上不可能，地域同古南昌古江西没有关系，不能用。可以说，“江北的豫章”来无影，去无踪，谁能理解它的真实性？
按国史《史记》的记载，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已经把古江西封给了淮南王英布。《豫章柏林罗氏族谱》明确记载“西汉初，灌婴定九江”，所以我们探讨古南昌古江西的问题，就应该从英布淮南国随后的历史演变中去寻找，不能从《史记·灌婴传》记载的“灌婴定豫章”去探讨。
下面将详细叙述这个探讨的过程，并探讨其许多相关的问题，愿专家学者赐教，愿同感兴趣的人展开讨论。
二、探讨灌婴定九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大规模撰修族谱，此前的族谱资料通常是不外传的。《豫章罗氏族谱》多处记载有“西汉初灌婴定九江”，开始筑郡治城，罗珠继灌婴之绩建成豫章城，海内外罗氏族谱一致认定豫章城是豫章罗氏始祖罗珠在汉初领导所建。
不少历史爱好者都认为族谱的记载不可靠，那是一家之言，由于年代久远多次转抄可信度差。但“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总目》的通知”却认为：“家谱是记载同宗共祖的血缘世系人物和事迹等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它与方志、正史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大厦的三大支柱，是我国珍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家谱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民族学、教育学、人物传记以及地方史的资料，对开展学术研究有重要价值，同时对海内外华人寻根认祖，增强民族凝聚力也有着重要意义。”这段话已经明确地肯定，家谱、方志、正史是中华民族历史大厦的三大支柱。我认为，这三者是从不同的历史角度记录历史。国史是从宏观上记录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或记录皇帝的家族史，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变更朝代；方志是记录地方上的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情况；家谱或族谱是记录家族的历史发展或变迁，是从微观上记录特定的社会成员的社会活动。三者记录的内容是互为补充的，对于我们的学术研究非常重要，我们应高度重视。
如何应用？无论是国史、方志，还是家谱，都难免蒙上历史的灰尘，都难免误记或错记，难免笔者的偏见。但不管如何，所有历史记载的材料都是我们分析历史问题的依据，不能随意怀疑抛弃，当然也不能盲目照抄为准，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于每一条历史资料的记载只要不同其他的历史事件相抵触，就应该肯定，如果出现矛盾再论证分析，决定取舍，最后作出完整统一的解释，使之符合客观规律。家谱或族谱，同国史、方志一样，就看我们如何去把握和分析。
这段说明，我仅仅是为家谱或族谱的历史记载正名，不要有偏见。同时也显示我对待历史资料的态度和方法。当然多数史学界的学者向来是如此的态度，有少数人有些狐疑，特别是当问题尚未解决时，难免认为族谱的记载存在杜撰或讹误。
《豫章柏林罗氏族谱》多处记载了“灌婴定九江”，罗珠建成豫章城。
例如，《豫章柏林罗氏族谱·罗氏世徵·豫章台记》（公元1141年，作者南宋·李谊）一文记载：“西汉初，灌侯婴佐高祖定九江，初筑郡有城。”《豫章柏林罗氏族谱·正谱》豫章罗氏始祖罗珠名下补充部分记载：“汉高时颍阴侯灌婴定九江郡，始筑省城。至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大农（注：指罗珠）来守邦，以畢其功”。《豫章柏林罗氏族谱·汉相大农令画像及简述》一文记载，汉惠帝时大农罗珠“奉命守九江”。《豫章柏林罗氏族谱·罗氏世徵·大农祠记》记载：“至惠帝时……出守九江，适灌侯有筑城之功，未毕，公偕妹婿石固继其功，民极趋之，劳而无怨，恪完城廓，即豫章城也。”《豫章柏林罗氏族谱·汉相大农令画像及简述》记载：“环十里闢六门，告成。”《豫章柏林罗氏族谱·罗氏世徵·大农祠记》记载：“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表大农令罗君珠来守，斯士有章安，故祖之思，遂手植豫章於庭，……即豫章城也。”
罗珠守的九江郡就是灌婴定的九江郡，新建成的郡治城取名豫章城。
《豫章柏林罗氏族谱·罗氏世徵·豫章沟亭》记载：“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吴王濞(藩邦吴国的首领刘濞)连七国(七个藩邦)反命（叛乱），太尉周亚夫讨其叛（征讨），灭之（平定了叛乱），亚夫请建制，以（包括）新南服（原刘濞吴地地域，平定叛乱后收回需要管辖），以九江郡（原灌婴的九江郡）属有新城（原灌婴的九江郡新建的郡治城，即豫章城），灌侯婴公之所记大司农罗珠之所筑也（灌婴曾谦让说豫章城是大司农罗珠所筑），请定为郡，隸十八邑（包括今江西全境），时大农手植豫章於庭中，始称郡，曰豫章，其犹酸枣以棘名邦之意。今城隍庙文锦局之樟，世传乃大农手植也。”
由此可以分析，豫章郡由两部分组成：灌婴定的九江郡和从刘濞吴国收回的部分。由于灌婴定的九江郡包含有新近建筑的豫章城，即古南昌城，所以灌婴定的九江郡应该是今赣北，剩下的部分应该是今赣南，即从刘濞吴国收回的地域。
概括上述《豫章柏林罗氏族谱》的记载：“西汉初（未指明确切的年份）”“灌婴定九江郡（即赣北）”并“初筑郡有城”；
“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罗珠“奉命守九江”，继灌侯之绩继续筑城，“环十里闢六门，告成”，罗珠“遂手植豫章於庭”，新建成的治城取名豫章城（即南昌城）；
“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 太尉周亚夫平定了七国叛乱，请求建置新的郡：“以（包括）新南服（平乱后收回的地域，赣南）”和“以（包括）九江郡（原灌婴的九江郡，赣北）”“属有新城（原灌婴的九江郡新建的郡治城，即豫章城）”，“隸十八邑（下辖十八县，相当于现今江西省全境）”，因治城已经取名“豫章城”，新建置的郡便取名为“豫章郡”。
我们再来看看豫章郡建置前后的历史演变过程。《豫章柏林罗氏族谱·罗氏世徵·大农祠记》（公元1141年，南宋·江西提点刑獄谭惟寅立石碑）记载：“豫章郡禹贡扬州之域，秦始皇二十四年（公元前222年）王翦灭楚，虞负芻明年建九江郡，以隸南昌。西汉初灌婴佐高祖定九江始筑郡城，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表大农令罗君珠来守，斯士有章安，故祖之思，遂手植豫章於庭，迺偕妹婿石固缮完城郭，以终灌侯之绩。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太尉周亚夫灭吴王濞，始以遗蹟（指豫章城的城墙）请命，称其郡为豫章，所领南昌、卢陵、彭泽、鄱阳、历陵、余干、柴桑、赣、浙、淦、艾、南城、宜春、海昏、雩都、鄡阳、南埜、安平共十八县，皆郡属也。观此可知豫章之所始焉，亦可以观司农之功矣。”
根据历史资料分析，现江西地域在秦以前属禹贡扬州之域，是楚国领地。秦（公元前222年）灭楚置九江郡（公元前221年），下辖九江、庐江两郡。九江郡包括现今的江西全境和安徽的长江以南；庐江郡包括现今的安徽长江以北、河南淮河以南、湖北黄冈。可见，秦时的九江郡比上述灌婴定的九江郡大得多，比后来的豫章郡也要大。
《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在汉朝建立之前楚汉相争之时，项羽便封英布为九江王，都六（皖西，英布的故乡，安徽六安），秦朝建置的九江郡这时成了英布的九江国。后不久，汉王刘邦为了利用矛盾分化楚王项羽的力量，诱使项羽的大将英布归汉，答应英布待汉王称帝时便封英布为淮南王，封地淮南国。楚王项羽发现英布归汉后全部收回了九江王英布的封地，其中安徽也是项羽的故乡。
《史记·黥布（注：即英布）列传》记载：“汉五年（公元前202年上半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数县。六年（公元前202年下半年），布与刘贾入九江，诱大司马周殷，周殷反楚，遂举九江兵与汉击楚，破之垓下。”显然，在楚王项羽灭亡及汉朝建立之前夕，英布便乘机抢先占领江西全境。
《史记·灌婴传》记载：“婴以御史大夫受诏，将车骑别追项籍至东城，破之。……下东城、历阳。渡江，破吴郡长吴下，得吴守，遂定吴、豫章、会稽郡。还定淮北，凡五十二县。”这段记载不能说明“灌婴定豫章”，根据《豫章柏林罗氏族谱》的记载分析，当时还没有豫章这个地理名称，但能说明汉王五年（公元前202年），灌婴在安徽追杀项羽于垓下，致项羽亡，灌婴继而渡江进吴（注：苏南）、会稽（注：浙江），还记载定豫章、定淮北。
汉王五年（公元前202年）正月，灌婴在安徽追杀项羽于垓下，致项羽亡，然后各路诸侯王一致尊汉王刘邦为皇帝，于是刘邦称帝。
《史记·黥布（注：即英布）列传》记载：汉王五年（公元前202年），刘邦封英布“剖符为淮南王，都六（皖西，英布的故乡，安徽六安），九江、庐江、衡山、豫章郡皆属布”，实现当年的承诺。显然灌婴追杀项羽于垓下，在安徽占领的地域也划归为英布的淮南国，灌婴食邑三千户（注：河南颖阴，即商丘）。这时的淮南国还出现了豫章郡之说，且同九江郡并列。综合分析《史记》记载的淮南王英布的淮南国地盘，庐江郡主要指现今安徽，衡山郡主要指湖北黄冈一带，九江郡可能指赣北，豫章郡可能指赣南。后来的豫章郡由赣北和赣南两部分组成。这个豫章郡是不该出现的，所以蹊跷。根据《豫章柏林罗氏族谱》记载的豫章的来历来说，英布淮南国中不应该出现豫章的名称，当时的赣北和赣南也没有理由要分开，十分蹊跷，留待后面再分析。总之，英布的淮南国地盘相当于秦时的九江郡。既然淮南王英布的淮南国包括南昌以至江西全境，这是正史记载的历史事实，所以我们所要讨论的豫章城的源头就要从淮南王英布的九江郡中去寻找，而不是根据《史记·灌婴传》记载的“灌婴定豫章”去找。
《豫章柏林罗氏族谱》记载了“灌婴定九江”，根据上面的分析，九江是淮南王英布的地盘，但灌婴是在什么时候又是什么原因致使“灌婴定九江”？《史记》没有确切的记载。至此，在这里我们没有证实《豫章柏林罗氏族谱》记载“灌婴定九江”这个历史问题的真实性，我们也没有证据和理由否认《豫章柏林罗氏族谱》记载的“灌婴定九江”这个历史问题的真实性，需要我们再从历史资料中去仔细探讨。
当英布管辖淮南国九江郡的时候，不可能有“灌婴定豫章”或“灌婴定九江”之说，也谈不上罗珠始筑豫章城，因为罗珠始筑豫章城的前提是“灌婴定九江”。
《豫章柏林罗氏族谱》实际记载“灌婴定九江”，时间是在“西汉初”，不是记载“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是西汉初，但“西汉初”并不仅仅是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上述已经说明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灌婴不可能定豫章，按照《豫章柏林罗氏族谱》记载，当时称豫章也不妥当。
《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汉高祖）十年（公元前197年）十月，淮南王黥布（注：即英布）、梁王彭越、燕王卢绾、荆王刘贾、楚王刘交、齐王刘肥、长沙王吴芮皆来朝长乐宫。春夏无事。”这就说明，在汉高祖十年（公元前197年）十月，国内政局稳定，“九江豫章郡”依然归属淮南王英布的淮南国。
《史记·黥布列传》记载：（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春，淮阴侯韩信反汉，夷三族，引起英布恐慌。夏，梁王彭越反汉，夷三族，并烹彭肉给诸王分食。秋七月，淮南王英布决心反汉，刘邦立即宣布废除淮南王英布的王位，封自己的儿子刘长为淮南王。高祖刘邦亲自带兵镇压英布，《史记·灌婴传》记载：“黥布反，以车骑将军先出，攻布别将於相，破之，斩亚将楼烦将三人。又进击破布上柱国军及大司马军。又进破布别将肥诛。……”。这就说明了刘邦攻打英布，首先派遣车骑将军灌婴领骑兵出击，灌婴在“攻布”“破布”战斗中战功突出。这时灌婴才有可能去定九江，当然还要看形势的发展，因为还另有诸多将领参与“破布”。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刘长接管“黥布故地，凡四郡（九江、庐江、衡山、豫章）”，这应该理解为原淮南王英布的地盘全部移交给新的淮南王刘长接管。当时英布尚未消灭，只能暂缓实现。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十月灌婴等彻底打败了英布，“追斩布番阳（注：番阳同鄱阳，现今江西省鄱阳县）。”如果新的淮南王刘长接管了“黥布故地，凡四郡（九江、庐江、衡山、豫章）”，那么灌婴也不可能去定九江，罗珠也就谈不上守九江筑豫章城。既然《豫章柏林罗氏族谱》已经明确记载“灌婴定九江”，“汉惠帝三年，大农（指罗珠）守九江”，那么可能还有其他的玄机。
斩杀英布后，刘长就任淮南王，新淮南国建都寿春（淮南境内）。孝文帝六年（公元前174年），因淮南王刘长骄横藐法，汉文帝废其王位，刘长自尽。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孝文八年（公元前172年），上（指文帝）怜淮南王（指刘长），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岁，乃封子安为阜陵侯，子勃为安阳侯，子赐为阳周侯，子良为东成侯。”
孝文十六年（公元前164年），“上（指文帝）怜淮南厉王（指刘长）废法不轨，自使失国蚤死，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为淮南王，安阳侯勃为衡山王，阳周侯赐为庐江王，皆复得厉王时地，参分之。东城侯良前薨，无後也。”由此看出，原淮南王刘长的儿子由“侯”升为“王”， 刘长的淮南国地盘全部一分为三：淮南、衡山、庐江。这三块地域基本是在安徽境内，另外还包括湖北的东部（黄冈），但没有包括古江西地域。“黥布故地，凡四郡（九江、庐江、衡山、豫章）”中原有的“九江和豫章”不见了，即古江西境内的地域不见了。到哪里去了呢？显然，古江西地域在英布灭亡后就已经划出，没有给刘长。划归何处？请看下文分析。
《史记·吴王濞列传》记载，刘邦认为其兄长刘仲的儿子刘濞有气力，在破英布的战争中立功，刘邦担心“吴、会稽轻悍，无壮王”，没有合适的人选去管理，于是便“立濞於沛为吴王”。
《史记·吴王濞列传》记载：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晁错建议削藩，“削吴会稽、豫章郡”，于是吴王濞联七国反。由此看出，原吴王刘濞的吴国，除了沛地（江苏）以外，还包括了会稽郡（浙江）和豫章郡，显然这里的豫章郡是从原英布的淮南国划出归吴。根据《豫章柏林罗氏族谱》的记载分析，这里出现的豫章郡名称也不妥当，但实际地域就是赣南，同浙江连成一片，毗连会稽郡，在周亚夫平叛吴后，赣南被收回，并入了当时新建置的“豫章郡”。《史记》中记载的吴国的豫章郡名称也不妥当。
根据这些情况分析，在平叛英布后，英布的旧属地原则上由新的淮南王刘长接管，但实际上留下了现今的江西全境，其中赣南（这里称为豫章郡）这一块地域划归吴王刘濞管辖，还剩下赣北这一地域划归灌婴管理（原九江郡的安徽部分归淮南），形成“灌婴定九江”之态，这一点，《史记》没有确切的记载，仅仅是根据《豫章柏林罗氏族谱》记载的材料分析推断，这样分析推断也是顺理成章之事。不管刘邦当时出于何种考虑，但按照《史记》的记载和《豫章柏林罗氏族谱》的记载分析，是合情合理的分析，这应该是历史事实。
换句话说，《豫章柏林罗氏族谱》记载的豫章郡相当于现在江西全省全境，其中的赣北是在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灌婴等平定淮南王英布叛乱的以后由英布淮南国划出成为灌婴定的九江郡，同时赣南划出给刘濞吴国，直至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太尉周亚夫平定刘濞吴国等七国叛乱后再收回，同原灌婴定的九江郡合并，建置新的豫章郡，即现今的江西省。所以，江西省的来历清白，十分清楚，不容置疑。也可以说，《豫章柏林罗氏族谱》记载的豫章郡同《史记》记载的内容成犬牙交错的形态衔接，因为赣北和赣南这两部分划出的时间有先后。不过在《史记》记载中被搞乱了，时间和地理位置皆含混不清。
于是可以认定，《史记·灌婴传》记载的灌婴“定豫章”这件事是存在的，也就是《豫章柏林罗氏族谱》记载的“灌婴定九江”，这两种说法应该是指同一回事，但说法有区别，时间不是在汉王五年（公元前202年）灌婴追杀项羽的时候，而是在汉王十二年（公元前195年）灌婴等平定淮南王英布叛乱的时候。
《豫章柏林罗氏族谱》记载“西汉初”“灌婴定九江”这件事，不是发生在汉王五年（公元前202年），而是发生在汉王十二年（公元前195年），这一年也可以说成是“西汉初”。西汉经历有十多个皇帝，开国皇帝刘邦在位的所有年代都可以说成是西汉初。所以，《豫章柏林罗氏族谱》记载的“灌婴定九江”，时间是在汉王十二年（公元前195年），这个九江郡的地域就是赣北，比淮南王英布的九江郡要小得多。
如果把《史记·灌婴传》记载的“灌婴定豫章”这件事的时间明确修改为汉王十二年（公元前195年）灌婴追杀淮南王英布（不是汉王五年灌婴追杀项羽），地域是赣北（不是安徽），如果把“灌婴定豫章”说成“灌婴定九江”，如此修改后，《豫章柏林罗氏族谱》的记载和国史《史记》的记载就统一起来了。修改后可以有一个完整的解释，符合历史事实。《史记·灌婴传》记载的“灌婴定豫章”这件事在时间、地点、说法上都有错。为什么会有错？后面再讨论。
那么，明朝的《南昌耆旧记》记载“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灌婴定豫章”，又如何解释？我认为《南昌耆旧记》是在明朝年代，是在“灌婴定九江”和“罗珠初筑豫章城”以后一千五百多年，有人根据豫章城内老人对传说的记忆而记载，老百姓知道“灌婴定九江”和“罗珠始筑豫章城”，但具体的年代也只能说是汉初，《南昌耆旧记》的作者把汉初定为汉王五年（公元前202年），难免误差，就像现代人也会把“西汉初”错认为只是汉王五年（公元前202年）一样，对古人也要理解。照此解释，《豫章柏林罗氏族谱》的记载、《江西通志》的记载和国史《史记》的记载在这个问题上就都统一起来了。
汉高祖十三年（公元前194年）高帝刘邦驾崩，汉惠帝继位。《豫章柏林罗氏族谱·汉相大农令画像及简述》记载，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大农（指罗珠）奉命守九江。
行文至此，我们只澄清了一个问题，即确切了解“灌婴定九江”这个历史问题的真实性。“灌婴定九江”是罗珠筑豫章城的前提，这就为接下去筑豫章城打开了通路，所以也是个关键的问题。接下去我们就要叙述整个建筑豫章城的历史过程，从中就可以发现到底是谁初筑豫章城。灌婴、罗珠、章交都同筑豫章城有关，都有功劳。当然陈婴毫无关系。
三、建筑豫章城
1、筑郡治城的过程
明朝宗室后裔朱谋玮编著的《南昌耆旧记》记载：“章交，豫章人，高帝五年（注：传说记载有误，应该是高帝十二年）灌婴定豫章（注：仅仅是赣北，确切些说是“灌婴定九江”），交以南昌当诸道之冲，进计于婴，筑郡城，婴然之，使文董其役，劳来版筑，经画居多，郡民德焉。”
灌婴接受章交的提议（“交以南昌当诸道之冲，进计于婴”）开始在南昌筑城（“婴然之”），命章交监督管理设计施工（“使交董其役”），因为刚刚开始，章交只能“劳来版筑，经画居多”。显然，这时筑城工程尚处在勘查设计制图阶段。
《豫章柏林罗氏族谱·正谱》豫章罗氏始祖罗珠名下补充部分记载：“汉高时颍阴侯灌婴定九江郡，始筑省城。至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大农来守邦，以畢其功”。《豫章柏林罗氏族谱·汉相大农令画像及简述》一文记载，汉惠帝时大农罗珠“奉命守九江”。这里明确地记载了罗珠是在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奉命守九江，继续筑郡治城。
近年来有的文章叙述“至惠帝三年(前192)，罗珠率领郡内军民，历经9年艰辛‘缮完城廓’”。这种说法既缺乏直接的引文依据，也不合情理，是十分错误的。这里把罗珠刚刚开始（公元前192年）筑城说成了结束筑城，而且历经9年，这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性，文章叙述前后逻辑混乱。详情请参见拙作《豫章罗氏始祖罗珠人生探讨》。?
《豫章柏林罗氏族谱·罗氏世徵·大农祠记》记载：“至惠帝时以直道不容（注：关于罗珠出守九江的原因，请见拙作《豫章罗氏始祖罗珠人生探讨》）出守九江，适灌侯有筑城之功，未毕，公偕妹婿石固继其功，民极趋之，劳而无怨，恪完城廓，即豫章城也。”《豫章柏林罗氏族谱·汉相大农令画像及简述》记载：“环十里闢六门，告成，遂居豫章沟。”
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罗珠奉命守九江到任后，同妹婿石固广泛发动民众，“民极趋之，劳而无怨”，“环十里闢六门，告成”，工程很快告竣。随即罗珠将眷属迁入豫章落户（“遂居豫章沟”）。这些记载细化了筑城的过程，而且合情合理，水到渠成。
2、罗珠安家豫章，豫章罗氏开始
《豫章柏林罗氏族谱·罗氏世徵·大农祠记》记载：“（汉惠帝）七年（公元前188年）避诸吕之乱，遂隐洪崖托迹仙学”。惠帝七年（公元前188年）是惠帝刘盈驾崩的那年，年纪轻轻的刘盈是因吕太后揽权太残忍至使诸吕篡权而忧闷病亡的，罗珠立即辞官为民隐居豫章洪崖。罗珠在筑城的过程中，“民极趋之，劳而无怨”，显然官民关系非常融洽，于是遂将眷属迁入，随后辞官为民才有个安定的家。从奉命守九江（公元前192年）到辞官为民（公元前188年），不到四年的时间，所以罗珠是在这四年之内完成筑城，然后是在这四年之间豫章城建成后罗珠落户豫章洪崖，豫章罗氏开始。
3、郡治城取名“豫章城”
《豫章柏林罗氏族谱·罗氏世徵·大农祠记》记载：“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表大农令罗君珠来守，斯士有章安，故祖之思，遂手植豫章於庭，……即豫章城也。”新城建成后，罗珠在办公庭院亲自栽种了豫章树（“手植豫章於庭”），于是新城取名为“豫章城”。
有人说，罗珠把“江北的豫章”搬到了江南（见《史记》卷六十六），显然纯粹是杜预猜测。因为《豫章柏林罗氏族谱·罗氏世徵·大农祠记》明确记载：“斯士有章安，故祖之思”。《豫章柏林罗氏族谱·正谱》罗珠名下补充部分记载：“大农卜居漳水，乃手植樟树於沟，不忘远祖章安之思也。”显然罗珠“手植豫章於庭”是为了纪念远祖章安之故。
《豫章罗氏远祖源流》记载，罗珠第61世远祖名仁玉，讳璋，祝融吴回第35世孙，黄帝第41世孙，“夏后廑时（奴隶经济社会夏朝），仕于江南徐州太守，清正廉明，不恂利欲。”这就是说，珠公第61世远祖章安讳璋，为官“清正廉明，不恂利欲”，珠公“手植豫章於庭”表明要继承先祖章安为官清廉之德。
《史记》卷一百十七解说：“豫章，大木也，生七年乃可知也。”“豫，今之枕木也。章，今之樟木也。二木生至七年，枕樟乃可分别。”豫章亦作“豫樟”，是一种高大挺拔的乔木，预示人物光明磊落堂堂正正的品格，由此也受到后人的重视。
因罗珠在办公庭院手植豫章纪念先祖章安为官清廉之德，所以新建的郡治城取名为“豫章城”。郡治城在未建成之前，还没有“豫章”之地名，《豫章柏林罗氏族谱》一直把这块地方称为九江，直到建成豫章城，随后才有“豫章城”这个地名。
总而言之，这里已经阐述，“豫章”起源于罗珠建成了灌婴定的九江郡的治城，郡治城建成后罗珠在办公庭院亲手栽种豫章树，以怀念远祖章安为官清廉之德，新建成的郡治城便取名为“豫章城”，即古南昌城，后来又成了豫章郡的郡治城。
4、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正式建置“豫章郡”
《豫章柏林罗氏族谱·罗氏世徵·大农祠记》记载：“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太尉周亚夫灭吴王濞，始以遗蹟（注：指豫章城）请命，称其郡为豫章，所领南昌、卢陵、彭泽、鄱阳、历陵、余干、柴桑、赣、浙、淦、艾、南城、宜春、海昏、雩都、鄡阳、南埜、安平共十八县，皆郡属也。观此可知豫章之所始焉，亦可以观司农之功矣。”豫章郡，即今江西省，是江西省的最早名称。“豫章郡”名称的本意就彰显了罗珠建筑豫章城的功德。
《豫章柏林罗氏族谱·罗氏世徵·豫章沟亭》记载：“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吴王濞(藩邦吴国的首领刘濞)连七国(七个藩邦)反命（叛乱），太尉周亚夫讨其叛（征讨），灭之（平定了叛乱），亚夫请建制，以（包括）新南服（原刘濞吴地赣南，平定叛乱后收回需要管辖），以九江郡（原灌婴的九江郡，赣北）属有新城（原灌婴的九江郡新建的郡治城，即豫章城），灌侯婴公之所记大司农罗珠之所筑也（灌婴曾谦让说豫章城是大司农罗珠所筑），请定为郡，隸十八邑，时大农手植豫章於庭中，始称郡，曰豫章，其犹酸枣以棘名邦之意。今城隍庙文锦局之樟，世传乃大农手植也。”
这些记载，非常明确地肯定，新建置的郡取名“豫章郡”，是因为治城是罗珠所建，已取名为豫章城。在豫章城建成之前还没有豫章这个地名，罗珠无法把根本就不存在的“江北豫章”地名随意取来，而是在办公庭院亲手栽种豫章树，纪念先祖章安，继承先祖章安为官“清正廉明”之德。周亚夫也有彰显罗珠“名邦之意”，同“江北豫章”毫无关系。“江北豫章”徒有虚名，实为猜测，并无确切的地理位置。这时灌婴已经谢世22年（公元前176—前154年），罗珠已经辞官为民达34年（公元前188—前154年）。
行文至此，我们又讨论了建筑豫章城以及后来建置豫章郡的历史过程，但仍然尚未明确到底是谁初筑豫章城。灌婴、罗珠、章交？他们都有功劳，当然陈婴毫无关系。
建筑豫章城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灌婴定九江（公元前195年）到罗珠奉命守九江（公元前192年），第二阶段从罗珠奉命守九江（公元前192年）到豫章城竣工（公元前188年之前）。第一阶段有3年的时间，第二阶段不到4年的时间。这两个阶段的工作成绩不能说成是一半对一半，要具体分析。
从完成筑城工作的进度来看，如果说初筑豫章城，应该是第一阶段。第一阶段时最高行政长官是灌婴，筑城的主要功劳应记在灌婴账上，所以说初筑豫章城应该是灌婴。《豫章柏林罗氏族谱》始终记载罗珠筑成豫章城是继灌婴之绩，是接着灌婴筑城的业绩最终完成筑城。
从完成筑城的工作内容来看，第一阶段主要是勘察设计制图，只能说是工程的准备阶段，尚未进入实质性的实际施工。实际施工需要众多的民工参与。灌婴不但是九江郡的郡守，最高行政长官，而且还是朝廷的御史大夫，更重要的是灌婴还是一员大将，肩负保卫汉王朝安全的重任，特别是高祖刘邦驾崩不久，不能长留九江地区，只能命章交监督管理设计施工。而章交仅仅是当地人，并无官职，不能算是朝廷命官，难有号召力和有效的职权调动足够的民工进行施工。反过来说，如果章交能够有效地完成施工，可能就用不着调原治粟内史罗珠守九江郡继续筑城。所以灌婴最终留下遗言：豫章城是罗珠所筑（参见《豫章柏林罗氏族谱·罗氏世徵·大农祠记》），后来也得到太尉周亚夫的认可。建置新郡取名“豫章郡”就含有彰显罗珠建筑豫章城的功德，千百年来豫章民众对罗珠的印象也特别深刻，有功德于民。
如果说实际始筑豫章城的人是章交，那么也应该说是灌婴，不能说是章交。豫章城的名称“豫章”就是由于罗珠而起，所以我个人认为是罗珠初筑豫章城。章交是豫章城的设计者，在施工的过程中还要指导监督，功不可没。《南昌耆旧记》记载：“章交，豫章人，高帝五年灌婴定豫章，交以南昌当诸道之冲，进计于婴，筑郡城，婴然之，使交董其役，来版筑，经画居多，郡民德焉。及卒，祠而祀之于江滨，历代不废。宋大观二年赐额霑泽庙，今城北章江庙是也。”历史没有忘记章交筑城的功绩。
行文至此，可以说我们完成了行文开头的命题：是谁初筑豫章城？最终的答案是豫章罗氏始祖罗珠。豫章郡的起源如何？来龙去末事实清楚。
但在探讨的过程中发现国史《史记》、方志《江西通志》等的记载有些混乱，甚至自相矛盾，为此有必要继续探讨。
四、诸多疑团解说
1、“豫章”地名的疑惑
上面已经阐明，汉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灌婴定九江（赣北）”并开始筑郡治城，主要是由章交勘察设计制图；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豫章罗氏始祖罗珠奉命守九江（指赣北），按照设计施工图，不到四年（公元前192—前188年）完成建筑郡治城；罗珠在办公庭院栽种豫章树，以纪念远祖章安为官清廉之德，新筑成的郡治城取名为“豫章城”；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太尉周亚夫平定刘濞等七国叛乱，建议把原灌婴定的九江郡（赣北，包括新建的郡治城豫章城），再加上平叛后收回的原刘濞吴国的豫章郡（指赣南），合并在一起，建置新的郡，取名为“豫章郡”，以彰显罗珠始建豫章城之功，隶辖十八县（邑），相当于现在的江西省全境。
除了汉惠帝期间建成的豫章城和汉景帝三年建置的豫章郡之外，在《史记》中还多处记载有“豫章”这个地名，可以分为三类：第一，在《史记》中记载了秦汉之前的很多事件出现了“豫章”地名。据我分析，这些“豫章”地名基本上是指江西境内的部分区域，况且部分区域的地名也不能同整体地域的地名等同起来。按照我们前面已经认定的事实，这不应该出现。我认为这些“豫章”地名是后人所篡改加上去的，因为司马迁叙述以前的地名，必定按原始资料记载的旧名称。司马迁的治学态度是严谨的，不会将当时尚未出现的地理名称改为后来才出现的地理名称。第二，《史记·灌婴传》记载的灌婴“定豫章”，这个豫章出现在汉王五年开国皇帝刘邦建立汉朝之前夕，后人猜测是“江北豫章”，根据前面的分析，这不妥当，地域不确切，时间错误，说法有误。《史记·灌婴传》记载的灌婴“定豫章”同《史记·黥布列传》记载的淮南王英布的历史事实相矛盾，或《史记》自相矛盾，不应该是司马迁所为，只能是后人篡改；第三，陈婴“定豫章”。因为陈婴是堂邑侯，封地在堂邑（在临淮郡，山东），同豫章毫无关系，而且随后一千多年，随着豫章罗氏郡望影响越来越深，到北宋才被人发现提出“平定豫章者为堂邑侯陈婴”。不难看出，陈婴“定豫章”是子虚乌有，是后人篡改加进去的，把灌婴和陈婴混在一起了，此婴彼婴，让人无法了解真情。所有这些篡改，使得“灌婴定九江”和“罗珠初筑豫章城”变得模糊了，找不到了。我们所讨论的“豫章”名称最早出现是在汉惠帝时期，指豫章城，即南昌古城，后来，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又将灌婴定的九江郡扩大建置了豫章郡，即江西省的全境。
近代有个历史学者名叫钱穆的人，著书《古豫章考》，山东有个博士王珏，载文“钱穆《古豫章考》质疑”，指出“钱穆冶古史地名,提倡‘就秦以前的旧籍,从其内证上,来建立更自然的解释,来重新审定更合当时实际的地理形势’，但在考证春秋时期豫章之地的所在时，却以《水经注·淯水篇》所记秦之后的地望来推说秦以前春秋时的地名，终于未能得到确解。”因为没有“确解”，《史记》中记载的秦汉之前之“古豫章”始终是一笔糊涂账。我们无法找到司马迁去弄清秦汉之前豫章的确切含义，我估计司马迁知道后也会感到愕然。
罗珠于汉惠帝七年（公元前188年）辞官为民以避诸吕之乱，随后吕雉直接执政达八年（公元前188—前180年），吕雉皇太后死后，当时在周勃和灌婴、陈平等联合打击下，铲除了诸吕势力，拥戴文帝即位，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周勃任右丞相、陈平任左丞相，灌婴为太尉。周勃乃武将出身，反吕扶刘有功劳，但周勃身为右丞相，却不懂丞相主管何事，文帝询问，一问三不知，周勃深感愧疚，谢病辞相，陈平独任丞相（见《史记》）。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丞相陈平卒，需要另觅丞相。
《豫章柏林罗氏族谱·正谱》始祖罗珠名下补充部分记载：“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丞相灌婴（注：当时灌婴是太尉，后来任丞相）访大农於洪崖，高其行也。”《豫章柏林罗氏族谱·罗氏世徵·汉大农令罗公墓表》记载：“大农讳珠，字怀汉，其先长沙人，仕汉，历官大农令，守九江郡，偕灌侯筑今豫章城（注：实际上是罗珠继灌婴之绩筑城），因家焉。诏迁丞相，固以疾辞，卒葬予邑之大嶺。”
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原丞相陈平卒后，灌婴想起原治粟内史罗珠的忠诚和才华，征得文帝的准许，邀（注：原著为“灌婴访大农於洪崖”）原治粟内史罗珠任丞相（“诏迁丞相”），可是罗珠却“固以疾辞”，以身体欠佳婉拒。在罗珠的茅草居屋门口醒目书写“昔张子房为赤松之遊，吾今为洪崖之遊，葢上有洪崖异人与禽鸟为乐。”如此会让汉文帝不高兴，因为朝廷需要丞相之才；更让周勃尴尬，因为周勃不懂丞相之责而被迫辞相。
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灌婴兼任丞相，周勃为太尉。同年，匈奴大肆入侵北地、上郡，文帝令丞相灌婴将骑兵八万五千往击匈奴，匈奴败退。接着，济北王反（理由是灌婴既掌握行政权，又有兵权），文帝立即下诏罢免灌婴之兵权。文帝五年后，灌婴卒于丞相任，谥曰懿侯。（见《史记》）。
《豫章柏林罗氏族谱·汉相大农令画像及简述》记载：“王公不得臣（指珠公）。”《豫章柏林罗氏族谱》卷五的正谱罗珠名下记载：“天子不得臣（指珠公）而役之”。《豫章柏林罗氏族谱·大农祠记》记载：“王公不得而臣之（这句话似为病句）。”这些记载可能反映了因“罗珠婉拒丞相诏旨”，后人也有顾忌。我认为，其中的“役”字不是抓捕关押之意，应是“艰苦劳役”之意，文帝不高兴了，你罗珠不愿为朝廷效劳，没有俸银的收入，那就让你在民间劳累吃苦吧。迨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周勃的儿子周亚夫平定了七王叛乱，提出建置新郡征求郡名，建议取名“豫章郡”，因为治城豫章城是罗珠所筑，显然有彰显罗珠筑城功劳之意，接着又说取名豫章郡，“其犹酸枣以棘名邦之意。”我想这里包含有24年前罗珠婉拒任丞相而带来的不快，罗珠像酸枣树那样有棘刺，很不好使用，但老百姓喜欢豫章，可以名邦。
据我分析，罗珠辞官为民，直接因素是吕后揽权诸吕横行致使惠帝忧闷身亡，榜样的因素是罗珠像张良一样淡薄功名利禄。另外，罗珠中年得子，生育六个儿子，真不容易，最小的尚处襁褓中，罗珠实难兼顾（任丞相和照顾家庭）。罗珠在洪崖广种松树，自称罗汉，给自己取名“怀汉”，以示怀念汉朝，可能也有弥补上述不快之意。《史记》记载，在汉惠帝时，郡守以上的官吏，家属有官保，生活不成问题。但从罗珠后裔习俗来看，非常重视对后人的教育，提倡“尚义积善”。我认为珠公非常重视孩子在民间成长。罗珠有六个儿子，三个儿子晚年事汉武帝，长子罗居厚“建元中仕集贤院景灵宫大学士，转大尉，赠卫国公，升用兵宰相。”“武帝二十五年世袭父爵大司农。”次子罗宣礼“建元中任诏书台宋正殿大学士；元光中转授中书省令。致仕还乡，仁义处世。”四子罗知政“建元中任河南归德府鹿县令。”历朝历代都有罗珠后人仕官，还乡仁义处世。
按照《史记》作者司马迁的意图（参见《史记·司马迁自序》），罗珠作为一个汉初的功臣，也应该写入《史记》；罗居厚官居太尉，赠卫国公，升用兵宰相，可是在《史记》中没有任何踪迹。众所周知，《史记》被砍伐过，《史记》记载的汉功臣表找不到罗珠和罗居厚。《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仕汉武帝为太史令，豫章郡这个地名早已确立，在豫章城没有建成之前，应该是没有其它豫章地名。罗珠能够让“民极趋之，劳而无怨”，而且要继承先祖为官清廉之德，如此，皇帝也要担忧其后世能否驾驭。这仅仅是我的一点胡乱遐想。
2、如何理解《江西通志》的相关记载
清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编撰的《江西通志》记载：“罗珠，高帝时从灌婴，定豫章，有功德于民，卒官。子孙因家焉。晋末，有罗企生、遵生，今南昌柏林罗氏是其后也。(原注：据《南昌耆旧记》)” 这里已经明确注明，这些内容源自《南昌耆旧记》，而《南昌耆旧记》是明朝宗室后裔朱谋玮记述当时南昌老人对传说的记忆，从汉朝到明朝已经经历了一千五百年，难免出现偏差。“高帝时灌婴定豫章”，这种说法应该是“高帝时灌婴定九江”才确切，符合历史事实。虽然说汉王五年（公元前202年）也是高帝时代，但说汉王五年（公元前202年）“灌婴定豫章”就不符合历史事实。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灌婴定豫章”，应该是“高帝十二年（公元前195年）灌婴定九江”，也可以说成“高帝时灌婴定九江”。老百姓是在豫章城建成后才知道灌婴定九江，说成“高帝时灌婴定豫章”也无可厚非。
“罗珠从灌婴定豫章”之说很含糊。罗珠在守九江（指赣北）之前是中央的治粟内史，灌婴是御史大夫。治粟内史的工作关系隶属丞相，但御史大夫检察朝廷命官，在人事管理上治粟内史从属御史大夫，在这个意义上说，罗珠从灌婴。罗珠守九江当然是御史大夫灌婴提名报皇帝批准，但就任守九江，灌婴和罗珠是前任和后任的关系。“定九江”这件事只同灌婴有关（灌婴是武将，有战功），同罗珠无关（罗珠是文官，治粟内史），但灌婴是前任，且官位比罗珠高，前任已经开始规划筑城，罗珠是后任，所以罗珠特别强调继灌婴之绩筑豫章城。普通的老百姓很难了解灌婴和罗珠的详细关系。罗珠在筑豫章城时同民众的关系非常融洽，给老百姓的印象特别深，老百姓知道“灌婴定豫章”，接着罗珠筑成豫章城，所以老百姓传说“罗珠从灌婴定豫章，有功德于民”也就不足为奇。灌婴定了豫章，为什么派罗珠来筑治城，当然是罗珠从属灌婴了。这里含有许多模糊的概念，如果以此来定论历史的真实性，那就难免出偏差。有人依据“罗珠从灌婴定豫章”之说撰文认定罗珠是灌婴属下的一名大将，随灌婴一起定豫章，偕灌婴筑豫章城，这就离谱了。
罗珠筑豫章城是先有灌婴定九江，灌婴定九江后接受章交的建议，开始筑城，但也只能命章交设计监督管理，灌婴自己不能一直留在九江地域筑城，章交要花很多时间去勘察设计制图，工作是认真负责的。在刘邦驾崩弥留之际，灌婴以列侯的身份接受刘邦的嘱托，要保护吕雉、刘盈（惠帝）母子的安全，所以在南昌地域很难找到灌婴的历史足迹，但灌婴定九江接受郡民章交的建议重视筑城，功不可没。罗珠不忘前人栽树之功，特别强调“继灌婴之绩筑城”。灌婴在南昌只能是传说，很难留下历史的足迹。灌婴定九江始筑豫章城不是历史的大谎言，但由于有人篡改了《史记》相关内容，出现了历史的误会，后人理解不确切。
《豫章柏林罗氏族谱》的记载也有许多不确切的地方，例如《豫章柏林罗氏族谱·罗氏世徵·大农祠记》记载：“至惠帝时以直道不容出守九江……”。其中的“直道不容出守九江”这种说法就不妥当，是宋代有人猜测加上去的。（详情请参见拙作《豫章始祖罗珠人生探讨》）
3、“豫章”的其它应用
“豫章”这个名称，除了地名是南昌市最早的别名、江西省最早的别称以外，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全国许多地方，还有著名的“豫章书院”，例如南昌市内有著名的“豫章书院”，以纪念豫章第42世罗从彦。福建西部宁化县也有个“豫章书院”，以纪念豫章第25世罗令纪初建闽西宁化县城。还有广州“豫章书院”、贵州黔东“豫章书院”等，《史记》中也附加记载有在云南昆明市“昆明池有豫章馆”，而且所有这些都同豫章罗氏后裔密切相关。由此可以联想，“豫章”因豫章罗氏始祖罗珠而起，同南昌、江西的兴起和发展息息相关，这就是历史事实。豫章罗珠的后裔怀念豫章，南昌、江西人也在寻找豫章的文化渊源，开发豫章的文化内涵，提高江西南昌的文化品位，促进江西南昌的发展。
豫章罗氏始祖罗珠为豫章城的建立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为官“清正廉明，不恂利欲”的精神，对工作高度负责的精神，官民相融如水团结奋斗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罗珠后裔，豫章罗氏第66世孙罗时实，2010年10月定稿00000000
2011年春 修改00000000000000000000
附 录
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协助编好
《中国家谱总目》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厅(局)，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
家谱是记载同宗共祖的血缘世系人物和事迹等方面情况的历史图籍，它与方志、正史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大厦的三大支柱，是我国珍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家谱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民族学、教育学、人物传记以及地方史的资料，对开展学术研究有重要价值，同时对海内外华人寻根认祖，增强民族凝聚力也有着重要意义。为此，国家档案局、教育部、文化部曾于1984年11月20日专门发文《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国档会字[1 984])7号》，经过十余年的努力，《中国家谱综合目录》于1997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对家谱整理工作和提供学术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当时由于受种种客观条件限制，尚有大量家谱未能收入，特别是大量收藏于海外的中国家谱未能收入。
2000年6月，由中国国家图书馆主办的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合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来自祖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及新加坡、美国、荷兰等国家和地区的42家中文图书馆及中文资料收藏单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就推动全球中文文献资源共建共享问题进行了研究与协调，并决定由上海图书馆主持编纂《中国家谱总目》。这是《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编撰工作的继续与发展，它将大量增加收藏于海外的中国家谱，同时扩大收录范围并增加著录项目。《中国家谱总目》是中国家谱资源开发与利用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它的完成将积极推动谱牒学的研究，并进一步加强海内外华人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其意义深远。
《中国家谱总目》的编撰采用“分头编撰，汇总审校”的方法，每一地区确定一个负责单位为《中国家谱总目》的编委单位，由其负责该地区的家谱条目的编制工作，编委单位主要由部分省级图书馆和其它单位组成(见附件)。为了协助编好《中国家谱总目》，请你们通知各地图书馆(室)、文化馆等收藏单位，认真做好本单位所藏家谱条目的摸底工作，协调好与所在区域藏谱机构的关系，积极协助《中国家谱总目》编委单位，按照《中国家谱总目》的编撰要求，编撰好本地区收藏家谱目录，以保证《中国家谱总目》编撰工作的顺利进行。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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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20日据电邮稿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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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提示：人自为谱，家自为说，正误自辨，取舍自酌。引用注明作者和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