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氏家园 (http://www.luos.org)|《红岩》作者之一罗广斌

《红岩》作者罗广斌

罗广斌(1925～1967)，重庆忠县太来乡罗家岭人，1925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与罗广文为同父异母兄弟。父亲罗宇涵，字岳辉，又名廷灿，年十九考取秀才，后毕业于铁道学校，曾任川汉铁路工程师，洪雅县县府秘书长，省议会总务科长，四川大学法学院训育主任，县立中学（今忠州中学）校长，忠县县参议长等职。母亲罗蕴山，为罗宇涵再娶，学过医，政法学堂毕业，曾在四川高等法院任法官，解放后曾在重庆三人民医院分部（现市八院）行医。
罗广斌读中学时因争取婚姻自由与封建家庭决裂，离家去云南求学。抗战时期投身于学生运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由于叛徒出卖在成都被捕，先后被囚于重庆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1949年11月27日在敌人大屠杀时从白公馆越狱脱险。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共青团重庆市委常委兼统战部长。曾与刘德彬、杨益言合写《在烈火中永生》等小说。1958-1961年与杨益言合著长篇小说《红岩》，小说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深受读者喜爱，先后发行350万册，并翻译成英、法、俄、日等19种外文发行。“文化大革命”中该书被诬蔑为“叛徒文学”成为禁书，1967年2月5日，红卫兵闯入罗广斌家将其绑架，5天后罗广斌在关押地坠楼身亡，时年42岁。
罗广斌有一子一女，子名罗加，女随母姓名胡波，均学有成就。
狱中斗争
罗广斌生于一个生活条件优越的家庭，完全可以过“幺老爷”的生活，但他却抛弃了这一切，走上革命道路。1944年，在马识途的帮助下，他离开家乡到西南联大附中读书，1945年，加入党的外围组织“民青社”，参加“一二·一”等学生运动，1948年，经江竹筠介绍，罗广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9月10日，因叛徒出卖，罗广斌在成都家中被捕。
本来凭着家庭的关系，罗广斌完全可以不坐牢房。罗广斌的哥哥罗广文(当时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最初的想法，是让罗广斌在狱中吃点苦头转变立场。但他没想到的是，经过监狱里的艰苦锻炼，面对特务的严酷刑具，罗广斌对共产主义信念和对党组织更加忠诚坚定，没有后悔自己政治上作出的选择，随时准备用生命来捍卫这种选择。
1949年初，狱内党组织曾希望他利用家中的特殊背景出狱，让狱外的党组织了解狱中的斗争情况，但罗广斌这次没有服从党组织的决定，他要和同志们留在狱中坚持斗争。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他用行动证明了作为一个革命者的伟大人格。
《红岩》的诞生
1958年，罗广斌被下放到长寿湖农场。这年10月，他收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约稿信，要出版他们关于狱中的回忆录。1959年2月，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合作的《在烈火中永生》出版，在读者中引起极大反响。
1958年11月，团中央常委、中国青年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朱语今来到重庆，他敏锐地感觉到“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狱中斗争事迹是向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题材，于是便决定向当时在重庆市委工作的罗广斌、杨益言约写长篇小说。
写《红岩》这样规模的长篇小说，不完全脱产，不全力以赴是写不出来的。于是朱语今便向重庆市委提出建议，希望市委支持共青团的出版事业，给罗、杨提供一切写作方便条件，能让他们先脱产出来写作。
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书记李唐彬都很重视朱语今提出的写长篇小说的建议，决定要把长篇小说《红岩》的创作，当作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来考虑，并指定市委组织部长肖泽宽代表市委负责组织领导小说《红岩》的创作。
由于得到市委的支持，因此提供了许多有利的条件。比如：准许罗、杨查看有关敌特档案，提供在押的敌特分子。罗、杨终于在众多的敌特档案中，发现了一整套跨度长达15年之久的特务日记，使罗、杨对特务内部互相倾轧、尖锐矛盾、发展变化，以及各种人物的面貌、心理特点，有了更深刻更具体的了解。不仅进一步提升、丰富了罗、杨已掌握的素材，而且加深了罗、杨对敌特人员的感性认识和具体感受。这为罗、杨后来在小说中成功地塑造了几个高层的军统大特务的形象，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在《红岩》正式出版前的关键时刻，市委决定了两件事：一要作者依靠专家指点拜沙汀为师；二要他们到北京学习参观。这两个举措，使罗、杨和《红岩》最终走上成功之路。
可以说，在《红岩》整个创造过程中，重庆市委对罗、杨的要求，一直是很严格的。在《红岩》没有定稿前，要求他们集中精力写作，不定稿，不准拿出去发表，以免分散精力，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而在《红岩》出版后，在社会各界的一片叫好声中，又向罗、杨二人提了三点建议：“一、冷静下来，倾听意见，反复思考，暂不表态。二、摆脱《红岩》的具体内容，站在更高的角度，进一步认识当时的斗争，以此检验《红岩》已经达到的和尚未达到的要求；三、在此基础上，总结写作中的经验教训，使自己思想上、艺术上提高一步，以便今后更好前进。”
由此可见，小说的写作与重庆市委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具体负责组织的肖泽宽。当时肖泽宽年仅41岁，作为重庆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组织领导文学创作并非他的本职工作，但他尽心尽力，工作深入，方法得当，有效地领导了小说《红岩》的创作。
罗广斌之死
长篇小说《红岩》在全国产生巨大的影响后，罗广斌作为作者之一，又是国民党特务大屠杀后的幸存者，这种经历，自然而然使他成为那个时代青年们崇拜的英雄。但也正是因为他那段特殊的经历，使他的日子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么风光。小说《红岩》出版后，他的名气虽然如日中天，但政治生活却依然遭到诸多限制。罗广斌当年在大屠杀之夜从狱中脱险的经历，总是构成让人不放心的历史疑点。因此罗广斌在“文革”之前心情是压抑的。当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口号的“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之时，被压抑了许久的他立即被那种“造反精神”所鼓动，于是，他成为重庆最早的造反派之一，这成为他悲剧人生的开始。
在群众组织两派公开决裂时，攻击他的帽子一顶接一顶：“周扬黑线上的人物”“与黑帮分子沙汀、马识途等关系十分密切”“重庆文艺界最大的铁杆保皇分子”“山城头号政治大扒手”。
1967年2月5日，建工学院红卫兵将罗从家中绑架并抄家。2月10日，传出罗广斌在关押地坠楼自杀的消息。
“四人帮”垮台后，家属和许多朋友对其死因均表示怀疑，并提出申诉。据马识途回忆，每次他和罗广斌的爱人胡蜀兴在一起说话，都说到这事。她认为说丈夫自杀而死，实在没有根据。马识途回忆：罗广斌被造反派抓走后，他的妻子一直不知道下落，在罗广斌死的前一天，有人送来一张罗广斌亲笔写的条子。条子上说，他一切还好，要他的妻子带钱和粮票去。由此可见，他是准备在被监禁中和造反派长期斗争下去，哪里有一点自杀的迹象呢?凭罗广斌的性格，他在自认必死的监狱里，还总是那么乐观和活跃，现在不过是造反派抓了他，他凭什么要自杀?
据罗广斌的妻子胡蜀兴说，罗广斌死后，有人来通知她，说罗广斌跳楼自杀，就要送火葬场，要她去看一下。胡蜀兴闻说大惊。她匆匆赶去，奇怪的是，只叫她在远远的地方看一下，不让她走近，她看到罗广斌的头上有一个大裂口，惨不忍睹。她要求在没有检验尸体，作出结论前，不能送火葬场火化。但是那些人根本不听她的，也不许她跟去，便匆匆地送到火葬场去火化了。
（据2008年1月4日《中国档案报·档案大观》之“《红岩》作者罗广斌的起伏人生”）

附录一：《我的丈夫罗广斌》

【2月10日一早，81岁的胡蜀兴带着一儿一女去看望他们的父亲———罗广斌。在烈士墓附近一座墓园的一小块草地下，42岁的罗广斌永远定格在这里。没有碑，草地上的一圈石头便是标记。这天，是罗广斌的忌日，也是一家人“团聚”的日子。41年前，坐立不安的胡蜀兴终于等到了会见丈夫的机会，可惜看到的是一具尸体，“远远看着，还不能碰”。初春的风还有些冷。戴着助听器的胡蜀兴和年过半百的儿子罗加、女儿胡波默默地站在那里，望着这块草地出神。】
初相识———
结婚时———
他是我同学的同学
我认识罗广斌很偶然。
我生在南充，1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初一，母亲也死了，以后的生活，全靠同父异母的哥哥资助。哥哥大我20多岁，当时读书、吃饭也花不了多少钱。1945年，18岁的我在南充读完高中准备考大学。当时在南充没有大学，我就和同学一起到成都的华西大学读预科，读了不到一年，听说重庆的大学比较好考，就来到重庆考上了正阳学院（当时为民办高校，原校址位于现南纪门的二十六中学）。
碰巧的是，当时从成都一起过来的同学有个叫王敬祥的，她考进了位于南温泉的西南学院。我和她是好朋友，当时我在正阳学院也没怎么正经上课，一有空，就跑过去和王敬祥一起耍，有时候耍晚了，就睡在女生宿舍里。
当时，罗广斌在西南学院读书，而且是进步青年团体当中的骨干。王敬祥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开讨论会，贴墙报，反对黑暗统治，我也跟着一起凑热闹，一来二去，就认识了罗广斌。这样的进步学生运动也影响到了我，临近解放前的一天，我还和西南学院的同学们一起，半夜跑到解放碑贴标语，就贴在碑身上。那时候年轻，胆子大，心头有一股劲，觉得共产党好。
当时觉得罗广斌很活跃，在一群学生中很会说话，肯帮忙。后来，他和他的同学经常到市区办事、游玩，当时从南岸过渝中区要坐轮渡，在望龙门上岸，正阳学院离得很近，就成了一个据点，接触也就更多了。不过，也就是平平常常的同学。
结婚时———
什么礼物都没有
罗广斌是一个口风很严的人。在我印象中，他在西南学院不到一年，就离开了。1948年，他在江竹筠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被捕入狱，关押在渣滓洞。重庆解放前出狱。这一段的经历大家都比较熟悉，但罗广斌本人从来没有跟我提起过此中具体的细节，他在狱中的情况我也是后来看到相关资料才知道的。我们之间不谈这些事情。
我和他再次见面是在解放后，当时他在团市委工作，我在市妇联工作。空闲的时候，原来西南学院的同学就经常聚在一起，其中也有和罗广斌一起脱险的红岩志士。他们在一起不是闲聊，而是一起回忆各自的同学、狱友的斗争过程，准备将这些事迹整理出来，教育青年学生，缅怀自己的战友。
这段时间我们更加熟悉了，他还是那样充满活力，很会说话。1952年春节过后不久，具体日子是哪一天我记不清了，我们在位于大坪的区团委机关小食堂举行了婚礼。没有现在年轻人的什么求婚、什么金戒指，也没有什么仪式，就是机关里的同志和一些同学聚在一起，告诉大家我们结婚了，一起吃糖果。那个时侯的婚礼都是这样，简单，也没有条件复杂。
对父母———
有点不近人情
那个年代非常在意家庭出身，罗广斌跟自己家庭的界限划得很清楚。如果我没有记错，我和她父母见面不超过5次。解放后，罗广斌的父母过上了普通老百姓生活。当时他父亲大概60多岁，住在成都金汤街，还有自己的房产，房子后面还有半亩地，老人家自己种小菜吃。母亲罗蕴山学过医，就在门口摆个摊子，给别人看病。他的哥哥罗广文在解放前夕起义，后来被送到北京学习，之后在山东林业厅工作，1955年就在山东病逝了，留下一个妻子和4个儿女，后来嫂子精神失常，一直住在精神病院，之后怎么样了不太清楚。
当时，罗广斌有一个想法，“那是一个地主家庭，我要和他们划清界限”，所以对家里人比较冷淡，一般不往来，往来多了害怕有人说闲话。道不同，不相为谋。
1950年末，我和罗广斌回过成都一次，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父母。当时是到成都出差，到了家也没谈任何正事，就是问问生活。罗广斌跟父亲说：你们可以自主生活了，一切都要听政府的。他还教育他父亲：“政府的一切规定都要遵守，不要违反，要跟共产党走……”
后来，父亲去世，罗广斌也没有回去。在成都就只有罗蕴山一个老人。不知道什么原因，一个市领导提议让罗蕴山到重庆三人民医院分部（现市八院）上班，仍做她的中医。罗广斌当时反对母亲到重庆，认为自己没法照顾，同时也要避嫌。
罗蕴山后来还是到了重庆，一个人住在医院，顶多周末的时候过来吃饭。罗广斌平时很少关心母亲的起居生活，所以后来罗蕴山多跟别人抱怨：我儿子对我不好。而罗广斌在当时这么做，就是为了保持某种距离。
实际上，罗广斌有时还比较讨厌罗蕴山。有一件小事情：罗蕴山在三院分部的时候，常和病友聊天，经常说：你们知道我儿是谁？就是写《红岩》那个……这些话传到罗广斌耳朵里，他就不止一次提到，“还是让母亲回成都算了”。
1966年，罗蕴山一个人回到成都，我们都没有去送。后来她靠给别人看中医维持生活，（19）80年代初在成都去世，当时我工作忙没去，罗加去送了他婆婆最后一程。我印象中，老人的最后阶段是罗广文的儿女在照顾。
后来，罗加和胡波向我抱怨，认为我们对婆婆、爷爷不好，有点不近人情，现在想来确实是，但那个时候，人们讲的是斗争、阶级，要划清界限。所以我现在觉得，左的东西真是害死人。
忙事业———
太在意家庭就是落后
和罗广斌在一起生活了15年，他从来都是以工作为重，我们聚少离多。我回忆不起我们在家庭生活中有多少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没有，一点印象都没有。那个时侯，在意家庭生活是落后的表现。
他这15年基本上都是围绕《红岩》在转。写《红岩》之前，他搜集很多革命烈士的资料，做了很多报告，后来又写《红岩》，改了很多次，但直到出版前都不满意。他曾对我说：再给他一点时间，他能把稿子改得更好，但当时形势逼着必须出来了。
实际上，他不是写书的料。写《红岩》的时候，是他最辛苦的时期，整晚整晚的熬夜，一根接一根抽烟，我心疼他，可是也没有办法，只能说别呛着孩子，让他尽量少抽一点。连他自己也意识到，写小说太不容易了，“有时候觉得，要把另外作者的材料创作成小说，很麻烦，还不如自己一个人来写更方便，但又得尊重别的同志”。
他忙于工作，我也忙于工作。我有段时间在南岸一所中学上班，一周甚至几周才回来一次。在大炼钢铁的时候，还要熬通宵，第二天的报纸等着报告各个学校的炼钢量，要比赛，争先恐后就必须加班加点。
他还是一个爱钻研的人。他在长寿农场劳动的时候负责养鱼，就借阅了很多专业图书来看，曾经到武汉的一所水产研究所去介绍经验，有一次他自嘲说：“不写《红岩》的话，我可能就成了一个养鱼专家了”。
回到家，他不是写东西就是会朋友，，还经常出差。两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他都不在身边。他太累了，去世前就已经有了冠心病和高血压，当时他好年轻嘛，就有了这些病，所以有时候我就在想：即使他不是死得那么早，寿命也不会长，肯定也会走到我前头。
去世后———
我还和他在一起
1967年2月5日，一家人正在吃饭，重大学生陈自立（音）到家说跟他走一趟。罗广斌开始不想去，后来说，“去就去，我又没有做什么坏事，有什么说不清楚的！”当时我也想，充其量就是一个人民内部矛盾，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他的一生是干净的。
到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后来收到有人放在门房转交给我的纸条，纸条是罗广斌写的。上面让我给他带衣服和香烟，其中有一句话：“问孩子们好，祝永远革命！”
2月10日，陈自立又来了，叫我去看罗广斌。坐上一辆军车，先到了公安局，我在楼下等，期间没有任何人跟我说一句话。后来就到了现在后勤工程学院的八一楼，一伙人告诉我，罗广斌畏罪自杀了，还带我看了现场。当时我就觉得奇怪：从楼上跳下来，为什么尸体落在那个地方，而飞出的脑浆又在离尸体比较远的地方，还有一大滩血，厚厚的。后来，我又看到了尸体，远远的，不准摸，当时我没看到一处明显的伤痕，面部完好，因为不准碰，我也没有看脑后什么情况。我一直有个疑问：罗广斌到底怎么死的？我不是要追究什么，要求什么，就是要一个真相。我年纪这么大了，别的我不关心，但这辈子就想知道这个。
上世纪70年代末，有关部门给他平反，开追悼会，可是连一张照片都找不到（罗广斌去世后，其家被抄，所有带字的纸张、相片都被抄走，一张不剩———记者注。），好不容易从一个亲戚家里找到一张我们送他的合影，从照片上把他的头像“抠”了出来，这就是现在大家经常能看到的他的照片。我把他放大、加框，挂在我的床头，我还和他在一起。
罗广斌走了41年，我和他一起只有15年，但我忘不了他。我这么评价他：短暂的一生，是个悲剧；《红岩》闪光了一下，就灭了。
（2009年2月27日《时代信报》记者王明明）

附录二：《罗广斌悲剧发生前后》
纪事提示
罗广斌，1924年生于四川忠县，40年代参加地下工作并加入中共，1949年11月27日从白公馆越狱脱险。新中国建立后曾任“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共青团重庆市委常委兼统战部长、长寿湖渔场场长及市文联专业创作员，是名动全国的长篇小说《红岩》的作者之一。1967年2月5日，红卫兵闯入其家将其绑架，5天后罗在关押地坠楼而亡，其时42岁。

与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老舍、傅雷等作家不同的是，罗广斌的悲剧是个特殊的案例，他既是极左思潮的参与者也是受害者。作为重庆文革初期的风云人物，在群众组织因意见分歧而形成对立的两派时，他参与了激烈的派性斗争，从死亡至今已有38年。关于罗广斌之死，至今仍然众说纷纭，多年来有心人总想查清事实真相，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本刊记者通过当年与他交往的知情人士，力图还原悲剧发生前后的事件，还原一个真实的罗广斌，希望在他身上发生的悲剧不再重演。
文革伊始叱咤风云
5月15日晚上，重庆师范大学后门车水马龙。等待了大概10分钟，记者见到了先前约见的重师退休教师杨向东。漫步在校园休闲走廊里，他的手上拿着一份文革小报的复印件，那是在罗广斌死后，1967年11月20日出版的“打倒叛徒罗广斌专刊”第二期，标题“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文革里杨是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因罗广斌冤案的株连，他曾被打成“反革命同伙”，也曾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不断调查过此事，收集相关资料，是少数的知情者之一。
杨向东说，文革伊始罗广斌等作家就向全市发表公开信成立战斗小组，参与造反夺取了市文联领导权，在市级机关团体干部中最早造反，“1966年8月底，市文联职工郭青等发起成立造反派组织‘红卫兵战斗小组’，当时罗立刻表示坚决支持并说：怕什么，最多是坐监牢，掉脑袋，全家打成反革命！”
罗广斌参与文革的坚决态度是有原因的——众所周知，由于小说《红岩》在全国影响太深，他作为作者之一，又是大屠杀幸存者，自然而然也成为青年们崇拜的英雄。但是那时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出版小说《红岩》后他的名气虽然已如日中天，但政治生活却依然遭到诸多限制——1963年团中央提议推选他为访日代表，被市里以“历史问题有个别疑点”为由否决；第二年共青团召开九大准备安排他为团中央委员候选人，也因同样理由被否决。
当年《815战报》编辑周孜仁现在是云南著名作家，对于罗地位崇高却政治受压的原因他分析指出，“罗的受压主要是因为当年在大屠杀之夜从狱中脱险的经历。因为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那段传奇的经历正好构成了其让人放心不下的历史疑点。”
1966年12月4日，大田湾体育场爆发两派群众组织大规模武斗。12月9日，罗广斌参加由造反派组成的“12·4惨案赴京控告团”启程北上。12月17日在北京，他作为惟一外地代表在40分钟发言中强烈要求“严惩制造血案的罪魁祸首！”他的讲话录音被迅速送回重庆，在各地反复用高音喇叭播放，让造反派声势大振。
作为当年重大造反派的知情人士，周孜仁说：“当整个社会秩序被一朝颠覆，当像大山一样压得罗喘不过气的大人物们，突然间被年轻娃娃打得落花流水，那一刻，他的兴奋是多么真诚。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从文革一开始，就是真正的造反派。他确实去重庆大学找过‘815’的负责人，在一次全团战斗组长会议上，总团一位‘勤务员’曾通报过这情况，结论是：‘听说这人历史有问题，我们不理他。’”
接触重大造反派却被怀疑“历史有问题”，于是罗广斌理所当然受到重庆另一个实力组织西师造反派的接纳，很快成为座上宾。“12·4事件”发生时杨向东在“12·4惨案联合调查团”任宣传组组长，12月中旬后成为调查团的留守负责人之一。其时由于各方意见分歧，造反派在调查团内部已经分裂成两派。他回忆：“就在闹分裂时，杨益言派人到人民小学调查团团部，邀我去市文联会晤。很快杨请我牵线，与西师造反派头头岳朝亮见了面，从此西师造反派与罗等人的关系逐渐密切了起来。”
联络站与“廉罗站”
杨向东与罗广斌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67年1月。对于那次见面杨向东很清晰的记得：“罗广斌家中我问老罗：你在北京的讲话录音对保守势力的打击很大，你说死了十几个造反派战士，有没有钢鞭（证据）？他哈哈笑了几声说，我们走得匆忙，当时又很混乱，各组织汇报材料时统计的，无法核实。”
事后罗请杨向东约见西师造反派头头岳朝亮，准备到北碚和西师走一趟，向那里的造反派宣传主张。杨向东回忆，那年1月中旬在他陪同下，罗广斌、杨益言乘市文联黑色轿车驱车前往北碚，途经沙坪坝时，罗提出顺道去重庆大学，找重大造反派头头再谈一次，“汽车停在重大8·15总部楼下，他一人上楼，我们在车上等。不一会老罗就回到车上，告诉我们对方不欢迎他，事情没谈成。他说本想再劝说对方一次，希望他们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克服右倾情绪，把矛头对准市委，但既然不欢迎，自己就是仁至义尽，算了！”
不久上海造反派“一月夺权”被中央肯定，各地纷纷闻风而动。重庆造反派内部在夺权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就在1月24日，重大造反派在市委贴出布告，宣布夺权成功，西师造反派与工人造反军等组织公开声明反对。杨向东表示，那时罗广斌通过西师造反派、工人造反军等串联了几十个组织，在人民小学宣布成立联络站反对重大造反派夺权，1月底他们向北京发出加急电，认为其单方面接管全市党政领导机关大权，“是假夺权，是在搞分裂”，要求上面干预宣布夺权无效，重新实行大联合夺权。
于是以重大造反派为一方，以罗广斌为代表的市文联造反派、工人造反军和西师造反派为另一方，双方矛盾冲突日益剑拔弩张。已夺权的一方加紧筹划掌权事宜，而反夺权的一方除了公开反对外，也正苦等上面表态。此时夺权方利用一切舆论工具对联络站进行分化瓦解，因罗广斌姓罗而工人造反军头头叫黄廉，便戏称联络站是“廉罗站”。
1967年1月31日，矛盾终于一触即发：支持夺权的北航红旗驻渝红卫兵率先抛出了批判罗广斌的文章《罗广斌很像革命造反派内部的定时炸弹》、《我们为什么要揪罗广斌》，攻击他的帽子一顶接一顶：“周扬黑线上的人物”、“与黑帮分子沙汀、马识途等关系十分密切”，“重庆文艺界最大的铁杆保皇分子”，“山城头号政治大扒手”……
尽管形势显然对罗广斌不利，但在1967年2月3日上午，联络站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时，罗依然谈笑风生，毫不介意。杨向东说，“那天上午9点多，老罗等相继到达人民小学后楼，我看见他似乎并未在意街上的大标语，就笑着说，老罗，有人说你是埋在造反派内部的定时炸弹，那你好久爆炸？老罗哈哈大笑说，黔驴技穷，不屑一顾！我又说，人家说你想当市委书记，有野心。他却笑着说，我还嫌市委书记太小了哩！”
罗广斌之死的余波
在群众组织两派公开决裂时，罗广斌在选择站到其中一方的同时，也深深陷入派性斗争。眼看联络站积极活动，夺权方马上还以颜色——2月2日，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发令抓捕罗；2月5日，建工学院红卫兵将罗从家中绑架并抄家；2月8日，夺权方的重庆市革联会宣告成立；2月11日，宣布市文联等反夺权组织为“反革命组织”、“保罗（广斌）组织”，勒令解散……
“在我看来罗的死亡显得非常突然，”杨向东说，“2月6日有学生将罗写的亲笔信送到罗妻手中，但因不知关押地无法回信。7日罗再次送出信件要求其妻给他一个月的钱、粮票和两条香烟，看上去似乎是准备长期斗争，但不久就传出罗在2月10日早从关押地坠楼自杀的消息。”
文革中周孜仁无意里保存的图片说明将过程照录如下：“二月九日，某院校广播了罗广斌的罪恶历史，叛徒罗广斌十分恐慌，情绪反常。九日，罗广斌开始写书面检查，写到解放前夕被释放的情节时，他就停止往下写了。当晚十二点后才睡觉，整夜翻来覆去，没有入睡。十日晨八点，罗到三楼卫生间洗脸和解手，看守人员张某某在厕所外面等候，约两分钟，张不见罗出来，回头看时，罗已趁机爬上窗台，张急忙喊了一声：‘你要做啥子？’罗广斌却从窗口跳了下去。”
为了寻找罗的死因，杨向东曾找到当年看守，其交待罗实在是不堪忍受连续几十小时的精神折磨而跳窗而死。杨转述看守的话说：“罗当时被关押于大坪马家堡后勤工程学院，审讯者要他必须认真交代1949年‘11·27’如何被特务放出监狱。从5日被绑架到9日深夜，连续几十个小时不间断轮番逼供，罗一支接一支吸烟，还将清凉油涂在烟上，神态异常疲惫痛苦不安。这样彻夜不眠到了10日早上，罗端着洗脸盆被押到3楼厕所打水洗脸，趁人不备他爬上窗台，高呼‘毛主席万岁！’后跳下，坠地后撞在台阶石梯上，当场死亡。”
记者经过调查，罗广斌被拘禁地点是后勤工程学院的八一大楼。这幢大楼面向球场的一侧，右端有厕所，楼下有石砌台阶。当年住在该军校人士说，那天早上听说大楼下死了人，他到现场看热闹，目睹罗躺在大楼朝向球场一面厕所下方石阶上，台阶上有一大摊血迹；罗个子1米6左右，身体发胖，头部有个小洞，离尸体几米远的脑浆中还有块小骨头。当年现场惨状，令他终身难忘。
关于罗广斌的死因，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是畏罪自杀还是以死抗争？是谋杀还是逃走时不慎坠楼？……文革中这几种说法曾被造反派对立两方炒得沸沸扬扬。到了一年过后的1968年3月15日，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接见四川省革筹以及部队领导会议上，才由江青一锤定音罗是“叛徒”、“反革命”。她在那次会上表明态度：“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弟弟，有人替他翻案，我们根本不理他。华蓥山游击队，根本糟得很，叛徒太多了。”
杨向东感慨地说：“罗广斌悲剧是一个政治事件，他是在文革中大动乱、大夺权的激烈斗争中含冤而死。但是迫害罗并不是斗争的终结，而是又一场政治迫害的开端。直到1973年，罗广斌的同事杨益言、刘德彬仍未恢复党的组织生活。1978年小说《红岩》在北京已经再版，然而在西师图书馆还被封存。直到1978年秋天，罗广斌骨灰安放仪式在重庆隆重举行，至此冤案得以昭雪。”
现在，罗广斌的家人仍坚持认为罗广斌之死有疑点，而另外一些人一般又倾向于接受他是自杀的。周孜仁认为，“文化大革命来了，他压根不知道发动者的意图，但对于个人，他以为是一个机会，于是开始用全然不同于文学的手段再次抗争，这恰恰是他的弱项。我不知道文革史家们对罗广斌之死有什么新的考证，但我更愿意相信他是自杀的。这不再是出于几十年前的派性偏见，而是我个人以为他的自杀更符合文革的悲剧性逻辑。”
《重庆晚报》2005年05月29日
■采写通讯员向东记者隆准（记者联系：13008329719）

附录三：《红岩》作者之一罗广斌
提示与说明：本报于5月29日登载的报道《罗广斌悲剧发生前后》引起各方关注。由于记者采写有失偏颇，内容中的一些提法和观点存在失误，给罗广斌及其家人造成了不好的影响，特此致歉。为澄清误会，以正视听，特登载此文，让读者更真实准确地了解罗广斌革命的一生。

作为印数达700多万册，被翻译成各国文字传播，被改编成电影、歌剧、话剧等不同的艺术形式广为流传的《红岩》的作者之一，罗广斌注定要被写进历史。而与书一起被记载入册的，还有他对封建家庭的背叛、在白公馆与国民党反动派不屈斗争、将革命者与作家这两重身份融合在一起的传奇。他短暂但轰轰烈烈的一生，给人们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
我要与战友同生共死
记者在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见到厉华馆长的时候，他的开场白就是：“虽然我没有见过罗广斌，但我和他在档案里交往了20年。他是一个让我崇敬的革命前辈，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罗广斌出生于1924年11月，他的革命历程，始于他对家庭的背叛。他有优越的家庭条件，完全可以过“幺老爷”的生活，但他抛却了这一切，走上革命道路。
1944年，在马识途的帮助下，他离开家庭到西南联大附中读书，1945年，加入党的外围“民青社”，参加“一二·一”等学生运动，由此真正认识反动政府的残酷血腥的本质，革命之信念愈发坚定。由于在学生运动中十分活跃，国民党特务开始跟踪他。罗广斌随后撤到秀山等地工作。1948年，经江竹筠介绍，罗广斌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9月10日，因叛徒的出卖，罗广斌在成都的家中被捕。之后一直到1949年的11月，罗广斌先后被关押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狱中他和战友们一起同敌人展开了各式斗争，直到胜利越狱。
厉馆长在介绍罗广斌狱中情况的时候，对他对家庭的彻底反叛钦佩不已。他介绍说，当时罗广斌的哥哥罗广文（当时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最初的想法，是想让罗广斌在狱中吃点苦头转变立场。但他没想到的是，罗广斌的立场确实转变了，但这种转变是他对共产主义信念和对党组织忠诚更加坚定，没有后悔自己政治上作出的选择。他随时准备用生命来捍卫这种选择。
1949年初期，狱内党组织希望他利用家中的特殊背景出狱，让狱外的党组织了解狱中的斗争情况，但罗广斌这次没有服从组织的决定。当时特务头子徐远举也认为他是一个包袱，强制他出去，他就在徐远举的办公室看了两天报纸，然后回到狱中，将革命胜利的消息传达给同志们。厉馆长说，罗广斌不是没有生存的条件，但他放弃了，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他用行动证明了作为一个革命者的伟大人格。
完成“血与泪的嘱托”
罗广斌在被关进渣滓洞、白公馆后，就肩负着一项特殊的任务：搜集各方面情况，征求战友意见，总结斗争经验，有朝一日向党组织报告。他在积极参加狱中斗争的同时，留心观察，设法和同志们交换意见，积累资料。同志们对他推心置腹，充分信任，大家以高度的责任感，以真诚的态度，从党的建设、组织发展、党员教育进行总结，从《挺进报》的大破坏、上下川东三次武装起义失败分析问题，提供情况和意见。
1949年2月，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与同室难友刘国志、王朴、陈然也就此进行过多次深入的讨论。
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之时，罗广斌组织白公馆19位牢友，在被策反看守的帮助下，成功突围，得以向党报告烈士们的最后嘱托。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罗广斌顾不得休整，忍着巨大悲痛，为了完成难友们嘱托，他白天在“脱险同志联络处”接待从监狱脱险的同志，并参加筹备杨虎城将军和“11·27”殉难烈士追悼会的工作，晚上就趴在床上奋笔疾书，追记整理同志们在狱中的讨论和总结。厉馆长介绍说，罗广斌是一个党的纪律性很强的人，这份报告在没交之前，他为确保完成嘱托，严守秘密，连对身边的同志都没有说，更不要说家人了。
当年12月25日，他向中共重庆市委递交了两万多字的《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其中第八部分就是著名的“狱中意见”，共八条：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
在谈到“狱中八条”时，厉馆长拿出罗广斌字迹工整、一丝不苟的亲笔报告。厉馆长说，报告从川东地下党组织由《挺进报》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破坏、叛徒群像、狱中情形、脱险人物、狱中意见等7个方面总结了地下党工作和斗争的经验，分析了地下党斗争的成败得失，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指出了党内产生叛徒的原因并作了一个经验总结的概括。罗广斌在里面很冷静，没有一点主观色彩，对历史、人物等描绘准确，与后来被捕的特务头子徐远举等交待的吻合度达到90%。厉馆长表示，这是罗广斌除《红岩》后对历史、对社会的又一大贡献，也是党史资料整理工作的重庆第一人。
积极宣讲红岩英烈
说罗广斌，无论如何绕不开《红岩》。他凭借这本小说，对中国革命文学史以及政治精神生活作出了杰出贡献。厉馆长如是说。
1949年底，重庆解放，成立了“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筹备委员会”，罗广斌参加了这个工作。这个委员会大量收集了牺牲在“中美合作所”的烈士资料，出版了《美蒋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一书。随后，罗广斌被分配到团市委工作，并任统战部长。
因为有在渣滓洞、白公馆的那一段经历，他们在青年人的心中和“传奇英雄”一般无二，各地也争相请他们前去做报告。罗广斌认为作为幸存者自己责无旁贷要把革命烈士的事迹和精神传播给人们，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英雄事迹的宣传中，他被听报告的孩子们称为“故事大王”，被厉馆长称为“对英烈报告宣传的第一人”。
就在这一次次对红岩烈士精神的传播演讲中，罗广斌和同事有了将之诉诸于文字的最初想法。解放后的1958年，罗广斌被下放到长寿湖农场。这年10月，收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约稿信，要出版他们在青年中讲的回忆录。1959年2月，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的《在烈火中永生》出版，在读者中引起极大反响。
后来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朱语今和文学编辑室编辑王维玲专程来到重庆。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希望罗广斌等人用长篇小说的形式，把这一题材更充分地展现在读者面前。1959年1月，罗广斌从长寿湖渔场回到重庆，和同事一起开始创作长篇小说《红岩》。
进入夏季后，山城酷暑难熬，又无电扇，罗广斌只得终日赤膊上阵，挥汗如雨地写作。他日渐消瘦，却似乎一点烦恼都没有过。在他写的稿笺上，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写得工工整整，一丝不苟。
呕心沥血铸《红岩》
罗广斌等将创作初稿铅印出来送审并广泛征求意见。看过这次送审稿的同志，在称赞的同时，纷纷来信来访，提了很多宝贵的意见。马识途、老作家沙汀还专程从成都赶来，说：“你们应当对这段历史作出深刻的反映……”“你们像是被禁锢在渣滓洞里写的，为什么不从那里面跳出来看这世界呢？”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回音是：“改一下，就可以出版。”
在意见和建议面前，他们没有灰心，反而坚定了一定要把英烈写好写活的信心。罗广斌写了一封信给马识途说：“无论怎样失败，无论什么巨大的困难，都不能阻止我们前进。这不是个人写小说的成败得失问题，而是那些先烈们不允许我们怠工，一定要坚持下去！”
当时市委为了让他们开阔眼界，1960年夏天，派他们到北京参观十大建筑。在参观中国革命历史展览馆的时候，罗广斌被展览馆里毛主席指挥解放战争的全部电报手稿吸引。他们浏览了一下，立刻就发现他们的长篇小说的症结所在：除了缺乏经验，仓促上阵，就是对解放战争的全局缺乏了解，小说没有和革命大形势很好结合。
正因为这样，当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同志们再次提出“改一下即可出版”时，他毫不迟疑地回答：“不，让我们重新再写一遍。”
1960年冬天，罗广斌和杨益言开始了紧张的再创作工作。让杨益言记忆犹新的是罗广斌当时住在一间不过10平方米的小屋里，没有火烤，食物不足，四壁透风。他常常只身一人呆在这间小屋里彻夜工作，每天惟一的晚餐就是一个馒头。罗广斌就靠着这个馒头拼到天亮。这个冬天，他开始急速消瘦，他们的小说却在飞速的进步。
1961年春，他们前往北京改稿，在一座门前有茂密竹林的四合院里，开始对这部小说的主题、人物等进行了更为确切的构思和描写，并间隔一周与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们探讨、修改。1961年7月，《红岩》征求意见稿排印了出来。
在罗广斌听取各方意见的过程中，让人最不能忘怀的，是他虚怀若谷，但又不盲从，有敢于从实际出发、认真思考和决策的勇气。
从这部小说一开始创作，一种习惯意见就影响着罗广斌等，那就是“一般作品都有作者自己的影子，有了，些许更好些。”“你们没有经验，不要写渣滓洞、白公馆两座监狱，写一个就行了。”但罗广斌认为，这个作品是为了讴歌先烈的革命精神而写的，怎么也不能把自己写进去。而至于一个监狱的问题，罗广斌认为那样做有省事省力气的好处，但致命的缺陷却是大大削弱了斗争的复杂性，他们坚持了要全面展示。
在小说最后定稿前，中国青年出版社出于宣传的目的，准备请全国几家重要的报刊选载一些，但得到的答复却是“没有可选用的章节”，“有的只是政治语言，没有文学语言。”面对这样的意见，罗广斌一点也不气馁：“我们写的是严肃的政治斗争嘛，怎么不用斗争语言？！”后来，他们恰恰更强调了这种描写，毛人凤和许云锋那场尖锐的政治对话，就是这时才加进去的。
厉华说，他是看着《红岩》长大的。这本书对中国几代人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影响，恐怕是空前绝后的。他接待的数不清的前来参观的人，无不谈《红岩》，无不谈罗广斌。而他认为这本书可贵感人的地方，可以用罗广斌自己的话来总结：这本书的真正作者，是无数牺牲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无产阶级战士，是他们用生命和鲜血写出来的。而罗广斌，在中国的党史、近代文学史上都应该留下他的名字。
《重庆晚报》2005年06月12日作者：朱丹青

（2009年3月12日资料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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