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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未甘就陶铸出
──试评自叙与他叙的小说家，叛逆者与建设者孙世祥
作者：罗宣友http://www.luos.org 恐怕没有人会在休息时愿意参与到与自己关系不大的烦恼之中，也没有人愿意把一个境遇与你不同但一步步逼近你似曾相识的经历，终于你同他共同完成一次长征而长叹命运何其奇怪：一本小说读了，你不但与人物共悲欢，而且与作者同担当。不仅思考我们价值同构，并且最有可能这个夭亡了七年的作者的表达，逼你张开嘴说不出话，睁开眼认不清物，抬了腿迈不动步，提了笔写不出字；你的所有聪明都白搭，你的曾引以为豪的流畅变得艰涩和失忆。当然了，作者没有存心伤害你，他只是把他年轻并张扬的个性精彩绽放于台上，你感到喷薄而出的快乐并希望呐喊喝彩时，灯火骤灭，看台下的人们啧啧赞叹又窃窃私语戚然嘀咕怎么又停电了怎么早不停晚不停现在停呀，灯光重又亮起来，但大幕已经落下，表演者不知何往。他来不及谢幕。比较扫兴，还不如永远不来电，来了电要么灯具正好就坏了，要么电源正好短路跳闸了等等，总比这少见的场面好吧！
想在这之前，他从大山里走来，西装是最廉价的，皱皱巴巴一身尘土，看了女孩还脸红，皮鞋上尽是泥，好像永远没洗干净的西裤灰灰地绽了线……这就是那个被称为“伟大”的无名作家孙世祥吗？哦，对了，他一米七左右的身高，黑红脸膛平头宽額，英武的眼睛透出了某种坚定和自信，全然不似着装的卑琐；他有选择地评书家一般向在场的人们开始了一段演说：天未甘就陶铸出。背景上群山巨兽般移动，山峦叠障，字幕随了他巧家方言一同出来。字幕和画面退出，一个放羊的满脸皲裂身披毡垫的男孩出现了，这就是一九七八年左右的孙世祥……
时间进入到二十一世纪，纯文学性写作在民间为什么存在？我们小时看了南街村的报道，想多年前陶潜设计的世外桃源也不过如此吧。多年前长治的清廉政府是不是文化人的画饼充饥。官员在各种场合作秀，文学创作中出现的大同社会，而绝大多数中国百姓千呼万唤的“清官”为什么总有心理需求，有没有社会基础，就象封建社会的好官为世人永久地怀念和不断地塑造，越是专制横行就越是鬼神图腾，苍生福祉为我中国“君子文化”的核心。但我们周围总是君子难敌小人，它呈显的是反差而不是正比例关系。我在阅读孙世祥作品特别有这样的感慨：一个人通过努力谋得了奉献社会的能力和机会，并更好地努力实现心中的价值，但传统与流俗的势力何其强大，呼喊口号声音最大的往往是伪行动，越是见怪见惯的事情就越是不往心里去，它造就了安于现状的基层社会也养懒了不作为乱作为的太平官。
越是深入地思考孙世祥勤奋短暂的一生，越能体会到一个人怎样把自己的热情奉献给家乡和亲人，少小时的狂想以及碰得头破血流并在成长中修正理想，真实地面对成长，为学习者找到一种途径：梦想与可能的途径。从已经公开的如南街村之类的报道中，是不是可以判断孙世祥是失败的？有那么好的学问文章，有那么好的心境面对贫困，努力实践大学中学到的传统文化价值。他做记者时写了《巧家有个发拉村》，真实地反映了家乡的贫困面貌，考上公务员以后的扶贫支教，我越看越有一种当年学习焦裕禄的感觉，但现实是孙世祥去世数年其著作才在小范围传播，而且最先为民间流传，再后来其家人生活的困难才被揭示，我几乎可以肯定这是国人之耻辱！
再低水平的文艺作品如果塑造官员，几乎都是满口百姓如何如何的说词，也就是说官员百姓在对待社会共同需要时的智慧都是足够的，但为何在演进的社会中有人入了耻辱簿，有人进了英烈祠？低智商的游戏玩几下就没人愿意玩了，但我国社会在官与民，群与己，国与家，公与私等问题上玩的几乎就是低智商的游戏！
散见于各处的孙世祥文字让我见证了一个血肉丰满的平凡写作者不平凡的生动丰富的内心世界，它呈现出狂狷的传统艺术家品质，同时也呈现出你无法言说的非圣人的真实品格！这些不是我的塑造和创造来得那么具体：不学英语，认为那是夷狄之音，不是华夏之语；认为将民族的价值加诸世界为最高境界。仅这些可见的表达透出了除振兴中华是有益的思想以外，落后的自大狂是不健康的吧！一个人的成长环境一定在文学作品中寻求补偿，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我想我这样说丝毫没有嘲笑孙世祥等出身卑微的意思，它除了认同、宽容那就是客观认识我极力推崇的孙世祥思想家的叛逆性与建设性。
一本书，特别是小说，它是否有趣成为能否广泛传播的一个标尺。就象百家讲坛是专家在为普及某些社会需要的元素作出他们的努力。在神秘的大山中间，在滇东北的巧家县，2008年我看到了一本有趣的书，这就是《神史》，一个无名作者写了一本被人冠以“伟大”，冠以“一堆无用的流水帐”，几乎一开始就毁誉掺半，大量的滇东北土话，不为主流认可，被意识形态洗脑的所谓评家和书家，被半票评家牵着鼻子走的所谓读者，被各种奖迷障了眼睛的所谓时尚文学文化，被良知蒙了心的所谓名家，被附会了太多功能的文学本身是否要重新认识和评价，《神史》不能给出答案，但一定令人思考。
没有读过《神史》一书的人们，可以在我们对它直观的比较中，可以在我对它本无可比性的参照里有一点印象，我将表达的文章里，能否彰显《神史》一书于万一，我不只一次地对孙家兄弟说：“我是赶鸭子上架，本来仰望的《神史》我要让它枕着脑，甚至也要让它垫着脚。”或者，这正是我花尽了所有誉美之词，向自以为文学是信仰，感叹文学已经式微，怀念文学在二十多年前的辉煌，基层文艺工作者的逃离，凄迷于转型社会中万花筒式的现象；思想者不自信，文以载道挡不过快餐式的为利益和生活的种种托辞。
我对《神史》一书和作者孙世祥的评价很多，也很高，归纳起来有：1、滇北奇书，是个人奋斗史，社会史，教育史，苦难史，特别重要是思想精神史。如果单就艺术写实来看：《神史》是一部中华民族史！2、乌蒙出《神史》，百家尽失色！3、平民孙世祥，比肩范仲淹！金陵遗民，滇东奇才；昆仑留足迹，文章显风流；贫家骄子，永垂不朽！4、九曲黄河走北国，丽水生金昆仑玉。《史记》史实传佳话，世祥世代留韶音；5、贫家有子若世祥，紫禁城里也平常。金銮怎比巧家好，大红山巅美名扬！6、金沙流日夜，世祥垂千古；7、滇民孙世祥，独对乌蒙狂！
《神史》从文艺美学角度可以与哪些书比？从史诗品格上，《神史》可以与《静静的顿河》相比；从人类对苦难的共同记忆上，《神史》可以与前苏联的高尔基作品以及我们能看到的所有苦难史相比；从艺术的历史感上，《神史》可以与苏童作品相比；从个人奋斗史看，《神史》可以与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相比；从中国乡村的风俗画看，《神史》可以与沈从文湘西社会和萧红《呼兰河传》相比；从社会认识和教化功能看：《神史》可以说能与汉语的重要教科书衔接，它延伸了汉语的创作之路，拓宽了我们对中国文化坚强的自信心，也许是我们在新时代最好地认识文化品格的文本。有人把《神史》同《古拉格群岛》相比。文这东西可以是宗教式的，如果不考虑创新的话，引起广泛争论至少在作者的世界里经历了怎样的挣扎痛苦，年不到三十能写这样张扬理想，思考社会，改造贫困，突破平凡，拒绝庸俗，齐观人物，悲悯苍生，传承了《金瓶梅》、《红楼梦》文本之路，少颓废沧桑感叹，多思想而决不媚俗，决不讨谁的好，独立特行又不自我感觉太过良好。所以，《古拉格群岛》与《神史》又是不同的，《古拉格群岛》以异质文明反对本位文明，是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文本，《神史》没有反对，只是思考。现实的中国无论民主政治或扶贫攻坚，政府都是花了巨大代价和精力的。孙世祥为我们展现的是他深爱并感情复杂的家乡，教育的功利性和实用性成为制约贫困的重要因素，观念的改变才是最重要的。风俗习惯的改造，思想在争鸣与碰撞中达到新的认识高度，或者是孙世祥《神史》希望达到的目的。在许多评家对《神史》一书的解读里，似乎只有控诉，控诉贫困，控诉体制，控诉社会，控诉平民奋斗的不公平，但我想那只读懂了一部分，难以与作品本身深刻厚重的思想匹配，它试图解说贫困如孙世祥一般生存的社会众生相，它试图挣脱平民视角的低层次，它最具平民性又无疑希望高昂了头颅与世界平等对话，它最具小说的自由文体但无疑最具诗性和艺术性，平等地对待它的阅读者，从来不象众口一词假大空式捧场说教，但区别于无时无刻不自作聪明地好为人师显示与读者有距离的优越感的写作。它根本不用书本上现存的理论对待可以无限发展的汉语空间。当我读到主人公教学生作文时深有同感：语文老师教学生背作文，乔麦山中学居然出：“我们景山学校的学生，心情非常高兴。”如何如何的笑话。当年我们在语文课本上把“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牵强地解释为：还看今天的人民大众。教科书误导人啊！成功的革命家如毛泽东也会被误读！“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在前文可都是单数，后面被解读成复数，奇怪矣哉！今天有人提出鲁迅在为人上的平易近人，而早些年，小学、中学、大学课本里是如何解读或者说误读鲁迅的呢？所以今天对孙世祥及《神史》有可能被误读也就谈不上什么奇怪了。我们在互联网上轻点鼠标，居然就能看到“伟大”，居然就能看到不读《神史》而津津乐道与作者如何亲密，如何天才的奇文。人身上的狼性构成了中国文人或者文坛上的奇景，著名如某些人的“红学”、“金学”，学术成果有限，但形成的“势力范围”和“圈子”让人倒尽了胃口，大道无边，巨擘无言，普通读者就可以轻轻地并稍带敬仰地进入到大师的灵魂和思想深处，《神史》也是这样。百万言的叙述中，有哪些或者有多少是类似骗子般的欺蒙？更有多少是简单地通报或通谍式威逼？《神史》闪烁了人性和智慧的灵光！
所以，请稍后的评家们对待云南昭通巧家县的无名作者孙世祥，请慎用“伟大”等字眼。《神史》深沉的叙述也许如有论者说的传播困境，这并不是致命的，我相信明眼的读者在读到孙世祥对父亲的描述，一定可以跳过乡野俗语，认同他自己的定位；甚至我想，是不是可以参照作家韩少功《马桥词典》一样为孙世祥的《神史》编一部涵盖巧家方言的词典呢？中国作家盲目定位“某地作家群”是否在突出当地民俗风情上定义得阳光些健康些呢？孙世祥家人在《神史》传播上作出的努力，让我们看到尽管是删节本的《神史》，在感激又读到一本好书的同时，我希望能表达我们共同的敬意，希望能与更多的人品评《神史》一书的精妙之处。
一、《神史》是最中国化的小说
前面已经提到《金瓶梅》、《红楼梦》这些反复被无数学者和爱好者反复谈论的巨著，在每位读者那里，“横看成岭侧成峰”，但几乎没有人否定它们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衍生出的学术巨著汗牛充栋。每一个时代有人提出新的解读方法，就会有更多的人呼应或者质疑，它们成为中国文学最优秀的代表，常读常新，永远地成为我国文化史灿若星河的明星。比如在谈到《红楼梦》时有人提出：它脱胎于《金瓶梅》并超越了它，以大雅代大俗。一九八二年人文社新校本前言中说《红》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曹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也有人五体投地地称：曹子以小说言志，可贵的蕴想构思但是写就一生的痛苦事迹。明眼人很快就能在《神史》的文本中找到血缘传承的痕迹。在中国有一种文化现象，就是凡重要作家，都深刻理解“家文化”，《红》、《金》是“家文化”，文坛有定论的，有几人的重要作品离得开“家”文化？欧阳山的《一代风流》，前些年《大宅门》等等是“家文化”的演绎。著名作家二月河的“帝王系列”逃不脱“家”的范畴。至少在小说这一领域，“家文化”现象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血缘纽带以及农耕文明注定了中国人的“家文化”生动丰富，复杂沧桑，大至国家，小至一介平民，我定义的“家文化”可以包罗几乎所有的中国现代重要小说。可以说，“家文化”是民族性的，甚至也是世界性的。
同样：醉心于阅读历史书的孙世祥不会不懂得《神史》在叙述上史诗性言说中，他的“家”或者类似于他家在历史变迁中具有怎样的标本意义：明代由南京征伐云南并戍守在云贵高原，兄弟睨墙，乡邻窝里斗，用最原始的方式繁衍生息，汉文化在贫困中没落，没有教化和信仰，没有是非善恶和道德底线，人在神与兽之间存在，血泪在高原里枯竭为尘埃。人们注意到那里的人经常用的一个口头化的字眼“苦”，“苦钱”“自己去苦”，也许透露出生活最本质最基本的状态。我还注意到历史上的统治者将中原文明强行植入到云贵高原，从这片奇峰异谷的地名可以看到痕迹。试举数例请教于各位方家。昭通：昭示，显示王权、政令畅通；宣威：宣扬皇权的威严，以及某种外加政治压力；曲靖：曲，弯曲，不顺，不平；靖，使平息，合起来就是使这个地方安宁。这样的地方还有：威宁、威信、镇雄等等，看看历经数百年的“改土归流”而收效有限就知道即使帝王独断专行也不能将中国西南崇山峻岭中的土皇帝们荡平。孙世祥在他另一作品《百年马楠》中详尽叙述了解放前这片土地上自下而上的人们过着怎样艰辛险恶的生活，受到非人的奴役和压迫。共产党政府在解放和扶贫上做了极大努力。《神史》在叙述发拉的贫困时让人惊惧并怀疑：中国已经解放五十年，云南还有这样的地方吗？那里的人们何以如此困难，自然条件还是政策性的，是春风不度还是另有隐情？有报道称当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同志在昭通考察，为那里的贫困落泪，因此决定上马内昆铁路。巧家发拉村距昭通还有数百里，地理环境的恶劣导致了那里的落后，落后又产生出更加令人沮丧的社会心理，那里的人们到底是如何想的？有没有自身不开化的因素？孙世祥作为那里为数不多的唐. 吉诃德式知识分子，他想的问题有没有代表性？《神史》除了如钱理群先生说的“这本书竟是如此沉重”，它有快乐的言说吗？答案是：孙世祥是乌蒙群山那里人民的杰出代表，他不但身体力行为建设改变家乡投入满腔热情，而且在创造性教学中找到症结，找到并对僵化落后思想质疑进而对抗近乎神经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他言说的沉重但文字表达的顺畅以及跳动的鲜活的理想之心脏，永远不离不弃，更是热爱家乡建设和改造人心与社会最珍贵的努力感天动地！《神史》代表了孙世祥壮心不已的理想主义，是最成功也最快乐的写作，阳刚之美与健康之美充溢那时年轻的心！
孙世祥及其《神史》配得上福克纳在国际讲坛上的一段话：“一生都处于人类精神的煎熬与烦恼的劳苦工作中。这项劳作既不是为了图虚名，更不是为了谋厚利，而是想望以人类精神为原料创造出从未有过的某种事物。”
福克纳还说：“今天人类的悲剧完全在于人们有一种普遍的恐惧，而这种恐惧已经持续得太长久了，以致于对这种恐惧，我们竟然已经能够习以为常。”孙世祥的《神史》与一流大师不谋而合，他令人信服地在书中表达了人类不但因忍耐而苟且地活下去，而且会得胜。《神史》表达了人具有神性，能因同情、牺牲、耐劳而不朽，在提升我们心灵的同时，鼓舞人们记住勇气、荣誉、希望、尊严、同情和牺牲精神。《神史》是最中国化的，他叙述的精妙可以在稍嫌烦琐的人物对话和心理描写中看到《清明上河图》式的芸芸众生象；《神史》是最平民化的，它在荒僻山乡里诞生，但必将登堂入室，文本是最优秀的写作范例，语言是准确生动的生活语言，思想是最平凡的也是高扬理想的传统文人文以载道的思想。
二、比较阅读与经验缺失
在有限的经验里，《神史》是一个异数，我发现《神史》与传统作家相似之点在于：作者没有象流行文化和畅销作家那样为名利双收，活在当下，而是绞尽脑汁为《神史》作更细致的工作。现实的孙世祥也许是一个怪人，他一生最重要的精力都用在了对家人的报答和对社会满腔热忱的付出，他比那些随时为名利不惜越位的人来说，是狂热赤忱的行动者；他对文学有极高的领悟能力和表达能力，但在《神史》中没有职业作家的油滑和酸腐迂阔；他从来不认为文学如何了，或者文学可以做社会的教师，特别是小说在叙述一个对语言有天然感悟能力但现实处处碰壁的孙天主时，既顺应情节的发展，自然而然地成就一部生活和世情的大书，又不自以为是，孤芳自赏地刻薄地针贬时弊。好的作家也许没有标准，但顺应大众的阅读和审美习惯，既符合通常的经验又在经验之外，直面现实又超越现实，广义审美包括了审丑。茅盾先生的杰作《子夜》给我的经验正是将丑陋的上流社会争斗展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能区别并摒弃丑恶的价值取向，弘扬并思考自我在生活中或理想（如果还有）里价值重构。孙世祥的《神史》如果与他自身的作品作比较阅读的话，《神史》是真正意义的小说。《横跨世界屋脊》是游记性大散文。《百年马楠》是孙世祥为永善县一个乡写的历史，是入世取向中一介书生力图站在某个政治立场上或找到某个切入点参与并力行现实政治作的某种尝试。展开一点说：《百年马楠》是直面政治，有些像路遥小说《人生》里的主人公为争取政治上权力的努力，也有些像贾平凹《浮躁》里主人公为争取进身之阶韬光养晦的策略。马楠乡在解放前人们生活得如何悲惨，党和政府为当地百姓做了哪些应载入史册的工作，孙世祥第一次以一个记者和基层行政小官员的视角，正气凛然也记录了这段历史，回答了国际人权在中国应有的定义，当然也许它太官方化了一些，也许太正气或者书生气了一些，但中国文化人，象孙世祥一样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知识分子，他一定有自己的价值观，他一定有超过流俗唯利是图，超过溜须拍马者流的某些官员更高的追求。现实中的孙世祥曾为基层群众谋利益，关注基层上访人员，为小学拉赞助，为家乡寻找发展项目。孙的许多行动对比官员行贿，买官跑官，一朝得势便把令行的小人得志，调高八度装鬼吓人，背景如山的八旗公子哥儿太子党，我们用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来比拟概括，也许是不牵强的。比之满口时髦官话的基层官员，相信更多的人欢迎一个健朗人格的传统知识分子。
我没有对着地图看孙世祥《横跨世界屋脊》，但他当时当地记录的古体诗文是入体入格的，放在游记散文里增色的不仅仅是散文本身。诗言志，孙当时的性情是真性情，感慨也真感慨，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一个对语言文字音乐般的美感有了彻悟的人便跃然纸上了。汉语教育的成果是既让人体会到它丰富的文化信息又让人有主动自觉的价值观在那篇文章里得到体现。不知道大学汉语现在如何在发展，有没有活力，如果没有，请有关专家推荐一下孙世祥的《横跨世界屋脊》，调整一下按部就班的汉语教学模式。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并保持一个受过专业文化训练知识分子的劳碌了身心，创造了一片自由思想的胜境，正是孙世祥力图表现的。
《回从扬子大江头》一文简单粗砺，但其鲜活的有质感的生命，其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担当，不断被“血淋淋”景物变换震撼并生发出兴我之邦的豪气，也许在我看来是最鲜明地体现了孙世祥永远不死，永远活着最好的例证。物尽其用，人尽其才，以人为本总不断地被各级政府和带有政治性宣传报道提及，也是各级政府打折扣最多的事情。
《孙世祥诗集》我最喜欢的古体诗。对近现代诗我不敏感，甚至也特别怕读。我在一家企业编小报，每次读到同事们业余写的诗，真有我是一个怪物的迷惘。古体诗象打油诗，近体诗不知所云。十几年前有人说怪话：作诗如同画鬼。不练字可以称书法，不锤炼语言可以写诗，你说文学不式微才怪。孙世祥的古体诗多数不但入体入格，而且能透过语言看到他的真志气，大情怀，我几乎不可能说得出，说得透，留待高人评述罢。
上述对孙世祥几本作品自身比较阅读里得到的经验，能否有助于我们认识《神史》呢？我想《神史》是小说，可以在已有的孙作品里找到参照，找到关于作者生活经历和远大志向的某些影子，但还不足以认识到《神史》一书在小说中，在文学上，在云南文学史上的参照物。孙世祥不会不明白一言不足以兴邦，一言不足以丧邦的道理，是以他默默地写他的神史，孙家人希望通过名家阅读和评介获得认同，借以纪念这位早逝的天才，但我对《神史》不仅知道它的前世今生，而且可能知道它的来世。所以希望通过对《神史》的阅读获得井喷式效应，甚至希望阅读《神史》发现文学当下现场还能制造出多少激动人心的东西，拓展云南文学的疆界，为世人把文学推向新的高度，我想这些也许有些一厢情愿。
文化发展有自己的规律，与热闹的表演关系不大。众所周知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喧闹了好一阵子，你方唱罢我登场。我不只在一本书或一部电视剧里看到“某某热爱文学”，甚至在征婚广告里也有“热爱文学”的广告词。如今五十岁以内的知识分子还能清楚地记得当年文学的繁荣，评论家们也能在各种场合表现自己理论上的创造，由文而仕的官员受到普遍追捧和赞扬，由文而商的人物称儒商，但文化极不顺利不正常年代被压抑的知识分子储备的能量释放以后，文学走向低谷是再正常不过了。“伤痕文学”，“大墙文学”，“知青文学”，“港台文学”，既而“金庸热”，“琼瑶热”，“王朔热”，九十年代的神秘文化如气功，特异功能让文学进入死胡同，还好科学技术让我们受益，我在那个时代进了一所工科学校看到了虚假繁荣的文学以外，定理、定律、思维空间在别的意义上得到转换，文学包括不了万千气象，它只是生活与社会的某种不可或缺的元素，远不是什么信仰，远不能启动技术创新，靠笔杆子混世界也远不能让一个人生活得滋润。我经历文学现场鱼龙混杂，当然也有惊喜：比如方方的《风景》，比如池莉《预谋杀人》，张欣《爱意荒凉》，刘恒《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二000年时代文艺出版社编选了一套“新时期”中国小说50强，倾我所有买来读了，也收集许多种文学刊物。对于一个搞技术出身而能有点爱好的人来说，我不知道评论家们在这个时期做了什么重要贡献，也不知道在普遍失望的文学圈子里都有哪些人深入思考过中国文学的出路，只是在业余我收集那些书，并耐着性子看。最让人高兴的莫过于看到好书而放不下，文学收获的总量并不少，文化多元化也并不是坏事。有些人消失了，江郎才尽了；有些人黑马式的涌现出来；有些人由文而仕而商，有些人由仕而文由商而文；几乎就没有几个是从小做文学梦靠写作一路高歌猛进的；文有雅俗，但往往被颠覆，在中国文化的困境里，梁晓声写了《表弟》但二月河写了帝王书，失望与精进存在于这中华大地，实在较之当年文学与伪文学的争论高明不少。目前出现的网络文学在传播与文学性上都是令人惊奇的，躲在书斋里的学者或许瞧不太起我的这种说法，唐诗过后是宋词，它将毫不理会那些自以为有操守的书呆子们，它将以自己的方式进入到文学史中。当年写出《高山下的花环》的李存葆，做将军了，在操作学术散文的大气魄时令人惊奇，让人体会到学习和创造的兴奋与愉快！我说这许多感想甚而仅仅是感觉的同时是为了表达我对巧家无名作者孙世祥的敬意，也为表达文学评论家缺位时，文学从来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超出经验之外，“补铁补锌补钙”还补脑！《神史》正是在经验之外的鸿篇巨制，它并不如有论家说的在赌气，没有那么令人恐惧；它在平静讲述一个贫民对时代和文化的认知过程，他在表现一个你不了解的发拉村。好了，有人把孙世祥的《神史》与《百年孤独》比，但我想起当年《白鹿原》一经问世，就有人用《百年孤独》去比，文化差异与表现手法完全不同的东西也许有相似点，但远远不能相比的是你找不到“一面”是相似的，幼稚可笑就在这里啊！
已经有人把《平凡的世界》与《神史》相比，可不可以呢？可以，如果就平凡人生的平凡事件来看，就个人奋斗与小人物拉长了一厢情愿的他的世界来看，真有得一比。但我要说《平凡的世界》产生在一个文学与政治的“蜜月期”的时代，作者用心用力并图解政治符合了那个时代的要求，它的机遇优先于它作为一部并不完满的书，它成就了一介书生的梦。但是请打住：十五年前我数读《平凡的世界》泪流满面的同时，隐隐感到它行文的失败。我用尽了耐心等了许多年，评论家们在哪里？皇帝新装的童话没有人揭穿。在敬重路遥的同时，感叹文学作为艺术它的规律突破不了，即使是路遥。许多年前有人发明了一个词语：“审父”，如果因敬重就不说真话，评论家们也太矫情了些。同样是一个平民的奋斗史，孙少平孙少安只能算有点志气的青年，而孙天主（孙富贵孙天俦）不仅有志气而且不回避他生存的环境，经历上他们也远不能比。孙少平在工地上做文学的梦非常可疑，他的恋爱如同书生遇七仙女或者狐仙。说白了他不就是藉文学达到跳出本阶级或阶层的目的吗？这有点像于连年轻的野心。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这样的心理过程是可以被理解和认可，正好这也是路遥的局限。我曾经断言不出三十年，就有人站出来评论路遥不是一个能完全把握长篇小说的人，百万言写得那么苦那么累，何不写它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平凡的世界》文本结构上最致命的地方是松散涣散，但这二十年没有评论家做这件事，或者这好理解：得罪人的事没人愿意做。我的预言太早太轻率，太相信评论界的科学与严密，看来会落空。而《神史》作者孙世祥无疑在行文上秉承传统，文本上没有致命的缺陷，这本未完成的书并不完美无缺，它有哪些缺点我将在文末专门去品评。中国文化里前人树有里程碑。在云南巧家，孙世祥在刚步入青年时期便写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书，他甚至感叹自己刚入青年便如生活了几世，历经了人世罕见的沧桑，还没有来得及体会升入大学的喜悦，就要体会生养他的土地的厚重，父母、幼弟以及乡邻的艰辛；还没有来得及体会爱情的欣喜，就要体会掺入了太多杂念的异性交往；还没来得及施展才华，就要体会让人平庸的向下滑也可以叫堕落的可怕前程；还没有建设起生活的最初最好的形态，就要因不堪忍受而远走。世人痛惜梵高的疯癫自残，割耳遗恨，却鲜有人提及孙世祥辈生活的大不如意。面对家乡贫困，人们意识落后，孙世祥感叹：计算机已经把运算速度提高到每秒钟上亿次了，“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痛心之至！（写此文的2008年，我国的曙光5000A运算速度已达每秒230万亿次）。
在所有可以称为艺术的行为中，也许文学是最不好玩的。它在每个时代被赋予了种种使命：在国家命运与历史转折的时刻，被赋予了号角、投枪、匕首等功能；在繁荣昌盛的当下，被赋予了搭台、吹鼓手功能。在言论开明自由以后，文学可不可以被松绑，实验文本的不断涌现，往往热闹一阵子就过去了。国内数种刊物不约而同地刊载轻松愉快的作品，多元化、娱乐化。“不合时宜”的《神史》由一家非文学的出版社自费出版，它除了被认为“沉重”，在叙述经验上的水银泄地，绵密厚重，它自信的跻身这个时代最重要作品，所有的经验总和也不能概括之。我想说《神史》不但完成了一次心灵的艰辛旅程，同时也十分有趣地成就了孙世祥的小说观。上百人物都能在其中鲜活地立起来，许多人都有面貌和性格。著名作家贾平凹四十岁以后的几部作品臻于完善，年不满三十自觉地写《神史》的孙世祥没有来得及总结自己的文学观便留下大量诗文而去，这部大书有太多的谜一样的东西。如果以后有人论及《神史》，无论抱着怎样的文学观的人们，基本上不会有人把孙世祥与文坛黑马相提并论。大量的生活积累，凡人俗事入文，几乎不在小说中发挥他诗词方面的才华，每一件事都胸有成竹，娓娓道来，不具大起伏跌宕的语言故事情节，成就了许多作家梦寐以求而不得的恢宏雄文，其包罗万象神采飞扬的文笔足以担当许多冠冕。我基本不赞成他的小说观，基本抱顺应并观望流行小说语境，但我无法回避神史思想心灵史的功能。如果我们还顽强认可文学在语言创造上的独特作用，如果我们将来不会支离破碎地用不来我们赖以表达的汉语（事实上这种情况是存在的，某媒体就报道台湾中学考题难倒大陆文学博士），《神史》将可以与《围城》等优秀作品一道作为汉语顽强生长发育的一个文本而存在，可以作为汉语教学最好的文本之一。昔日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说法，我相信在将来人们谈到二十一世纪云南文学，绕不开《神史》这部平民化的世情书。
如果让我这个平凡读者选择文学的作用，我将愿意用平常心态去欣赏《神史》这部书。文学如果有原始的功能，我想那一定就是艺术美以及美学上的娱乐和普及功能。舍此不能达到语言上坚定不移的创新，看惯了郑重其事的各种文件和“新华体”式的报告，进而发现大多数的公文不需要创造，只要懂规矩，按照某种规律规则就能办好，创造性可以没有，那么有更多文学创造能在人们高高兴兴的娱乐中完成汉语学习的功能，也许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从这一方面来说，《神史》是一部美不胜收的重要作品，它引领人们翻越高山大河，关切发拉这个在地图上不易找到的村庄，关切孙世祥倾注所有赤诚和爱心的家乡。家国乡情是华夏民族共同的情愫，海峡对岸的余光中，白发乡愁；散文家王鼎钧无论把《大气游虹》和《脚印》翻成如何豪迈的情怀，故土依然是其文化主题。“故乡只是祖先流浪的最后一站。”参透了华人世界范围内追寻探索与怀念的文化内蕴。孙世祥的所有作品也是这样：触觉伸展到远祖的漂泊，灵魂延续至无限可能的未来！《神史》不但完成了自身灵魂的扣问，而且满含辛酸与顽强地拓展未来。也许有人会用小说结尾怀疑我们说的“未来”，可这不要紧，《神史》全书没有失语，没有因“看透”而消极地对待生活，结末虽然主人公与一车人因车祸而死，似乎看不到希望，但孙世祥似曾符号化了他百万言的理想之路，可能也知道一介书生关于梦想终而落空的某种失望。假使我的推论成立，孙世祥这部《神史》的出版经历，少数学者和作家介入，更有不少数的读者肯定，孙家人在等待与盼望中落空是另一种意义上作者想表达的谶语式注脚。（落空或不落空都有可能！）
在这一节里，我谈到文学的学习和认识功能，但主要应回归本位，即其自身娱乐定位。金庸小说张扬了作者的思想，丰富了虚构文学在艺术探索上的道路，其娱乐大众并注入思想是被受众广泛认可的，专家与平民一致地叫好。孙世祥《神史》在我看来同样将可贵的思想倾注于平常的言之成理的叙述，出色地经历了作者自己的创新；我还想比较直白地说明《神史》在阅读和写作中的快乐情绪。一个人如果仅有使命感，不见得能自觉地将自身融入到某种可以身体力行的艰苦工作中去，要么是没有找对方向，要么其效率和动机可疑。大约四年前我在某书城就看到孙世祥的某首诗获奖，简介中提到了这个已经去了天国的写作者，也许是习惯上的抵触情绪，我不愿看一个背负枷锁的文学爱好者或作家因写作而失去生命，飞蛾投火在我看来固然可惜可叹，但它并不值得提倡；这很无奈，甚至是无情和残酷。孙世祥的写作一定给他带去过无与伦比的快乐。贫困损害过他的身心才是实质，不是文学损害了他这也是实质！没有《神史》的无名孙世祥照样困厄艰辛！他完成了《神史》，我亦在辛苦中完成了自己对《神史》的痛并快乐的阅读！孙世祥的写作是某种意义的坚守，我们阅读并分享了他的经验也应并入坚守；追寻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活出了拥文论诗知人论事的新境界，或者是我们正常地平等地与他通过《神史》应持的人生态度，仅此而已！
三、繁荣背后的危机与危机面前的希冀
这几乎是个伪命题。我本要将孙世祥的另一重要作品《乡长》放在上一节里与朋友们去讨论，但读《乡长》的过程基本如《神史》一样是沉重和愉快的，由于太重写实了，或者说《乡长》与现实的孙世祥诸多重叠部分，我夜读《乡长》，小心了再小心，还是不能摆脱他在作为下基层锻炼的公务员时深入到农家，深入到基层政权和生活，扶贫攻坚的种种努力，不能跳得出小说与现实难以割舍的但似乎应区别的关系。过去的重要作家孙犁，赵树理都是先有作家身份，通过基层观察体验以第三者的身份出现的，孙世祥所写乡长王富生既是形式上的第三者，但可能，最有可能是事实上的第一人称，即作者孙世祥自己。这几乎与经验中的“小说就是小说”相悖，九十年代以何申为代表的“乡土作家”写出了飘香的泥土气息和生活，如果可以称为平民题材，那么孙世祥的作品《乡长》应入哪一类呢？如果文学现场的贵族式作家叶广芩在创作上的高起点，语言上的平和圆润是一个标志，徐坤在弄潮儿式的快乐叙事，网络写手在丰富幸福地表达等等算当下文学的潮流，孙世祥的《乡长》应归入哪一种？尹杰在编辑《神史》时称“毫无阅读快感”是他的体验还是代表了流行文学语言的潮流？读《乡长》与《神史》，如果比较一下，《乡长》太过写实，当下政府在扶贫攻坚的难点由孙世祥写出来，政府扶贫投入的钱物被当地老百姓挥霍一空，被基层政府官员曲解以谋私利，他们的处境几乎是活生生的报告文学。特别是孙世祥关于农村计划生育的调研我想一定可以作为中国政府的资政报告，这哪里是一般小说作家有的境界啊！分明可以比较陈桂棣、春桃夫妇《中国农民调查》，是以我特别同意《神史》书末封皮上“慈天地众生，悲宇宙万物”的说法。孙世祥在《乡长》中让扶贫的省厅科技副乡长王富生去走访武威县最贫困的乡，同行的当地形形色色人物都是声形俱现的活生生的人，孙世祥发现了扶贫工作的长期性和艰巨复杂性，试想没有切肤感受的一般记者和报告文学作家，没有出身贫苦家庭的“廿年悲辛事”以及报答桑梓的“万古不了情”，逃离农村的艰辛他已经完成了，何苦还要太过认真地思考如山岳般压抑的中国农民的出路？这样的事例在现实中有人作，“三农”问题被忽视和挤压，最后提升到中国政府的决策当局的案头；请注意孙世祥写作《乡长》一书的时间，大约在全国人民关注“三农”的时间段内。孙世祥没有躲在一边，明知自己的能力有限但没有旁观。据孙家人给我说：孙世祥生前并不把文学性写作当作一回事，但他对自己写作的自信是肯定的，难得的肯定。在《神史》中孙天主因为写作获得的巨大声誉在当地得到肯定，仅凭做教师的平庸生活，做记者的无助无望，面对昔日恋人在广州的痛苦经历，足以使他逃离“文”这个行当，人间事看透了，还努什么力，还有什么生的希望呢？碌碌地做个平常人不是更好吗？唐.吉诃德如果生活在中国，可能知音无数，但最可能被当下目为疯子；曹操阅尽沧海尽头，让后人永远追怀的是他能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英雄气！孙世祥或许也失望于文学，但他关于“这是一个平庸盛行，消解精英”的时代感悟，并没有阻碍作者参与到艰苦的革新之中，这在其留下的几部文学作品中都可以窥见影子。孙世祥在乌蒙群山里困兽犹斗，他的文学作品并无大而无当的虚构，通过将来人们的传阅，让他进入到思想家的行列中我相信是有充分依据的。读书界将会掀起热潮，象“顾准热”、“王小波热”，所不同的是孙世祥将流播更深远广泛，将世代有人读其文学作品，将使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有更好的写作范例和阅读冲动，将使正在行进的无名写作者欣喜并坚定地参与到生活与现实之中。有论家把所谓文学创作者艰辛悲惨的写作归究于文学本身，孙世祥必然是一个意外，他的写作使生命延伸，“有志不在年高”！当然我比较《乡长》与《神史》以后，发现《神史》更象小说，更象我们五千年沧桑的历史和文化。在《古文观止》里的所有散文中，读者几乎有一个共同的感受：中国文化的艰深是无数人用生命和血写就的，数千汉字信息量极大，我们读书特别是读汉语应该跪着读！这样提法似乎我们应坚守，读《圣经》似的，也不尽然。
这就不能不谈到“泛文化”上去。如今中国整体进步不需争辩，前文提到的文化在贫困中没落，那么在相对富有的地方汉文化会不会衰落？一个农业县花数百万建设和装修的文化馆，准确地说应叫“麻将馆”，会打麻将就有文化？把土地圈占起来搞开发，大量假古董式的仿古建筑，是不是就有文化？饮食文化城是不是能“饮”能“食”就有文化，我怎么看怎么像是描述“酒囊饭袋”呢？按理这样的文字是入不得评介性论文的，但我坚持对母语的尊重不容亵渎的意见，坚持语言文字承载信息的客观准确，当然也可以发挥，只是不要聪明过了头，再一次出现经济绿洲文化沙漠。
汉语坚强的语义在传播中有强大的生命力。王永民教授发明五笔字型，提升了汉语进入现代科技的空间。他自信：最好的计算机专家不能想到，最好的语言文字专家也不能想到。他对汉语技术层面上的贡献是不争的事实。同样我在阅读《神史》最大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孙世祥不同于以往的作家的写作叙述方式，也许算不得最好的语言家，但它运用好了自己的母语（巧家方言），它把通俗意义上的文化强捍地植入到他热烈赞颂的家乡。他的可能传世的文学作品风格不尽相同，也基本上没有重复自己。“冗长”的叙述是独具匠心，平静勾连胜却以情节取胜的不少畅销书作家。由此也可以看出孙世祥写作中人格的丰满，明知城里人会机关算尽地逃，自己还是要参与到扶贫中去。进而我有一感受：居庙堂之高与处江湖之远，像孙世祥这样的人不绝于书，不绝于史，但政府应该不能视而不见才对，他的那些作品既无“风月笔墨”也不“好祸寻仇”，为当政者思考却为许多文字警察视为洪水猛兽也太不应该了吧！与其花精力去与讨论者打口水仗，不如奖溢象孙世祥一般的实干家。把忠诚执着的《神史》等创作翻成攻击意识形态，展览国人之丑的阅读方法是不是太神经过敏了？十多年前大量宣传的先进典型，如孔繁森，在《横跨世界屋脊》中就有孙世祥为他辟谣。我似乎明白了所谓典型是政治报道的某种信号，来自上层，孙世祥辈肝脑涂地也进入不了榜样之列，他来自底层。这也太不符合党和国家的根本文艺思想了吧！
翻开国内近几年的文艺杂志，轻松或貌似轻松几成文学的滥觞，在认识功能和学习功能上很少人能在其中受益。当然有人在试验并且也取得了成绩。对文学的娱乐功能我是支持的。因为如果不这样：文学变成政治的附庸，或者变成敲门砖，不久的将来就变成了大熊猫式的国宝，少数人拥有话语权，少数人得见天颜，对汉语损害将是巨大的，不利于百花齐放和学术争鸣。轻松不见得不好，但同时，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流浪者，精神病患者，同性恋，泛爱者，变态狂想者，欲望的批判翻成展览，抢班夺权为市井街谈巷议，官场的假设和腐败的控诉，人性的堕落与认识上的宽容，文学涵盖的面几乎是巴尔扎克式的应引起社会重视和思考。对《神史》无论在文学的认识学习功能和语言传播困境都应慎重对待，都应分析其忠诚光明健康阳光的一面并总结之，书中写实描写正是现阶段扶贫攻坚的参考文献，是孙世祥一样的基层扶贫工作者独立思考过的问题，对将来的扶贫攻坚具有指导性作用。
读《神史》以前，知道有孙世祥及其大致经历，我耐心地并激动地看了前数节，深为他叙事的沉着而着迷。比如第一节出现李老师，数月来我百思不解为什么会对这个人物有点兴趣，似在什么文章里见过。李劢高老师出场简单，他看到法拉村的面貌，人们对他的尊重，他与人对话开始牵涉到法拉人际关系和时代变迁。这是一个线索人物，其在小说中的地位从写作技术层面来看非常象贾雨村在《红楼梦》中出场。这也是我不断地读《神史》一书想到的，是与不是留给后来者探讨。主人公孙富贵出场也颇简单，他的思维有违常理，作文真实。我记得二十年前老师教我们应付考试如何作文的诀窍：背，假话和套话多用点。严重点说应试教育的缺陷，深了说将导致汉语教育的失败。孙富贵被同学围攻，李老师亲眼见得他不服气，并且背毛主席语录。弟弟的死刺激了勤奋好学倔犟的富贵“死亡太可怕了，随时可以消灭任何人。人死万事休。人必须抢在死之前实现理想。必须珍惜时间，珍惜生命．．．．．．自己现在不死，就是万幸。”孙天俦考上中学，家里看到了希望，录取通知书被其父孙平玉视为珍宝，“藏了许多地方，都不安全，只好揣在身上，但成天忙活，又恐被汗水浸透，只好干活时放在家里，不干活时揣身上。”高祖孙运发临死对家庭血缘的描述，对孙天俦的期望，对孙家在发拉几世几代的经历作了回顾，为全书定下了沧桑晦暝的基调（这有点像《白鹿原》的开头）。“资料老者”骂发拉人是猪让孙天俦大受刺激，第四节写了发拉的姻亲关系和抢亲风俗，还有第五节中订小婚风俗，基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社会构成情况。第六节写到陈福九因为是女的，不能正常上学，其聪明顽强，反抗婚姻的坚决都是非常生动的。孙天俦外公陈明贺及其家庭也在文中一一出场。令人感动的是第76-78页孙天俦在同语文老师的分歧中见到教育的弊病，作文通病。（所以我说《神史》是教育史，即是指类似这些地方叙述）孙天俦的叛逆性格我们可以从许多名著人物中看到影子。季红真在论述萧红《叛逆者的不归路》并为其作传时指出了萧红奋斗而叛逆的一生，似可以比拟孙世祥。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世祥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具有独立意志的作家。“叛逆”叛什么，逆什么是多数读者都要关心的，是以他的《神史》叛流俗平庸，逆乡村教育纯为升学为考试分数。我们不是提倡素质教育吗？我们几十年不是对选择学生要通过政治审查吗？孙世祥的教育理想是通过教学生作文的“真”，做人的“真”达到的，他虽没明说政治考试不能塑造人，但对怎样树造人提出了认识，值得普通教育工作者深思之。第七节叙述孙家内部因辈份上的安排起了矛盾，知道争斗是孙家或者说不仅仅是孙家在关系到种族繁衍的根本性上是常态化的，第八节围绕陈福九上学、陈家各种关系和矛盾展现出来。一个农家女，反正是要嫁人的，嫁人后就对家庭没有什么贡献了，所以她在贫困的山村会被动作出牺牲。孙世祥用不多的笔墨勾勒出陈福九这个女孩的命运。比较传神的第九节浓墨重彩地写了孙天俦同父亲一起看大红山日出。第十节写陈福九在学校被校长之子欺负，孙平玉经历幼子放羊险些夭亡的惊惧，孙富华因家贫只能回家扯猪草，而孙天俦这个背负巨大希望的学生在学校的“出格”表现再一次向人们展示了现行教育存在的问题，这时就不赘述了。
快速检索这十节，孙世祥在前十节把发拉社会、学校，特别是孙家、陈家的人物交待得比较清楚。比较突出性格的有孙江成、孙平玉、陈福英，孙天俦，作为长篇小说的主人公，孙富贵初露头角即触及到教育深层次的问题。我们每年有那么多的学生参加各种竞赛，获奖，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不能与学生的大量培养衔接。我们的文艺作品每年出那么多，往往有人质疑后继乏人。我们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不一定培养了坚定的干部队伍。可以想象教育的刻板一律为害不浅。在这些阅读中，通常意义的快感不多，但一部百万言书，没有耐心是读不下去的，甚而是写不下去的。当然孙世祥对自然风景的描述很高明，读者可以从他大红山看日出去体会，其对滇东北语言的熟练运用和驾驭，堪称绝响；他在人物对话描写方面也极有悟性，如陈福九与姐姐陈福英如何设计骗父母并厘清自己要读书与姐姐无关的对话。
普通人的命运在法拉有孙世祥这样的人详实忠诚的关注，它不仅仅反应出孙世祥对家乡以及人的的悲悯情怀，而且传递了某种信息：文学写作也可以是这样的！我想，在法拉那样的乡村，孙世祥非常明白《神史》那样的书不为人理解，饭还吃不饱呢！无外乎孙天俦被人叫：“孙疯子”。稍有点势力，如小学校长、支书就会有人依仗了用以欺负人。谁家强了，谁家就能立足，就有人趋附，这在我国乡村是最常见的。所以我说就艺术写实来看，《神史》写出了一部中华民族史。
文学创作的繁荣与现实生活的繁荣总不能对应，在许多写作者不及物的叙述中，评论家们找不到方向了，孙世祥的写作又不能归入哪一类，只好发泄一通。我对孙世祥几部作品的阅读并发现其惊喜，甚至把现实生活的孙世祥与作品中的主人公对比了看，这些带有自叙传色彩的写作透露了哪些信息？这是我必须回答的。1、《神史》写出了许多人看到了没表达没来得及表达或表达不了的事实，贫困依然存在，扶贫任重道远；2、关切孙富贵一类拥了天然创造力的一群人的生存状态；3、《神史》不仅仅是控诉，不仅仅是展示人世的荒凉和丑陋，它提出了思考；4、孙世祥对家乡和社会无比忠诚应该得到人们自觉的肯定，不仅仅是写在文章里，这将获得极大的社会认同。5、孙世祥的写作和生活是一笔极宝贵的精神财富，应该得到有关政府部门（如民政部门）的资助。6、读者与写作者不但能透过文学表达看到大山深处顽强生活的我们的同类，而且能通过自己认识到文学未被开发的部分，可以把你想表达的发拉读透读明白。孙世祥在平等对待阅读者这一方面，做得比许多已知名的作家要好。同时，孙世祥似乎回答了困境中的希冀的问题。通过文学性写作，他以详实的记叙让我们得以安慰：文学写作没有也不会消亡！
四、孙世祥的其它著作的阅读与《神史》
目前能看到的资料，孙世祥还有军事题材和国际观察，历史人物评述，百万言以上的日记，据称都是未完稿。他散见于各处的手稿和文字资料表明：这是一个高产的写作者，为了达到心中的目标，自己烧过数百万字的书稿。《神史》只是这些书稿中相对完整的一部小说稿，出版此书的相关人士称：他曾经希望通过数年来打磨《神史》这部书。拥有远大理想的孙世祥在劳碌了身心终于2001年10月6日走完了他短暂而抱撼的一生，对他及其农民家庭必然是一个灾难性结局。对二十一世纪的云南文学何尝不是，对我国贫困地区正在进行的扶贫攻坚又何尝不是呢？我本来在一家企业做工人，闲时看书，上网，不意间于2008年看到《神史》这部书，上网找所有《神史》片段，看了还不过瘾，留言给巧家网站。很快得到回复，买两套自费出版的书来看。如果没有孙世先等的托付，如果没有网上一些人对《神史》浅尝辄止，不关痛痒的评介，我一个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文学爱好者，一个仅仅阅读了20年小说的人是不会作如此艰辛的长篇评述的。道理很简单，我能看到的许多人也看到了。只是在我业余也写小说的经验里，仅仅看不一定有切身相似的表达。我曾怀疑自己投错了胎，在企业里十余年，处境尴尬，除了业余写作和收书看书，没有别的爱好。对我千里以外的农家我已经不太有热切的记忆，但文学梦仍在做，间或看到好书就心痒。
对孙世祥的《神史》感同身受，只遗憾在2008年才得相见，我没有勇气面对这样的兄长，也没有勇气面对文学爱好而无建树的内心。读书变得很烦闷，写作变得很孤独，原打算写数万字的《神史》评论，只是不知道还有人愿读吗？我比较矛盾。
对于《神史》在哪些地方存在艺术上的不完美，我提供两点线索，以供各位思考：1、孙天主这个人三易其名，即孙富贵、孙天俦、孙天主，特别是孙天主的出现在文中比较突兀。在几乎所有我看过的长篇小说里都没有这种情况。2、《神史》语言风格不尽一致。细心的人们会为开始部分的巧家方言着迷，但后来几乎是普通话风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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