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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一的罗氏“空军世家”
民国空军成军以来，番禺罗氏家族三代，堪称是投效空军人数最多的家族。在八年抗日战争中，罗家子孙有十位在民国的空军中服役, 四位抗日将领直接击落日机6架。从大陆到台湾，从上尉机场维修官到空军上将，罗家三代有二十人是空军军官，足以组成一个空军飞行中队，被誉为是全国第一的“空军世家”。
罗家曾祖（注：罗镜泉）是广州市番禺区人，经商有成富甲一方，娶了七个太太，生子女四十一人。排行廿七的罗英德、廿八的罗英哲和排行卅五的罗英培先后进入广东航校，成为罗氏家族第一代空军军官。
第一代，伯祖罗英德是抗日名将，台湾空军响当当的一号人物，官拜二级上将，当过驻韩大使。
事实上，罗英德最早考入南京金陵大学物理系，大学毕业前夕，适逢九一八事变，他毅然放弃学业，改入笕桥中央航空学校第三期学习飞行，後来又转到成都空军参谋学校，参与过多起重要空军战役，与笕桥英雄高志航曾并肩作战。因战功彪炳，一路升到台湾空军上将、台湾空军副总司令、驻韩国大使。
罗英德不仅治军独到，即使往生已二十年，在台湾空军界仍时时让人缅怀，对家族更具影响力。不论是弟弟、内侄、侄孙辈先後加入台湾空军，都与他的鼓励有关。
第一代，祖父罗英哲毕业於广东航校，民国五十三年空军上校退役後，转至华航服务，直到六十五岁才完全退休，几年前在嘉义荣民医院往生，享年九十三岁。
第二代，父亲罗志一行二，上校飞官退休，早年飞F-5战斗机，目前在台湾嘉义仁义潭畔过着悠闲退休生活。连他在内的六个兄弟，依序是志海、志一、志道、志汉、志台、志光，都是空军，前三人是空军飞官、後三人是空军地勤。有趣的是，唯一的姊姊罗绮华，也嫁给空军。
第三代，哥哥罗国鼎，早年也想投效空军，参军体检时，可惜被误判有B肝，而含泪退出，后来做了老师。同卵双胞胎兄弟罗国梁为少校飞行官，罗国栋水上基地上尉维修官。
罗志一说，罗氏一门三代，估计有空军军官近廿人，空地勤各一半，足够组成一个中队，不但被称为番禺第一“高知家族”，甚至《中国的空军》杂志第七六八期，还誉之为全国第一“空军世家”。
（据《中国空军网》2007-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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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罗英德将军简历
 罗英德 (1913.3.4--1988.9)，广州市番禺人。金陵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空军军官学校第3期飞行科、空军参谋学校第2期、空军教导总队、美国空军参谋大学26期、战争学院将官班等学习。是民国军队中受过最全面完整培训的军事人才。历任第4大队分队长、中队长、第3大队副大队长、大队长，空军第一路参谋长。在八年抗战和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参加了大小战役280多次，战场遍及祖国和缅甸、印度、泰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地，直接击落敌机6架，战功卓越，先后受勋50多枚。抗战胜利后，历任空军总部作战处长、1946年8月任空军第3军区参谋长，1948年任驻英空军武官等职，1952年回国，任空军总部第3署副署长、1954年升署长。1955年任空军作战司令部副司令，1957年任空军参谋长，1961年6月任国防部情报参谋次长，1966年3月任空军副总司令，1970年7月任参谋总长特别行政助理官，1970年6月29日晋升为空军二级上将、1970年9月驻韩国特命全权大使等。国民党第11到13届中央评议委员。1988年9月逝世。
附二：罗英德击落日本“空中霸王”
罗英德(1913～1989)大学就读于清华大学，是学生中的活跃分子，他喜欢各类体育活动，爱好摄影，兴趣广泛，朋友众多。他一表人才，是许多女孩子心中的白马王子，有很多漂亮的女孩送给他照片。
抗日战争爆发后，罗英德投笔从戎，于1934春天从清华大学考入了空军军官学校第3期飞行科，之后又入空军参谋学校第2期、空军教导总队、美国空军参谋大学26期、战争学院将官班等学习。是民国军队中受过最全面完整培训的军事人才。
抗日战争中，罗英德率领的空军三大队奉命接受苏联援华的部分飞机，并和苏联志愿空军大队一起驻守在南昌青云浦机场。据《青云谱区志》记载：抗战初期，南昌是中国的航空中心，也是中国东南部的战略中心，除有“远东第一”的飞机场外，中国第一军区空军司令部、空军教导总队以及全国空军主力训练机构等均秘密设于此。另外，中国空军的轰炸机第1、2、8大队，驱逐机第4、5、9大队的飞机都由此起飞。所以，南昌成为日机的重要轰炸目标。
1938年7月18日，驻安庆的日海军第15航空队所属舰载攻击机队长、号称日本海军航空队的“四大天王”之首的“空中霸王”南乡茂章，率领战斗机6架，掩护松本少佐所辖舰载轰炸机14架，以及舰载攻击机飞行队长渡边初彦率领的96式中攻机5架，组成25架混合大编队空袭南昌。敌小川正一中尉欺南昌空军补充不及，竟率日机5架强降南昌机场示威。
青云浦机场得到敌机来袭的警报后，中苏两国的飞行员立刻迎敌。第三大队的小伙子们在大队长罗英德的率领下，驾驶E-16首先腾空，占领了有利的高度。紧接着，苏联志愿空军大队大队长勃尔盖维森斯基带队紧急起飞，19架E-15直冲云霄。
激战中，南乡茂章跟上了勃尔盖维森斯基大队长的飞机。但他不想立刻按下机枪按钮，他还想再接近些，到那时，只要轻轻的几发子弹，就可以把对方打个凌空开花。
“哒哒哒──”一串闪光的子弹突然从南乡茂章的背后飞来，南乡茂章的座机应声起火，冒着浓烟向鄱阳湖栽了进去。
半空中杀来的“飞将军”就是空军第三大队的大队长罗英德。当时他正在高出南乡茂章座机1000公尺的上空追击一架日军轰炸机，当他正准备大角度攻击时，突然发现南乡茂章咬住了苏联志愿大队领队机的尾巴。情况危急，罗英德立即放弃“嘴边的肥肉”，俯冲下来，按响了机关炮，事后他才知道击落的竟是赫赫有名的南乡茂章的飞机。
战斗结束了，中苏空军共击落来犯的敌机8架。勃尔盖维森斯基跳下飞机，跑向罗英德的飞机，紧紧拥抱罗英德，并把斯大林授予他的刻着他名字的手表转赠给了罗英德。
之后，这位作战机智勇敢的罗英德后来又和美国飞行大队合作，成功飞越驼峰运输线，为抗日战争作出过重要贡献。
附三：怀念罗英德将军
空军罗英德上将于民国七十七年(1988)九月一日，因病逝于美国加州洛衫矶，空军官兵闻此噩耗，莫不同表哀悼。对于这位空军官兵所推崇的英雄，在情谊上，写一篇追思文章，笔者责无旁贷，但在心情上却拿不出勇气来，由于罗上将去世，我的心情欠佳，回忆往事，更引起我更多的感伤。另一理由，很多人知道我和他是老同学、好朋友，又是亲戚，应作较有分量的报导，然而以我的拙笔，实难将他在空军官兵心目中所建立的形象，描述万一矣！
 回忆五十六年前，民国二十二年二月下旬，我已到航校入伍生队报到，队址在杭州城内抚东高桥大营房，受训的同学大都已入营，只剩小数几位尚未报到。先到的先领取军服，钉上符号领章，穿着起来，十足丘八的模样，此时尚未正式编队训练，大家闲着聊天、游戏、打球。此时有辆黄包车拉进了营门，乘坐着两位西装少年，跳下车来，捏着大小行李，穿越过操场，向营房走来，大家目光很自然地朝向他们。我正在营房过道上和同学聊天，他们走过我身边时，请问我怎样去报到？我和另一位同学，就一起陪着他们，帮他们提了行李，领他们报到，彼此也通了姓名，知道一位是周竹君(于民国二十七年在湖北为国捐躯)，一位是罗英德。一开口便知道罗是广东人，生得短小精干，活泼矫捷，是南京金陵大学物理系学生。我们以老学生的姿态，带领着他们办理一切手续，领取军服，并教他们如何钉符号领章，好似我们很老到的样子，其实只比他们早报到二十四小时而已。这第一次会面，就成了最先相识的好朋友。大家都是矮个子，编队后我们同宿舍、自修室、教室、饭桌，接触机会更多，情感亦渐增进。（上图：罗英德将军[右一]与师友合影）
 入笕桥学飞行后，我和周竹君编在一个飞行小组(每一个飞行小组有七名飞行生)教官为邢铲非，罗英德编在另一小组，教官为王叔铭，这两位教官带我们飞行仅三个月，即调升为战斗部队长，此时有些同举已被淘汰，两组剩下的只有七个人，学校将我们两个小组合并为一组，由刘超然教官教飞，此后我们飞行在一起、上课在一起，直至中级飞行结业。高级飞行时，我被分配到侦察组，他则分配到驱逐组，从此各专所学，在一起的时间就很少了。当我们同小组飞行时，常常听敬官夸奖他机警、敏捷，接受力强，飞行天分高，将来可以做一位好驱逐战斗员，果然不出教官所料，他果然成为最优异的空中战斗员。（左上图：本文作者[左]与罗英德将军于霍克II机前合影）
飞行学生在校时，一般都只注意飞行技术，对于学科不太重视。这也难怪，学科成绩好，淘汰机会不多，而飞行技术不好，立即被淘汰，重飞行而轻学科，是很自然的逾势。尤其对于较深奥的学科，如飞机学、发动机学，需要记一连串的方程式，很多同学都无心勤学它，而英德却非常认真，因为他的数理基础好，也有兴趣，所以他的心得特别多。后来他之所以学习试飞，也就是他对上述学科原因。试飞不要飞行技术好，必须了解空气动力学、飞机结构学，才能试验出飞机的性能在作战时能运用飞机的优异性能，是获得良好战绩的因要因素。
 航校毕业后，他奉命分发驱逐第七队，「七七」抗日战争爆发时，他驻防南京，即参与京沪防作职，一面担任首都防空，一面直接支持前线，任务繁忙，备极辛劳，曾有一日之间，出击十三次的纪录。八年抗日战争，他担任作职任务，高达二百八十余次，击落敌机有正式纪录的为五.六架，尚有多架未列入纪录。首都危急时，领袖蒋公于最后撤离南京时，是由他驾机密切掩护，安全飞汉口降落。（右图：罗将军于飞雅特机前留影）
民国二十七年鲁南战沉紧急时，他奉命送一件员长手令给鲁南前线的战区长官。他临危授命，由汉口起飞住徐州，抵徐州机场上空，未见铺出信号，虽盘旋多周观察，情况仍然不明，乃沿着陇海铁路搜索，确认为我军防线，手令又必须途达，为达成重要任务，遂毅然决然选择平坦野地迫降，不幸于降落时，飞机损坏，人受轻伤，经当地防军协助，将他护送至高级司令部，他要求面见长官，因战场混乱，无法联络到，驻军将他领到副长官予学忠处，予氏接受了手令，签了名在原信封上，告诉他「情况紧急，我已没有时间复命，我们即刻要撤退，你应立刻离去，你的飞机既无法起飞，我派一位副官掩护你离此，愈快愈好。」当即指示在副官，要确实掩护罗队长至安全地带，如有差错一定严惩不贷。
他离开于氏，随着副官离开战地，夜以继日的步行，因为过度饥饿、疲倦，在昏沉沉中，就倒睡在麦田中，等醒来时，已不见副官，既不知何时与副官分离，亦不知何时睡着？后来经多日步行，才辗转的向到汉口，队上认为他失踪阵亡，通知其家属来汉口办理抚恤等事。等到在汉口和他哥哥面晤时，始知自己曾死过一次，现在又复活了。
同年，英德被派到俄国志愿队工作，与他们并肩对日作战。有一次！敌机来空袭南昌，志愿队奉命起飞拦截，他一起升空应战，在鄱阳湖上空-志愿队队长，被日机尾随，斜缠不能脱离，正在万分危急时，他及时赶到支持，将追缠日机击落，解除了俄大队长之危。任务完成着陆后，俄大队长热泪盈眶，紧紧地拥抱他，俄国飞行员更将他高高台起，以示感激。他亲自看到敌机坠落地点，位于鄱阳湖胖，事后查察日本飞行员是潮田良平大尉，是有日本「红武士」之称的一员战将。
整个八年抗战中，他的战功卓著，阶级由中尉升为中校，职务由分队长升为大队长，曾三度担任不同大队的大队长，这是空军罕有的例子。抗战中，大队长一职最为艰巨，不仅肩负有沉重的行政责任，尚须领队作战，与飞行员共生死，尤须以身作则，方能克敌制胜。上级之所以迭次调他出任的原因，因为他勇敢尽责，胸襟豁逢，有文兼备的学识，和卓越的领导能力，深得部属的爱戴和长官的信任，下面特举出几项实例：
英德认为部队的战力，必须在平时严加训练，他主张多飞行，多实弹射击。抗战期间飞机补充困难，器材、油料、彈藥都很缺乏，所以有「一滴汽油、一滴血」的标语，上级惟恐作战时无飞机应战，尽量减少飞行，以保存飞机作对抗敌人使用。殊不知如此一来，于出作战任务时，因为技术生疏，失事率特高。上级责备部队长督导不严，指挥无方，其实这真是天大的冤枉，须知「拳不离手」，想飞行安全，必须飞行技术精良，惟一的办法就是平时多飞行。英德主张宁愿飞行训练摔了一半飞机，还有一半可用在作战，将这一半飞机充分发挥其性能，要比久不飞行，临时起飞应战，做敌人的靶子要好得多。
次为射击.其准确与否，攸关战力和战斗士气，如果你的部队射击水平很高，遇敌即予击落，士气自然就高，反之，成了敌人的活靶，如何不败？我们的彈藥补充，固然很困难，但他认为有一百颗予弹，宁愿在宝弹射击训练中，耗费九十颗，留下十颗来作战，可以命中敌入，就取得胜利。而相反的，训练只消耗了十颗，还剩下九十颗，但九十颗都无法命中敌人，那不是等于九十颗也毫无用处吗，所以他主张部队要多飞行训练，多实弹射击，才能战技精湛，命中准确，战力与士气才能提高。
空中搜索，为制敌机先的重要条件，他的空中索敌能力强，几乎每次空战中都由他先行发现敌机，所以得占优势的地位，不是全碰运气，或是目光敏锐。英德本着下列三项条件，第一得先有战术修养，根据战术原则，来推断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就不会太离谱。第二须熟识作战地区的环境，和天时地的影响，来推测敌人可能出现的空域，决非凭个人的臆测。第三要研究敌人惯用的战法，须「知敌」才能「料敌」的行动，是战胜敌人重要的因素，是不可忽略的。他依据上述三项索敌的方法，不难推断出敌人较为可能的动向，集中眼光，以捕捉之，要比在茫茫天空去寻找可靠得多。能先发现敌踪，也就能掌握机先。因之，追随他作战的战斗员，每每取得主动，不为敌所乘，于焉能获得丰硕的战果。
他调往某大队大队长时，该大队飞行人员大部是空军士校出身，以军士身分担任飞行员，颇有不满情绪，士气十分低落，他鉴于这个问题将严重影响部队的团结和战斗士气，必须从速解决。他即缜密研究，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亲自向航委会主任报告：「飞军士改为军官的问题，必须从速解决，而且应采取主动来解决，要比被动为有利。美国如此庞大的空军，全部飞行员都是军官，我们只有少数飞行员，还分成两种身分是不智之举。我完全为国家和空军前程着想，不能一错再错，要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主任初则不同意，继则犹豫，最后接受他的意见，立即召集幕僚研商，他亦在会中陈述意见，先开设「军官训练班」，经六个月的补修军官课程，完训后，授予军官阶级，并给予相当空官校的期别，自此后，团结一致，士气振奋。
空电某作战大队，在一次战役中失利，上级为惩罚作战不力，全队人员佩「耻」字于胸前，以示惩罚作战不力，因此士气益形不振。英德奉命为该大队大队长，他不愿就任，宁受军法处分，上级询其原因，他报告说：「我自参加抗战以来，只有光荣的纪录，素无「耻」字的恶名。今天我被调该大队，而要忍佩「耻」字之辱，无法接受除非取消「耻」字，我立即前往就任」。长官认为他的话不无理由，于是呈报最高统帅，请求取消，果然获准，全队官兵，得此消息。无不与高采烈，更加团结，为国家打了很多次胜仗。
英德对部属素极关怀，不论有疾病的，家庭有困难、子女无力求学的，或有急难困苦的，只要有求于他，无不慷慨解囊相助。他白己却债台高筑，但他从来不放在心里，常常说：「万一还不出钱，还有我的抚恤金，何忧之有？」此种豪爽的性格，令人敬佩。
做过他部属的人都知道，他信任部属，凡事在他权责范围，大胆地授权给部属，很少掣肘或干预，只要你尽心尽力去做，不蓄意欺蒙，即使有错，他亦一肩挑起责任，决不抱怨或指责，所以的部属愿为之效命，不拆不扣的全力以赴，因此，他所率领的部队团队精神旺盛。
三十一年三月他离开大队，入空军参谋学校进修，次年毕业，名列前茅，曾任科长、参谋长，旋调航委会参谋处副处长(相当于现在空总作战署副署长)主持全空军作战指挥和盟军联合作战等任务，工作极为繁重而艰苦。抗战后期，我空军换装美新机，人员亦自美训练归国，在中国战场上，敌消我长，获得压倒性胜利，及辉煌的战果，他尽了很大的力。
日军无倏件投降时，我空军一面要处理日本主军的业务，诸如空军物资、人员的接收与安排，另一面要对付共军叛乱的行动，还有空军复员的工作，这些工作都必须在短期内完成计划及行动，工作繁琐，而他却不眠不休，夜以继日的为国效力，共宵肝忧劳的精神，值得我们效法。
抗战胜利后，曾赴美国指挥参谋学校受训，毕业返国，适逢政府复员，还都南京，航空委员会改组空军总司令部，他亦参与改组工作，提出卓越意见，深获上级嘉许。他奉派为改组后作战处处长，主持空军作战业务，空军在戡乱期间，担任极重要的角色，据当年周总司令的报告，空军出动了作战飞机五十余万架次，空运机出动九万余架次，空运物资超过九万吨，人员七十九万多人，空投粮弹一万九千余吨，这庞大的数字，都是作战处的日常工作，当可想见其繁重了。
民国三十七年秋，英德奉命派驻英空军武官，为国内战局逆转，政府不久撤离南京，情势十分己急，驻外人员经费无着，困难重重，他还苦撑下去。随后英国政府承认共党，驻外人员处境益形艰困，此时英政府准备冻结我空军购买喷射发动机外汇一百余万英磅(约为四百万美金)，他奉命保全此款，当时环境非常恶劣，外有英政府多力阻挠，共党的统战诡计，内有意志动摇人员的觊觎，然而他运用了高度的机智，迅速处理安全送返复兴基地不为利诱，忠贞不二的爱国情操，深受领袖的嘉许。
民国三十九年，先总统蒋公在台复行视事，他由英返国，先调任国防部第二厅副厅长，旋调空军总部情报署署长，四十年又调作战暑署长，四十五年调空军作战司令，四十六年调任空总参谋长，至四十九年调国防部参谋次长，五十四年调空军副总司令，五十九年调任参谋本部特别助理，此二十年间，阶级由上校晋升为二级上将，其亦曾两度赴美进修，毕业于美海军两栖作战学校及高级军官研究班，还多次的出国考察、访问，他对于情报和作战工作方面建树颇多，如筹办国防部情报学校、立空军电讯监察台、建立与美方情报交换体系、建立并更新部署空室戒行作战部除制度、调整防情建立并更新空军飞行作战部队制度、调整防情系统、策画执行空军战机换装计划，增进战力等等，有许多卓越的贡献。
有一件要强调的，他对于加强飞行训练和射击训练的观点一直未曾改变。他认为领导部队的主官，要「多飞」、「多射击」才能与战斗员打成一片，他曾在主持总部作战部队时，参加喷射战斗机全程战备训练，对部队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作战指挥上更能上下沟通，发挥团队精神。
民国五十九年七月他晋升空军二级上将，这是军人无上的荣誉。九月奉派驻韩全权大使，缘他在韩国有很多老友，那些老友当年在重庆时是韩国「光复军」的干部，抗战胜利之际，他们一无所有，处处需求人帮助，英德时任航委会参谋处副处长，对光复军的需要，曾大力的协助。他素来本「助人为快乐之本」宗旨，积极予以支持，并出面协调盟军给予支助，使韩国志士们能顺利地回韩。因此结交了好多朋友。后来他们成了韩国政府的重要首长，所以英德使韩，受到他们衷心的欢迎，自然也得到他们的支持，中、韩邦交的促进，大有裨益，韩国「檀国大学」曾授予他荣誉博士，他与侨界接触很密切，有困难的问题，无不设法协助解决，对团结侨心，建树良多。
美十四航空队年会赠罗将军纪念品 罗将军与美十四航空队协会友人合影
六十四年由韩奉调回国，恢复军职，调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六十六年七月退役，改任为总统府国顾问，在此期间他仍好学不倦，活到老毕到老，不断吸收新知，常常至台大、师大旁听，他对史学兴趣浓厚，尤其对战史方面，在英国时曾有意进剑桥大学进修战史，惜因局势影响所限，急忙的回了。英德好读书，涉猎很广，不论渔、农业、气象、史地、神学等都很喜爱，近年来阅读更勤，因为前国防部俞大维部长是位饱学之士，为世界书评学会的一员，凡世界新出版的名著都寄给也评阅。俞部长将这些书分发给爱好读书的同志，英德成为他门下的一员，凡有关战略、战术、航空等书籍都交给他先读，定期向俞部长提出摘要报告。
抗日期间罗英德将军曾任「中美空军混合团」联队指挥部的参谋长，因此，近年来他被公推为中华民国空军退役人员协会会长，因此有关退役空军人员的活动，都由他出面处理，抗战时与我们并肩作战的美方志顾队、美十四航空队、驼空运部队，战后每年都举行年会，在美或在台举行，骨在这些部队工作过的中美人士，都可以去参加。去年驼空运部队年会在台举行来参加的美国人竟有七百多人，战友们共聚一堂，倍感欢欣，但是他们并无固定经费，此批人员的接待事宜，都费了他很多精神去张罗，结果非常圆满，对中、美傅统深厚友谊的增进，裨益良多。
英德身体素来强健，不幸于去(七十六)年底作例行体检时，发现胰脏肿瘤，经荣总开刀治疗情况尚称良好，惟仅能治标，暂时稳住病情。罗夫人及其子侄辈为能进一步为其作治疗，于春末护送至美，英德原不知其病况严重，初执意不肯，拗不过子、侄孝心诚意，乃成行，谁知此去竟客死异邦，殊为令人悲痛。
今年七月，我和内子赴美参加小女婚礼，到美次日，即去探望英德，看他瘦弱了些，精神还不差，胃口却很坏，他告诉我：「待在这里，毫无益处希望加九月间返国。」八月初，小女结婚典礼那天，他抱病至礼拜堂参加婚礼，留下了最后的纪念照。自此，他的身体日益衰弱，有时神志不清，住院治疗后，情况稍好转，笔者赴医院探望，他握着我的手：「我有西班牙副元首亲赠我的一枝手槍将它赠给空军军史馆作纪念，我去世后火葬，骨灰运回台湾，安葬于五指山国军人示范公墓。」其简短的交代，使我无法自抑哽咽而热泪盈眶。
英德龄九月二日晨不幸溘然逝世，笔者即遵遗嘱办理安葬事宜，却碍于国军示范公墓火化遗骸不得安葬的规定，而无法达成其愿，经与其家人研商，于美国择地安葬，对笔者言，有违挚友所托，虽非得已，心中仍无遗憾，难以释怀。
在台的长官亲友闻悉英德噩耗后，为表追念他，特加九月三十日上午九时半，在台北市新生南路恩堂举行追思礼拜，承蒙陈总司令、林副总司令和空总同仁，大力的支持、筹划，典礼得顺利办妥，十分感激。
罗夫人及其长公子和英德的姊姊亦自美返国参加礼拜，特请周联华牧师主礼，并由王叔铭上将及蒋彦士先生讲述生平事略，亲友长官参加者五百余人，几位高龄的长官和旧袍泽扶杖或乘坐轮椅，在大雨滂沱中莅临参加，场面至为感人。
英德战功彪炳，勋绩卓著，先后荣宝鼎、云麾、胜利、忠勤、河图、洛书、干元、复典、五星星序、宣威等勋奖，及越南保国勋章、西班牙军功大十字架、泰国一等白象、韩国大绶太极武功、美国自由勋章等五十余座。
忆当年与英德曾誓愿共效伏渡，马革裹尸，而一代名将却遽尔殒没，天人永隔，怎不令人悲悼！
(摘自中国的空军 作者：姜献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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