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氏家园 (http://www.luos.org)|毛主席机要秘书罗光禄

毛泽东主席机要秘书罗光禄

罗光禄，1917年3月出生，四川省苍溪县白驿镇人。1933年3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30军88师268团号兵、号模、司号长、排长、红5军团部通讯员、特务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新疆坦克兵学员、中央军委机要科译电员、中央党校四部学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军第一局作战室参谋、中央秘书科秘书。1949年5月始任中央办公厅毛泽东主席处秘书、川陕老根据地访部团队长。1962年1月从毛办秘书处下派湖南省石门县劳动锻炼。1963年后任中央二机部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社教团团长、队长、陕西省合阳县干校下放干部、二机部上海02小组组长、二机部组织部副部长、大庆办主任、中央党校学员。1982年12月离休。

附：建叶永烈《三张便条记当年——记毛泽东的机要秘书罗光禄》
一架专机从北京起飞，向武汉飞去。机舱里空荡荡的，只有一个乘客。
专机尚未降落，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政委谭政已在机场上等候。
专机上坐着的是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姓罗，名光禄。他是毛泽东主席的机要秘书。此次，毛泽东看了武汉地区一份关于“三反五反”的报告，作了批示，要罗光禄带文件乘飞机赶往武汉……
那时，毛泽东身边有两位机要秘书，一位叫高智，另一位便是罗光禄。
笔者在西安访问高智时，高智把罗光禄的地址、电话号码告诉了笔者。于是，笔者赴北京访问了早已离休的罗光禄。
罗宅明亮、宁静，阳光撒在地板上。罗光禄和妻子、小孙子正在家中。虽说岁月使他的双鬓染霜，但忆起那峥嵘往事，他仍陷于激动之中——他在毛泽东身边担任机要秘书，整整15个春秋!
叶剑英调他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罗光禄，1917年出生于四川北部、嘉陵江中游的苍溪县农村。1933年，他参加了红军——红四方面军。由于张国焘的错误指挥，红四方面军历尽艰辛，差一点全军覆没于甘肃沙漠。罗光禄从甘肃到了新疆，这才终于有机会来到延安。他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后来，他在中央军委一局担任作战参谋。
记得，1948年，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叶剑英忽然找罗光禄谈话。叶剑英对他说：“现在，中央决定集中办公，毛主席那里需要人。经过研究，调你到毛主席那里担任秘书工作。”
罗光禄万万没有想到领导会调他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他当然很兴奋，但又很担心，说道：“我怕担当不起这样重要的工作。”
叶剑英鼓励他道：“这项工作确实非常重要，要派政治上绝对可靠的同志去。中央很信任你，所以调你去。相信你会做好秘书工作的。不懂的地方，向毛主席请示就行了。”
就这样，罗光禄来到了毛泽东身边。
毛泽东的“换脑子”
虽说以前在各种公众场合，罗光禄多次见过毛泽东主席，但从未跟他谈过话。这样，当他头一回步入西柏坡毛泽东办公室时，心中颇为紧张。
“你到这里工作，我很欢迎你!”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话很随和。
“我怕做不好工作。”罗光禄道出了心中的不安。
“不要紧，慢慢就会熟悉的。”毛泽东安慰他道。
就这样，罗光禄开始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一开始，他显得很拘谨，连走路都特地放轻脚步，尽量不发出声音。在他的心目中，毛泽东是领袖，是历史的巨人，他不能不小心翼翼、兢兢业业。
毛泽东很快就打消了他的拘束感。毛泽东喜欢聊天，谈吐幽默。毛泽东不喜欢独自吃饭，总要招呼一两个人一起吃饭。罗光禄在他身边，常被叫去一起吃饭。毛泽东边吃边聊，说说笑笑。毛泽东说：“工作时，我全副精力扑在办公桌上，吃饭时，如果一个人吃，我的脑子还会在办公桌上，跟人边吃边聊，我就换了个脑子，得到了休息。”在海阔天空的闲聊之中，罗光禄的拘束感也就烟消云散了。
罗光禄记得，那时毛泽东的饭菜很简单，两三个菜而已，大都是素菜。辣椒则每餐必备，好在罗光禄是四川人，也是吃着辣椒长大的。毛泽东喜欢吃糙米饭，常常掺些小米或者山芋。毛泽东爱散步，边走边聊，也是为了“换脑子”。
毛泽东最爱看书。特别是进北京之后，他的茶几上放着书，床上放着书，散步时带着书，就连厕所里也放着书!
毛泽东说：“看书就是休息。办公时想的是事，看书时，换了脑筋，也就得到了休息。”
毛泽东看书很多，各种各样的书都看，所以知识渊博。他的讲话和著作，广征博引，得益于读书。
罗光禄经常奉毛泽东之命，到书店为他买书。如今，他手头还保存着一张毛泽东的便条原件——
罗秘书：
请在今天至广州书店买一本书，叫做《哲学研究》杂志，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二月综合号，下午交我为盼。
毛泽东
十五日上午五时
便条背后，有一行罗光禄当时用铅笔注明的毛泽东写便条的日期，即“一九六○年二月十五日”。那时，毛泽东很关心《哲学研究》杂志上关于逻辑学的讨论。他在一九六○年提议政治局委员人人订一份《哲学研究》杂志。
罗光禄说，像这样的毛泽东买书便条，他经手好多。如今保存在他手头的，只有这一张。
我细细观看那便条，那是用红色铅笔写在宣纸上的，一望而知乃是“毛体”。我向他借了原件，用复印机复印下来，我留了一份复印件。
罗光禄说，毛泽东在延安时大都用毛笔写字。进北京后，有一回用施德楼生产的墨色很浓的7B铅笔，软硬适中。后来，也用那里生产的红蓝铅笔。
机要秘书的工作够紧张的
毛泽东住在中南海丰泽园的菊香书屋，那是一座古老的四合院。毛泽东的办公室，在东房靠北的两间。机要秘书的办公室，离毛泽东办公室约四五十米。
一般的群众来信，由田家英到秘书室拆阅、处理，重要的送毛泽东阅。有关文件、重要的信件，则由机要秘书拆阅、处理，加以筛选，加上标题送毛泽东批阅。罗光禄和高智轮流值班，每天要给毛泽东送一次文件、信件。一般来说，卫士把毛泽东的文件、信件在下午一时或二时送交机要秘书。机要秘书经过筛选、处理后，在当夜送到毛泽东处。
标明“特急”的文件例外，罗光禄拆阅后，往往马上要去找毛泽东。即便毛泽东在睡觉，也要叫醒他。这类特急件，以外交文件居多。因为外交上的谈判，往往限时限刻，要求毛泽东迅速做出决定。
密级最高的是“亲启件”。给毛泽东的“亲启件”，都由机要秘书拆阅，足见机要秘书的重要。毛泽东写给其他中央首长的“亲启件”，也常由机要秘书专程送去。不过，毛泽东发出的“亲启件”，从来不封口。他往往叫罗光禄或高智先看一下，有没有笔误之处，然后叫他们送出。然而，毛泽东收到的“亲启件”，则几乎件件密封。即便由罗光禄带回的“亲启件”，也总是密封的。
打给毛泽东的电话，也是由罗光禄或高智接的。任何打给毛泽东的电话，总机总是接到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那里。罗光禄或高智听后，倘若认为必须由毛泽东本人接听，那就走过去，到毛泽东的办公室。这时，毛泽东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耳机，那电话便会接进来。有时，电话内容紧急，而毛泽东正在睡眠，罗光禄则来到他的卧室，叫醒他听电话。
打给毛泽东的电话不多。经常来电话的是周恩来。周恩来一般在夜里11时或12时来电话。接通电话后，他总是先问罗光禄：“主席睡觉了没有？”一听周恩来的声音，罗光禄马上到毛泽东那里去，让毛泽东接电话。
周恩来主管外交，许多紧急的事要及时向毛泽东请示，所以常来电话或派人送“亲启件”、“特急件”。
毛泽东每天的工作日程，由机要秘书安排。几时几分接见谁，几时几分出席什么会议，都要事先周密安排。毛泽东召开会议，总要机要秘书开列出席者名单。经他过目，删去几个或增加几个，然后发出通知。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是不许作记录的，所以罗光禄个人不记日记。不过，他每天要填写值班日记。那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印好的表格，要填写毛泽东每日的活动。这些值班日记，交中办秘书局保存，如今，已成为研究毛泽东的重要档案资料。这些值班日记，最初由机要秘书徐业夫和罗光禄记，后来由罗光禄和高智记。叶子龙也记过。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毛泽东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北京市规定，每户一个月只能供应一斤肉，毛泽东也遵照这一规定。
毛泽东习惯于夜间工作，白天休息，他的“早饭”相当于通常的晚饭。有一回，他在钓鱼台吃“早饭”，发觉有一盆肉。他问罗光禄，肉从哪里来的？如果“来路不明”，他就不吃——因为他知道，那一个月，北京连规定的一户一斤肉都供应不上，成了“无肉月”，所以毛泽东对这盆肉的“来路”表示怀疑。
罗光禄向毛泽东作了解释：昨天主席宴请外宾，原定两桌。临时因周恩来那里有事，不能出席宴会，改成一桌。按规定，招待外宾，席上有肉。剩下来的那桌菜，今天分给大家。主席和身边工作人员均分，大家都分到一点肉。那一盆肉是这么来的。
毛泽东听说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都分到了肉，他这才吃了那盆肉。
毛泽东对子女的要求也很严格。子女上学，都是骑自行车或坐公共汽车，从来不许用毛泽东的轿车接送。
罗光禄手头保存着一张毛泽东女儿李敏结婚时拍摄的合影。
照片背面注明日期“一九五九年八月三十日”。李敏和孔令华结婚，很简单。毛泽东只请亲家孔从洲、老朋友王季范以及身边的工作人员吃顿饭而已。那合影上不见江青。笔者问罗光禄：“江青怎么没有出席李敏的婚礼？”罗光禄说：“她躲开了!李敏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生的女儿，江青借故回避了。”
在合影上，罗光禄站在最后一排。
毛泽东弟弟毛泽民之子毛远新，也曾生活在毛泽东家中。有一回，天冷了，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游泳，毛远新站在池边看着。毛泽东要毛远新下水，毛远新说水太凉。毛泽东便说：“你连水凉都怕，将来革命不？”毛远新一听这话，连忙下水了。
还有一回，毛泽东在杭州，患感冒，发烧到38.5℃。罗光禄没有给毛泽东送文件。毛泽东问：“罗秘书，你怎么不给我送文件呀？”罗光禄答道：“主席，你发烧，该休息。”毛泽东当即说：“没有关系，还没有到39℃呢!”没办法，罗光禄只得遵命，给毛泽东送去文件。毛泽东半躺在床上，批阅文件，使罗光禄很受感动，眼眶也湿润了。毛泽东朝他看了看，罗光禄也就照直说了：“主席，你的精神很使我感动!”毛泽东笑道：“这没有什么!”罗光禄说：“主席，我要把你的这种精神告诉支部的同志们，让大家向你学习。”毛泽东又笑道：“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如果你要告诉支部的话，你就说这句话。”
于是，罗光禄向叶子龙、王敬先转告了毛泽东的话。他们召集了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让罗光禄介绍毛泽东病中坚持工作的情形，大家都深为感动。在罗光禄的记忆中，这是毛泽东唯一一次同意罗光禄对他进行“表扬”。
作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罗光禄跟随毛泽东南来北往。他记得，有一次在武汉，正遇正月十五元宵节，黄鹤楼一带耍龙灯，十分热闹。毛泽东说看看去，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公安部长罗瑞卿便带了十多位警卫，跟毛泽东一起去。罗光禄也陪毛泽东去。上了山，一行人步行着，毛泽东身材高大，很招人注意。一群小学生很快认出了他，紧紧跟着。罗光禄打发他们，叫他们别跟在后面。一位小学生悄声对他说：“那是毛主席!”罗光禄连连摇头：“不是毛主席。”小学生笑了：“是毛主席，没错。”小学生指了指自己的下巴，说道：“毛主席这里有颗痣！”
一传十，十传百，小学生们的“发现”，很快在游人中传开，大家都围拢来，要看毛主席。有人喊起了“毛主席万岁”，一下子，招来了更多的人围观。罗光禄很着急，生怕出事。这时，罗瑞卿站了出来，大声嚷嚷：“同志们，我是公安部长罗瑞卿，大家听我指挥，让出一条路!”罗瑞卿这么一喊，管用，游人们当即闪开，让出一条道路。于是，警卫们护送着毛泽东，朝江边走去。毛泽东倒不在乎，游人们高呼“毛主席万岁”，他不断向游人们招手。一直到了江边，上了船，罗光禄和警卫们才松了一口气。
在船上，罗光禄对毛泽东说：“主席，今天好险哪。如果群众中混了坏人，那就麻烦了。”
毛泽东却坦然地说：“没什么。即便有坏人，我们是有准备的，坏人是没有准备的。”
倾听来自底层的真实声音
毛泽东很注意倾听来自底层的真实声音。每逢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家乡，毛泽东总是让他们趁回乡之机了解情况，然后向他汇报。
在吃了“大跃进”年月浮夸风之苦以后，毛泽东更注重调查研究。
1960年12月26日，毛泽东67岁诞辰那天，他给林克、高智、叶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封耀松、汪东兴等7位身边工作人员写信，派他们到河南等地农村调查。
1961年1月20日，毛泽东又派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3人，各率一个小组，共21人，分别到浙江、湖南、广州农村调查。
1962年，罗光禄奉毛泽东之命，下农村调查。他被派往湖南常德专区石门县，那是湘北一个贫穷的小县。临走那天，汪东兴告诉罗光禄：“主席昨天没有睡好，为的是担心你从北京一下子到了石门县，生活上受不了，会产生思想问题……”罗光禄当即请汪东兴转告毛泽东：“请主席放心，我非常愉快地下乡!”
就这样，罗光禄来到了石门县，与农民们一起种棉花，了解农村情况。
不久，中共中央决定精简机构，毛泽东带头裁减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在高智调走之后，1963年5月，罗光禄也调离毛泽东那里。
罗光禄来到核工业部工作，仍在北京。1965年，毛泽东曾召见他，请他详细谈谈“四清”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
此后，罗光禄就再也没有见到毛泽东。
永远的珍藏
罗光禄是一个不爱照相的人。每当照集体相时，他总是站在最后。也正因为不爱照相，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5年，竟然没有留下一张他和毛泽东的合影。
如今，他手头除了保存有上面提到的那张便条外，还有两张便条。——他经手过无数张毛泽东写的条子，现在仍保存在他手头的这三张便条，成了他珍贵的纪念品。
笔者看到的这后两张便条，分别写于1959年12月30日和31日。
其一：
罗秘书：
诗一首，今日上午送交到会各同志，每人一张。何伟、浦寿昌及军委来的那个同志(忘其名)，也各送一张。共送二十一张。
另送江青一张。
毛泽东
三十日早晨
据罗光禄回忆，何伟系何英之弟，他和浦寿昌都是总政的俄语翻译；“忘其名”的“军委来的那个同志”则是雷英夫。至于“诗一首”是哪一首诗，罗光禄经手的毛泽东文稿太多，已记不清了。
其二：
罗光禄同志：
两首诗，每首各五份，请于今日分送陈、田、胡、邓、林克五同志，为盼!
毛泽东
三十一日早
内中的“陈、田、胡”，应是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至于“邓”是不是邓力群，罗光禄记不清了。
罗光禄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5年，由于工作高度紧张，又昼夜颠倒，得了神经衰弱症。如今，他的睡眠仍不好，记忆力也差。然而，他深深怀念那15年，怀念毛泽东。他怀着一腔深情，对笔者说道：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20世纪的伟人，他是军事家、战略家、理论家、思想家、文学家、诗人。他对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了劳苦大众。我能有机会在这么个伟人身边工作，永远感到自豪。毛泽东主席不是‘树’起来的，是在实践中证明他确实是我们的领袖。我们热爱他，尊敬他，完全是发自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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