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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罗氏的起源和发展（二）
作者：罗时实http://www.luos.org
四、封建社会的罗氏 封建社会初期的罗氏 在奴隶社会中的春秋战国年代，各诸侯国混战激烈，为了提高国力，不断进行社会变革，逐渐形成了封建制的社会基础。秦国领先，公元前220年统一了中华大地，建立了秦王朝，封建社会从秦朝开始。社会基础已经是封建制，而秦始皇的思想观念仍然停留在奴隶社会，似乎成了最高的奴隶主，对属下及老百姓实行高压的政策，遭到极大的反抗，不久秦王朝被汉王朝取代（公元前206年），短命的秦王朝只维系了十几年。
珠公前三代先祖在秦王朝（不是秦国）任职。复任（罗氏第38世）讳嗣薇，任秦为江南徐州太守，秦二世胡亥间为参军，升光禄大夫，拜进爵舍人，解组归田，仍居湖广长沙；维翰（罗氏第39世）讳明文，秦二世时，职掌九卿，因号曰“九卿公”；君用（罗氏第40世）讳均，秦庄襄王至始皇帝之时，仕湖广常德府武陵县令，秦始皇时奉命督运官铁因故舟覆，溺死洞庭，其弟君章（即君赞）袭兄职继任武陵县令，后仕罗县县令，可能随带侄儿罗珠跟班。这段时间（罗氏第38-40世，前221--前206）只有十多年，随着秦朝的灭亡而结束。
豫章始祖珠公仕汉高祖为治粟内史，国用优给，赋税宽平，政绩显著，灌侯时奏起为参军知政，节制诸镇，官拜相国大司农令。由于珠公世代仕宦，传承了罗氏世代家谱。从家谱的记载来看，乘公以后的罗氏源流清晰的只有豫章珠公血脉，其余皆源流不详，这些源流不详的世系，恐怕主要是从乘公到君用公这段时间兄弟分支的后裔。珠公世系散居全国各地，尚未记谱而源流不详的也大有人在。目前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罗姓族人都承认是豫章的后裔。
据历史资料介绍，珠公长兄珍公留有后裔，例如珍公后裔宏公，居长沙，西汉武帝元封五年乙亥（公元前106年），任岭南交州剌史，政绩卓著；名列开拓岭南功臣之一，《广州历史名人》有传。珍公后裔彦公，字英俊，后汉建兴三年乙巳（公元225年）授浙江临海太守；景耀四年（公元261年）致仕居耒阳县。珍公后裔绥公，仕西晋荣阳太守。他们为民族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珠公以外那些兄弟分支的后裔就是豫章以外的罗氏，可能还有他姓改为罗姓之人群。
从罗氏出现之初，到豫章罗氏开基，已经有41代，跨过年代（公元前1044年---公元前约190年）达854年，每代间距大约21年。
豫章郡望 珠公仕汉高祖为治粟内史纯属偶然的机会。因为珠公在秦朝并无官职，可能是一个小小县令的跟班，有人认为珠公助汉灭秦伐楚有功，才仕汉高祖为治粟内史。珠公手下没有人马，没有势力，如何助汉灭秦伐楚有功？实际上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后，最初汉朝政权启用了秦朝原班的地方官员，也从地方官员中举荐一些人为中央官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珠公被举荐仕汉高祖为治粟内史，以后才能有机会为汉朝办事，才有机会灭秦伐楚建功业。汉高祖刘邦一班人马都是平民出身，长期战争的创伤使国家和老百姓都到了十分贫困的境地，各姓氏也不再是依赖于诸侯国的生存，而是依赖于整个民族和国家的生存。百姓需要恢复元气，国家需要稳定。因此珠公为官办事就同整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紧密相联。珠公仕汉高祖为治粟内史，为官清正廉明，赋税宽平，国用优给。为了加强中央的管理和更有效的利用财源，灌侯时奏起珠公为参军知政，节制诸镇，官拜相国大司农令。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珠公又奉命守邦九江郡，继灌侯修筑豫章城（即现在的南昌城），“民极趋之，劳而无怨。”所筑新城因珠公而得名“豫章”。于是珠公举家（大约公元前190年）自长沙迁居豫章沟，成为豫章罗氏始祖。不久，豫章城所在的地域也取名“豫章郡”，《江西通志》记载罗珠“有功德于民”。为了抵制吕雉皇太后篡权，拥护汉朝，珠公隐居豫章为民，而且为官为民心态自如，深得平民爱戴。珠公隐居期间传授适合民间的道家思想。详情请见《豫章始祖珠公人生解读》。
罗珠处人处事的主导思想是道家的思想，影响了罗氏十几代人，道家思想是中华早期文明思想的结晶。罗珠为汉高祖政权的巩固建立了功勋，为豫章郡的建置树立了丰碑，在豫章西山民间传播了道家思想，在豫章民间有着较好的口碑。
罗珠生子六：居厚、宣礼、子成、知正、祗德、成通。汉初国穷势弱，常遭北方匈奴族的侵犯和骚扰。汉武帝决心擢用贤能，富国强兵。珠公有六个儿子，到汉武帝时有三个儿子出仕，其中长子居厚公仕集贤院景灵宫大学士，转大尉（三公之列），赠卫国公，升用兵宰相（统兵司令）。任职25年（公元前139年--前115年）期间，起初花了10年的时间作了充分的准备，随着国家财力的增强，同时精心训练将士，再费时11载（公元前129年-公元前119年），有计划有步骤地打败、消灭了匈奴族的大量有生力量，把匈奴族赶出边疆，彻底解除了匈奴族对汉族的威胁，出现了显赫威猛的将军卫青和霍去病，随后四年边境安宁，国内兴盛，居厚公则世袭父爵大司农告老还乡。这既是汉武帝对居厚公业绩的奖赏，也是对珠公业绩的肯定。
珠公为汉高祖反秦灭楚巩固新生的政权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居厚公为汉武帝富国强兵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遗憾的是，这些事迹在历史上没有任何记载，当时司马迁父子同珠公居厚父子同朝为官，汉武帝把《史记》（作者是司马迁）的许多内容删节了。
在历史上没有珠公和居厚公的任何记载，在家谱上只记录有官职而没有记录事迹。只要把珠公和居厚公任职期间和当时社会历史事件联系起来，再分析人物性格的变化发展，就不难发现他们对当时社会历史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及其生存的社会历史背景。详情请见《豫章始祖珠公人生解读》。
珠公有三个儿子：居厚、宣礼、知正在珠公仙逝后出仕汉武帝，知正任河南归德府鹿县令，任满谢仕，同妻张氏仍居河南归德之鹿县，同家族没有联系。除长子居厚公以外，其余兄弟的后裔在豫章30世以后便断谱，杳无音信。其中宣礼公后裔豫章第4世臣宾徙贵州南思州石阡，支分平越、镇远等处，同家族没有联系。宣礼后裔，豫章第五世讃之后裔，誉称为唐朝园林建筑大仙的罗公远，仕唐明皇为保御侍臣，神传公同游月宫折桂枝杖造仙桥，赠上大夫。可是在豫章家谱中，先世源流不详。祗德公后裔有的徙居陕西四川等地，后来也同家族失去了联系。总之，珠公后裔不少人徙居河南、陕西、山西、山东、贵州、四川、云南、湖南、湖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安徽等，散居全国各地，散居分支没有联系。
襄阳罗宪家族 历史资料记载，徙居襄阳的罗蒙、罗宪父子家族在蜀汉政权下任职，是豫章居厚公的后裔。推测罗宪就是豫章第13世，其父亲罗蒙是豫章第12世令蒙，同瑭公的父亲令恭是远房的堂兄弟，居厚支脉，非柏林罗氏，这些人在豫章族谱中没有记载资料。
历史上记载的罗含不是柏林罗氏，但仍然是居厚支脉，豫章第16世。
居厚的后裔豫章第13世支分有柏林分支、沼山分支和木山分支，其他分支也逐渐断谱，情况不明。沼山分支和木山分支多是单脉传承。在目前有记录的豫章谱系中，在第19世后柏林分支占居厚后裔的半数以上，豫章第30世后就基本上全是柏林分支，沼山、木山甚少，多为单脉传承，在豫章第50世后断谱。其余散居他乡，徙居西南边境的也不少，谱系不详，不乏高官显位者。
豫章柏林罗氏 豫章第十三世柏林基祖瑭公，出生于三国战乱年代，百姓人身和心灵的创伤十分惨重，“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诗句）”瑭公四岁那年，父亲在战争中阵亡。当时道教盛行，为解救百姓心灵的创伤，瑭公决定闯荡江湖，学习当时盛行的道术。连学二人，深知道术骗人，而又不能不用，于是明确提出“以积阴德为本，以修炼法术为末，尤不废人伦。”瑭公的道家思想主要还是继承和发展了大农珠公传播的道家思想，乡人尊称瑭公为“九天道源”。他一生为道士，其物质生活乃以农耕为主，到处讲道，寿约百五十。瑭公初学道时同黄向公路拾遗珠值三百万，寻访失主，失主以半相谢，瑭公以“积珠不如积德”为由婉拒。同路人黄向公观其人品便以女妻之，于是瑭公赘居北林，再广植柏树。为不忘祖恩，特命名该柏树为“大农柏”。数十年后柏树成林，于是北林改为柏林，瑭公亦号柏林，瑭公成为柏林罗氏基祖。不久，瑭公迁往丰城池山学道兴道，数代都以丰城池山（后人称为罗山）为基地，一面农耕，一面传道，甚有名气。其子孙数代探求道学之精华，寻求尧舜之道。详情请见《柏林基祖瑭公人生解读》。
我们说“豫章柏林罗氏”是以瑭公为基祖，“柏林”因瑭公而得名，所以说瑭公的后裔都应该是豫章柏林罗氏的支脉。但是，最初瑭公在柏林居住估计不满五年，大约在公元244年瑭公入赘北林，公元249年便举家迁往丰城县池山居住。虽然瑭公在60岁后常来柏林小住，瑭公作古后在柏林长眠，但无后裔在柏林居住，还谈不上“柏林罗氏”。直到公元466年，即瑭公离开柏林200多年后，企生公的后裔豫章第19世智慧公迁居柏林常住，成为柏林北房支祖，当年又有因智慧公的祖父企生公“忠晋遇难”，遵生公“养母抚孤”，由于企生公表兄豫章太守胡藩奏表，官府特送“一门忠孝”的匾额悬挂在瑭公旧居宅门口。公元472年智慧公的胞弟智亮公也迁居柏林常住，成为柏林南房支祖，从此柏林罗氏开始人丁兴旺，也就是瑭公离开柏林217年（249-466）后才真正谈得上有“柏林罗氏”，而且主要是企生公的部分后裔。
山西太原罗氏 豫章柏林基祖瑭公的长子长孙钟公的次子豫章第16世俊章，在北魏做官，以后世代在北魏任职，居住山西大宁东川县罗侯城。豫章第18世罗纲、罗结两兄弟在南北朝时在北方的北魏分别仕北魏明帝左长史和北魏太祖时为侍郎中。罗纲和罗结在《柏林谱》已经记入了“名宦录”中，据传其后裔在北魏占据半壁江山，有人称其为“河东郡望”，不过在豫章罗氏家谱的记载中也找不到“河东郡望”的说法。由于北魏的皇帝是少数民族，鲜卑族拓跋部人，有人误认为罗结是少数民族改姓罗。有文章叙述：“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北方地区民族大融合和中国历史上人群大迁移的时期。北方的战乱和民众的迁移，中原百姓中融入了大量的北方民族的血液，罗姓中也流入了外族人的基因。主要的事件有：南北朝北魏鲜卑族破多罗、叱罗、西域斛瑟罗等氏族集体改为罗姓。”查阅历史资料，魏晋南北朝时，中国北方地区主要有少数民族统治，出现了民族大融合的景象。如果说有少数民族“集体改为罗姓”的事，也是罗结等人长期传播汉族文化，使少数民族不断同化的结果，罗结的后裔也必定融入了少数民族的基因，但罗结本人确实是柏林罗氏瑭公的后裔，符合传统的记谱程序。说少数民族有“集体改为罗姓”的事，在《柏林谱》的记载中查无实据。我们研究家谱就应该以家谱为依据。山西太原罗结家族不是企生公的后裔，可以说同“柏林”没有关系，但他们是瑭公的后裔，罗文通是罗结和罗企生最近的共同先祖，所以罗结家族也可以列入“豫章柏林罗氏分支”。
罗含的传说 在汉晋时期的历史资料上，曾出现三个罗含。珠公兄长罗珍的后裔罗含，字富和，居湖广耒阳。含公之后裔派衍耒阳、永兴、衡阳、衡南、湘乡、安仁、常宁、清泉等县市。世系源流及后裔不详。
豫章罗氏第16世有两个罗含，一个无独立分派，字君章(292--372)，号湘中琳琅，长沙人。初杨羡引含为州主簿，后为郡功曹刺史，桓温临州补征西参军，转州别驾，徵为尚书郎，俄迁宜都太守。累官散骑常侍、侍中，转廷尉长沙相。功累授金紫光禄大夫、襄阳府左丞相，食邑宜城九百户。年老致仕，加中散大夫，回居湖南耒阳西湖塔前立业，《柏林谱》的“名宦录”有名。这个罗含名气较响。
豫章第16世第二个罗含(320--383)，就是罗企生的父亲，字均章，幼名含，因同上述罗含同名，遂改含名为绥，豫章郡人。初举秀才，除郎中，转尚书郎，拜散骑常侍郎。在一次西晋统一北方的战争中阵亡。因曾在丰城罗山罗湖讲过学，后谢玄奏功，奉恩敕封扬州罗湖岱王。生子二：企生、遵生。
忠孝典范 豫章第十七世，瑭公第五世孙企生公和遵生公兄弟，其豫章先祖皆以道家思想作为处世之道，企生和遵生两兄弟在母亲胡氏的安排下接受了儒家思想的严格教育，遵循“事亲事君”“始于事亲”“终于事君”“乃能立人之道”的思想，从小立志为国为民。企生公从小有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父亲错给他一些“道术”的伪书，企生公多次回答“天镜地镜人镜有用之书也，其余出天门入地户秘扃藏行履符禁敌皆幻语也。”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反映天地自然规律（镜像）和人类社会规律（镜像）的书才是有用的书，其余出入天门地府秘密藏形念咒却敌等都是瞎说（幻语）。父亲既惊奇又高兴，于是为他增补汝临县县令，当时企生公不满二十岁。企生公上任后，与民兴水利，合理负担徭役，不负众望，深合民意。汝临县有首民谣：“豫章松柏留待宗伯（宗伯是企生公的字号），临汝苍生实赖企生。”公元399年企生公因忠于晋朝不愿为谋反的桓玄效力而被杀害，时年37岁。详情请见《忠义之士企生公人生解读》。企生公的节义震动朝野，企生公因“忠”而名闻天下；遵生公因瞻养老母和抚养孤侄而以“孝”闻名。但是，史料“二十六史罗氏先贤简略”记载的企生公却是个“家贫亲老”而求官的书生，在上司殷仲堪失败后投敌叛变之际“坚持为殷仲堪照看眷属，料理家务”的庸碌之辈，被桓玄抓获后只会“历数桓玄不仁不义”的所谓“忠义之士”，这样的史料还能“为准”吗？我们说历史资料是十分珍贵的，但也不能盲目轻信，更不能简单套用，而是要对史料进行综合分析。
柏林罗氏枝繁叶茂
智慧、智亮等有五兄弟，他们分别成为柏林北房支祖、柏林南房支祖、柏林黄陂支祖、柏林上巷支祖、柏林石里支祖。后裔枝繁叶茂，遍布全国各地及世界各大洲。这可能要算是企生公的母亲胡氏的思想。原来企生公“忠晋遇难”后，当时国家分裂，深知社会斗争残酷，要为社会做贡献，除了要有扎实的思想基础以外，还容易树大招风，引来杀身之祸。她没有要求后世退缩不前，而是鼓励后辈奋发向上。他告诫后辈：“凡吾后有显者，可以次子隐名居异地，以俟祸平可归继祀，又墓地可广立疑塚以防变。”此诚至虑，故凡后之贵显率依夫人之训，虽值国多艰，亦不致陨绝者，皆其垂训之績也。既要为国作贡献，又要保持家族“不致陨绝”，后继有人。此后，昌公有五个儿子，分支五大派系。
柏林北房分支，基本上居住在豫章西山，即后来的新建县，目前也划归为南昌市的市郊。先后有许多人散居他处谋生。
柏林南房分支，基本上居住在豫章南昌县柏林里。豫章第34世颖公是当时柏林的代表人物，是南唐清徽学士。五代十国期间，北方朝政更换频繁，战争破坏严重，南方的经济得到较为平稳的发展。颖公幻想南唐的后主李煜统一全国，为南唐献“兴政太平十策”，而李煜和颖公皆一介文人书生，难于担此重任，李煜无志，颖公无能。宋高祖赵匡胤羡颖公才能，曾特封颖公为豫章开国郡公，可惜颖公不肯承认宋朝，气绝身亡，享年92岁。详情请见《学士颖公人生解读》。颍公晚年（宋初，公元965年）主编有《豫章罗氏谱志》，并写有谱序。
卢陵秀川 柏林南房支豫章第29世宏从授宝籍郎，尚唐公主家丞，卒湘阴葬屈潭，豫章族谱记载有后裔居卢陵。宏从的长子绍经（豫章第30世），唐天宝间（公元742年后20岁左右）以明经授临清尉，历任至吉州刺史，即吉安府，后因家吉安郡城田冈，《柏林谱》“名宦录”有名。生子二：周吉、周隐（豫章第31世）。周吉，唐贞元间仕校书郎，居吉水郡东陶银塘，《柏林谱》“名宦录”有名。周隐隐居吉水县桃林。
周吉长子仪举（豫章第32世），居吉水郡东陶银塘，生子二：天民、天安（豫章第33世）。天民生子二：崧、崱（豫章第34世）。
豫章第34世崧，仕唐平江司牧，转升咸阳太守，其后裔称他为东陶银塘始祖。崱，唐武宗乙丑科（公元845年）攫进士第，为工部侍郎，仕至节度使，居庐陵县秀川熂下，成为卢陵秀川始祖，后裔主要分布赣南、广东和湖南，不乏高官显位者，例如明朝状元罗洪先。
豫章第34世的崧、崱两兄弟是罗颖的远房堂兄，这三人最近的共同先祖是豫章第25世志银或志临，尽管秀川分支仍然是柏林南房分支，但同南昌柏林基本上没有来往。
在《通谱》网站上崱公的名下，把其后世记录为“珠系 企系 崱系”，也就是说庐陵秀川支系是企生的后裔，确切些说属柏林南房支系。
明朝著名的状元罗洪先是秀川始祖崱公的后裔，他明知上述的事实，可就不愿承认是企生的后裔，甚至不愿承认是豫章后裔，以致诋毁《柏林谱》的记叙。这可能同他的经历和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有关。罗洪先自幼天资聪颖，敏而好学，受父命，二十五岁中状元，实现了出人头地的家训。曾为王守仁《致良知说》，提出修正。认为“良知”非自发，需自我修炼。青少年时期的罗洪先读书严谨，有善良之心。因思想单纯，不久上疏碰壁削官为民。转而发奋读书，涉及面甚广，云游大山名川，逐渐囊中羞涩。罗洪先（江西吉水人）与严嵩（江西分宜人）叙同乡，已结成儿女亲家。能够进入县衙，协助地方官员理政，除弊端。艰苦的现实，与奸臣结亲也是好的，有奶便是娘。
然而远自豫章始祖珠公和柏林基祖瑭公，以及其后裔多是做一个普通的人，为国效劳，与民亲近，企生公更是宁愿牺牲性命，也要保持做人忠义不变节的尊严。柏林人以此为荣。到明朝永乐初年，朱元璋第17儿子宁献王朱权仗势掠走了柏林人几百年心血创下的景观，柏林的声誉一落千丈。做人要以出人头地为信条的罗洪先怎能接受这样的现实？
广东彦环支脉 罗彦环（894--970），豫章第34世，山西太原人，父亲罗全德，仕后晋天福为秘州刺史。企生后裔，柏林南房分支，罗全德是柏林罗颖的叔叔。罗彦环从小随父经商在外，仕后周都虞候，拥立宋祖赵匡胤成为宋朝的开国元勋之一，破李维勋契丹，功迁安国军节度使。宋高祖赵匡胤对诸开国元勋实行削官厚赏的政策，由于当时国家尚待统一，罗彦环等人举家被迁往尚待统一的广东南雄珠玑巷开业。罗彦环为了不累及家族以及后世的安宁，遂隐瞒家世源流。珠玑族谱记载的彦环，实际上是彦环的长子琉，豫章第35世，以后各世序号提前三代，同《柏林谱》完全可以衔接。目前广东彦环支脉后裔达百万之众。
罗彦环（894--970），《柏林谱》记载是豫章第34世，幼居太原驼峰，后裔不知去向，企生支脉，柏林南房分支。《柏林谱》的“名宦录”有名，“居太原驼峰，后周仕都虞候，拥立宋祖，破李维勋契丹，功迁安国军节度使，详宋列传。”彦环的父亲名全德，字天佑，仪和公次子。仕后晋天福为秘州刺史，有代居乐平。
广东珠玑的族谱记载罗彦瑰（923-969）是遵生后裔，父辈以上断代18世，自述为豫章第38世。《宋列传》记载罗彦环的父亲名全德，并州太原（今太原西南）人，仕后晋泌州（今河南唐河）刺史。罗彦瑰，五代末宋初，山西太原人，迁广东南雄珠玑巷。
《宋史》第二百五十卷·列传九记载：遵生后裔，豫章第34世，应通长子，山西临川人，后迁祥符县尚德里居。后晋时补内殿直，后周世宗时，累迁散指挥都虞侯。
综合上述三方面的叙述，可以得到前面的结论。详情请见拙文《罗彦环和罗颖是堂兄弟》或拙文《南雄珠玑罗彦环家族谈》。
高丽罗氏 北宋末年政和年间（公元1111-1117年），豫章人士柏林南房支罗富奉宋王朝使命到高丽，恰逢金兵入侵高丽，只能亡命南下，未能回朝复命，后改姓韩，留居高丽。高丽王朝慕公奇才，招募为高丽正议大夫，擢监门卫三品上将军。荫妻育子，裔得虬，其后裔在韩国名望渐高，再恢复罗姓，支分高丽罗氏。至今韩国罗富后裔有12万，估计朝鲜也有8、9万，总共20万以上。公元1994年5月韩国罗洲罗氏中央宗亲会副会长罗龙柱父子乘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东风，到南昌柏林寻根问祖，找到了罗富的豫章罗氏根基。罗富是豫章第38世仁老的讳名，也是现今南昌柏林罗氏宗人的先祖。
柏林黄陂分支 目前有据可查的主要有江西南昌的大洲分支和安徽呈坎分支，安徽呈坎分支有的人又徙居到赣东北的上饶地区。
柏林上巷分支 目前有据可查的主要有长沙王弘信及邺王绍威父子，分支有湖南宁乡罗宦冲和江西南昌曹坊，另外贵州遵义唐播州侯罗荣分支也是柏林上巷分支。柏林上巷分支还有江西南昌璜溪分支。
柏林石里分支基本上都在江西南昌县。
遵生公后裔 同“柏林”也没有多大的关系，但企生和遵生是同胞兄弟，柏林瑭公旧居宅门口的“一门忠孝”的匾额也有遵生公的一份功绩，遵生公的后裔多有到柏林祭祀，例如早就移居福建沙县的豫章第42世从彦（讳仲素）公同柏林有着密切的来往，留居新建西山的遵生后裔至今每次修谱必定到柏林聚集。遵生公后裔散居甚广，赣南、福建、广东、湖南、湖北、山东等等都有，同柏林也没有联系。
山东淄博罗氏 遵生公后裔罗氏名人豫章第28世罗艺，妻室秦氏，山东历城人。罗艺原为隋将，作战勇猛，封为燕山王。隋末罗艺拥兵自立，自称幽州总管。隋亡投唐，后听信谗言反唐（资料上说的妻孟氏是后来的另一个妻。），兵败后叛国投敌，被部下割首献唐。后裔反对罗艺变节叛国投敌的行为，改艺为恩，意即有养育之恩，迁往山东历城。罗艺的儿子豫章第29世罗士信，即《唐书》上说的少年英雄罗成，为人豪爽忠义，曾由山东历城迁往山东淄博，山东淄博罗氏是罗士信的后裔。罗士信深受唐皇李世民的器重，罗士信坚贞不屈牺牲后，李世民很难过，花钱购买罗士信的尸体，按罗士信的意愿葬在洛阳裴仁基墓侧，后来又迁入京城长安入葬。
据查罗珦和罗让父子是罗士信后裔，罗珦是罗士信5世孙，越州会稽（今浙江绍兴）人。
福建宁化罗氏 遵生公后裔豫章第32世仪贞，讳实，历唐翰林学士，官至盐铁使。晚年由西山隐吉水东醴泉书院，带去豫章族谱一套。仪贞的曾孙元杰公于宋初（公元1049-1053年）曾编撰有《江西罗氏大成族谱》，同柏林没有联系，人数不多，后裔地域分散。
另外还有更多的小分支。
从豫章第42世罗从彦和豫章第43世罗盛得开始，历史上是从南宋开始，主导思想是理学。理学是儒家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吸收了道家的哲学思想，强化了封建道德观念。这时的罗氏已经散居全国各地，互不相识了。
现在居住于南昌柏林的罗氏后人最近的先祖是豫章第47世君谟公，其余南昌新建等县的罗氏后裔每次修谱，都必定要聚集到南昌柏林，因为南昌柏林是豫章柏林罗氏的发源地，居住在新建县的罗姓族人基本上也是瑭公的后裔。当然，在宋末元初蒙古兵入侵时祖谱几乎毁尽，凭着先贤惊人的记忆力把大部分都恢复了，可惜远祖的资料难于恢复，直到现在在网站上才找到更详细的资料。还有个别的讹误闹出了不小的误会（参见古谱序）。可见，目前的族谱资料能保留到现在，已经经历了很多的磨难，更显其珍贵。
柏林衍庆 清道光年间编撰的《罗氏大成谱系》记载：“罗氏为豫章郡望，派衍繁盛，星罗苍布，晋宋齐梁之间际，散居天下，无以会归，惟柏林衍庆，有会归焉。”也就是说豫章西山（新建县）是豫章郡望的发源地，后裔繁盛，散居天下各地，没有聚居过，惟有柏林罗氏的后裔常在柏林聚集，亦即“惟柏林衍庆，有会归焉。”
豫章第19世智慧公在父亲昌公亡故的当年（公元466年）奉父遗愿迁居柏林，成为柏林北房支祖，并建筑“哀忠台”以祀祖父企生。同年（公元466年），由于企生公表兄胡藩（豫章太守）的奏表，奉刘宋太宗皇帝玺书令，官府特送“一门忠孝”的匾额挂在柏林南池塘瑭公旧居宅门前，立祠奉祀。柏林罗氏后裔以此而自豪。公元472年企生公季孙智亮迁居柏林，成为柏林南房支祖，公元484年又建筑有“退居楼”。瑭公最初广种的柏树早已高大茂密，百鸟齐集，柏林山青水秀，风景如画。再加上企生公的盛名和官府的褒扬，来柏林祭祀观光的人逐渐增多，居住在豫章西山的罗姓族人基本上是瑭公的后裔，也常聚集到柏林来祭祖。所以柏林逐渐成为豫章柏林罗氏的聚集地。后来在柏林又增加了不少人造的景观。
据《柏林谱》记载，唐朝柏林南房支元幹（594--？，豫章23世）在柏林宗祠侧建筑有“南溪书院”；唐朝柏林南房支宏庆（讳欢，702--？，豫章第29世）在南昌柏林花园，建筑有“百花台”；尤其是唐朝柏林南房支竹居士绍恺（723--？，豫章第30世）在南昌柏林石池塘北边瑭公旧居旁建筑有宾贤处，有独特的创意。竹居士绍恺在池塘上用石块支起，建造一个水上娱乐大厅，招待雅士贤友，读书讲学，礼宾集义，谈天说地，叙发情怀，酌酒吟诗，观窗外景色，叙人间真情，人处天地间，万物为一体，日月星辰，清风明月，鱼跃鸢飞，以养性情。来此娱者络绎不绝，不觉一厅之小，犹如乘舟同游。游者多为地方官吏，故改名为“官厅”，或“官厅堂”。柏林谱记载：“结石於池创厅，於上读书讲学，礼宾集义，以天地为一腔，以万物为一体，以贤才为学问，以星辰为文章，以清风为襟怀之东，以明月为风流之豪，天高地下鱼跃鸢飞，以养性情，一室之内以自适，酌酒宴贤临流赋诗，所以游目适怀极视听之，娱者不可胜记，盖将忘其一厅之小，而与造化同游也。”“时殿中丞陶公达、校书郎刘全一、团练副使柳渾、采访班景倩、刺史张镐、判官李方，立权德兴列君子，集贤於其中。故御史大夫海南周墀题曰‘官厅’，盖取公物无我之意也。而天下之达道又於斯厅见矣。”种盛况延续到了宋朝，元朝兵燹，“官厅”被毁。这种娱乐厅在古代实为罕见，没有包房，难寻醉生梦死，情趣高雅；没有摇头丸毒品，娱者以天地为一腔，万物为一体，忘却一厅之小，但觉与造化同游，情调高尚。
在宋朝，豫章柏林得到空前的发展，宗族管理也有特色，建有著名的罚鞑台、劝义亭。其办法是建三本簿册，一本记录子妇名氏；有德行者记入一簿，放在劝义亭内加以表扬；一本记录有过失者，加以批评，防微杜渐，使其改过自新，重者也有鞭杖，最严的是谱系除名，没有致残致死的残酷刑罚。详情请见《家政要略》。
其它还有早期建筑的报本堂（内有柏林罗氏大宗祠、柏林花园）等。
从家谱的记载不难看出，《柏林谱》以图谱和《名宦录》的形式记录了大量的已经分支外迁的柏林罗氏后裔名单，由于各分支久居异地，了解甚少，因此出现了一些辈分混淆的情况。所以豫章第42世从彦（讳仲素）公建议从豫章43世开始采用统一的辈分字记谱，豫章第43世盛得公（现在南昌柏林罗氏的先祖）是当时著名的代表人物。现在罗氏通谱网站上公布豫章第四十世以前的名字，在《柏林谱》中相当多的名字都可以找到。以后就各奔东西各记家谱了。罗氏宗人散居全国各地，乃至欧美、东亚、东南亚等地。国内四川、广东罗姓居多。由于南昌柏林在明朝永乐初年，朱元璋的第17个儿子宁献王朱权进驻南昌府，仗势劫掠了南昌柏林的全部花石设施，柏林景观惨遭劫难，唐宋盛名的柏林到明朝便一落千丈了。
关于长沙郡望、襄阳郡望、济南郡望、河东郡望，我缺乏资料研究其详，不知历史上什么时候何人称其为郡望。我们知道豫章郡望有共同的祖先，世代有谱记，有着确切的血缘关系，得到普遍的认可。长沙罗恐怕不止一支罗姓，湖南罗就更多，在当地没有共同的始祖。唐朝长沙王罗弘信、邺王罗绍威父子，在历史上很有名气。查《柏林谱》的记载罗弘信（罗宏信，豫章第29世）及其次子绍威（豫章第30世）归属于柏林上巷分支，先祖源流清楚。湖南罗还有不少崱公的后裔。这里提到的几个“郡望”的后裔都承认属于豫章后裔，可有人说他们对豫章是文化的认同，“郡望”的概念在“发展”。这种说法很难苟同。
还有不少企生和遵生的后裔，由于多年世代移居他乡，同柏林失去联系，有的后裔还不知其先祖所由。豫章柏林南房支的秀川分支崱公的后裔明朝状元罗洪先反对把罗结家族记入柏林罗氏家谱，误认为罗结家族是少数民族改姓罗，认为南昌《柏林罗氏族谱》的这些记载“最为荒诞”，不可相信，连《柏林谱》记载的秀川分支的始祖崱公的先祖源流也不相信，只好丢下上溯的先祖源流而停留在唐朝的崱公。
五代时期的著名文学家诗人罗隐源流不详，从《柏林谱》的“名宦录”所排的位置来看是豫章第32世，罗隐的后裔提供的资料也说是豫章第32世，浙江桐庐人。在记载罗隐的历史资料中写罗隐是罗绍威的叔叔，但辈分不确切。历史资料只记录了罗隐和罗绍威在湖南长沙见面之事，罗隐早年在湖南做官同罗绍威没有关系。罗隐一生穷困潦倒不得志，后来由于罗绍威的推荐，后半生又在吴越做官。不知有什么理由把罗隐归入长沙郡，又说崱公可能是罗含和罗隐的后裔？罗含和罗隐是历史上有名的文人!
简而叙之，罗氏源于原始社会的黄帝，始于奴隶社会西周初期（公元前1044年）的匡正公，兴于封建社会汉初的豫章（公元前约190年，始祖珠公），盛于晋隋唐宋时期的柏林。由于战乱，柏林罗氏分支散居各地，元明之后柏林败落。现今罗姓宗亲有1000多万，百分之九十以上为豫章后裔，是当前中华姓氏前二十大姓之一。
如果把中华罗氏的历史发展比喻为一棵大树的话，那么罗氏始祖匡正公以前的先祖源流直溯黄帝便是树根，罗氏大树植根于中华文明初期发展的土壤中。周武王三年（公元前1044年）罗氏始祖匡正公建立了罗国，开始了罗姓大树的茁壮成长，延时达450年，公元前596年楚国消灭了罗国，罗姓大树被拦腰砍短。相隔230年以后，公元前366年罗氏第31世乘公助秦反楚有功，受封益伯侯，罗姓又有了生存的地位，被砍的罗姓树桩长出了新芽，170多年后，汉初豫章罗氏再次茁壮成长，同中华民族的兴衰紧密相连。晋隋唐宋年间的豫章柏林罗氏已是树高参天，枝繁叶茂，不少分支因战乱散居各地，同柏林没有联系，但是断枝落地再生，星罗棋布，散居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大洲，同当地各姓氏各民族融为一体，为地方、民族、国家的繁荣作出自己的贡献。
罗氏先祖处世立身的指导思想，在豫章罗氏之前，没有明确的记载，考察当时的社会历史，只能是朦胧的道家思想。根据家谱记载，从豫章始祖珠公到豫章第16世绥公基本上是道家思想，从豫章第17世企生公遵生公到豫章第42世从彦（讳仲素）公以前基本上是儒家思想，在随后的整个封建社会，便是理学，即儒家的伦理道德观渗入了道家的哲学思想，强化了封建伦理道德观。
不管在哪个社会形态，从罗氏先祖处世的表现来看主要还是本能的和谐思想。
在原始社会，罗氏远祖祝融回公的遗训中告诫：“不求金玉重重富，但愿子孙个个贤。人生天地，首重伦常，男女以正，婚姻以时。处己以孝悌忠信，接人以礼义廉耻，存此八节，四海一家。勿以权势凌人，勿以富贵傲人，毋阴谋害人，毋败德损己，莫说人是非，莫笑人长短。”有篇文章介绍古人对祝融回公的评价：“无所造作”即赞其善，融己身于民，平易近人，即平等待人；“未有耆欲”即颂其善，以理智自约，清心寡欲，没有贪欲；“刑罚未施”则喻其是一位以德治世，不恃暴力的远古明君。家谱记载，祝融回在位百年，天下治平，万物咸宜，可以说实现了当时人类社会的和谐。
此外，祝融回也很重视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听龠州之鸣，鸟谐神明，而和人声，是以耳目聪明，血气和平，寿命长百岁以上，而移风易俗，则乐歌为之节文也。”这里指的“人与自然界的和谐”主要是指树木森林和鸟类都是人类的好朋友，但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还没有上升到现在人类所认识的“生态平衡”。
在奴隶社会，社会现状背离了原始社会的和谐，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我们的祖先所料不及，由于社会发展很不充分，难于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即使在奴隶社会，罗氏先祖黄帝第41世孙仁玉仕于江南徐州太守，也是清正廉明，不恂私欲，成了后来封建社会初期豫章罗氏始祖罗珠为官的榜样。
封建社会豫章罗氏始祖罗珠，仕汉高祖为治粟内史，为官清廉，赋税宽平，国用优给，政绩卓著，灌侯时奏起为参军知政，节制诸镇，拜相国大司农令，惠帝时接替灌侯奉命守九江郡，携妹婿石固继续修筑新城，“民极趋之，劳而无怨”。“民极趋之”是指得到民众的热烈拥护，“劳而无怨”是指民众积极投入不畏艰险毫无怨言，老百姓积极参与支持筑城，环十里闢六门告成，顺利竣工。这就是说，珠公为官清廉，尽忠尽职，为国效劳，上司满意。珠公指挥民工施工时同民众一起劳动，关系融洽，这是珠公任职期间上下关系的和谐。新城竣工后，珠公亲手栽植豫章（香樟树）於办公庭院。为了表彰珠公的业绩，新建成的郡城特命名为豫章城，即现在的南昌城。珠公隐居为民后，以刘濞为代表的七个藩王联合谋反，被太尉周亚夫讨平，周亚夫请求为新收回的地域和原九江郡合并为新郡而命名，灌侯谦让，汉景帝准奏命名为豫章郡。珠公任职期间的表现得到上司的充分肯定。
珠公在建筑豫章城时同当地民众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豫章城建成后珠公把家眷从长沙接到豫章西山安家，豫章罗氏开始。由于吕雉太后篡权，珠公“遂隐洪崖托迹仙学，结草为庐，书其庐曰：'昔张子房为赤松之游，吾今为红崖之游，盖上友红崖异人与禽鸟为乐。'”“隐洪崖托迹仙学”是指珠公辞官不做，仿效张良隐居豫章洪崖修道，开始“结草为庐”，即盖草房居住，接着在墙壁上书写“昔张子房为赤松之游，吾今为红崖之游，盖上友洪崖异人与禽鸟为乐。”张子房即张良，字子房，曾帮吕太后出主意保住了刘盈的太子地位。汉高祖驾崩后见吕太后揽权且残忍，便提出“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离朝修道。今日珠公为避吕太后之祸仿效张良隐居洪崖修道。“盖上友洪崖异人与禽鸟为乐”，“洪崖异人”指洪崖当地的能人，“与禽鸟为乐”指珠公除了向洪崖当地的能人学习盖草屋居住之外，还向洪崖当地的能人学习饲养家畜家禽，珠公一家以自己的劳动成果而感到快乐。九年以后，吕雉太后篡权被铲除，灌婴侯亲自登门邀请珠公回朝任职组阁，珠公可能家事拖累，以身体欠佳而婉拒。这时珠公回答：“盖上有洪崖異人与禽鸟为乐”。九年前，珠公辞官为民，珠公的态度是“上友洪崖異人与禽鸟为乐”，珠公必须谦虚地学习当地能人的生存技能。珠公为民九年后，其态度是“上有洪崖異人与禽鸟为乐”，珠公已经在感情上同当地人打成了一片，和谐相融了。
珠公有六个儿子，是中年得子。珠公一家在洪崖快活地自由自在地生活了四十多年，诸子早已长大成人，孙辈相继降生，阖家和睦，子孙孝顺，珠公度过了幸福的晚年，享尽天伦之乐。汉景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寿终正寝，寿九十，诸子守孝三年。其中有3个儿子仕汉武帝。长子居厚“汉武帝建元中仕集贤院景灵宫大学士，转大尉，赠卫国公，升用兵宰相。汉武帝二十五年（公元前115年）世袭父爵大司农。”长子居厚的职位比珠公还要高，辅佐汉武帝成功地消灭了匈奴族的进犯，维护了汉朝大国的尊严。由于居厚公的出色功绩，最终“世袭父爵大司农”而告老还乡。“世袭父爵大司农”表明汉武帝奖赏居厚公的功绩，同时也进一步肯定汉皇室对大司农珠公功绩的肯定。珠公的为人为后世做出了表率。
柏林基祖瑭公，是魏蜀吴三国末年和晋朝的民间道士，通过学习当时盛行的道术，深知道术乃骗人之术，由于当时对诸多社会现象和人生的遭遇难于确切的解释而又不得不用道术来搪塞，因此明确提出道士要积阴德，不得加害求助的民众。由于道术就是骗人，遮人耳目，所谓神仙也是普通的凡人，因此道士不应该绝俗离群，不必废人伦，可以成家。既然神仙也是普通的凡人，刻意追求修炼成仙甚至自杀成仙也就毫无意义，善意劝告说，身体及五脏六腑是父母所给，不应毁坏，有孝心就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丰城池山的民众尊称瑭公为“九天道源”，瑭公深得当地民众的爱戴，寿命约百五十。
我理解先祖的和谐概念就是人际关系的融洽，生活的安宁，这样的事例相当的多，这里就不赘述。这种和谐反映了人类本能的和谐，只要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就是社会的和谐，这是一种静态的和谐。随着现代社会充分的发展，我们现在提倡的和谐是在发展中的和谐，在和谐中求发展，发展是硬道理，是一种动态的和谐，科学的和谐。
南昌柏林豫章第66世罗时实整理00000000
2008.50000000000000000 （2008年6月15日电邮稿）
相关链接： 中华罗氏的起源和发展（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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