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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燃第二次“重庆教案”导火索的罗元义
罗元义（？～1887），字葆之，巴县盐商，家住重庆城内杨柳街（今中华路），捐有花翎同知衔加三品封职，任重庆天主堂管事。罗葆之依仗教会势力，追随川东主教范若瑟（罗马教皇驻川东代表欧仁·让·克洛德），为非作歹。常常在其盐店耍枪弄刀，聚众闹事，滋扰百姓，成为重庆一霸。1878年3月，他勾结川东主教范若瑟，明借暗抢邑人白银5,500两，债主向范若瑟催讨，范若瑟不但不还，反而嗾使罗葆之率其二子并巡丁数十人，拳棍相加，将债主打成重伤。罗从此深为范若瑟倚重，更加有恃无恐。
19世纪80年代，中国边疆频频告警，终于在1883年12月爆发了中法战争，民族危机，更为深重。在此期间，英美基督教势力也已进入重庆，先后在南岸丛树碑、凉风垭修建教堂。1886年，美国教会又在鹅项岭、铜锣峡等处修建教堂。这样一来，使重庆通往外界的水、陆咽喉，均处于外国教会的监控之下，严重危及重庆安全，这一举动再次激怒了重庆人民。
1886年6月，重庆士民赵忠勖、周心斋、冯为瀚等23人联名上奏，请求政府严令禁止外国教会在上述地方修建教堂，否则将酿成中外冲突。他们还前往施工现场，要求教会立即停建。南岸凉风垭的绅耆士庶祁太原、米积山等人也公开要求重庆地方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以安民心，以平民愤。重庆所属14县的廪生、教习、职员、文童、武童彭子榜、周玉书等50余人也联名上书政府，揭露洋人阴肆狼贪，隐怀蚕食，得步进尺，据要地以瞰全渝的险恶用心。要求政府命令教会立即停工。拆毁已经修好的房舍，他们甚至提出，为了争回这些形胜之地，不惜以重金赎买。川东道属35县绅粮也一齐上奏，要求政府迅速解决，以转祸为福。
尽管各界一致反对，但重庆政府优柔寡断，并未采取果断措施，一再迁延。人民无所依靠，呼吁无着，于是川东各县的民团纷纷行动，打制武器，暗中联络，密约齐集两路口、浮图关等地，前往打教。重庆武童也发出揭贴，号召效法10年前江北厅的打教斗争，决定7月2日前往鹅项岭捣毁正在修建的洋房。民教冲突，一触即发。
那年，正值府试之期，各县武生齐集重庆，成为斗争的重要力量。7月1日，愤怒的人群首先打毁了城外南岸凉风垭和丛树碑的教堂，进而又进城捣毁了天主教党，以及一些作恶多端的教民的店铺。当时，早已积怨很深的不法教民罗葆之正在家中为其母办丧事，知道在劫难逃。因而立即召集爪牙吴炳南、何包鱼、陈海帆等率领教士匪徒，准备迎战。
在这场大规模的反洋斗争中，重庆人民决心严惩这个外国教会的鹰犬，独霸一方的恶绅。但见罗家早有准备，遂改为第二天行动。7月2日，罗葆之一面请官府“维持秩序”，一面给埋伏家中的百余凶手暴徒壮胆打气，随后就站在门前寻衅闹事。这时，围观群众越来越多，罗葆之一声令下，吴炳南、何包鱼等率领匪徒举起刀矛枪棍冲出门来，一阵乱砍滥杀，血肉横飞，当场杀死12人，杀伤22人，失踪数人。
罗葆之制造杀人血案，更激化了民教矛盾，两天之内，巴县及大足、铜梁等地焚毁教民房屋250余家，重庆城内及附廓美、英、法教堂、洋房、医馆全毁。各阶层人民纷纷行动起来，商人罢市，考生罢考，江北厅也再次掀起反洋教斗争，支援重庆人民的行动。打教群众散发揭贴，号召人民各执武器，揭竿而起，斩草除根，为国除害。有的还假托川东道的名义发布告示，要求川东各县“斩草务须除根，城内挨门打毁，各县照样施行”。还说“吾当为尔作主，不至累及庶民”。经过这番发动，斗争在更大范围内展开。
7月25日，3000多群众再次从城内打到城外，连南川、綦江的团勇也前来助战，所到之年，教堂均被捣毁，洋房无一幸免。前来保护洋教的清军也遭到沉重打击，打教青年石汇怒杀弁兵一人。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反洋教斗争中，在重庆的英美法等国传教士的财产均被摧毁，所有教士都离开重庆，逃往汉口。美国驻华公使田贝惊呼：“这一重庆暴动，是许多年来最激烈的一次”。
清廷对重庆教案极为震惊，于1886年8月13日、23日连下两道上谕，命川督刘秉璋（字仲良，安徽庐江人）查办。刘秉璋委派候补知府唐翼祖、罗享奎前往查勘，会同川东道、重庆府、巴县各官同法国驻渝领事、主教商议赔偿合约。1887年1月11日，各方议定赔款合同，计赔偿法国银22万两，美国2.3万两，英国1.857万两，总计26.157万两(含大足、铜梁赔款)，所有赔款，俱由川东道筹集。1月15日，川东道奏报重庆教案人员定罪情况：罗元义、石汇处斩枭示；吴炳南、何包渔秋后处绞；余犯或杖责枷号，或饬通缉。12月21日，川东道、重庆府、巴县与重庆镇都 督府联衔告示，宣称重庆教案现已议结，鹅项颈等处地产已赎回，“永作官荒，不准修复”；今后修建教堂“不得格外华丽”，“以免骇人观瞻，致扰物议”。
“重庆教案”是中国近代史尽上的重要事件，尽管这场斗争被清政府镇压了下去，杀害了打教群众石汇，赔偿教会30万两白银，为打教群众仗义执言的川督刘秉璋也因此被革职（刘秉璋被解送原籍后，重庆市民集资在鹅岭正街为他修建了纪念堂“遗爱祠”），但迫于群众压力，清政府还是处决了罪大恶极的罗葆之。特别重要的是，第二次重庆教案造成了“川东各属民团声言打教，其势力汹汹”的反帝洪流，直接影响和触发了大足龙水余栋臣领导的反帝武装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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