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氏家园 (http://www.luos.org)|杨鹏升与夔门天下雄题刻

杨鹏升与“夔门天下雄”题刻

作者：罗良富http://www.luos.org

乍见文题，或许都要以为笔者弄错了，谁不知“夔门天下雄，舰机轻轻过”是孙元良将军的题刻，怎么又引出了杨鹏升？
不过这到是真的！且听笔者将这段文史佳话如实道来。
由重庆乘船东下览圣长江三峡，第一峡是瞿塘峡。瞿塘峡又称夔峡，西峡口是重庆进入三峡的大门，世称夔门或瞿塘关。
凡到过夔门的人，无不为其雄奇险峻惊叹，更为那丰富的石刻题记而振奋。特别是孙元良将军那“夔门天下雄，舰机轻轻过”巨幅题刻，历史虽不长，但却成为了夔门和夔门题刻的代名词，被广为传唱。

仰慕过这十个大字的人，都把“孙元良”深深地留在了记忆中。然而，如果有人问起这十个字到底是谁的手笔，恐怕大多不是对提问感到不解，便是只有摇头了。
其实，这十个字的书写人为抗日高级指挥官杨鹏升将军！
近日，因一篇介绍四川著名书画家和美术活动家罗文谟的文章，有罗文谟画赠杨将军梅花图及题诗的记述，而引出了一段不是千古之秘，却将成千古之史的文史佳话。
下面是杨鹏升将军之二女杨祖慧女士给笔者的信：

杨鹏升（1900-1968），别名泰坤、盖孝、蓬生，中年号劲草先生，书画署名铁翁。四川省渠县平安乡人，后迁渠县三汇镇。1919年从军，到1929年任至川军二十军上校秘书、二十九军训练部主任。1930年东渡日本，就学于日本成诚士官学校步兵专科，兼读明治大学文学系。1932年回国，历任国军第五军司令部上校参谋、中央军校中校战术教官、八十八师上校副师长兼参谋长（师长孙元良，因而成为密友）、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兼中央政治大学教授、八十八师少将副师长、武汉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议、武汉防空司令部办公厅少将副主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中将参议、成都中央军校高级教官、四川省特委会秘书长等职。1949年12月25日，随川西北反共救国自卫军第二路游击总司令王缵绪率部起义。解放后，杨鹏升受聘于重庆西南美专任国画、雕刻教授，兼任西南文教部和西南博物院筹备委员、西南文联和美协国画委员会委员，后调成都市文化局任园艺技术员，为成都市政协委员。
杨鹏升是川军著名儒将，著名书法家、篆刻家。在青年时期就已经在书法、绘画、篆刻方面显示出他过人的天赋。1930年，他正值而立之年，在日本除了就读成诚士官学校以外，还兼读了明治大学文学系，并且在这个时候于日本举办了个人金石书画展，日本前首相犬养毅、广田外相、高桥藏相亲临捧场，犬养毅还赠行书直幅一张，上书“中国第一手笔”。展览取得极大成功，为杨鹏升赢得了国际声誉。除此之外，他还多次在北京、上海等地举办个人书画、篆刻展览。杨鹏升勤奋好学，曾拜齐白石为师，并与张大千，徐悲鸿，郭沫若，顾颉刚，谢无量，刘开渠等一代宗师有厚谊。又因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为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书记长罗文谟，同为书画名家，故而结为密友，两家在成都过从甚密。1950年，杨鹏升曾敬赠一套《杨鹏升印谱》给毛泽东主席，1955年又将20余种金石书画著作捐献给北京图书馆。章炳麟还选编有《杨鹏升印谱》数集。
抗战前，孙元良将军在八十八师任职时，曾游览三峡夔门段，当看到那里地势雄伟险要后，欣然赋词“夔门天下雄，舰机轻轻过”，后因孙元良将军军务繁忙，便托时任该师副师长的杨鹏升将军代笔在三峡瞿塘峡悬崖上题写了这十个大字。现在，这十个大字依然保存完好，是三峡景区的著名景点，三峡保护文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孙元良将军“夔门天下雄，舰机轻轻过”题刻乃杨鹏升将军代笔一事，是渠县起义少将雍熙文先生亲口告诉杨祖慧女士的，并写了证明：

证明
我与杨鹏升早年相识，他的文艺才能很高，1955年在渠县监狱同房住一段时间。
1927年（1937年）他在万县任反动派88师副师长（伪师长孙元良），我与他会面认识，后来各在一方，少于会晤了。
他驻万县时，在夔府下面白帝城燕鱼堆岩石上写有“夔门天下险（雄）”五个大字，落款是孙元良，实际是杨鹏升书写的。
1948年他在成都，临解放时，他去迎接解放军，当时他是起义部队的中将高级顾问，后在成都青年（羊）宫计划名副其实的蓉城。
1955年来到渠县监狱，后到大竹县第三监狱病故。

雍熙文（印章）驻渠县城胜利街327号00000000
84年8月27日http://www.luos.org

1927年（1937年）我在万县与杨鹏升会面，他当时在反动派88师（师长孙元良）任副师长，不久我回渠县就少见面了，他在夔府下面（白帝城）燕鱼堆河岸岩石上写了一句“夔门天下显（雄）”落的孙元良的名字。1949年他在成都临解放时他去迎接解放，成都解放后，人民政府派他在青羊宫计划名副其实的蓉城。

雍熙文笔http://www.luos.org0
84年7月31日http://www.luos.org

而今，随着三峡库区水位不断上升，夔门题刻真迹正逐渐被江水淹没，成为留给千百年后子孙后代发拙的历史文化遗产。而由三峡文物保护部门采用复制“克隆”的题刻，原汁原味矗立于瞿塘峡现在的水位之上，成为三峡景区的一个新景点，继续昭示着独据特色的三峡文明。过往游人观此圣景，既为孙元良将军“夔门天下雄，舰机轻轻过”的博大胸怀而感动，也为书写题刻的杨鹏升将军苍劲豪放的笔力而折服。题刻与人名永存，这恐怕是当年杨将军始料未及的。
（附注：本文经过杨祖慧女士审阅。杨祖慧，杨鹏升将军之二女，生于1939年3月11日(农历)，原为中铁二局工程师。早年一直在广西省柳州市工作，文革结束后，落实政策返回成都，现已退休闲居成都金牛区。育有二子，老大定居上海，老二定居南宁，其中一子是国家医学骨科博士。）

附：文世安《蜀派印圣杨鹏升》
杨鹏升曾被国内外达官贵人关注，也为专家学者和大文人侧目。人们赞誉他是“中国第一手笔”、“书法和制印高古”，甚至连鲁迅和郭沫若这样的大名人都称赞杨鹏升是“蜀派印圣”!

一、艰苦磨难成儒将
杨鹏升生于1900年8月21日，病逝于1968年。书画署款“铁翁”。四川省渠县平安乡平安寨人，后迁居渠县三汇镇。杨鹏升4岁丧母，14岁丧父，家境本已不好，又无父母，生活困苦可想而知。为了糊口，他干起了为别人写状纸、打官司的营生，他不甘心就这样混日子，于1922年外出谋职，先后在军阀邓锡侯、李家钰、杨森等部任职。因无后台，又无文凭，他只任了文书、咨议一类闲杂小官，很不得意，决定另谋出路。
当时吴佩孚逃到四川，驻在渠县梨树寺，杨鹏升前去投奔。吴已是丧家犬，竟然有人投靠他，心中窃喜，见杨年轻有为，遂封为“讨贼联军总司令部” 中将政务参赞，要他去联络四川军阀出川“讨赤”。这是年轻的杨鹏升第一次任中将。败军之将的封号虽不值钱，但杨的才华已初露头角。
杨鹏升借此机会到了成都，看到四川军阀各存异心，哪管什么吴佩孚，于是杨鹏升决定外出求学，学好军事，实现自己的抱负。1930年春，杨得邓锡侯等人的资助，随日本驻成都领事馆书记官康松夫妇(任满回国)一路到日本东京，就学于千叶县成城士官学校步兵专科学习六个月，后到静冈县日本14联队见习三个月，在进士官学校的同时兼读明治大学文科一年另三个月，于1932年回国。从此，他长期生活在民国军界，于1945年1月，杨兼任重庆卫戌总司令部中将参赞；1949年12月，杨任成都“反共救国军第二路游击总司令部”中将顾问。
杨鹏升虽先后获得少将、中将军衔，但不是黄埔系，又不是蒋介石同乡，未得到信任和重用，一直没有实权，只能任教官、参议、参谋、咨议、参赞等一类闲职，甚至蒋介石逃台前夕，安排的“反共救国军”也只给他一顶中将“顾问”的桂冠，以示安抚，直至成都解放。

二、情深义助陈独秀
1923年，杨鹏升在重庆邓锡侯部任咨议兼代军法官时，喜欢阅读《中国现代文选》。《文选》经常刊载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人的文章。他读了这些人的文章很受启发，对他们十分敬仰，多次写信表示赞扬。陈、蔡等人还回信表示答谢，鼓励他好学上进。从此，杨鹏升与陈独秀建立了书信联系。
1936年，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上海。杨鹏升并未因陈独秀被捕而断绝关系，反而买香烟、糖食、水果等物，托大律师章士钊带给陈独秀，并请代他表示慰问。危难之中见真情，杨的这一举动，加深了他与陈独秀的感情。
1937年8月，因抗日战争爆发，陈独秀被释放，先住南京。后因好友高一涵在武昌，应邀前往武昌，住中华大学校园后侧一所旧式的四合院民房(即后补街5号)。陈独秀继续宣传抗日，在一些大学的演讲中公开点名批驳日本首相广田的侵华谬论。这些抗日言论为国民党投降派和恐日派所忌，但杨鹏升又一次不避嫌疑，反而与陈独秀更加亲密。这时，杨鹏升任武汉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议，后调武汉防空筹备办公厅副主任，得知陈独秀到了武汉，带上礼物和刻制的三颗印章前往拜会。他们多年神交，这才初次见面，双方十分快慰。以后，杨多次去看望陈，与陈建立了更加密切的关系。
1938年7月，陈独秀从武汉转长沙到重庆，应江津名绅邓秋蟾之邀，定居江津县。陈独秀在江津贫病交加，生活十分拮据，但他一身正气，傲骨挺立，拒绝了国民党的高官厚禄。蒋介石先后派陈立夫、陈果夫、戴笠、胡宗南等人前往游说，要陈做国民政府劳动部长等一类高官，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国民党要陈组织“新共产党”，并给以1O万元的经费，也遭拒绝；还拒绝了托派要他到上海的请求。以致他带病坚持写作的《小学识字教本》(实为文字学)一书，民国教育部预付了两万元稿费，准备出版，只要他改“小学”二字，陈独秀竟然退回全部稿费，拒绝出版。“傲气”十足的陈独秀却很乐意接受杨鹏升的捐助，而且关系非同寻常。
杨鹏升长期给陈独秀寄钱、寄物，关心备致，使陈的生活有了一定的依靠。他们之间，称兄道弟，感情很深，关系密切，书信往来频繁。从1939年5月5日起，到1942年4月5日止，前后不到三年时间，陈独秀写信达40封，几乎是一月一封，其中194O年高达l8封。除写信外，陈还写诗言情，送与杨鹏升。1939年11月11日，陈为杨之妻包和平写诗一首，其内容为：“前年(即1937年)初识杨夫子，过访劳君昨日情。可怜胭脂坪上月，不堪回首武昌城”。以后，陈又写诗一首送杨鹏升，即：“连朝江上风吹雨，几水城东一夜秋。烽火故人千里外，敢将诗句写闲愁。”陈还为杨的亡父写过一篇暮表。

三、国画师承张大干
杨鹏升从小喜欢书画，而且小有成就。早在1925年，成都美术专门学校(后改艺术大学)校长李英就聘他为该校董事。后组织“东方美术研究会”，杨鹏升是20多岁的年轻人，竟然当了会长(李英、许士骐为副会长，黄隐任名誉会长)。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已显露出书画才能。后交友张大千兄弟，其国画艺术水平更是有了长足的进步。张善子在四川盐场任知事的时候，是杨鹏升的结拜兄弟。后张善子在上海西城里开画馆，杨经常去画馆帮助工作，从中学到不少书画技艺和经营书画的经验。
杨鹏升与张大千是干亲家，关系非常密切。1930年前，张大千与杨鹏升在上海共同仿造的石涛、八大山人、石溪等画，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远销到日本、英国和法国。杨还协助张在上海、北京、东京等大都市举办书画展览和鉴定买卖文物书画，先后获得8万多元。
杨鹏升结交了许多绘画的朋友，并向他们学习绘画技艺，取各家之长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绘画技能。特别是一代名画家徐悲鸿与杨鹏升是亲密朋友，杨虚心向徐学习。早在1934年，杨鹏升被国民党中央大学聘为文学院美术系教授，徐悲鸿是该系主任。他们互相切磋技艺，还多次共同一起作画，使杨从实践中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直至1947年还共同为人画长寿图。
杨鹏升在张大千、徐悲鸿一代大师的熏陶下，国画艺术有很深的造诣。他多次在成都、重庆、昆明、香港等地开办书画展览，受到时人关注。他的书画也很值钱。解放初，因杨鹏升对书画颇有研究，曾安排在重庆西南美术专科学校任教授，专门从事金石制印和国画教学，同时担任西南博物院筹备委员和文联国画研究会委员。

四、治印比肩齐白石
杨鹏升的诗、书、画、印，被人称为四绝。尤其是制印更有突出成就，被国内外专家、学者、名人交口称赞，不少人以能得到杨鹏升印章为荣。
杨经常将自己刻制的印章送人，借以联络感情，广交朋友。1932年，他刚从日本回国，精心刻制“蒋介中正印”、“介石”、“武领”三方鸡血石图章送给蒋介石，蒋回赠兰袍、青褂、衣料和将官佩剑、指挥刀各一把，还称杨是蒋在日本的“晚期同学”。国民党很多上层人物都得到了杨鹏升的印章，吴敬恒得冻石图章五方、孔样熙得冻石名号图章两方、张群得冻石名号图章两方，杨鹏升广送印章，结交了朋友，提高了印章声誉，也得到丰厚的回赠。
杨鹏升历年制印，刻制了很多印章。他将各种印迹收集起来，编印成书，1932年出版了印谱《庐山集》，以后又出版了印谱《虎门集》。这些印谱捐赠给中山图书馆，不少大学也争相征集杨鹏升印谱。
杨对治印很有研究，不仅有实践，而且有理论。他在民国中央大学专讲治印及印学史和金石文字考异，反对传统的优越印学，创性地提出：“学印者，须法秦汉，学坏于唐宋元明”，还提出要“创蜀派印学，打倒浙皖两派”，以“印圣”自居。“蜀派印圣”由此得名。
当时，国民党政要对杨的制印推崇备致。关麟征说杨的制印“制印精妙，海内无双”。吴敬恒《庐山集》的序言中称杨是“五百年来第一印人。”温建刚赞杨是“东方驰名的金石家”。
杨鹏升的制印技艺，进步人也是赞誉有加，鲁迅先生赠杨鹏升的诗中说：“印圣蜀派推千古，字内四级画诗书”。杨的劲草园落成时郭沫若、张大千、徐悲鸿等一代人前往祝贺。郭沫若即席赋诗首：“与人论艺常称公，蜀派印圣一世雄；味道神韵逼两汉，劲草先知疾风”，高度称赞杨的金石制印杨留下的印迹很多，章炳麟曾选了《杨鹏升印谱》多集。
1950年，杨将《杨鹏升印谱》送毛泽东，后又赠北京图书馆二十件金石书画。北京图书馆金石组专家认为“杨的印章，风格豪放。其艺独特，与齐白石印章风格接近，打印精细，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曾准备经过整理，重新铅印出《杨鹏升印谱》，使这一艺术珍品传之后世，后因某种原因而未果。
（文章来源：巴蜀史志.2005年第3期第51-52页.蜀中人物）

参考资料

《黄埔军校本校高级教官杨鹏升子女杨祖慧女士、杨祖敏先生》

《杨鹏升与他的“三万全石”》

（2007年8月30日资料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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