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氏家园 (http://www.luos.org)|孝感与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

孝感与历史上的湖广填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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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0月，我国在重庆举办亚洲市长论坛，届时将建成湖广会馆和湖广填四川移民博物馆，诚为川楚两地彪炳千秋的一大盛事。，开创四川历史的新纪元，也在中国移民史上写下壮烈的一页。现代的川渝人，据说祖籍大多是湖广，其中又多称来自麻城府孝感乡。笔者根据相关资料，结合耳闻目睹，谨就孝感实川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影响和地位，作了点梳理辨析，以求教于方家和读者。

谱牒的厚重
孝感，曾是楚北经济发达的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人丁兴旺，具有农耕社会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孝感籍在明清两次填川大潮中，较之其他移民，具有移得早、去得多、时间长、分布全川等显著特点。
学者孙晓芬编撰的《清代前期的移民填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该书几十次地提及“麻城孝感乡”和“孝感”。撮要如下：
《邻水县志》，介绍包氏自孝感迁蜀始末，“湖北麻城孝感乡包元恒率领同族，依住兴仁乡绿豆湾落业”。还载，甘氏自孝感迁来后成为邻水大族；孙姓“原籍湖北孝感，明洪武2年（1369年）落业县境蔡家坝”。
新修《南川县志》称，湖广移民，尤以麻城孝感乡鹅掌大丘人为多。
咸丰《云阳县志》，“邑分南北两岸，南岸明洪武时湖广麻城孝感敕徙来者，北岸康雍寄籍者，亦唯湖北湖南人多”。
《新宁县志》（今开江），孙姓来自孝感。《大邑县志》，李姓“先祖李朝舟于康熙年间，由湖广麻城孝感迁居大邑依仁乡”。
另外，《南溪县志》：“今蜀人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始，多言麻城孝感乡”。民国《荣县志》：“由麻城孝感乡入川，人人言然”。隆昌《刘氏族谱》：“吾家起自湖广麻城县孝感乡，明初入蜀”。新修《三台县志》，清道光年间，孝感迁来回民数户，以马姓为最多。民国《泸县城志》载崇祯年间泸州分巡佥事吴登启《招民榜文示》：“迨我国初，亦移麻城孝感之民，以实富、荣二邑”。内江《黄氏族谱》：“明洪武初，以为四川乃近西隅夷地，非德化不能测也，唯孝感乡人民可以化之。诏饬许多专差逐遣。凡明初来者皆麻城孝感乡人也”。
作为中国移民发祥地之一的孝感，县志记录了杨春等多人移川情况；族谱方面，仅随机所看到的十几家统计，都有元末明初及清朝前期移川的记载，如杨店杨氏，便有30多户（兄弟）。

明玉珍和红巾军
溯源湖广填四川，元末明初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明玉珍军入川，是孝感移民较多的主要原因。明玉珍，湖广应山县人。清光绪9年（公元1883年）《孝感县志》载：
元顺帝至正11年（1351年）颍蔡兵起（指河南义军），聂高宗、许成僭号据应山，分其党据孝感等县。12年，徐寿辉起兵蕲州，招应山明玉珍为元帅，孝感人多附之。16年，玉珍率兵袭重庆，称夏王，孝感人多随之入蜀。是时寿辉兵皆裹红巾。至今土人言红头军作反人，杀尽各处人。盖玉珍等事也。
明玉珍、陈友谅、徐寿辉、朱元璋同属农民起义军红巾军。玉珍领军10大万据川，含孝感籍4万（《湖北通志》）。明玉珍建都重庆，国号大夏，当上天统皇帝，为可靠和易于号召计，先后两次下诏专门差人至老家应山孝感一带，征招乡亲进川。同时，当朱元璋攻占湖北后，非朱系红巾军为避打击，纷纷投奔重庆大夏政权，其数当在数万。洪武4年（1371年），朱元璋派大将汤和、傅友德率军征夏。这两大入川军队，湖北籍恐不在少数。这些士兵即就地安置了。这几支红巾军，构成了早期移民的主要成分。
元蒙的铁血统治，“而四川人十丧七八”（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论救蜀四事疏〉），人口尚未恢复至宋末1／20。向蜀移民、实行“民屯、军屯”政策已是朱明王朝顺理成章的事情。
除了朝廷的号召，利益驱动和求生本能，则是移民的主因。但移楚填川，还有多方因素：一，得天时地利之便，交通快捷，山水相连；二，易于适应，地处同一纬度，气候地形相类；三，时势促成，楚因战乱、避祸、灾荒、瘟疫、宦游、行商、行医、卖艺以及人多田少的严酷现实，而蜀地生存发展的空间巨大；四，明玉珍义军的巨大影响。后一条于孝感关联尤甚。大夏王朝据川15年（元至正16年——洪武4年，即公元1356——1371），偏安一隅，而楚境正杀得天昏地黑，为投靠乡亲，又能躲过战乱，况且随明玉珍先行落籍人员往来川楚，鼓吹交流，以及所谓羊群效应，因此趋之若鹜。

张献忠和农民起义军
说到清初四川人口锐减原因，正史野史皆指责八大王张献忠剿川。这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地主豪绅、御用文人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极端仇视人民及其反抗活动，维护专制皇权，宣扬纲常名教，对农民起义军的失误和负面作用，极尽捏造、污蔑、丑化、夸大之能事。川人骤减，原因是多方面。明末清初与元末明初不同，战乱的重灾区由楚地移到了四川。至康熙年间川中人口数量降最低谷，距张献忠死后已40多年。“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剃较梳篦尤具彻底性，这首四川民谣才是道出了问题的真谛。专制极权破坏先进文化，摧残生产力，造成历史大倒退，罪魁祸首是封建王朝：改朝换代的镇压和巩固统治的需要，既殃川残民，又是引发湖广填四川的官方动因。
《孝感文史资料》第9辑描述孝感人刘开沛，因遭乡间恶霸陷害，兄弟三人被官兵像抓壮丁似的，与云梦等地百余名同乡一道，押到汉川集中上船，然后沿江而上，至重庆舍舟登岸，百人已剩八十。关于川人爱缠头巾，老人们的解释是当年押赴途中，死人太多，头上的孝布逐渐变成多种用途的头巾了。
《孝感县志》称：孝感为“楚中名县”，“孝感要区，钟灵毓秀”，“序曰孝感古战场也，其地六达三关障其后，澴汉阻挡其前,人剽悍喜兵”,民众具有冒险犯难的传统，官逼民反的反抗斗争贯穿清朝始终。《孝感县志》关于李自成、张献忠的记载，可谓连篇累牍，孝感或被占领，或是根据地，或作游击区，县衙多次被扫荡。但问那些不屈服的义军转向何方呢？相当数量的人马入川了。崇祯16年（1643年）5月29日，张献忠占领武昌，正式建立大西政权，两月后南下西进，此间张献忠于楚地另编“新营”（“楚营”）57000人，次年春入川，该军后来落籍四川（《中江县志》）。“嘉庆丙辰（1796年）夏，湖北孝感有匪滋事，毗连三省（指楚川豫），匪众数万，总统永保屡为所败，先后征兵数千，皆覆没”（《清稗类钞·第二卷·明亮平孝感教匪》）。紧接此文还有《额成登保平川楚教匪》等6篇有关川楚义军转战的史实。农民起义军余部又转换成移民。孝感杨店镇杨氏就有垱子湾几十户，因参加白莲教而整体搬迁四川的事实。造反者历来被称为“匪”、“盗”、“贼”，族谱怎么可能正面收录？

关于麻城府孝感乡的称谓问题
有网文称，麻城县在明初百年间曾有过“孝感乡”，位于麻城县西北，北与河南罗山、光山搭界，成化8年（1472年）裁撤并入仙居乡，因“地僻民顽，官难遥制，盗贼出没，数被劫杀”（《读史方舆纪要》），在嘉靖42年（1563年）析仙居等乡新建新安县，嗣后更名黄安（解放后改红安）县。网文还说：“麻城、孝感乡几乎是成建制的迁移，何以乡人迁之不绝？这主要是有人口源源不断迁至麻城、孝感乡之故，而迁入麻城、孝感乡之民，又被不断迁徙至四川”。这种说法过于模糊。“不断迁徙”之地，只能算寄籍、暂住地，绝非移民祖籍，概念混淆不得。显然此“麻城孝感乡”非彼孝感县。另有学者断言湖广移民多麻城籍是因为：一是湖南、湖北、中原所有移民必须经麻城入川，二是不少族群嫌势单力孤，冒充麻城籍。这理由不能成立。第一条，违背地理常识，迁川路线，麻城于湖南是西辕北辙，于中原是舍近求远。第二条，虽出于人之常情，却不宜以偏概全。如果以“麻城府孝感乡”一说即判断“孝感”隶属麻城县，或者仅此“孝感乡”、否定彼孝感县，恐有失望文生义。
此称谓究竟从何而来？愚以为，不过是口误而已。麻城自古未设过府，孝感县不曾叫过乡。明嘉靖42年“以麻城县之姜家畈置黄安县。析黄冈、黄陂二县益之”（《湖北旧闻录》，清陈诗编纂）。民国22年划出孝感的北部、黄安县的西部等地置礼山县（1952年改名大悟县）。观明清地图，同处楚北大别山，麻城的西北部（即明中叶后的黄安县）应与孝感的北部相邻。这种地缘因素，将两县连缀相称，有其合理性，但是叫“麻城府孝感乡”，颇有点张冠李戴。这一带恰恰是明玉珍等农民起义军入川前长期苦战、频繁活动之所。此地对于他们，可谓是刻骨铭心的生死之地，至于府县乡的具体行政隶属，并不在意。
再者源自对麻城的感念。孝感邑人在元末明初到麻城深山避乱，得到过麻城民众的实际帮助，似乎有浴火重生之恩，故称“麻城过籍”。这在孝感、麻城二县方志均有相关记载。以至孝感人口语中，喝醉酒是“麻西了”；睡着觉是“到麻城去了”等。文革前，同迁川的移民后代家里一样，孝感地区各县、包括江南咸宁等县农村，普遍将“麻城土主”供奉于中堂神位，也是源于当初避乱时的传说。足见先辈们寄托敬祖恋旧之情，深怀知恩图报之念。“过籍”发生于元末明初，正是第一次填川时期。既然虔诚地将“麻城”供奉，把麻城冠名称“府”于孝感之前，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故而以讹传讹，相沿成习。
“府”，行政比县高一级；“乡”，县下区域单位，与城相对，用于此处表人们聚居之所（清代以前并非一级政府，仅为地域概念）。对于缺乏文化的大多数老百姓而言，好象称麻城为“府”是敬词，称吾县为“乡”，是谦词。麻城孝感二县无从属关系，如果不脱离当时的语境和社会特定环境，“麻城府孝感乡”，是情感大于理性的称呼，显然是民间的一种附会。从严格意义的地域名称上讲，不能顾名，亦不可思义，既不规范，更不符合逻辑。“麻城府孝感乡”之说，实际指的是孝感。理由还有：
其一，移民始祖大多为跟随明玉珍的乡亲，主要来自老家及附近。玉珍家乡与孝感相连，不可能到几百里外的他乡征募，这是政治经济成本范围的事情。
其二，网文“麻城县孝感乡”既言“盗贼出没，数被劫杀”，根本不适合人群安居，就谈不上“有人口源源不断迁至麻城、孝感乡之故”。生存环境恶劣，逃之惟恐不及，何敢“迁至”？清代移民的规模不输明朝，距“麻城县孝感乡”裁撤200年矣，如何不见改制后的新称谓“湖北黄安县”？
其三，论移民条件。孝感县明清时代“邑广八十八里，袤三百二十七里”（《孝感县志》），面积7000多平方公里，人口的数量、密度及面积，均属鄂省大县，民风古来爱结帮出外闯荡，如做买卖、手工艺、做长工等，而且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移民发源地之一。
其四，地名辨迹。同一网文说：“麻城《邓氏宗谱》载其祖自江西迁来后世居孝感乡邓家磅村”。磅，疑为滂字误；滂，形容水涌，引伸傍水。麻城位大别山区，而孝感南部湖泊星罗、河网纵横，仅城郊名字带滂的就有喻家滂（今属孝感学院旁一宫村）、徐家滂（今北京路南九真村）。《新宁县志》谈到大姓来历，称郑姓来自“湖北麻城甘棠铺”，薛姓来自“湖北麻城长岭岗”。这甘棠铺和长岭岗乃有名之地，属于孝感麻城相邻的黄陂县，在县城一东一北。——足见该网文真实性的可疑与“麻城”的笼而统之。
其五，事实作证。孝感谚语：“四川的被子便宜”；“老不走川，少不走广”。前句原意川楚关山遥隔，移民卖掉行装不足充返程盘缠，喻只好认命留川；次句却是辛酸的总结和告诫。《孝感文史资料》第9辑记载抗战时期许多川渝的孝感后人，指明祖居地是孝感“陈家河”、“张家湾”等；一鲁姓后人曾谈及先祖元末由孝入川落籍自贡，已繁衍400余户，2000多人。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张执一同志在回忆录中即谈到，他们张及屠姓就是当年从孝感迁来汉阳的。这也在一个侧面佐证了孝感历史上是移民集散地之属性。
其六，得到川渝鄂人的普遍认同。在现实生活接触到的众多蜀人，皆言之凿凿地称此孝感，并未发生歧见。以笔者亲历，十多年前遇达县地区电力局李老工程师，李自谓孝感后裔，其祖籍是孝感南乡。以孝感驻军例，更会碰到有趣的现象。当年在上甘岭打出国威军威的解放军15军，1951年入朝前夕在四川大批征兵（如黄继光、邱少云），部队回国后驻扎孝感。这些川籍官兵，无不兴奋地说是又回到老家了。自解放以来，川人来孝寻根者迄无间断。
是否可以说，所指麻城府孝感乡，系一句泛称，一个寄托，一腔情怀，一种广义的约定俗成。虽有确指，实际是指孝感、麻城为主，包括与之相邻的黄陂、安陆等湖广各县。都是中华一员，何分泾水渭水。

川人楚相
五六百年来的天地翻覆，社会形态和生活格局发生巨变，但是楚文化对川人的的渗透，却是全面而深刻的。姑将蜀孝两地共同相似之处，稍作搜集，庶几可证实一脉血缘。
（一），地名情结
地名村名，本是一个标识，具有特定内涵、长期不变、民众公认等特点。但是移民们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面对漫长的封建政治与大自然的双重挤压，他们有说不完的屈辱和无奈，有百折不挠的抗争与追求，依然不忘的是故乡情怀。这从孝感移民聚居地名中，得到充分渲泄。仅举其中四川两县至今仍用的部分乡镇名（《全国邮政编码集》），可以对应孝感地区许多相同相似的地名：
德阳——孝感、孝德、孝泉、太平等。反映的是对祖居地孝文化的颂扬。直冠老家地名（“孝感”、应山等地有太平），表达出不可压抑的情感。
射洪——东岳、仁和、太和、伏河、凤来、青岗等。
直冠“孝感”名的例子，还有二处，1966年大约4、5月份，人民日报报道春耕生产，提到“四川射洪县孝感公社”；1969年，一位北京二机部8800厂工作的林承善同志（川大毕业）亲口告诉，他是阆中县孝感公社人——这决不是一种巧合，且录以备考。此外，大多用孝感明清时代老地名中所含字：洪、龙、凤等字特多；二是以姓氏打头，结合地貌，径叫湾、河、坝、桥、墩、山、坡、畈、街、店、集、井、屋、垸（院）等，如李家湾，范家大院。
（二），土语方音
语言作为人类发展中最活跃的交流工具，亦独具地方特色。以湖北话为基础形成的四川官话，则是今天川渝的主流语言。换言之，语源系湖北话，保持着几百年前的词汇和近似的楚音。试举川孝两地常用俚语数例，一窥形神，可揭示内在渊源（以两地老人、偏远农村流行话为参考。两地方言谐音模拟列前，括号为普通话及解释）。
名词：嘎（家，如“张嘎湾”），嘎嘎（外婆），婆婆（奶奶）、伯伯（父亲）、帕子、扶子（手帕），拐子（兄，哥哥），日头（太阳），天光（天亮），刹黑（傍晚），走暴（雷阵雨），索子（绳子），印子（痕迹），苕（红薯，兼形容词、缺根弦意），包谷（玉米），线粉（粉条），抄手（北方叫馄饨，南粤称云吞），罩子（雾），天道（天气），鸡公、鸡母（公鸡、母鸡），不好（生病），宝气（称有怪癖的人），豁皮（地皮），博士（木匠），告花子（叫化子）。
副词：蛮、死（很，非常），恩（硬），埂（完整、无保留），倒（会、能；兼作补语），狠（厉害），卯起来（非常、使劲）。
数词：盘（回，次），箸（相当一筷子），砣（块，堆），丫（块，份）。
助词：噻（嘛，哟，呢）。
动词：欠（盼望、想念），揩（擦），落（下，如下雨），起（取，娶，趋），处（戳，捣），费（睡），录（涝起），参（兑，斟），左（借东西），瞄（看、瞅），莫尔（不理睬），扳命（折腾）。
介词：匠（象），代（在）。
形容词：拐（坏，歹），幺（最小的），抹（快，如快点），秋（烟熏），横身（全身），哈巴（傻子），秀气（漂亮），宁馨（美好，漂亮），逼时（背运，倒霉），玉贴（舒服），赫人（可怕），撤白（欺骗），耍拉（麻利、不拖泥带水，转喻够意思），邪货（不正经），摸顺毛（顺着来），划不来（不划算），上笼头（受约束）。
专用语：浑身（全身），过早、过中、宵夜（早餐、中餐、晚餐），打平伙（个人食品、财物充公）。
口头语：冒得（没有），哪个（谁），要得（由可得变），将才（刚才），劳微呢（谢谢您）。
粗俗语：舅老子，半铞子（二百五），搞屎棍（行为不端者），筑坑底（该死的），舔热屁股（拍马屁），砍脑壳底（杀头的）。
许多字眼的发音，与普通话相比，声母混淆，如南与兰；韵母难分（无阴平、阳平区别），如，身、申与声、生；大量保持入声字，恕不一一例举。
“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恪守的是老祖宗的遗训。总体语音而言，差别在音调上，话尾语气加重，好用迭字，听起来较为抑扬顿挫。四川方言，川腔楚调，不仅生动传神，明快简练，而且极富表现力、穿透力、想象力和幽默感，妙趣横生。湖北话的基调是黄（陂）孝（感）话，依据是黄孝话构成湖北话的主要音素和词汇；楚剧、湖北大鼓、道情、渔鼓等唱词道白，无一不是奉黄孝话为圭臬。而汉腔，则是汉水中、下游流域（江汉平原以及后来之武汉）说的是另一种湖北话，与前者区别在声调，汉剧的唱词即以此为准。川语以及相近的宜昌、恩施话，可以说是黄孝话和汉腔二者的综合、融汇和发展。
（三），工艺、市井风俗
男女老少喜爱雕花剪纸。捏糖人，原料为大米熬的糖浆。红白喜事，小孩的三朝（婴儿出生三天后洗浴）、九朝、“满月”、百日、周岁，给小孩“点红”、“抓周”（摆放文具、算盘、衣帽之类，任其抓玩，以预卜未来生计）、“做三朝”，兴“九大碗”菜，梳子肉（红烧肉）是必不可少的。
游戏，玩乘三，以小石子或小树棍作棋子，画方格为棋盘，田间地头，条件不拘。彩莲船、莲花落、皮影戏也广泛流播。民歌、川剧的曲调、旋律亦多与荆楚的皮黄、小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那种苍凉婉转、悱恻缠绵的乡音存焉。比如隆昌县石匠号子：“太阳落坡四山阴，冤家掉了绣花针。出门寻针是假意，偷看情郎是真心。凉风悠悠天要晴，冤家收拾要出门。晴天又怕妈不肯，落雨又怕去不成”。只有用川楚语调唱才能一吐酣畅淋漓，听起来别有韵味。
（四），民居
民居多是土木或砖瓦结构，穷人是木板门面，鼓皮，泥壁；殷实富户的府第，粉墙黛瓦，飞檐翘角，雕梁画栋，木质绣楼。与孝感一样，仍然以方（长）形天井为基本单元，几重几进，粗大的木柱，玲珑的窗棂，工艺精湛的木雕、砖雕、石雕、石磉磴，高大的山墙（封火墙）。穿斗式屋架，列架直承檩子，并与墙体同面，适应不同的正负零（等高线），依山就势，随高就低。穿行在参差错落的老街，寻踪于曲折幽深的小巷，脚踏铺满青石板的街面，几百、上千米长的宽檐街廊，古风依旧，气象森然，恍如置身于孝感地区的小河等偏僻古镇。
（五），习性
饮食习惯，如家家喜好腌制泡菜、酱豆（豆瓣酱）、腐乳（臭豆腐）、腊鱼、腊肉、咸萝卜，嗜辣，自己动手酿造米酒、麦酒、曲酒。
走路打背手，吃饭端碗喜蹲着，据说是押解路上养成的习惯。春节烧香向东方朝拜。两地人在生活生产的实践中，根据某人性格或身体特征，爱给人取绰号。如张泡皮、王拜子（瘸子）、范哈儿等。善于说歇后语（俏皮话），用形象的比喻道出本意。如“稻草包鳝鱼——溜之胡也”、“黄莲树下打响板——穷快活”，不一而足。
川渝盆地山川水、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湖北东西南北中、张扬的码头风气，二者虽各呈表象，实则扯筋连骨。两地传统都重视教育，次尚武，最后没办法则舍得出苦力。
应当特别说明的是，本章所述民居、习性等特点，两湖皆然，非孝感独有，孝感只是其中一典型罢了。民俗民风，作为载体，犹如初生婴儿的胎记，向今人展示了一条探索移民文化的新途径，亦对先民当年衣食住行生存境况生出些许的遐思，让后人领略和回味移民文化沉甸甸的份量与丰富内涵。

杰出的川籍孝感后裔
孝感后裔同其他移民一道，带去家乡先进的生产技术，对奠定、重建、发展四川的经济结构和民俗风情的根基，有深远影响和突出贡献。在报答斯乡斯土的同时，得山川秀美之精华，继先贤珍贵之遗产，特殊的历史背景、巴蜀灵气与荆楚血性的有机融合、孕育、激发、催生出一代又一代优秀的中华儿女。
《孝感县志》载：
杨春，其祖孝感人，从明玉珍入蜀，家新都。春登明成化辛丑（1481年）进士，官提学副史。……子杨廷和，翰林庶吉士，累官少师兼太子太师，华盖殿大学士”等职，有大功于朝廷。孙杨慎，字升庵，正德（1501年）“殿试进士第一，官授翰林院修撰，兵部主事”，明代大文学家。
洪武4年（1371年），从孝感去隆昌的郭孟四，翻越山垭时，装行李的箩筐不小心滚下山，不得已就地开荒，定居云顶寨，历30余代，人丁5000多口，成为川南望族。驰名中外的曲酒“泸州老窖”，即滥觞于郭家万历13年（1585年）所办的泸州天成生酒厂。19世孙郭书池，光绪举人，曾主持湖广总督张之洞帐下垦务，创办上海中国公学；子郭蔚华，老同盟会员，四川早期革命党人多出其门。郭蔚华有子女7人，子郭士杰，曾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1927年牺牲汉口；子郭彦曾任国民党装甲兵司令（现在**）。麻城府孝感乡后人、解放军上将张爱萍（出生达县）1998年10月专门题写“云顶寨”的寨名。
成都闻名遐迩的小吃龙抄手、赖汤元，龙赖两姓先祖也是孝感的移民。
前述孝感人刘开沛，生于清顺治15年（1658年），其父为乡绅，其母程氏出身安徽造纸世家，刘开沛自幼赴安徽学得造纸工艺。来川后辗转峨嵋，落脚双福场，利用丰富的竹麻资源，创造仿宣纸“贡川”，始将带去的造纸技术重新创业，发扬光大，并成为西南最大纸商。
川西雨城雅安古镇上里的杨家，历代出官吏。杨家一世祖杨银芦、丁氏于清初自孝入川，落业嘉定府夹江县牛仙乡九皇庙，后分出一支到雅安杨家沟。300多年来，经20余代，头顶官帽二至八品，有记载者72人。清嘉庆年间圣旨敕封的八代孙官墓，隐然于老屋后山茂林修竹之中。
革命烈士罗世文，其先祖罗尚凤万历年间举家迁入富顺县洪合乡，顺治初迁威远县罗田口。罗氏耕读传家，历代多进士、举人，又是盐业世家。12代世字辈除任过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罗世文外，还出了许多将军、教授。
现代作家艾芜，原名汤道耕，“原籍湖北麻城孝感乡”，先祖于成都附近之新繁县与彭县交界处种田。
名人先祖来自麻城孝感一带的，还有阳翰笙、马识途等。
出类拔萃的贤彦未尝不挂一漏万，原因有二：一是乡人不愿夺蜀川培养之功，如《孝感县志·凡例》所言：“载杨廷和张佳胤，先世皆孝感人，考明史杨籍新都，张籍铜梁，与孝感无涉，何必援显宦为旧邑荣！今裁汰之，仍附《杂识》中，一见旧说云尔。……沈公远标寄籍桐柏，由举人官四川知县。窃谓沈既举河南乡试，服官后又未请回原籍，伊之宦迹当载桐柏，吾邑不能复识，以示限制”。张佳胤，县志介绍，其先人元末入蜀，张系明嘉靖进士，累官兵部尚书。二是天灾人祸对史籍的严重毁弃（如淹水、失火、战乱，尤其是文革）。但我们仍然可以在数例杰出孝感后人身上，深深感受到那种万古不磨、千劫不灭的中华民族奋斗精神。在华夏板荡、风雨如晦的岁月里，在开发四川、创造文明的同时，先人们不畏艰辛，万死求生，以异常的勤俭、卓越的智慧，所体现出人类最美好的心灵与神圣的生命力。我们今天看到的壮丽山河，依傍的坚实基业，正是先人们付出无数牺牲而来。他们为后人树立起了顶天立地的、景行行之的千秋丰碑和人格标杆。
彰显孝感地域特色，深挖荆楚文化底蕴，弘扬移民美德，振奋民族精神，这是时代赋予孝感邑人崇高的责任。唯楚有才，蜀中多才，共同的祖宗，一体的血脉，一江上下，骨肉情深。从古到今，两地人真是难舍难分。发挥族群认同和地缘协作的整体优势、潜力与合力，日显重要。重庆俗语：“扯得拢乡音才打得拢堆”。如何“打得拢堆”？融融的乡音，未来的召唤，多么强烈地要求我们应时而起，为共创川楚人民的繁荣和福利，在更高更新大舞台上，川渝和鄂孝人民一定能够联袂上演威武雄壮的现代剧，使两地更加交相辉映、亲上加亲。

材料来源以上除已说明出处外，主要参考：《孝感县志》、《孝感文史资料》、《古镇川行》（秦俭著中国旅游出版社）等。
作者通联湖北孝感供电公司宿舍8栋1单元102室肖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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