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氏家园 (http://www.luos.org)|中国著名詩人、翻译家和散文家罗洛

中国著名詩人、翻译家和散文家罗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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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洛（1927.2—1998.9），原名罗泽浦。四川成都人。中共党员，大学文化。中国著名诗人、翻译家和散文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党组书记，上海市九届人大代表。著有杂文集《人与生活》，诗集《春天来了》、《雨后》、《阳光与雾》、《海之歌》、《山水情思》，诗论集《诗的随想录》，短篇小说《我知道风的方向》、《出发》、《我爱》、《我心中有一只歌》，译著诗集《法国现代诗选》、《萨特抒情诗选》、《魏尔仑诗选》，主编《诗学大辞典·中国卷》等。其《雨后》获青海省庆祝建国35周年文艺评奖荣誉奖，《关于青藏高原国外文献的收集和研究》获1982年青海自然科学论文奖，《险拔峻峭·朴实无华》获1987年《诗刊》优秀评论奖，《中国大百科年鉴》(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主编)均获1989年上海市优秀图书奖。是一位集翻译家、出版家、评论家、领导者于一身的学者型大诗人。
罗洛四十年代初开始走上革命文学创作道路，1945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曾任成都中学执行委员和《学生报》编辑。1946年考入华西协合大学哲学系，并积极投身于进步学生运动和革命文艺活动，参与编辑多种刊物，开始以笔名罗洛在进步刊物上发表诗歌、散文、翻译作品。1949年后历任上海军管会轻工处文书，《上海青年报》记者，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编辑。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5年因受胡风案株连，罗洛被迫离开文艺岗位，被“发配”边疆青海，二十多年停止写作转向自然科学研究，不声不响地竟然成为生物学方面的专家。1981年获得平反，恢复了名誉和党籍后，历任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图书馆馆员，情报资料室主任、副所长、副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兰州图书馆馆长等职。
罗洛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4年调上海，重新回到了文坛。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辑及上海分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辑，编审；作协上海分会副主席、主席，作协上海分会党组书记，上海编辑学会副会长，上海国际笔会中心书记等职。是中共上海市第五届党代表，上海市第九届人大代表。
1998年9月12日，罗洛因病在沪不幸逝世。
罗洛知识渊博，学贯中西。他在极为艰难的境遇中自强不息，在精通英语的基础上，又以刻苦自学切实掌握了德、法、日、俄等语种，并运用于各国诗文的移译；他一生创作不辍，不

仅写诗，还写散文，翻译多语种外国文学作品，并以理性的思考写下了不少独特简洁的诗论、诗评，为后世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精神财富。罗洛逝世后，上海社科院出版社经过一年多时间的整理，出版了《罗洛文集》。全书分为“诗歌”、“译诗”、“诗论”、“散文译文科学论着”四卷，共300万字，收录罗洛创作的诗歌500余首，译诗300余首，论文及散文各百余篇。通过这部文集，读者不仅可以欣赏到高品位的诗类作品，还可以看到一个诗人对历史的沉思，对人生的感悟，体会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与理想追求。
“生平无憾事，但求心之安。所好茶一盏，月下对青山。”这是罗洛的《自题小像》诗，我们今天读来更有意味，他的人品与文品将会为更广泛的读者所崇敬。

【附录：罗洛诗歌论】
罗洛，原名罗泽浦，四川成都人，生于1927年2月，1998年9月逝世。罗洛是中国现代新诗史上七月派诗群中重要的一家。他的一生是追求真善美的一生，他的诗歌艺术蕴藉典丽而精炼，远离浮躁与芜杂。罗洛通晓中国古代文化和多种外语，翻译了大量外国作品，写了大量散文与有关诗歌理论、科学领域方面的文章，可以说他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而且还是一位具有实际经验的科学工作者。由此可见，作为一位诗人的罗洛的丰富性与含蓄稳健、温雅真挚的人格魅力。

一、罗洛经历与诗歌创作分期

你可曾见过：从受伤的心里
流出的不是呻吟，而是创造的欢乐
你可曾见过：在地狱的火里
炼的不是灰烬，而是黄金的号角
这是罗洛写于1979年《给诗人》一诗中的其中一节。它犹如一束涛的激光穿透读者内心，引起生命的共振共鸣，仿佛一生中坎坷的记忆都在这瞬间被灼照和激励。可以这样说吧，一个诗人的生活经验、情感积淀的厚度，从根本上决定他作品的宽度与高度，这首诗大致可视为罗洛对自身经历的感悟性的总结，在他全部的诗歌创作活动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意味。以该诗为界可将罗洛的创作划分为四个时期：1979年之前的创作分为早期与前期两个阶段，1979年以后的创作分为中期与晚期两个阶段。
第一，早期阶段(1943——1949年)
罗洛于1943年念高中一年级时开始写诗。他的第一首诗题为《青城记游》，于1945年发表在由罗洛和两位同学梁南、嘉禾自费编印发行的诗刊《彼方>>上。那时对他影响最大也是他最喜爱的诗人是艾青。1946年罗洛考入华西协和大学哲史系，并积极投身于进步学生运动。这时段罗洛诗歌的主要作品有《我知道风的方向》、《出发》、《旅途》、《在悲痛里》、《时间》、《写在一个大的城市里》。罗洛的第一本诗集《出发》于1948年编成，后因在动乱中未能出版，结果连原稿也丢失了。1948年罗洛因逃避白色恐怖离开成都去了上海，直到解放后，他在上海参加了军管会工作，随后进了新文艺出版社。
第二，前期阶段(1950——1978年)
1953年罗洛出版了诗集《春天来了》。罗洛早期的诗受艾青影响，但他很快就开始认识到诗只能从创造中产生，他认为：“一个诗人是在逐步摆脱别人影响和形成自己风格的过程中逐渐成熟的。”在艺术创作中他开始有意识地避免当时国内的一些创作从概念出发，过于浅露的毛病，尝试一些把思想、情绪和艺术更好地融合在一起的抒情诗。
1955年5月，中国的大地上猛烈地刮起了一场“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风暴。罗洛受到株连，被投入监狱，从此脱离了文艺工作岗位。1958年进一步被调离上海，遣送到青海落户。在那些流落在祖国边陲的艰苦岁月里，罗洛凭着顽强毅力，在精通英语的基础上，自学了俄、法、德、日等多门外语。在不久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再次受到冲击，进了“牛棚”，直至1971年回到工作岗位，从事青藏高原科学文献的研究及外语教学工作。这段时间，他撰写和翻译了大量的科学文献。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诗当然很少写了!这是一个诗人们被剥夺写作权利，罹难的历史时期。即便如此，罗洛对诗依旧充满信念；“写在心里，记在脑子里。”罗洛前期的主要作品有：《山的呼唤》、《泉水》、《春天来了》、《我是》、《诗》、《诗人》、《深夜，在病床上》、《乡村之夜》等。
罗洛富有传奇色彩的生活经历，早期、前期的诗歌创作以及其他领域方面的各种成果，是他后来在文学事业上走向成熟的准备阶段。
第三，中期阶段(1979——1989年)
这是罗洛诗歌创作的鼎盛期，也是最为成熟的阶段。
1980年5月，罗洛正式得到平反，恢复了名誉，继而任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1984年调回上海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副总编，兼任上海作协副主席、上海笔会中心书记等职。他先后出版了诗集《雨后》、《阳光与雾》、《海之歌》，诗歌理论集《诗的随想录》。这时段也是他从事翻译工作的辉煌期，出版了深受读者欢迎的《法国现代诗选》、《魏尔仑诗选》、《萨福抒情诗集》等。
罗洛中期主要作品有《给诗人》、《我和时间》、《高山柏》、《悼阿垅》、《我心中有一支歌》、《雨后》、《石蛃》、《当你》、《穿越喜马拉雅》、《写在樟木》、《湟水》、《诗人之死》、《友谊》、《财富》、《白色花》等。
第四，后期阶段(1990--1998年)
1990年罗洛调任上海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1997年3月当选为上海作协主席，直到逝世。这时期罗洛出版了诗集《山水情思》。罗洛曾多次出访欧、美、亚等地区许多国家，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不懈努力，并将旅途感受写成了三十余首诗歌。写于1998年1月的《春之随想》是罗洛后期主要作品，也是他在患病期间写下的最后一首诗。
下面我想着重论述罗洛诗歌的审美理想及艺术表现特色。

二、罗洛与时代

从罗洛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罗洛是一位有着强烈的时代意识和时代使命感的诗人，他近乎悲壮地注视着在这个权威君临一切时代里的国难民瘼，并将诗笔对准了强大的、活生生的现时，他的诗经常通过个人的感受，宏观地表现一种时代精神；微观地传导特定时代个人的人生经验、悲剧心理以及审美评价。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歌，又有哪一个时代的诗歌不反映它那个时代的社会矛盾呢?翻开《诗经》读一读，我们就能听到二千五百年前的不平之鸣，怨刺之声。古往今来，许多伟大的诗歌都耸峙在人生探索与时代探索的交叉点上；闪现在个人经验与时代经验交融的层面上，在罗洛的许多诗中，读者都能深刻感受到跳动着时代脉搏，流淌着时代血液，弥漫着时代气息。
1．诗人是时代的歌人
罗洛认为“诗，只有是时代的，才会是不朽的。”(《传统·现实·自我》)，“诗是诗人心灵的歌。心灵不是骨骼，它可以而且应该随着时代的风云或喜或怒，或悲或乐。”(《诗与思》)罗洛的诗歌不属于那种染着颓废倾向的唯美主义诗歌，他的诗具有叱咤时代风云的壮美和气度。罗洛这样追问时代：“有谁比中国歌人／经历过更多的磨难?”(《诗人之死》)
罗洛这样揭示时代：“云雀的歌飞向天空／我的歌却向大地沉落／我看见收割稻子的农民／因为饥饿而哭泣／泪水浇灌着我的歌／使它像铅块一样沉重。”(《我心中有一支歌》)罗洛这样批判时代：“在一场史无前例的噩梦中你永远去了／就是振聋发聩的春雷／也再不能把你唤醒／你当然不曾期望有抚尸痛哭的吊客／在那个时代，流行的是脊椎软骨症”(《悼
阿垅》)仅这些短短的诗行便绘成了一幅幅时代的画卷。
2．忠实于时代的思想者
罗洛是忠实于时代的思想者，他的歌就像是“忠实于季节的知春鸟的歌”，而正是这一代又一代的诗人们忠实于时代的歌，汇成了民族的诗史。当时代的苦难风暴般向罗洛袭去，当他被时代抛掷到祖国边陲时，罗洛站在时代的前沿尖锐地审视自己的生命，他竟能通过描写在险峻的珠穆朗玛栖息的卑微寒伧的小生命石蛃，来折射普通中国人既渺小屈辱又顽强执著的生存状态：
在这乱石和冰雪统治的世界
却栖息着最古老的陆生动物的后代
这是石蛃，一种寒伦的小小昆虫
却定居在珠穆朗玛--世界最高峰
在这永远动荡不安的荒凉王国
石蛃注定不能过安宁的生活
狂风呼啸着，碎裂的岩石来回翻动蛃
一个个石蛃跌下了深不见底的裂缝
它们有的被风吹刮到石块的边缘
它们强烈地移动着驱体，奋力向上攀援
它们没有退路：或是登上岩石顶端
或是永远消失在冰川的黑暗深渊……

(《石蛃》1979年)
这首诗的张力场就建立在石蛃与艰险生存环境的挣扎，隐喻着个体生命与时代的紧张对峙，锋锐的矛盾。
3．时代光明的创造者
诗人不但是光明的追求者，还应当是光明的创造者，诗歌的光荣就在于这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感。因而罗洛写道：“雪使人感到战怵也使人感到振奋／望着雪，不觉增添了对阳光的怀念／望着雪，更想在冬天里创造出春天。”(《山的呼唤》)是诗人就能从一棵树看到一片辽阔葱郁的森林；就能从一只湖面上的小鸭感知春的到来；就能从一次失败看到成功的降临，这就是才情，就是本领。没有这种艺术家的素质，谈何创造?“即使我在枯叶上留下的／每一个脚印／也将和枯叶一起沉人泥土／而且那儿／将会有新的生命／新的叶片和花和果／诞生出来。”(《林海》)这便是创造者的情怀，这就像“一颗高贵的心化成黑夜里的一道流光”，“照亮夜行者的脚步”，这种死，“已深深溶人人生者的血液，被载向人类期望的那天”(郑敏：《时代与死》)。
罗洛的诗以崇高的热情表达了我们时代的悲剧经历和人类对追求光明、创造光明所进行的奋斗。时代意识使罗洛的诗歌闪跃着时代的光芒，令人着迷、惊叹和深思。

三、罗洛与生活

如果说罗洛的诗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它同时代的密切相连，那么它给我的第二印象就是它同生活的有机联系。他的诗具有丰富深厚的生活内容，就像根须一样深入到生活的底部，从实实在在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血色玫瑰，而不是手工制作而成，也不会是那种只有在梦境中才能飞翔的无根系玫瑰。孕育罗洛诗歌的土壤轰响着现实生活的回声，浸渍着劳动者的汗血与眼泪。生活中的众多事物，从巨大到细小：那汹涌不息的大海，落拓不羁的荒漠，巨兽一样奔腾的白云，列车远逝后更显得寥落的站台，像小麦和钢铁一样生长的诗歌，胡风家的一把旧蒲扇，牵着一条瘦削的牛从身边经过的贫穷老农以及身上的毛都被磨光的贫穷的牲畜，一场交织着成败的乒乓比赛，乱哄哄的纽约地铁，从卖花姑娘手中的一束丁香继而感叹卖花姑娘的贫穷还不如自己的贫穷，因为卖花姑娘至少手中还持有花，而自己却两手空空一无所有……生活中的巨细事物对罗洛来讲什么不能写啊，它们来到罗洛的笔端仿佛都能轻而易举不费气力地转化为诗。
罗洛的诗从生活中来，是现实生活在诗中的投射，但是这种反映并不是像镜子那样平面的机械反映，而是通过诗人独特的艺术感受力和独特的艺术表现力来揭示生活的本质。从生活到诗是一个复杂的艺术创造过程。
1．抒写春天
罗洛似乎有着“春天情结”，他是那么喜欢用春天来抒写生活，传达独特的情感经验与现性思考。春天就像他钟情的诗神一样已成为一种自由、光明与爱的信仰，在他看来生活中任何痛苦都可以承受，因为人间有春天。单以春天为诗题的诗歌罗洛就写了十多首，加上一些内容涉及春天的诗歌，总共有二十多首(天哪，还有许多有关春天的散文呢)令人感到神秘的是他的最后一首诗《春的随想》，可不?写的仍旧是春天。
这使我突发奇想，他的第一首诗《青城记游》大概也写到春天了吧?可惜诗已失轶。
“清新的空气里弥漫着绿色的气息/那是春天在轻轻地呼吸。”(《雨后》)罗洛对春天是多么敏感和细腻；“行路的人尽管脚下有些滑溜／这并不妨碍他走完预定的路程／四月的雨是缠绵而多思的／需要的是耐心、理解和倾听。”(《四月的雨》)“这是真正的春天／她并不完美——她不是幻想中的图案／她带给我们的不是一支甜蜜的歌／而是创造的生活，前进的信心。”(《春天又来了》)诗人是智慧的，通过抒写春天探寻生活的真谛，对生活我们要耐心、理解和倾听。因为生活是不完美的，所以更重要的是创造和信心。
罗洛对春天的情感经验确实独异。在他心目中春天是无限的、超越的，它可以穿越内心在你体内生长，因而有心里的春天和身外的春天。当然，这样独特的艺术感受实在是丰富多彩的生活提供给他的。“只要你心里有春天／你便能从一棵树一片草叶／从一只飞鸣而过的鸟／从一个善意的微笑／从一次真诚的握手／从一颗无私无邪的心／真正感受到春之暖意／使你心里的春天和身外的春天／水乳交融合为一体。”这是罗洛写于1998年的生平最后一首诗《春之随想》中的几行诗，它们像春光点燃花朵催生万物一样给读者以生命的启迪，使人们愈加珍惜和热爱生活，又不断地去创造美好的生活。
罗洛是春天的使者。从春天来，披着料峭的春风即将消融的春雪；最终必将回归心仪的春天。
2．生存忧患与广博之爱
世界上有哪个民族的知识分子有像中国的知识分子那样经历过如此巨大苦难和心灵创痛呢?他们是现实生活中苦闷的象征，艰难的跋涉者，命运的抗争者。罗洛的不少诗篇如《高山柏》、《给诗人》、《赠梁南》、《我和时间》、《诗人之死》等都是反映现实生活苦难有着强烈的生存忧患意识作品。它们同其他的七月派诗人的杰作一样，都是一首首从生活中提升出来的激越的悲歌。开阔的胸襟，对人民的疾苦的同情，对土地山川和人民无所不至的爱使罗洛几乎从一开始就把心灵的触角深入广大的现实社会。诗人所关注的绝不仅仅是一己的利益和悲欢，真正的诗人是人类共同命运的担负者。
“第一次和你见面／也是在这样热得面红耳赤的／上海的夏天／你家里连电扇也没有／没有西瓜没有冰淇淋／你只有一支笔一叠稿纸／一盏台灯和一把旧蒲扇。”(《诗人之死——悼念胡风同志》)只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一幅中国知识分子艰苦寒碜的生存境况，这也是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生活写照生存状态。读着怎不令人悲从中来，这是一个民族永远疼痛的伤口。这样的诗句无疑来自真实的生活来自诗人对现世生存的独特感受，对民生疾苦的深切焦虑和关切。诗句呈现出生存心理的压抑和无助。还有比这样的诗句更朴实的吗?这就是简单与朴素的力量，你就是无法形容这种文字外的感觉。诗的质朴与自然永远是一门深奥的学问，它是一种使理论的笔力无法企及的最高境界。
看看，多么酷砺的生活图景。罗洛被贬流放到祖国边疆，那天他穿着“两双羊毛袜／裹着冰凉的脚”来到湟水，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河水是那样瘦，那样悲凉／像一根柴棍几倒在地上。”于是，“我的心像被冰块烧灼着”。入夜，房东的磨房里传来轰隆隆的磨面声使他无法人眠，“像狂风扰乱了湖水／惹起层层波浪团团漩涡”。而这时诗人的第一个反映却不是怨声载道，而是对劳动者浑厚的关爱，随之涌上心头的是现实生活的责任感：“那时，我真后悔／当初我为什么不学机械工程／不然，我就会设计出一种磨盘／既会磨面，又不会夺走／我的安静的邻居们的睡眠。”(《湟水》)我敢说，倘若缺乏现实生活的忧患意识，倘若没有一颗广博之爱的赤子之心是难写出这样的诗篇来的。好诗是从灵魂深处自然而然地流出来的，无需去刻意雕琢。这些诗句也许还可以为我们做出解释，那就是当罗洛被剥夺写诗权利后为什么没有向生活做妥协，没有一头陷进消沉的泥淖，而是精神振作地转向了科研工作并同样地取得了可观的成果。
实践中的罗洛就是这样一个直面生活，襟怀宽广豁达乐观的诗人。值得人们尊敬和钦佩。

四、罗洛诗歌的艺术特质

罗洛的诗歌始终贯穿着一条传统的继承与向西方艺术表现手法借鉴相结合的主脉，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独创性。在创作中他坚持现实主义，他有他的道理，并不在乎别人的看法，更没有理由去担忧现实主义是否就显陈旧啦，过时啦。他其实是一个极有见地与个性的人，他说：“我相信现实主义，只要生活不会陈旧，真实地反映生活的现实主义就不会'过时'。”(《诗的随想录》)然而，为了提高诗的表现力，罗洛坚持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交融与互补，他的诗歌时而展开浪漫派想象的翅膀凌空飞翔；时而开放着现代派的意象、象征、隐喻、变形的花朵，只不过这些花朵都是扎扎实实地生长在生活的土壤上罢了。因而罗洛的诗歌是包容性与集纳性的体现。关于“诗歌与国际接轨”、“全盘西化”等流行在诗坛的某些主张，罗洛是不赞成的。他认为：“不和民族传统相结合的'欧化'有如用绿枝和枯叶嫁接，是不能开花结果的。'五四'以来，我国一些杰出的诗人，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过外国诗歌的影响，但他们从来就不是什么'欧化'诗人，而是我国的民族诗人。”(《传统·现实·自我》)
罗洛诗歌的艺术特质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抒情性。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歌美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诗坛偏重理性精神原本无可厚非，只是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非要走极端，排斥诗中的抒情性呢?难道反传统就一定要反抒情?难道只有这样才能突出自己的反叛精神?在一些时尚的诗歌理论看来抒情似乎已经是过时与落伍的代名词。那么，我倒是要问，理性难道就不是诗歌的传统吗?真那么新鲜、那么“另类”？其实不管抒情也好、理性也好，中国古代早已有之，早已有过“情理论”，有过情理之争，有过所谓的重理时期、情理平衡时期、重情时期之划分。在程朱理学盛行的宋代，诗歌创作重视的自然是理性，丢弃了感情、性情。当然宋诗自有它理性光辉的一面，只可惜它走了非此即彼的极端，所以宋诗无法与唐诗相比。现时中国诗歌我觉得有点像宋诗，是一个“主理”时期，我个人以为还是不要提倡什么“放逐抒情”，放逐抒情也就丢弃了诗性的一个重要内涵。现在是应该冷静下来反思利弊了。至于我呢依旧持乐观的看法，正如自己在拙作《子夜》(1998年)中所写的那样：“而伟大的抒情时代即将到来”。我之所以有这样的预感其实是基于一种哲学上的思考，事物总是在走向反面的，否定之否定嘛。
关于诗的本质是抒情这观点上，罗洛与我是相同的。他的诗有着浓郁的抒情特质，他认为“诗是抒情的”，“诗与激情同在”，“诗的思想，必须融于情感之中，寓于形象之中”，“当思想渗透着情感，依托于形象，三者融为一体，则诗如苍松翠柳，使江山多娇；又如干将黄邪，可以断金裁玉”(《诗的随想录》)。
(2)求真性。罗洛写诗有一条格言：“讲真话，否则宁可沉默。”罗洛的诗，就是他在追求闪光的希望时从心灵里流出口里唱出的真诚的歌。前面所讲到的诗要忠实于时代和生活，其实也是一个真字，不美化也不丑化，一切都要实事求是。写诗要真情而不是去迎合什么。真，是最接近神性的了，因真而忏悔，因真而求善、求美。罗洛认为“诗要真。真实，是诗的核酸和蛋白质。有了它，诗才能呼吸，才能弹跃，才能飞翔”(《诗的随想录》)。就拿当今诗歌界来说吧，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读者远离了诗?其中也有一个很主要的因素，那就是诗歌界的空气太混浊，充斥着许多伪诗，伪诗歌理论、伪传媒体。还是罗洛说的切中要害：“虚伪是一副毒剂，只要很少一点儿就足以致诗于死命。”(《诗的随想录》)当然这里说的真实不是那种表面化的现实逼真，那只是摄影师的事，更何况现代摄影也在尽可能避免这种逼真，从摄影美学的角度采用种种虚化、甚至超现实的艺术手法呢。
(3)相反相成的语言艺术。诗的艺术，主要是语言艺术。如何恰如其分地用语言来表达情感与思想是每个诗人值得用一生的精力去探索的。语言是情感与理智的结晶，缺乏这种纯亮的结晶诗就会缺乏光泽与美感。
罗洛的诗在许多时候就像对知心朋友讲话那样亲切、温雅和耐心。因此他的许多诗让人感觉到一种天鹅绒般的柔和。他很少有那种金刚怒目式的锋芒毕露的诗。这也许与他的诗歌美学观有关。艺术中，常常是通过矛盾的事物来达到和谐统一的。比如诗的情感如果是火，而在表现形式上偏偏采用冰雪的冷峻；诗的思想如果是剑，而在表现形式上则使用水的柔和。这是美学上的问题，我们也常常可以在电影、雕塑、戏剧等艺术中感受这种“相反相成”的艺术魅力。罗洛在他的《诗的随想录》中就谈到自己在语言上所做的有关努力；他的艺术理论与他的艺术实践也正好是互为构成。
其一，“感情愈热烈，表现它的语言应该愈冷静。”我以为罗洛这观点也可以理解为诗中的情感控制，越是控制、受压，情感的反弹空间就越大。比如罗洛在《维纳斯残存的石柱》一诗中有一句诗是这样写的“而爱却是长存的／像石头一样”，它的表现形式是冷静的，然而却愈发让人感到爱火的炽热。
其二，“感情愈流动，表现它的语言应该愈确定。""我知道风的方向／从麦穗的俯伏的头／我知道风的方向／从池沼的笑的波纹／我知道风的方向／从山坡上倾斜的树干／我知道风的方向／从我流泪的脸……”(《我知道风的方向》)以上诗句中我们很明显地感觉到诗人感情的流动，然而表现的语言都是确定的。这就像乐队的指挥，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是确定的，乐队奏出的旋律才会起伏流动，不会中间受阻一样。我想这是一样的道理。
其三，“用自然的语言表达如火的激情，可免矫饰之弊。""当我跨进封建法西斯统治的地狱／时间是用荆棘编结的囚衣／／当我在'牛棚，中真诚地忏悔罪孽／时间是扔在地上的一张硬纸／／当我在清明节的金水桥畔陷入沉思／时间是钢铸的花圈，血写的诗词。”(《我和时间》)这些诗句读来让读者感到真实，一点也没有虚夸之嫌，这里的时间已是过去时了，但却让我们感到它并没有冷却、平淡，相反感到了一种火的燃烧，点燃了人们对那个时代的回忆。
其四，“用简单的语言表达深邃的思想，可免晦涩之弊。""不能让她每一举手便是判决／流够了啊，那弱者的泪，强者的血广(《命运》)这些语言都是简单直接的，像日常生活中的口语，没有刻意去寻找什么意象甚至比喻之类，但却表达了明快深邃的思想。
其五，“用朴素的语言表达崇高的境界，可免浮夸之弊。""我的歌／是空中的一粒氧原子／是大地的一粒盐／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存在／然而它属于／一个宏伟的国家／它是伟大的中国的／天空、陆地、海洋的一个微粒／一个伟大的存在的微粒。”(《我心中有一支歌》)诗人在这里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崇高的思想境界，而且认为自己不过是一个伟大存在中的微粒，诗人的歌是朴素的真诚的，洋溢着对祖国的热爱与自豪，而且让我们看到了天空、陆地、海洋，因而又有一种情境美。丝毫没有浮夸的令人怀疑之感，
罗洛的诗歌以及他在诗歌理论上的那些真知灼见是他长达几十年对诗歌艺术追求与感悟所得。是他的人生经验、思想、情感与艺术独创的结晶，也是一笔珍贵的遗产，给后世的青年诗人与读者都具有启示意义。当然，艺术追求与创作的整个过程本身就意味着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罗洛诗歌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也在所难免。他的某些作品存在着过于写实、平铺直叙的毛病；有些诗篇可能有外事应酬仓促成篇之嫌。后期的某些作品对社会、对时代的批判性比起他的早期、前期、中期的诗歌来相对地显得薄弱，溢美盖过批判。但我敢肯定罗洛是真诚的，就像他的诗歌与人生格言一样“讲真话，否则宁可沉默”。罗洛经历的苦难太多太沉重了，一旦获得拯救与解放，自然会刻骨铭心，涌泉相报。“是太阳给了你绚丽的毛羽吗／是春风给了你敏捷的双翅吗……／你寻求的只不过是一朵鲜花吗／你需要的只不过是一口花蜜吗”(《太阳鸟》)罗洛的诗其实已经做出回答了。因此罗洛是真诚的，是宽容的，但这种宽容恰好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悲剧性宿命的一面。我们不能因此而苛求罗洛。罗洛的求真精神与民族精神和他的具有蕴藉含蓄艺术风格、博识睿智的才情、博爱的胸襟、包容万象的气度--罗洛诗歌文本与人格魅力，将在中国的诗歌史上显示出独异的光彩。

载《诗探索》2002年1－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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