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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党史人物传
政治元帅罗荣桓生平事迹与评价
文稿来源：谋略学网http://www.luos.org
 青少年时期
一九〇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旧历壬寅年十月二十七日)，罗荣桓诞生于湖南省衡山县寒水乡鱼形镇南湾村(现衡东县杨林区鱼形乡) 。他的祖父罗汇吾，以教书为业。父亲罗国理，二十岁时当过童蒙教师，后来借钱在南湾开了一个“永隆”杂货铺，兼卖中药，家境渐渐好转，添置了一些田产，并担任了黑田罗氏的征首 (即族长) 和乡里的团总。一九〇八年以后，因受人诬陷，打了几年官司，家境开始衰落。罗荣桓的母亲姓贺，为人宽厚，勤劳善良，亲友称誉她“外柔内刚”，是“寒林一枝之秀”，她对子女既严格要求又非常爱护，对罗荣桓影响很深。
罗荣桓原名镇慎，字雅怀，号宗人。在读高小时，一位国文老师取诗经“桓桓于征”之意，为他改名荣桓。有兄弟姐妹八人，他排行第六。六岁时，父亲就教他识字读书，八岁入私塾。他学习刻苦，除了学校的功课以外，还翻出家里的藏书，废寝忘食地阅读。十二岁，罗荣桓进本村罗氏岳英小学读书。他对学校开设的国文、算术、博物、历史、地理等课很有兴趣，学得很认真，对历史上救国救民的仁人志士非常景仰，曾写过一篇《论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①的作文，称赞大禹公而忘私的高贵品德和坚韧不拔的精神，被老师选为范文。一九一六年夏，罗荣桓高小毕业后，又在家乡读了三年私塾。
一九一九年秋天，罗荣桓离开闭塞的南湾到长沙，考进协均中学 (原名谊群补习学校) 。在这所学校里新旧思潮斗争激烈： 一方面，民主和科学的新思潮日益高涨; 另一方面，“读经”复古的逆流也在泛滥，各种不同的社会团体和学说纷纷出现。罗荣桓如饥似渴地学习，汲取各种新知识、新思想。其中，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对他影响最深。他从毛泽东充满革命精神的文章中，受到了感染，吸取了力量，看到了希望。这年底，他参加了长沙人民反对军阀张敬尧和抵制日货的活动。
一九二一年署假，罗荣桓由长沙回家，遇到寒水乡地主萧罗仙不顾天旱歉收，率众到南湾刈禾退佃，他父亲罗国理为了保护族人利益，出面制止，双方争吵，引起械斗，受地主诬告再一次吃了官司。这件事使罗荣桓进一步认识到“民众大联合”的重要。于是，他以长沙学生联合会为榜样，邀集衡山东乡土字和梦字地区的同学(当时衡山县按十七个字划分地区) ，在南湾成立了土梦学友联合会。宗旨是“联络感情，增长知识，移风易俗，促进社会”②。罗荣桓被选为会长。联合会的一项主要活动是开展平民教育，他们利用岳英小学的校舍，因陋就简办了一所农民夜校，设国文、算术两门课，罗荣桓教算术。夜校还宣传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想，深受农民欢迎。
一九二三年三月，罗荣桓和同学们在柳直荀带领下，参加了长沙各界六万多人要求归还旅顺、大连，否认卖国的“二十一条”的示威游行。四月，以郭亮为主席的湖南外交后援会号召对日本实行经济绝交。罗荣桓又走上街头积极参加了演讲和搜查日货。六月一日，日本水兵在长沙湘江边向我进行爱国活动的群众开枪射击，打死二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罗荣桓以极大的愤慨投身到这一反日爱国运动中，参加了六月一日晚和第二天工人和学生举行的抬尸游行和六月四日召开的追悼大会。湖南军阀赵恒惕宣布戒严，准备镇压。罗荣桓被列入“不法学生”黑名单，不得不回乡暂避。为了维护民族尊严，实行对日经济绝交，他不坐从长沙开往衡山的日本轮船，走了几天旱路回家。
一九二三年暑假，罗荣桓来到北京。他和几个同学住在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烂漫胡同的湖南会馆里，补习功课，准备考学。湖南的反动政客易家樾，曾到湖南会馆召开同乡会，鼓吹“联省自治” ，为赵恒惕歌功颂德。罗荣桓和同学一起揭露易家樾的骗局，并高喊口号把他轰出了会场。
在北京的一年里，罗荣桓通过读书和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青年。一九二四年六月，补习学校的功课结束，他考上了山东私立青岛大学工科预科，七月中旬离开北京去青岛入学。
在青岛大学，罗荣桓进行过“实业救国”的尝试。为了抵制日货，他和几个同学发起组织三民实业社，吸收投资，每股五元，筹集了二三百元资金，自己动手生产出纱布、药棉、墨水、肥皂等日用品。罗荣桓看着这些刚出厂的产品，十分高兴，立即给南湾老家寄了一大包肥皂，写信说：这是同学们自己做的，不要再叫它“洋碱”了，应该叫它肥皂。但在当时中国整个民族工业都遭受着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的排挤、压迫的情况下，几个青年学生仅凭一腔爱国热情办起来的小小手工作坊，怎能经得起风浪，不到一年就夭折了，连股本也没有收回来。
一九二五年四月，在上海工人大罢工的影响下，青岛日本纱厂的三万多工人举行了大罢工。五月二十九日，胶澳督办温树德秉承日本人的旨意，调集军队镇压，打死八人，打伤数十人，制造了青岛惨案，激起了青岛各界人士的无比义愤。青岛大学在学生会组织下，于五月三十一日开始罢课。罗荣桓是学生会负责人之一，带领同学参加游行示威，散发传单，慰问死难者家属，募集救济金支援青沪两地工人。学校成立了义演话剧团，他到处劝售戏票。他还受青岛学联的委托，去上海进行宣传活动，揭露青岛惨案真相，呼吁青沪各界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残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在整个“五卅”运动期间，罗荣桓表现了满腔爱国热忱和卓越的组织工作能力，赢得了同学们的敬佩。
罗荣桓在青岛大学读书时，思想活跃，考虑的问题很多，例如： 怎样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怎样摆脱帝国主义的瓜分，怎样拯救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总之，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在谈论人生观时他表示： “我也想当工程师，当建筑师，但是现在看来，首先要和恶势力搏斗，否则什么事也做不成。”①。在谈到对政党问题的看法时，有的同学认为，任何政党都是争权夺利，假公济私，因此还是不参加政党为好。罗荣桓则认为：“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众人联合起来力量就大了。如果能把以往政党不好的一面改正过来，在对付恶势力方面还是必要的。”
一九二六年六月，罗荣桓在青岛大学预科结业后，和同学张沈川一起乘船经上海、厦门去广州。八月，罗荣桓到广州后报考中山大学工学院，因第二外语德文没有考好，未被录取。这年七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报上不断传来北伐胜利和各地工农运动蓬勃兴起的消息，罗荣桓决心投身于伟大的革命运动之中。
同年秋，罗荣桓回到家乡南湾，积极参加当地的农民运动。他先到县城和中国共产党的负责人及县农民协会联系，听取指示，接着召集积极分子在鱼形山上开秘密会议，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建立农会，开展斗争，解放自己。此后，他又挨家访问宣传，动员农民参加农协。十一月 (旧历十月) ，衡山梦字九区农民协会成立，罗荣桓是农会的领导人之一，他在大会上宣传革命形势和农会成立的意义与任务。会后，全体会员高举“打倒土豪劣绅” 、“一切权力归农会”的标语和旗帜游行。罗荣桓还组织了南湾女界联合会和儿童团。他起草章程，挨户动员，并出席了两个组织的成立大会，还在会上讲了话。他还领导群众斗争了杀害儿童团员的反动地主罗凤梧，使地主豪绅威风扫地。南湾的农民运动从此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农民运动的兴起，引起地主豪绅的仇视和反抗。一九二七年二月，湖南国民党右派、地主“保产党”头子刘岳峙组织“左社”，诬蔑农民协会是“地痞流氓”组织。各地土豪劣绅闻风而起。南湾地主罗凤梧、肖罗仙等一面造谣中伤，骂罗荣桓是“罗痞子”，一面搜罗流氓地痞另立假农会与农会对抗; 并密谋暗杀罗荣桓。罗荣桓对这些诬蔑、恫吓毫不畏惧，写文章揭露了他们的罪恶，号召贫苦农民坚持斗争。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罗荣桓在武汉读书的同学来信，谈了国民政府由广州迁武汉后的革命形势，要他到武汉去。四月十四日，在农友的护送下，罗荣桓摆脱了地主豪坤的监视，离开衡山经长沙到达武汉。
罗荣桓到武汉后，一面在武昌中山大学理学院读书，一面从事学生运动。他积极参加了声讨夏斗寅、许克祥叛变的集会游行、街头演讲、化装宣传等活动。这时，罗荣桓在青岛大学的好友彭明晶也在武汉，由彭明晶介绍，他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武昌中山大学支部组织干事，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红军党代表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武汉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后，罗荣桓被中共湖北省委农民部派到通城县从事农民运动，组织了通城农民自卫军。根据湖北省委制定的关于秋收暴动的计划，他指挥农民自卫军智取了通城，缴了反动民团的枪枝，随即组成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由王武扬担任总指挥，罗荣桓任党代表。九月初，罗荣桓等率领崇阳、通城农民武装一百余人到达江西省修水县，同没有赶上八一起义而转来修水的原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合编，农民武装编为该团特务连，连长谭希林、罗荣桓任党代表。
罗荣桓不熟悉军队工作，摆在他面前最迫切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当好党代表?他向警卫团的老战士谭希林等请教。谭希林向他介绍了士兵爱戴的警卫团团长卢德铭和士兵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罗荣桓听后很受感动，知道卢德铭指挥部队，不仅是依靠发号施令，更不是依靠打骂惩罚，而是依靠自己的模范作用，所以大家都尊重他，服从他。罗荣桓便以共产党员卢德铭为榜样，同其他党代表一道，在我军历史上，开创了连队党代表的实践道路。
一九二七年九月初，毛泽东和湖南省委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参加秋收起义的武装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共四个团; 武昌警卫团为第一团。秋收起义受挫后，该团特务连连长谭希林调往一营，由朱建胜接任连长。罗荣桓改任团部参谋，仍随特务连行动，与朱建胜共同负责指挥特务连。
九月十九日，各路起义部队到达浏阳文家市。前敌委员会在毛泽东主持下决定改变原来打长沙的计划，转向两省边界的农村进军。在文家市，罗荣桓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听到毛泽东形象生动、深入浅出的讲话。在起义受挫折后，毛泽东把革命力量比做一块小石头，把蒋介石比做一口大水缸。他满怀信心地说： “我们这块小石头总有一天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因为老百姓在我们一边，有了群众就有了天下”。罗荣桓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增加了坚持革命战争的信心和勇气。二十九日，起义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时已不足千人，前委决定将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下辖一营、三营和特务连。罗荣桓任特务连党代表，连长曾士峨。在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宣布了支部建在连上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定，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罗荣桓后来回顾说： “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
十月三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离开三湾，当天到达宁冈县的古城。毛泽东在这里召开了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罗荣桓出席了这次会议。十月七日，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下的茅坪，不几天，又在毛泽东率领下沿湘赣边界南下进行游击活动。途中，罗荣桓积极进行建党工作，在士兵中培养发展了一批新党员。毛泽东还亲自主持了该连新党员的入党仪式。有了我军最早的这批士兵党员，才使“支部建在连上”的重大决定能够实现。
从一九二七年九月三湾改编，到一九二九年底古田会议，在两年零三个月中，罗荣桓曾历任特务连、九连、八连和三营的党代表。他是我军最早的也是最优秀的党代表之一。
他在九连工作时，始终坚持一条：凡是要求同志们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作为无声的命令。打仗时，他和连长并肩冲在队伍的前头，退却时又在最后负责掩护。行军时，他的肩头经常扛着几支病号或掉队战士的枪。宿营时，他每夜都要查铺，逐个将战士们的被子盖好。每逢发零用钱，他和连长、司务长又总是最后去领。他自己病了，咬着牙坚持工作，而战士们有了病，他却一天几趟问寒问暖，还要伙房给做好病号饭。罗荣桓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了干部、战士的爱戴。
罗荣桓调到八连后，十分注意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为了加强党支部的建设，他逐个找干部、战士谈话，认真倾听大家的反映和意见。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积极而又慎重地进行党的发展工作。当时战士们的家庭大部分在白区，要了解清楚他们的家庭成分十分困难。罗荣桓反复向当时在八连当班长的党员张令彬等交代： “你们当介绍人要特别注意通过谈话把被介绍人的家庭成分、重要的社会关系和本人政治表现搞清楚。”他特别注意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要求每个党员都应当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当时连队吃的主要是红米饭，吃饭时没有碗筷，饭熟了，由炊事员捏成饭团，一人一个。因为经济困难，饭经常不够吃。每逢开饭，罗荣桓就带着几个党员去站岗放哨，等大家分完了饭团才回来，有就吃，有时分完了就饿一顿。罗荣桓还要求全连党员分工，对非党员特别是情绪易于波动的战士给予具体帮助。连队的政治教育也抓得很紧很及时。在罗荣桓的领导下，八连的党员在巩固部队、执行战斗任务、做群众工作等方面，都起到了骨干作用。
一九二八年四月底，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在宁冈砻市会师。原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编为红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一团，罗荣桓任三营党代表，伍中豪任营长。八月，湖南省委代表乘毛泽东不在，附和二十九团的乡土观念，致使该团和二十八团冒进湘南，造成“八月失败”。毛泽东带罗荣桓等领导的三十一团三营去湘南接回二十八团 (二十九团已逃散) 。当三营夜间通过桂东地区时，突然遭到敌人袭击，部队被冲散。第二天清晨集合队伍清查人数时，只少一个担架兵。等部队回到井冈山，发现这个担架兵早已回来了。三营这次远征湘南，行程数百里，打了十几仗，却没有一个开小差的，创造了巩固部队的好成绩，成为拖不垮、打不烂的红色铁军。
三营在巩固部队方面所以取得显著成绩，一个重要原因是，罗荣桓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部队大力提倡民主主义，坚持肃清封建残余，尊重士兵人格，不打骂士兵。当时，红四军的主力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虽然经受了大革命的洗礼，但军官中的军阀主义习气仍然相当严重。官长打骂士兵，老兵打骂新兵，几乎是家常便饭。罗荣桓不同意这种作法。他从参加秋收起义以来，从不打骂士兵。即便士兵有了过失，在批评时连重话也很少。他常说： “响鼓不用重锤敲”。他任三营党代表时，曾对一个打了战士的班长谈话说：毛委员再三讲，靠拳头来代替教育，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同志们有了缺点和错误，要反复向他们讲道理，使他们明白为什么错了。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口服不如心服，只有心服了，才能自觉遵守纪律。在罗荣桓的耐心教育下，这个班长承认并改正了打骂士兵的错误。
一九二九年六月下旬，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会上对于建立和巩固农村根据地、党如何领导军队以及建党、建军等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出现了争论。当时任支队(营)党代表的罗荣桓，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但有一些人持反对态度，会议最后选举陈毅为前委书记，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的领导岗位。九月下旬，红四军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杭召开。这次会议毛泽东、陈毅都未参加。这个会开得不好，“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毫无结果”①。在这次会上，罗荣桓发言，要求将毛泽东请回来领导红四军的工作。许多代表都同意，有人即席起草了一份“敦请书”，大会还为此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十月底，红四军攻打广东梅县时，罗荣桓率九支队打进北门，腰部右肋下负重伤，谭政等把他抬下火线。当时部队缺医少药，撤到寻邬才找到碘酒、纱布。十一月下旬红军收复汀州后，罗荣桓住进傅连璋的医院治疗。
十二月初，罗荣桓伤愈出院归队，随即率领三纵队九支队来到连城新泉，参加部队整训。这期间，毛泽东回到红四军。他多次召集党代表座谈，罗荣桓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些座谈，并积极反映了部队情况，介绍了政治工作经验。十二月底，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镇召开，通过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罗荣桓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当选为前委委员。前委在向中央的报告中说，罗荣桓等“皆系作下层工作，以观念正确，斗争积极，经前委介绍而当选。”
古田会议后，罗荣桓调任二纵队政治委员 (这时党代表都已改为政治委员) ，二纵队司令为曾士峨。罗荣桓来到二纵队，首先组织了对古田会议决议的学习，要求部队充分发动群众，认真检查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彻底纠正各种错误思想。他还建立了经常性的党的教育制度，按时上党课，加强党的建设和部队的思想建设。到三、四月间，二纵队在罗荣桓等同志的领导下，经过贯彻古田决议，又经过不断的摸索实践，总结了一套比较成熟的群众工作“七部曲”①。
一九三〇年六月，罗荣桓调任红四军代理政治委员，军长为林彪。罗荣桓到四军后，十分重视部队的青年工作。当时部队刚开始设专职青年工作干部。他找军部青年委员肖华谈话，要求“首先把各师、各团的青年团组织建立起来，要调一部分年轻的党员作团的骨干，将师团的青年委员配齐，然后经过他们，将连队的团支部和团小组建立起来，再逐步健全团的生活。”他还对肖华说： “要把部队搞得活跃一些，要朝气蓬勃，生动活泼，不要死死板板的。生龙活虎是青年人的特点，青年工作要符合这个特点，要开展多样化的文娱体育活动。要发动团员密切联系群众。团员在各项工作中特别是在战斗中要起先锋模范作用。要组织团员和青年学习军事技术和党的政策。要组织团支部作好帮助掉队战士和巩固部队的工作”。在罗荣桓的具体指导下，在各级政治机关的努力下，四军的青年工作很快出现了新局面。
同年八月，罗荣桓被正式任命为四军政委、四军军委书记。十一、十二月间，一方面军各部队普遍开展了肃清 “AB团”的活动。这是在红军中开展的第一次肃反斗争。由于总前委估计敌情的错误，出现了扩大化，使许多无辜同志被捕被杀。担任红四军政治委员的罗荣桓，对待这一事件比较注意实事求是，坚持政策，在他的职权范围内，挽救释放了许多被捕的同志。红十二师根据他的指示，一次就放了三十多人。当时部队中就流传着“罗政委刀下留人”的故事。尽管他因此被某些领导人批评为“肃反不力”，“右倾”，但他却减轻了肃清 “AB团”对部队造成的损失，保持了部队的战斗力，从而为粉碎即将来临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创造了胜利条件。
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前后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下旬，第一次反“围剿”开始前，红四军召开了动员大会。罗荣桓在大会上讲话，深入浅出地阐明了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准备反攻”的方针。根据总前委的布置，他列举了红军在敌强我弱形势下克敌制胜的八个有利条件。这八条中，前两条讲的是国际、国内形势对红军有利，后六条是：一，我们的战略好，着着胜利，敌人是着着失败;二，我们有群众拥护，敌人遭人民反对;三，我们兵力集中，敌人兵力分散; 四，我们内部团结，敌人军心涣散，人多摆不开，枪多拿不稳; 五，我们准备充足，敌人经济恐慌; 六，我们得地利，敌人人地生疏。罗荣桓讲完话又领着部队高呼;“勇敢冲锋! 拚命杀敌! 多缴枪炮”等简短有力的口号，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昂扬斗志，扫除了不久前部队中因打AB团而引起的惊恐不安情绪。大会之后，部队即准备进入战斗。按照统一部署，罗荣桓与林彪指挥四军向龙岗西北斜插过去，切断敌师部和后备旅的联系，与红三军联结起来，使敌人陷入重围。三十日全歼敌十八师，活捉师长张辉瓒，接着乘胜追击，又歼敌五十师一半，第一次反“围剿”至此胜利结束。
一九三一年二月，蒋介石派何应钦为总司令，率领二十万大军，对我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反革命“围剿”。我军主力由边沿区移至广昌、瑞金地区做反“围剿”的准备。这期间，罗荣桓以全力抓反“围剿”的政治工作。他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总结第一次反“围剿”的政治工作经验，根据总政治部颁发的《反“围剿”政治动员令》和宣传提纲、口号，结合四军的具体情况，布置了反“围剿”的政治工作。会议结束后，他又召集了有驻地人民代表和广大群众参加的誓师大会，号召军民团结粉碎敌人“围剿”。四月下旬，罗荣桓等率红四军随方面军总部转移到东固、龙岗一带隐蔽待机。这时，由于几万大军集结在大山中，给养发生了严重困难。在这种艰苦环境下，罗荣桓一面抓训练，一面抓生活，带领干部战士想方设法解决吃饭问题。同时，他始终抓紧政治思想工作，领导四军部队经常上政治课，召开党、团员会议，制定个人和班排的作战计划，讨论在反“围剿”战斗中党、团员如何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五月十六日至五月三十日，红军一、三军团由江西富田打起，一直打到福建建宁，横扫七百里，连打五个胜仗，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二万支，胜利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在这次战役中，红四军参加的各次重要战斗，罗荣桓都亲临前线指挥。
一九三一年八、九月，红军又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在这次反“围剿”的良村战斗中，红四军曾抓了一些俘虏，缴获敌人大批枪枝。部队转移时，敌军紧追上来，把一些俘虏、枪枝又重新夺回去，我军的一些伤员也被敌人抓走。苏区中央局的代表在四军军委会议上严厉地批评了这件事。罗荣桓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深刻的检讨。随后，他被免去了四军军委书记职务。
一九三二年三月，组成一军团新的指挥机构，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四月，由一军团和五军团组成的红军东路军，向福建进军并攻占了漳州。罗荣桓很重视城市工作。在红军入漳州之前，他召集了由各军政委、政治部主任参加的政工会议，要求各部队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及关于入城的各项规定，并要宣传队全体出动，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他还特别强调，要贯彻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指出： “漳州是福建沿海城市，华侨和侨眷特别多，他们的穿着打扮和江西不同，比较洋气、阔气，但绝大多数是劳动者或工商业者，不是土豪，我们千万要注意，不能把穿长袍、戴礼帽的人都当成土豪。”进入漳州城后，罗荣桓首先抓纪律，红军良好的军纪，给漳州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很快赢得了群众对我党我军的拥护。接着，罗荣桓组织政治部配合地方党组织，分别召开了各界人士座谈会，成立了漳州市工农民主政府。不久，撤离漳州。
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影响下，对于毛泽东反对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建议向赣东北发展的正确主张，进行了错误的批评。会后，调毛泽东专做政府工作，撤销了他的红军总政委的职务。罗荣桓等也随之受到排挤。一九三三年春，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不久，有一段时间罗荣桓身体不好，经常发疟疾，不能下部队。有的人就批评他“官僚主义”。五、六月间，罗荣桓被调离一军团到江西军区任政治部主任，不久，又被调到总政治部任巡视员，动员部长。在受到排挤、身处逆境之时，罗荣桓仍然坚持原则，严守纪律，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利益。他离开一军团到宁都时，遇到两个也受排挤的老战友。他们向他倾吐了心中的不快。罗荣桓对他们说： “这些话在这里讲完就完了，你们出去千万不要乱讲。我们有意见归有意见，工作还是要尽量做好，要尽量发挥一个共产党员的作用”。一九三四年四月，罗荣桓在五次反“围剿”中，在广昌前线遇到因对李德的指挥不满而被撤职的十四师政治部主任唐天际。罗荣桓对满腹委屈的唐天际说： “越是处境困难，越是要冷静。要暂时忍耐，遵守纪律”。
罗荣桓在总政治部工作期间，对人民武装建设做出了很大成绩。一九三三年六月，为了贯彻苏区中央局作出的《关于扩大红军的决议》 ，他兼任了总政治部扩红突击队总队长，带领扩红工作人员深入到乐安、宜黄一带农村，挨家挨户做动员宣传工作。他强调在工作中要讲清武装保卫苏维埃的道理，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反对强迫命令，要注意协同地方做好优待军属的工作。经过一段艰苦的工作，很快就形成了父母送儿、妻子送郎当红军的群众运动。一九三四年一月五日，中央作出《关于扩大红军突击月总结的决定》 ，给予罗荣桓领导的总政治部扩红突击队等几个先进单位以“扩大红军的模范”奖旗，并决定把罗荣桓等人名字登在苏区各报纸扩大红军突击运动的光荣“红版”上，广泛宣传他们的经验，以教育全党同志。一月十日，《红色中华》发表了表扬罗荣桓、罗迈、毛泽覃等的“红版”。一月下旬，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召开。罗荣桓由于扩红工作的优异成绩，在大会上受到表扬，获得一枚银牌，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一九三四年九月，红八军团在江西兴国县崇贤镇组成，罗荣桓调任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由于“左倾”机会主义领导者坚持单纯防御的错误军事方针，红军未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十月，被迫长征。十二月，红八军团在行军作战中减员很大，全军团只剩下一千多人，后经军委指示撤销八军团建制，部队并入五军团，罗荣桓被任命为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未到职)。以后，罗荣桓曾短时间到三军团代理政治部主任，随即调到总政治部任巡视员。
在长征途中，罗荣桓跟随干部团行动，不论环境多么艰苦，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斗志和乐观精神。一九三五年六月，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为了加强部队工作，罗荣桓又调回一军团任政治部副主任，负责筹粮和群众工作。九月下旬，红一、三军团攻克腊子口，翻过岷山，到达甘肃南部岷县的哈达铺。罗荣桓在这里嘱咐部队的领导干部：“同志们战胜了敌人的围追堵截，爬雪山，过草地，来到这里很不容易。幸存下来的都是宝贝。革命就要靠这些人了。因此，所有的伤病员都要抬走，一个也不能丢了!”十月，党中央率领一方面军主力战胜千难万险，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结束了长征。
一九三六年二月，罗荣桓根据党中央决定，带领一军团渡河东征。三月初，一军团在山西中阳县以南的关上村战斗中，消灭了进攻红军的阎锡山主力独二旅。罗荣桓随即在汾河流域一带宣传抗日，发动群众、筹款、扩大红军，取得了显著成绩。五月，罗荣桓随东征部队返回陕西。六月，红军大学在瓦窑堡成立，罗荣桓调红大学习，并任一科(主要收师以上干部)政治委员。在红大，他一面参加学习，一面抓思想工作。
一九三七年一月，党中央迁往延安，罗荣桓调延安，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这时，后方政治部主管着军委直属机关、学校、工厂和陕北军事部、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以及独立师的政治工作。他同时还到红军大学第二期讲授中国革命史和红军的政治工作，深受学员欢迎。
一九三七年五月，罗荣桓与林月琴在延安结婚。
同年七月十日，中央军委主席团任命罗荣桓为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八月二十五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原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十五军团及陕南红军第七十四师合编为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十月二十二日中央决定恢复我军的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聂荣臻为一一五师政治委员，罗荣桓为政治部主任)。此后，罗荣桓即随一一五师奔赴抗日前线，投身到艰苦曲折的八年抗日战争中。
向山东敌后挺进
一九三七年八月下旬，一一五师从陕西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开赴晋东北抗日前线。根据毛泽东“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的指示精神，罗荣桓率领师政治部、骑兵营、教导大队和六八六团六连，抵达晋冀交界的阜平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十月，一一五师骑兵营收复了阜平东南的曲阳县城，这是我八路军出师抗日后，从敌伪手中收复的第一座县城。罗荣桓派师政治部民运部部长潘振武率领宣传队，赶赴曲阳县城，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并委任潘振武担任曲阳县县长。接着，在罗荣桓领导下，我军又乘胜东进，收复了唐县，并一度攻进平汉线上的定县城。十一月，晋察冀军区在阜平成立，中央决定聂荣臻任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即率一一五师政治部南下，于一九三八年初到达晋南的赵城一带，同一一五师司令部会合。遵照中央军委关于控制吕梁山地区，巩固战略枢纽的指示，二月中旬，一一五师移至汾阳、孝义地区。三月二日，林彪被阎锡山部队开枪误伤，返回延安治疗，由三四三旅旅长陈光代理师长。此后，一一五师的全面领导工作，即由罗荣桓负责。三月中旬，罗荣桓和陈光指挥三四三旅在晋西大宁的午城、井沟伏击日军，连续战斗五个昼夜，歼敌千余人，毁敌汽车七十余辆，粉碎了敌人西渡黄河、威逼陕甘宁边区的狂妄企图。九月中旬，文在汾阳至离石的公路两侧，三次伏击扫荡吕梁山根据地的日军，三战三捷，毙敌一千二百余人，俘敌十六名，缴获汽车三十余辆。显示了我军坚持山地游击战的巨大威力。
九月二十九日，罗荣桓出席了党中央在延安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会上，他着重谈了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和在新形势下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两个问题。
六中全会结束不久，中央军委决定一一五师去山东敌后建立根据地。十二月二十日，罗荣桓与陈光率领一一五师领导机关和六八六团从晋西向山东进军。部队越过敌人封锁的汾河和同蒲铁路，从介休越过积雪的绵山，到达晋东南的屯留、长子一带，在十八集团军总部驻地，迎来了一九三九年元旦，听取了朱德作的形势任务报告。经过短期休整，一一五师以“东进支队”名义，在罗荣桓率领下，向山东进发。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日，罗荣桓率东进支队从濮城、鄄城一带渡过干涸的黄河故道，进入鲁西郓城地区。东进支队一到山东，罗荣桓就和陈光商定，首先要打一个胜仗，以扩大我军影响。三月三日夜晚，六八六团团长兼政委杨勇，指挥全团把驻郓城西北樊坝的伪军一个团全部歼灭，俘团长以下五百余人，并打退了增援的日军。这是一一五师入鲁后的第一个胜仗，我军声威由此大振。樊坝战斗后，为了创建鲁西抗日根据地，罗荣桓与陈光决定，由杨勇、何德全、张国华等率六八六团三营等部队留在郓城地区，称东进支队第一团 (后改为独立旅) ，在这一带扩大部队，建立政权。
三月六日，罗荣桓率师部及六八六团一、二营继续东进，渡过运河，进入泰山以西地区，同中共泰西地委和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会合。罗荣桓到达泰西后，先召开一一五师高干会议，传达党的六中全会决议关于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等问题。十二日，他又在东进支队排以上干部会上作报告，分析武汉失守、抗战进入新阶段以后的形势，说明坚持敌后平原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东进支队总的任务是创造泰山以西的抗日根据地，依山 (泰山) 伴湖 (东平湖) ，向外发展。他指出，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帮助发展一切抗日的地方武装，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加强党在农村及下层的基础，广泛地开展群众工作。罗荣桓特别强调： 主力部队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尊重地方政权，关心群众利益，要以自己模范的工作和纪律，去影响和团结兄弟部队①。
罗荣桓来山东时负有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受党中央委托，向山东党政军负责同志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三月下旬，罗荣桓带了一个骑兵排，深夜越过敌人严密封锁的津浦铁路，到达驻在沂水县王庄的中共山东分局，会见了分局书记郭洪涛、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政委黎玉等人。罗荣桓向分局主要领导传达了六中全会精神，着重阐述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正在这时，传来了顽固派秦启荣指使部队在淄川以东太河镇残杀我过路干部战士多人，制造“太河惨案”的消息。罗荣桓听到此事，极为愤怒。他亲自参加了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召开的会议，明确指出，这一事件进一步证明，党的六中全会制定的方针非常及时，非常英明。他认为，这一惨痛的教训，说明有些同志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罪行，在政治上必须彻底揭露，在军事上应当狠狠打击，绝不能心慈手软。四月二十日，我军向太河镇顽军发起反击，歼敌一部，收复了太河镇。
四月下旬，罗荣桓回到泰西。五月五日，他在一一五师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指出创造泰西根据地的两个根本问题： 一是武装问题，二是政权问题。他强调： 必须加强党对地方武装的领导，游击部队应在各级地方党委领导之下，加强政治工作，依靠党来保证统一指挥，进行必要的组织整顿，克服各自为政的游击主义。他在讲到政权建设时指出，“泰西是一个战略区，我之政权必须统一。”建议由各县政府或办事处的代表组织泰西联合办事处，逐渐发展成为泰西的统一行政机关①。
深入泰西的我军，好似插入敌人心腹的一把尖刀，严重威胁着泰安、济南和津浦路中段的敌人。一一五师师部从四月十二日到五月八日，一直驻在肥城以南的中古城。这里距泰安不过五、六十里，六八六团已经活动到距津浦铁路只有十几里的地方。在这种形势下，有些同志产生了轻敌麻痹思想。罗荣桓在五月五日的报告中，及时告诫说： “敌人虽然受了打击，然而敌人的进攻很快就会到来。”②果然如他所料，一一五师在泰西的活动，很快引起了敌人的重视。山东日军最高指挥官、第二军团长尾高龟藏，亲自指挥调集五千余人，并配有战车、汽车、坦克百余辆，大小炮百余门，兵分九路，于五月九日开始向我泰西根据地进行“扫荡”，十一日，将一一五师师部及部分部队包围于肥城以南陆房地区。罗荣桓当时去东汶支队，不在师部，陈光指挥我军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当晚突出重围，十二日拂晓到达东平以东的无盐村一带，在这里会合了罗荣桓。由于我军在陆房战斗中处于非常被动和危险的境地，伤亡了一些同志，丢掉了许多东西，因而部队思想波动，并有埋怨情绪。罗荣桓回到师部后，听到这些议论，详细了解了战斗情况，有针对性地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在师的领导干部会议上，他强调战后的主要问题是正确地总结经验，进一步鼓舞士气，而不应埋怨指责。在无盐村召开的祝捷大会上，罗荣桓表扬了全体指战员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说明我军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下，保存了自己，消灭了敌人，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他说： 有的同志埋怨我们的一些骡马驮子在战斗中丢掉了，这等于是敌人替我们搞了一次轻装，使我们丢掉了包袱，这就能够更加轻便灵活地在平原地区作战，更加有利于机动地打击敌人。现在丢掉一点家当，将来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还可以重新建设起来①。罗荣桓的讲话鼓舞了部队的斗志，增强了内部团结。
陆房战斗之后，罗荣桓安排师直属队大部分人员过了津浦路东，他自己与陈光继续留在路西，指挥其余部队坚持鲁西平原的游击战争。七月下旬，罗荣桓到达梁山宋江寨以北的前集，陈光从湖西检查工作回来，与罗荣桓会合。八月一日，部队正准备在前集召开八一建军节庆祝大会时，突然接到情报：有一股敌人正从汶上直奔梁山而来。据侦察报告，这股敌人属日军第三十二师团，由少佐大队长长田敏江率领，约三百余人，配有十多挺轻重机枪，一门九二式步兵炮，两门野炮，准备到梁山一带进行“扫荡”。当时，一一五师师部所掌握的兵力不足一个营，但附近到处是青纱帐，便于我军隐蔽运动，在梁山南边二十余里还有杨勇独立旅的部队可以调来参战; 而这股敌人没有后续部队，人数不多，孤军深入，指挥官长田敏江是日本天皇的亲戚，十分骄横。罗荣桓与陈光分析了上述敌我形势，认为我军兵力虽不多，但处于主动地位，如果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消灭这股敌人是完全可能的。于是决定由陈光指挥这一战斗。经过一昼夜的激战，于八月二日上午，将敌人全部歼灭，俘日军十三人，缴炮三门，骄横一时的长田敏江也被我军击毙。梁山战斗的胜利，震动了鲁西，传遍了山东，进一步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也坚定了我军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胜利信心。不久，中央军委发来贺电，表扬参战部队。蒋介石也发来一封嘉奖电报，还送来三万块钱表示慰劳。这样一来，就在事实上承认了一一五师在山东的合法存在。
梁山战斗后，罗荣桓率师直部分人员在东平湖中的小岛上隐蔽，指挥我军反“扫荡”战斗。
九月，根据十八集团军总部指示，一一五师师部、六八六团及特务营等单位，开始分别越过津浦路，东进至鲁南。教导大队已于五月先到鲁南费县。罗荣桓也于十月份到达鲁南。十月二十七日，他在抱犊崮附近的上大炉召开的师直属队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关于政治形势及任务的报告。他详细地分析了欧洲大战的起因和前途，欧洲大战与中国抗战的关系，日本和英、美、法对中国的态度和政策，中国抗战的困难和危机，着重强调： “中央指出当前时局最大的危险，是反共现象与倒退现象，这是资产阶级动摇分子准备投降的步骤，我们要协同全国一切爱国同胞，动员群众切实执行三大口号： 坚持抗战，反对投降; 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①为了贯彻这一方针，罗荣桓要求加强政治工作和党的建设，巩固与扩大现有阵地，充实自己的力量，坚持模范的游击战争。
正当罗荣桓为开创鲁南根据地的新局面而紧张工作的时候，从湖西传来大批干部在“肃托”中被害的消息。他忧心如焚，立即与率领师政治部保卫部的干部和一支警卫部队，星夜赶赴湖西。
微山湖畔 力挽狂澜
湖西地区处在微山湖以西的苏、鲁、豫、皖四省边界，紧靠津浦、陇海两条铁路干线，逼近战略要地徐州，是连接华北与华中两大战略区的纽带。抗战开始后，湖西人民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成立了抗日武装，初步开创了湖西抗日根据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一一五师六八五团改编的苏鲁豫支队到达湖西，接连打了几个胜仗，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打开了湖西的局面。后来，苏鲁豫支队同当地抗日武装合编，部队迅速发展壮大。正当湖西抗日武装斗争蓬勃发展的时候，一九三八年八月，突然发生了“肃托”事件，短短一个多月，被关押的党员、干部数百人，被杀害者二三百人。湖西地区的党组织——苏鲁豫区党委，除了一名书记，其余负责人全部被杀、被关①。
湖西“肃托”事先并未向上级请示，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开始都不了解那里的具体情况。罗荣桓从靠近湖西的冀鲁豫支队杨得志的来电中，得知湖西在“肃托”中杀了很多人;同时还接到苏鲁豫支队关于副支队长兼四大队长梁兴初也被逮捕的报告，他感到问题严重，立刻发电报，命令驻在湖西的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立即停止捕杀，并将杨得志的来电转给山东分局。这时，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和张经武正要率领一批干部去延安，准备路过湖西，郭洪涛发电报同罗荣恒商量一起去处理此事。罗荣桓在出发之前，再次发电报通知在湖西的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兼四大队政委王凤鸣： 所有被押人员一律不得处决，要等他到达湖西后再作处理①。罗荣桓带领保卫部干部及警卫部队十一月从鲁南抱犊崮山区出发，与郭洪涛、张经武会合后，昼夜不停地赶往湖西。罗荣桓亲自决定行军路线，部署沿途警戒，采取一切措施，加快行进速度。他们穿过津浦路，渡过微山湖，直奔单县。这时，四大队也已由鱼台县转移到单县朱集一带。为了防止王凤鸣捣鬼，罗荣桓决定不进王凤鸣的驻地，而驻在附近一个村子里，将随行部队部署在周围警戒，而后派人通知王凤鸣和区党委书记两人来汇报。同时，把带来的保卫部干部组成两个小组，立即深入下去，访问群众、干部和被害人的家属，调查事件真相。
经过调查了解，湖西“肃托”首先是从区党委下属的湖边地委搞起来的。原来，湖边地委办了个干部学校，学员多是爱国的青年知识分子。一九三九年八月，在干校青训班毕业的时候，有些学员提出，他们熟悉家乡情况，要求回去工作，不愿统一分配。地委组织部部长王须仁在干校处理此事。他向地委汇报说，学员 “闹事”是因为有托匪活动，主持学校日常工作的教员魏定远嫌疑最大。于是将魏定远调到地委来，由王须仁亲自审讯，施用残酷的肉刑，逼迫魏定远供出了第一批“托派”名单。王须仁搞的所谓“肃托”，得到了王凤鸣和湖西区党委书记的支持、王须仁便有恃无恐，用种种残酷肉刑进行逼供、诱供、指供。湖边地委的部长和各县委的主要负责人，几乎全被打成“托派”。
“肃托”的恶浪，从地方又卷入部队。四大队的营、连干部，大多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许多人也被扣上“托派”的帽子送进监狱。至此，王凤鸣一手独揽了湖西的党政军大权，王须仁成为他的高参和打手，区党委书记也变成他们的帮凶。
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听到湖西“肃托”的消息，兴高彩烈，都等待着共产党、八路军的“内乱”和“崩溃”。而湖西群众则人心惶惶，失去了对我党我军的信任; 部队干部、战士人人自危，怕被捕杀，有的被迫回家，有的逃到友邻部队。几年来党在湖西地区辛苦缔造的工作基础，几乎全被摧毁。
罗荣桓派人把王凤鸣叫来后，不屑看他事先编造好的那些材料，也没听完他繁琐的汇报，就单刀直入地问：
“你为什么把梁兴初抓起来?”
“他是托派，和徐州敌人有勾结。”王凤鸣振振有词地回答。
“有什么证据?”罗荣桓追问。
“有别人的口供。”
“这口供是怎样弄来的?”罗荣桓严厉起来，不等王凤鸣回答就进一步追问：“你有没有打人? 有没有逼供? 有没有用刑?”
这一串连珠炮似的发问，使得王凤鸣一下慌了手脚，不得不吞吞吐吐地承认。
罗荣桓气愤地说： “用刑罚逼出来的口供，算什么证据! ?如果别人的历史不了解，梁兴初的情况你还不知道吗?他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身上穿了十几个窟窿。还有那个‘苗子’ (指的是二营副营长，因为是苗族，人们都这样亲切的称呼他) ，他是个奴隶娃子，十四岁就跑出来当了红军，来到湖西才几个月，也被你打成了 ‘托派’ ! ”
王凤鸣还想狡辩，罗荣桓把桌子一拍，厉声责问道： “你抓了那么多人，杀了那么多人，既不请示，又不报告，你无法无天到什么地步! 我要不是带着部队来，我看你也会把我抓起来。”
曾经不可一世的王凤鸣，浑身无力的瘫在椅子上。原先对王凤鸣唯命是从的区党委书记，这时也悔恨自己铸成了大错。罗荣桓教育他说; “你们应当分析一下嘛!区党委的同志，像王文彬同志、张如同志在湖西拉起那么多武装，为党做了很多工作，如果他是托派，能这样干吗”?①
罗荣桓和郭洪涛当天就去看望被囚禁的梁兴初、李贞乾等同志。衣衫褴褛、面色憔悴的梁兴初，看到罗荣桓走进来，立即扑上前去，紧紧抓住他的双手，泣不成声地说： “罗政委啊，您再晚来一步，我们就见不到您了! ”罗荣桓搀扶他坐下来，看着他身上的伤痕，愤慨地说： “这简直是胡闹! ”罗荣桓向梁兴初问了些情况，告诉他是专门处理这个问题来的，勉励他打起精神，好好工作。接着，罗荣桓和郭洪涛又去看望了受刑最重的湖西地区专员李贞乾，派人将他转送卫生队，并亲自叮嘱卫生队负责人，要细心看护，精心治疗。他们又去看望了前山东纵队挺进支队政委郭影秋，并立即将他释放安排了工作①。
经过调查，罗荣桓和郭洪涛一致认为，湖西的“肃托”是靠逼供信搞起来的，这个基本事实己肯定无疑，因此，不需要再一个个的调查，决定快刀斩乱麻，除几个案情比较复杂的，其余统统释放，恢复原来的工作。然后分别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查和善后处理。
几百个“囚犯”一下得到了自由，好象春风融化了冰冻，黑夜突现了光明，人们掩不住万分激动的心情。罗荣桓和郭洪涛召集被释放的同志开会，面对着一双双热泪盈眶的眼睛，罗荣桓亲切地说： “同志们，你们受苦了，受委屈了! 我代表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向你们慰问! 慰问受冤枉的同志，慰问无辜受害者的家属! ”②场上响起热烈的掌声，人们再也抑制不住自己，接着是一片激动的哭声。罗荣桓的眼睛也被泪水蒙住了，他激动地说： “这不仅是哪一个同志的不幸，这是我们党的严重损失! 这是由于逼供信而造成的一次惨痛的教训。”他痛心地指出，由于湖西“肃托”的严重错误，破坏了党的威信，削弱了党的战斗力，损害了我党我军和群众的鱼水关系。他号召全体同志，要加倍努力地工作，尽快地挽回这一事件给党造成的恶劣影响;要求受冤屈的同志，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积极帮助党把问题搞清楚③。
郭洪涛和去延安开会的同志，在湖西住了几天，继续上路了。行前，罗荣桓要保卫部的同志起草了一份关于湖西事件的调查材料，由他审阅修改后，交给郭洪涛带往延安。
许多受迫害的同志被释放以后，揭露了王须仁大量骇人听闻的罪行。罗荣桓解除了王须仁的职务，交由保卫部门进行审查，然后将其处决。
罗荣桓以果断的措施，挽救了湖西的危局，从根本上扭转了由于“肃托”而造成的极其险恶的局面，制止了对广大党员、干部的大逮捕、大屠杀，为挽救湖西的党组织，恢复和巩固湖西抗日根据地，建立了重大功勋。
十二月下旬，罗荣桓回到鲁南，立即向山东分局作了汇报，并建议分局派得力干部去湖西继续进行善后处理。十二月二十六日，罗荣桓在师直干部会议上，报告湖西事件的经过，指出了这一事件的严重教训。
对于那个在湖西“肃托”事件中负有严重罪责的王风鸣，当时未能给他应得的处分。罗荣桓考虑到他经过长征，还能打仗，是被人利用，在政治上犯了错误，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后，调离湖西分配了其它工作。到一九四一年二月，中央决定给王凤鸣判处徒刑。罗荣桓接到中央指示后，立即回电报表示拥护中央的决定，并检讨自己对王凤鸣过于姑息。而王凤鸣偷听到中央对他的决定后，连夜逃跑投敌，当了汉奸。王凤鸣逃走的第二天，罗荣桓在师的政工会上讲话时，又就这个问题公开作了检讨。他这种光明磊落、严于责己的崇高品德，给了到会同志极为深刻的教育。
建立独立自主的根据地
一九四〇年一月六日，罗荣桓在大炉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建设抱犊崮山区根据地的动员报告，他指出，鲁南山区便于开展游击战争及建立后方，创造八路军的山区根据地; 能配合厂大平原游击战争，成为苏鲁游击战争的依托。他还指出，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对具体的对象，取具体的方针和办法，不能失掉自己的立场。
为了完成上述任务，打开鲁南局面，创建独立自主的根据地，罗荣桓狠抓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工作。
团结万春圃，争取孔昭同，正确对待于学忠的东北军，是开展统一战线的重大成果。
万春圃是鲁南山区很有名望和影响的开明士绅，人称“万三爷”，家就住在抱犊崮东北的大炉。他是临沂、郯城、费县、峄县四县边区联庄会办事处的负责人，掌握着四县边联的军政大权。他性情豪爽，讲义气，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就与我党有了接触。苍山暴动时，他曾掩护过被敌人追捕的共产党员。抗战爆发前，中共地下党员李韶九和苏鲁豫皖特委书记郭子化，经常去他家做工作。万的三个得力助手——大儿子万国华、管家杨春茂、管武装的刘清如，都先后加入了共产党，许多共产党员在他掌握的四县边联办事处工作。罗荣桓到大炉后，住在万春圃家里，经常给他讲国内外形势和我军的历史。罗荣桓平易近人、艰苦朴素的作风，使万春圃深受感动。他常对人说，活了大半辈子，还没见过这样的官长，这样的军队，“真是仁义之师，王者之师。”“有了八路军，我们的国家就有希望了。”在和罗荣桓的不断接触中，万春圃学到了许多革命道理，和我党我军的感情更加亲近了。他一再向罗荣恒表示，决心在共产党、八路军的领导下抗战到底。他把自己苦心经营了多年的有几百条枪、几万发子弹、并有机关枪和迫击炮装备的武装，全部交给我军指挥。后来，这支武装正式编为八路军临郯费峄四县边联支队，万春圃被任命为支队长。
争取孔昭同，是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又一个成功的例证。孔昭同是滕县的著名士绅，十八岁中秀才，曾在北洋军阀孙传芳部队当过中将师长，还在福建做过镇守史。北伐战争以后，回到滕县老家开药店、办学校。韩复榘请他做官，他不肯出来。“七七”事变后，当日军侵入山东、韩复榘不战而逃时，他在滕县同别人一道拉起了一支鲁南民众抗日自卫军。一九三八年冬，进驻沂蒙山区的国民党第十军团司令石友三，委任他为第一纵队游击司令，不久又把他的部队改编为暂编第六师。罗荣桓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认为孔昭同部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他的部队号称三千多人，活动于邹县、滕县、泗县、费县之间，对日军控制的津浦铁路中段构成很大威胁; 这个地区也是我军打通鲁南与鲁西联系的必经之地。孔昭同本人在当地群众中有较高威望，具有强烈的民族思想和爱国心。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本飞机轰炸滕县时，炸死了他的两个儿子，他在自己的白绸子背心上写了 “为国尽忠、为子报仇”八个字，天天穿在身上。石友三反共后，曾想把孔昭同的部队调到河北去，他拒绝北调，坚持在鲁南抗战。他还聘请在山东教育界很有名望的彭畏三做他的高级参议。根据这些情况，为了争取孔昭同，罗荣恒曾同他派出和我军联系的代表彭畏三作过多次深谈，一再阐明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增进了相互了解。后来，应孔昭同的要求，罗荣桓又把黄玉昆派到孔师作政治部主任。黄玉昆到职后，孔昭同专派他的儿子孔宪韶给黄玉昆当秘书，以便直接联系。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孔昭同与我军关系日益密切，终于在一九四〇年春，断然与国民党割断关系，决定接受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一一五师正式任命孔昭同为八路军一一五师曲、泗、邹、滕、费五县游击司令。为此，一一五师召开了隆重的欢迎会，罗荣桓在会上讲话，热情称赞孔昭同坚持团结、坚持抗战的精神。
在一一五师进入山东之前，被蒋介石任命为苏鲁战区总司令的于学忠，率领东北军五十一军和五十七军，进驻鲁中、鲁南一带。罗荣桓一进山东，就对东北军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根据党的团结友军政策，确定了正确的策略。于学忠是张学良的得力助手，西安事变前后，他同我党建立过友好关系。抗战开始后，蒋介石对于学忠既不放心，又不得不用。于学忠既要服从蒋介石，又要效忠于张学良。“既不红，也不蓝，三条道路走中间。”这就是在东北军中流传的，反映于学忠政治态度的一句名言。当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的沈鸿烈，虽然也是东北军出身，但他积极投靠蒋介石，深得蒋的信任。罗荣桓根据于学忠、沈鸿烈不同的政治表现，提出了区别对待的方针。早在一九三九年四月的一次会议上，罗荣桓就指出： “八路军的影响，可以促进东北军的进步。我军与于学忠的东北军互相配合，可以使沈鸿烈省政府的局面更形缩小。”根据这一方针，罗荣桓在鲁南积极领导开展了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东北军驻鲁南的五十七军一一二师，与我一一五师驻地靠近，有时两个师部相距仅六十里。为了团结一一二师，罗荣桓曾几次派参谋处长王秉璋，去拜访一一二师中将师长霍守义，向他表示，我们希望与他们团结抗日，请他们顾全大局，珍重友谊，避免摩擦，以免渔人得利。当时霍守义对我军态度较好，王秉璋每次去时还带给他一些革命书报等材料。有一次，王秉璋带去一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霍守义看了非常赞赏，并给全师发训令，要大家都学唱这支歌。罗荣桓还通过在一一二师做秘密工作的共产党员谷牧 (当时叫刘曼生) 、李欣等人了解情况，对霍守义进行团结工作。
开展统战工作，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罗荣桓在一次干部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 搞统战不能拍人家的马屁，而失掉自己的立场。对于东北军的一般军官和国民党掌握的政工人员，应当加以区别。对于反动顽固势力的挑衅，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底，沈鸿烈委任的费县县长李长胜，趁我农民自卫团开会时，打着检阅抗日队伍的幌子，强令我自卫团架起枪枝，排队集合，然后指使部下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我干部、战士六人，打伤数人。此事发生后，罗荣桓及时指示： “要抓住这个事件，首先组织群众向霍守义请愿，揭露和声讨杀人凶手李长胜。”在近万名农救会员、自卫团员和死难者家属向霍守义请愿后，罗荣桓又指出： “通过请愿已经达到了揭露顽固派的目的，群众要求报仇雪恨的劲鼓起来了，我们在政治上主动了，现在要及时转入武装斗争，攻打李长胜的驻地崮口，讨伐投降派。”根据罗荣桓的指示，地委组织了二十四个农民自卫团，兵分五路把李长胜盘踞的费县南部的崮口围得水泄不通。最后，李长胜狼狈逃窜，崮口被我收复。
打下崮口以后，罗荣桓和陈光于二月七日给中央军委发一电报，汇报了对顽固派进行反击的情况。电报中说： “顽固分子企图造成东北军与我破裂、对立，我们必须改变对东北军的态度，给他们中下级干部及战士以好的影响，并密切与他们上层的联络工作，但不放弃我之独立立场，要于我有利之下打击反共反八路活动，收集地方顽固派的一切破坏行为，向东北军主官提出控告，向东北军全军揭露。”中央及军委接到上述电报后，在二月十一日复电，肯定罗荣桓等“所取方针是正确的”，并指出： 对反共顽固派取坚决反攻彻底消灭的政策; 对一切尚有希望的人取极力争取的政策。
由于罗荣桓坚决执行了对于学忠和沈鸿烈区别对待的方针，团结了东北军，因而在抗日战争前期，于学忠在山东基本上保持着中立态度。
解放郯 (城)、码(头) ，三打白彦，巧妙粉碎敌伪军扫荡，是建立鲁南抗日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的几次重大胜利。
郯码平原是联系山东和苏北、华中的枢纽。拿下郯、码，对巩固以抱犊崮为中心的山区根据地，发展平原游击战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当时，国民党顽固分子阎丽天任郯城县长。他公开反共，制造摩擦，取缔我党在郯码地区的抗日活动，并妄图消灭我临郯独立团。经过争取与我联合抗日无效，一一五师遂派出东进支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一举攻占了码头镇。此后，在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的密切配合下，郯码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得到迅速发展。
白彦，地处抱犊崮与天宝山区的中间，是西北与东南的交通枢纽。盘踞在白彦的大地主孙鹤龄，是当地一霸。罗荣桓到鲁南后，曾派人去争取孙鹤龄一道抗日。但孙顽固不化，与日伪勾结，强迫周围几十个村庄组织反动民团，断我交通，破坏我根据地的民主建设，致使白彦成为我军向北面的天宝山发展、与沂蒙山区打通联系的严重障碍。罗荣桓和陈光决定拔掉这个“钉子”。一九四〇年春节刚过，罗荣桓与陈光就率领师部离开大炉，冒雪向白彦进发。二月十四日，六八六团迅速攻占了白彦，成立了白彦区抗日民主政府，打开孙鹤龄的粮仓，救济白彦的贫苦农民。过了几天，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都相继组织起来。部队也抓紧战斗间隙，进行休整训练，准备迎击敌人的反扑。果然，不甘失败的日、伪军，接连在三月七日、三月十二日、三月十九日对白彦发起三次进攻，均在罗荣桓、陈光亲临前线指挥下，将敌击溃。在三次争夺战中，我军歼敌八百余人，缴获长短枪三百余支，粉碎了日伪占据白彦的企图。白彦战斗的胜利，给鲁南根据地军民很大鼓舞，使鲁南的敌、顽、友三方都受到很大震动。
一九四〇年四月中旬，敌人集中了近八千人的兵力，从邹县，滕县、枣庄、临沂、费县等据点，分十几路出动，向我抱犊崮山区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春季“扫荡”，企图乘青纱帐未起之前，一举消灭我军。各路敌人在我边沿区“扫荡”了一个星期后，从二十一日起，对我大炉中心区形成了大的合围。这时，罗荣桓正在主持召开全师政治工作会议。他沉着冷静地说，尽管敌人兵力众多，计划周密，但他内部还有许多空隙和缺陷。我军应把主力运动到敌人后方去活动，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破坏敌人的交通联络，以高度的胜利信心坚持斗争。在罗荣桓与陈光指挥下，六八六团等主力部队迅速转到外线，以机动灵活的战术狠狠打击敌人; 罗荣桓则带领师直属队坚持在内线迂回穿插，与敌人周旋，弄得敌人晕头转向。一天拂晓，罗荣桓和师政治部在核桃峪附近发现了敌人。他命令警卫排掩护政治部机关向安全地带转移，自己仅带两个警卫班监视敌人，直到敌人距离数百米时，他才带警卫班从容地骑马急驰而去。罗荣桓面对强敌如此镇定沉着，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同志们都说： “跟着罗政委最安全” 。我军经过大小战斗三十余次，历时二十多天，歼敌千余人，到五月上旬，终于彻底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保卫了以抱犊崮为中心的鲁南根据地。
一九四〇年九月至十月，罗荣桓与朱瑞、陈光在鲁南天宝山区的桃峪村，主持召开了为时三周的高干会议。这是一一五师入鲁以来举行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各支队及旅级干部、师直机关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以及鲁南区党委的负责同志，都参加了会议。罗荣桓在会上作了一一五师在山东工作总结的报告。他用“插、争、挤、打、统、反”六个字，生动地概括了对敌顽斗争的方针。所谓“插”，就是插到日伪军与国民党军之间，隐蔽地由边缘伸入腹地; “争”，就是争取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争取收编抗日武装; “挤”，就是挤掉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顽固势力，发展我党我军的力量; “打”，就是打击日军和汉奸武装; “统”，就是坚持统一战线，与国民党军，特别是进入山东的东北军疏通关系，孤立顽固派; “反”，就是反“扫荡”，反摩擦。这六个字，既是过去两年来一一五师入鲁以后斗争经验的总结，又是以后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开展对敌顽斗争的指针。
在桃峪会议上，根据十八集团军总部的指示，罗荣桓结合一一五师的实际情况，在总结报告中还提出，在部队中普遍开展“建设铁的模范党军”的活动。会后，这一活动的深入开展，对于加强部队建设，提高部队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
桃峪会议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将一一五师部队统一编成六个教导旅，师的领导机关也得到加强与健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罗荣桓既是政委，又兼政治部主任，工作很多，任务繁重。一九四〇年六月，军委总政治部任命鲁西军区政委肖华为师政治部主任。十月，军委又批准一一五师独立支队支队长陈士榘任师参谋长。有了主任和参谋长，罗荣桓就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领导全师工作。
罗荣桓一贯重视政治工作，他认为：我军的战斗力不但取决于军事技术的高低，而且主要取决于政治工作的强弱，没有政治工作，就没有战斗力，也不可能保证战争的胜利。我军所以能百战百胜，无坚不摧，成为革命战争中最优秀的铁军，就是因为有党的保证，有政治工作的保证。我们所以能以低劣的武器装备同凶恶的日本法西斯奋战数年，并获得惊人的战果，这正说明了我军政治质量优于敌人，我军政治工作在保证战斗的胜利中起了重大的作用。
罗荣桓经常教育政治工作干部谦虚谨慎，不要盛气凌人。他说，政治工作的地位，政治工作人员的威信，要靠自己的模范行动，模范工作去取得。他还经常强调，政治工作要充分发挥保证作用，不要和军事工作争权，工作方式方法也要与军事工作有所区别。
为了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建设，发挥政治工作的作用，罗荣桓经常强调政工干部要懂得军事，了解战争，熟悉部队。他常派政治机关的干部下部队任职，到前线锻炼，同时又从部队抽调干部到政治部门工作。为了使军政干部密切合作，完成战斗及各种任务，他很注意军政干部的适当搭配。他把干部教育当作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十分重视，抓得很紧。在一九四一年山东敌后战斗频繁、十分艰苦的环境中，他曾亲自给山东分局党校及师直机关干部系统地讲授《联共 (布)党史》及《新民主主义论》等基本理论著作，以便从根本上提高指战员的政治觉悟。罗荣桓很重视运用报纸对指战员进行宣传教育，指导部队工作。他要求一一五师政治部办的《战士报》 努力宣传革命英雄主义，积极发挥鼓舞群众、组织群众的作用。他经常亲自审阅修改《战士报》的重要社论和文章，有时亲自动手撰写。罗荣桓也很重视发挥宣传队的作用，他对一一五师政治部宣传队——战士剧社的成长十分关心，常给年轻的队员们讲，这个剧社是在古田会议之后，为了加强红军的宣传工作成立的。他要求战士剧社要有战斗作风，要继承红军的优良传统。罗荣桓还非常重视连队工作的建设。他一贯认为，政治工作的基础在连队。为此，一九四二年三月，一一五师召开了连队政治工作会议。他在报告中对连队政治工作的职责、作风、方法等问题，作了较全面而又简明的指示。指出，连队政治工作人员的任务，主要是以政治工作的手段，保证战斗任务的完成; 政治工作必须通过艰苦耐心地说服教育与发扬较多的民主，启发战士的自觉; 连队政治教育要实事求是，应有充实的现实内容，切忌抽象的东西。罗荣桓对青年工作一直非常重视，他认为，青年是我军的基本成员，是政治工作的主要对象，是进行战斗和完成各项任务的突击力量。从红军时期，他就特别关怀青少年的成长，象肖华、梁必业等同志，就是在他的长期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我军政治工作著名的领导干部。
从一九三九年三月一一五师进入山东敌后，到一九四二年夏的三年多时间里，罗荣桓熟练地运用着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三个中国革命的主要“法宝”，逐步地打开了以鲁南山区为中心的新局面，成功地创建了我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积极开展对敌斗争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敌人推行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带领日伪军五万余人，向沂蒙山根据地大举进攻，企图一举消灭我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彻底摧毁鲁中抗日根据地。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山东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十一月四日，罗荣桓率领一一五师师部和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省战时工作委员会(简称“战工会”)转移至沂水以南之留田村，遭到敌人四面合围，形势十分危急。当时，在留田的一一五师师部、山东分局和战工会三大机关共有两三千人，而战斗部队只有一个特务营。能不能突出敌人的合围，保证山东党军政领导机关胜利转移，关系着整个山东抗日斗争的成败。五日下午，罗荣桓在留田附近一个小村庄里召开紧急会议，研究突围方向。有的主张向东突围，返回滨海根据地; 有的主张分散突围，以保存实力……。罗荣桓认真地听取了大家的意见，经过反复考虑，果断地说： “我们应该向南突围!”这个意见使大家感到意外，因为敌人的大本营就设在留田南面的临沂城里，畑俊六就在临沂坐镇指挥。为什么要向临沂方向突围?罗荣桓接着对当前的敌情作了具体的分析和判断： 东面，沂河、沭河和台 (儿庄) 潍 (县) 公路都被敌人严密的封锁着，而且敌人预料到我军可能由沂蒙向滨海区转移，已经秘密地在两河之间集结了重兵，封锁了每个渡口，如果我们东去滨海区，正好钻入敌人布下的口袋;北面，正是敌人疯狂扑来的方向，沂鲁山区又为国民党军盘踞，我军北上可能受到敌顽夹击; 西面，是临沂通向蒙阴的公路，过去虽大部分为我控制，现在已成为敌人戒备森严的封锁线，即使我能越过此路进入蒙山，那里也必定是敌人合击的目标; 而南面，虽是敌人的大本营，但敌人正集中兵力向我沂蒙区合围，临沂一带成了敌之后方，必定空虚。而且，敌人也不会估计到我军敢于向他们的大本营所在地的临沂方向突围。据此，罗荣桓提出，我军直下正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后，再转向西北，进入蒙山南麓——沂蒙区和鲁南区的结合部，这个位置比较机动。
这个方案很快得到大家的赞同。罗荣桓立即向特务营营长交代了任务，又给几个干部作了分工： 营长和教导员带领一、二连作前卫; 副教导员带四连居中，卫护机关。副营长带三连担任后卫，掩护和收容掉队人员。他要求部队一律枪上刺刀，压满子弹，随时准备投入战斗。最后他又宣布了行动纪律： 坚决服从命令，不得自由行动;在突出合围圈前，不许说话，不许咳嗽，不许发出任何声响。
入夜以后，敌人在留田周围的各个山头上燃起一堆堆大火，枪炮声、马嘶声、日军的嚎叫声，阵阵传来，狂妄的敌人以为他们的“铁壁合围”成功了，只等天亮以后向我军发起总攻。就在这时，我军几千名机关人员和特务营的战士们，正在罗荣桓的带领下，乘着朦胧月色，静悄悄地向南疾进，迅速通过了张庄、高里敌人的两道封锁线，到了下半夜，就顺利地突出了重围。过了高里，果然如罗荣桓所料，敌人后方空虚。他遂即命令部队折而向西，于黎明前抵埠山庄宿营。这个村庄距临沂城只有五十多里，紧靠敌人控制的临 (沂)蒙 (阴)公路。天亮后，敌人的后续部队正从这条路上络绎不绝地向北开去，但却没有发现我军的踪迹。我军在这里隐蔽了一天，入夜继续向西转移，经过诸满到达费县东北的黄埠前。这里地处临费和临蒙两条公路的中间，是敌两路“扫荡”部队的结合部，虽然四面敌情严重，师部在这一带却很安全地住了五、六天。
这次跟随一一五师突围的，有一位德国进步记者，名叫希伯。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来过中国，热情支持中国的革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曾到延安和皖南、苏北的新四军采访，访问过毛泽东、周恩来、叶挺、陈毅等。一九四一年九月，他从苏北跨过陇海路，到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罗荣桓接见了这位国际友人，一一五师还为他举行了欢迎会。留田突围前，罗荣桓曾准备让希伯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区去。希伯激动地说： “我要和战士们在一起，向全世界报道这一战斗的事迹。”十一月五日夜间，希伯随一一五师从留田突围。他亲眼看到我几千兵马，不费一枪一弹，无一伤亡，安全地突破了敌军的重重包围，心情非常激动。突围后，他不顾长途行军的疲劳，兴奋地跑去找罗荣桓，赞扬他英明卓越的判断和果敢巧妙的指挥，马上挥笔写了一篇战地通讯，题为《无声的战斗》，译出后发表在一一五师的《战士报》上。不幸的是，二十多天之后，敌人在费县以北的大青山另一次合围“扫荡”中，希伯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壮烈牺牲。
从一九三九年春一一五师入鲁以来，在近四年的紧张复杂的对敌斗争中，罗荣桓根据多次反“扫荡”的战斗经验，提出了敌进我进的“翻边战术”。所谓“翻边战术”，就是将我军主力配置在边沿地区，敌人打到我这里来，我打到敌人那里去。掌握有利时机，开展边沿区的斗争，打击敌人的“扫荡”、“蚕食”活动。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上旬，敌人企图割断我山东根据地和华中根据地的联系，蚕食我滨海区之赣榆、东海县一带的马陵山地区 (称为海陵区) 。
罗荣桓亲自部署了海陵反蚕食战役的计划，他命令教二旅向南直插到陇海铁路，然后逐个拔除铁路以北、郯城和赣榆之间的伪据点。他要求部队动作要迅速，不要平推，要从敌人中间突破，象一把尖刀，直插敌人的心脏。十一月三日晚，教二旅等部出敌不意地逼进陇海铁路，攻克铁路北面的据点罗庄，伪军全部被俘。四、五两日又连克横沟、亭子埠、管圈沟。六、七、八三天，我军乘胜前进，一面包围伪军据点，一面对敌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伪军在我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恐慌万状，有的投降，有的反正，有的闻风逃窜。从三日到八日六天之内，我军连克敌伪据点十六处。海陵六个区，原来被敌人蚕食得只剩下两个完整区，这次战役恢复了三个半区。战役结束后，罗荣桓亲自听取了参战部队的汇报，召开了祝捷和公审大会，枪毙了叛徒汉奸罗保成。
当我军进行海陵战役时，日伪军又在沭河两岸加紧进行蚕食。为了制止敌人的蚕食，并策应冀鲁边、清河的反“扫荡”斗争，根据罗荣桓的部署，教二旅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又发起了郯城战役。郯城南靠陇海路，是日伪军在鲁南的兵站基地，但防守兵力不多，城内只驻有日军一个小队，伪军也只有数百人。战前，我军为了牵制和迷惑敌人，动员了几千民兵配合主力一部围攻醋大庄等据点，把蚕食的敌人缠在沭河沿岸; 并动员万余群众，对临沂至郯城的公路进行了四天大破坏。战斗从一月十九日夜发起，在敌人密集火力下，我军搭桥过壕，架梯登城，于二十日夜攻入城内，全歼守敌。接着又乘胜打下城周围的马头镇等十八处敌伪据点，迫使蚕食沭河沿岸的敌人全部撤退。
一九四二年八月至十二月，在海陵、郯城战役的前后及其间，罗荣桓还抓紧时机，组织了讨伐顽军孙焕彩的三打甲子山战役。
在整个战役中，罗荣桓参加研究作战方案，到参战部队进行动员，亲临前线指挥，及时分析敌情，改进攻坚战术，终于取得了歼灭孙焕彩部两千余人，收复甲子山的胜利，扭转了滨海根据地中部的局面。但是，罗荣桓由于过度劳累，不幸得了严重的肾病，连续一个多月，尿血不止。在当时敌后的战争环境中，医疗条件极为困难，罗荣桓的肾病无法得到及时治疗。然而，他以顽强的意志，超人的毅力，仍然带病坚持着繁重的工作。
历史重任
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是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山东也和其它抗日根据地一样，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由于敌人反复的“扫荡”、“蚕食”，当时山东只有滨海、鲁中、胶东三个地区还有比较集中的根据地; 鲁南山区被压缩在“南北十余里、东西一线穿”的狭窄地带上。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客观上是敌强我弱和敌顽夹击。但是在主观上，我们的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比如： 对于敌强我弱和严重的三角斗争形势，有的领导同志认识不足，影响了工作的深入; 几年来，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在军事指挥上并没有完全统一。对于这些问题的意见，罗荣桓曾向山东分局、“集总”和中央作过报告，并建议中央派人来帮助解决山东领导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九四二年春，刘少奇在从苏北新四军军部回延安途中，受党中央委托，到山东视察工作，于四月上旬到达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驻地临沭县朱范村。他先同山东党政军负责同志分别谈话，交换意见，随后召开了分局与山东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肯定了抗战以来山东工作的主要成绩，批评了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他提出我党我军今后在山东的任务是： “继续坚持山东的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游击区，在三角斗争中求得有利于我之若干转变，加强与聚集我之力量，以便迎接国际国内的伟大事变。”①罗荣桓完全赞同刘少奇的意见。
山东分局根据刘少奇报告的基本精神，作出了《抗战四年山东我党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的决议，在山东全党进行学习讨论，并贯彻执行。朱范会议之后，罗荣桓和朱瑞、黎玉、陈光等分局负责同志，在刘少奇领导下，着重抓了三件事： 一是发动群众减租减息; 二是统一山东的军事领导;三是妥善地处理了“抗敌自卫军”的问题②。这对推动山东工作的转变起了关键作用。
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二日，中央军委决定，罗荣桓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为一一五师政治委员、代师长(陈光调回延安) 。山东我军的统一领导问题得到了解决。八月，中央调朱瑞去延安，由罗荣桓继任山东分局书记。从此，山东的党、政、军领导重任，集于罗荣桓一身。在这以后的两年间，山东在对敌斗争，实行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进行整风，发动战役攻势，扩大根据地和武装力量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绩。
一九四三年春，蒋介石命令主力部队李仙洲部由皖北入鲁反共，而将东北军于学忠部调离山东。山东我军自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连续受到敌人大规模的“扫荡”、“蚕食”，地区缩小，力量减少，元气尚未恢复。如果李仙洲部入鲁，将成为山东各地方顽固派的有力支柱，也将使我军处于对敌、顽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面对这一严重形势，罗荣桓一方面要求全党全军做好充分的政治思想动员工作，准备应付最困难的局面，坚持山东的三角斗争; 另一方面，则要求紧紧掌握对敌斗争这个主要矛盾，对各部国民党军队，按其对抗战与团结的不同态度区别对待，分别采取团结抗日、争取中立与坚决打击的不同对策。六月二十一日，罗荣桓致电中央军委和集总，提出： 于学忠部西开，我军可给予便利，并相机解决干部原驻地沂山附近某些地区的土著顽固派，求得恢复沂山部分阵地。如李部北上反共则拟于蒙山地区与之求战，力求歼灭其一部。七月四日，罗荣桓等再电报告上述方针。七月十五日，中央复电同意这一方针，并指示： “对友好者坚决团结之，对顽固而暂时尚未向我进攻者则设法中立之，对向我进攻者则坚决反击之。”罗荣桓根据中央这一指示，亲自起草电报给各军区，指出，对同我有友好历史的东北军于学忠部应取团结态度，决不能轻启衅端，即使顽固分子从中挑拨，我们也应加以忍让。不久，于学忠部西越津浦路离开山东，于部驻地为我军接收。李仙洲部在冀鲁豫和鲁南地区受阻不得入鲁而撤回皖北，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也随之撤离山东。从此山东已无国民党主力部队，大大改善了山东敌顽我三角斗争的形势，挫败了蒋介石派遣中央系部队入鲁反共的企图。罗荣桓当时曾把这一斗争的胜利，看成是“山东军民的一项杰作” 。
减租减息，是我党抗战以来实行的一项重要政策，但在山东根据地并未认真进行。一九四三年下半年罗荣桓任山东分局书记后，把减租减息当作最主要的任务认真抓紧进行。为此，分局多次下达大力开展减租减息工作的有关指示，召开群众工作会议，组织强有力的工作队，要求各地立即开展一个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此后，分局的主要负责同志，又亲自到驻地区村检查指导实施情况。经过调查了解，发现减租减息斗争进展缓慢和不彻底的主要原因是： 不法地主的抗拒和破坏，基层政权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干部中有的对减租减息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为解决这些问题，一九四四年四月，山东分局发布了群众工作的补充指示，着重批评了当时存在的右倾思想。罗荣桓还要求部队积极参加这一运动。一九四四年春，山东军区政治部提出了“走一村做一村，住一户做一户”的号召。同年秋，又发出《关于部队协助地方群众斗争的指示》，规定在减租减息的斗争中，部队要站在基本群众方面支持群众斗争。各部队都坚决执行了这一指示。经过减租减息，山东根据地发生了很大变化，广大人民群众抗战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踊跃参军、参战，热情支持我军，使山东的群众性游击战争得到巨大发展，山东的斗争局面取得了有利于我的明显转变。
减租减息之后，群众生产积极性提高了，一九四三年，又在党中央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下，开展大生产运动。罗荣桓和山东分局其他领导同志根据山东的实际情况，组织换工，提倡合作，实行精耕细作、兴修水利，发展各种农副业生产，使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罗荣桓还向部队提出“一手拿枪、一手拿锄，一面战斗，一面生产”的战斗号召，要求部队广大指战员发扬我军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的光荣传统，不与民争地，不与民争利; 并大力组织部队利用战斗间隙，开荒种地，养猪种菜，开盐田，搞运输，办作坊，纺棉线，打草鞋，自制日用品……尽量做到自筹自给，以减轻人民负担。罗荣桓抱病和战士们一起参加开荒，开盐田。在罗荣桓等军区首长的领导和带动下，山东我军很快掀起了一个开荒种地、帮助群众耕种收藏的生产热潮。仅一九四三年，山东全军共开垦荒地六千七百余亩，开盐田二千余亩，生产节约总值四千七百八十五万元 (抗币) 。
中共中央号召全党进行整风以后，山东的整风运动在一九四二年虽也收到一定的效果，但尚未形成热潮，主要原因是各级领导对整风的认识和重视不够。一九四三年山东党政军的领导统一之后，罗荣桓以很大精力抓了这一运动。当时，山东党组织已有很大发展，党员已由抗战前的二千余人增加到十一万人。对这些新党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觉悟，增强党性，以便坚持艰苦的对敌斗争，已成为全党的迫切任务。山东分局根据中央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发布的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于同年四月十八日发出了 《关于重振整风学习的指示》 ，规定整风为山东今后建设的四大任务 (对敌斗争、经济建设、群众工作、整风) 之一，而且是保证其他三大任务完成之决定性的任务。
罗荣桓在领导整风运动时，要求大家认真精读规定的文件，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风，联系当前形势和抗日斗争的实际，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提出“学习成绩的好坏，要在当前实际工作中来表现。”罗荣桓也经常参加干部学习，有时病重，还要勤务员搬把躺椅，去和同志们一起讨论。他还亲自同干部谈话，帮助某些同志解决不安心工作等思想问题。
山东的整风学习和反省坦白，得到了党中央的肯定。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三日中央发布的《关于反对反奸斗争“左”的错误给各地的指示》 中，曾经以山东的整风成绩，作为和当时几个地区发生的“左”的倾向相对照的典型材料。这个指示中说： “不管反省任何问题，要提倡说老实话，要实事求是，反对哗众取宠，牵强附会，夸大其词。山东分局运用这种坦白方法，取得很好的经验。……今后各地的坦白运动应采取这种方式。”
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罗荣桓在山东军区直属机关干部会上作题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纪念建党二十三周年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地论述。阐述了毛泽东的思想，是从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日益互相结合上产生发展起来的，是继承了中国百年来革命历史的传统而民族化了的思想。它是与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途径不可分离的。毛泽东的思想，代表着党的正确方向，已经成为我国革命胜利的旗帜，并为一切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和反法西斯斗争作出了示范。它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来自群众中，再到群众中去”，掌握了实事求是的精神。罗荣桓在报告中还指出： 学习毛泽东的思想要与整风相结合，把它作为指导斗争的武器。
正当全党按照中央的部署进行整风审干时，康生却在一九四三年七月作了一个所谓“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大搞“逼供信”，干扰运动的进行。康生的“抢救失足者”的歪风，在山东受到了罗荣桓的抵制。当他那个讲话的小册子从延安寄到山东时，罗荣桓看过之后，通知分局办公厅： “不要向下分发”。因此，山东的整风运动，没有受到这个口号的影响。在整风审干试点阶段中，山东地区贯彻了正确的路线政策，发展健康，广大干部普遍受到教育，增强了团结，提高了党性。
山东我军经过一九四三年反蚕食、反“扫荡”的斗争，又经过开展减租减息、大生产及整风运动，整个根据地形势有明显好转。到一九四四年初，山东根据地的面积，大体已恢复到一九四〇年的状况。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日军对山东被迫采取了“重点主义”的配备兵力方针。为了粉碎敌人的“重点主义” ，罗荣桓领导山东军区加强了全面的对敌斗争，发动了一九四四年春、夏、秋、冬季和一九四五年春季的一系列战役攻势。当时总的战略意图是： 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打通和改善各战略区的联系，夺取有利的反攻阵地。
春季攻势，首先从滨海军区揭开战幕。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夜，滨海军区派部队包围了石沟崖伪军据点，二十四日歼灭了伪军，活捉了罪大恶极的惯匪头子朱信斋，拔除了据点，使滨北人民实现了“杀朱过年”的愿望。
吴化文是山东伪军的主力，虽经我两次打击，仍有万余兵力，盘踞在博山以南鲁村、悦庄一带，控制了鲁山南麓，成为威胁我根据地之心腹大患。罗荣桓多次召集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的领导同志，反复研究，决定鲁中军区于一九四四年春季发起第三次讨吴战役。鲁中军区根据罗荣桓的指示，经过认真准备，制定了作战方案。三月下旬，正值日军调防伪军整编、敌伪部署较为混乱的有利时机，鲁中军区各路大军，于二十五日开始发起攻击，至四月二十日胜利结束。是役一举歼灭吴化文部七千余人，攻克重要据点四十处，重要山寨十二处，解放村镇千余、人口三十多万，打通了沂、鲁、泰、蒙各山区的联系，改善了鲁中抗日根据地的形势。
从五月开始，我军展开了夏季攻势。鲁南军区于五月二日歼灭了伪军荣子恒部的一个师，全部解放了费县南部崮口山区，改变了鲁南区被敌人分割的形势。滨海军区于七月下旬发起讨伐伪军李永平战役，歼敌七百余人，收复国土一千余平方公里，改变了滨北形势。鲁中军区于八月中旬攻克了沂水城，收复了沂水县全境，巩固了鲁山山区。渤海军区也于八月份攻取了联系清河与冀鲁边的枢纽利津城，扩大了渤海根据地。
八月十九日，日伪军万余人分十三路“扫荡”我滨海区，企图合击我山东军区指挥机关。我军区指挥机关和滨海区主力部队适时转入外线，抓住敌之弱点，积极打击敌人。为配合滨海军区反“扫荡” ，在山东军区统一部署下，山东各战略区也相继在八月中、下旬抓紧有利时机，发起了秋季攻势。八月十九日，胶东军区发起大规模秋季战役，至二十四日，连克平度大泽山周围之敌据点，恢复了我胶东区战略支点大泽山区。九月八日至二十三日，我军向烟 (台)青(岛)公路出击，拔除与迫使敌伪放弃据点数十处，控制了烟青公路近一百公里，歼敌伪五千余人，使我胶东四个分区完全连成一片。渤海军区主力部队于八月二十四日发动了以收复沾 (化) 利 (津) 滨(县) 边区为主的全区性秋季攻势，控制了徒骇河，解放了乐陵和沾化除县城外的全境，歼敌伪五千余名，打通和扩大了各分区的联系，把分散坚持的小块游击区变成大块根据地。
十月十二日，山东军区发出《今冬明春军事斗争方针的指示》，十一月二日又作了补充指示，要求趁山东一部分敌人南调之际，尽量消灭伸入我根据地内之敌伪据点，但一般不打较大城市。罗荣桓在和山东军区领导同志组织一九四四年的冬季攻势时，决定首先收复莒县。莒县是山东的第一个大县，当时有九十余万人口。该县西与鲁中沂蒙区连接，东可控制沿海平原，北可拱卫沂鲁山区，地位十分重要。十一月十四日，我滨海、鲁中部队发起莒城战役，争取了伪军莫正民部三千余人反正。二十九日，莒县全部解放。至此，滨海、鲁中根据地完全连成一片。二十一日，鲁中我军肃清了临沂、费县两城外围据点。鲁南我军向临 (沂) 滋 (阳) 公路展开攻势，控制了泗水、费县段，使鲁中、鲁南根据地连成一片。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七日，山东军区发出《关于一九四五年山东我军作战主要方向的指示》，确定以开辟胶济路东段广大地区为主要方向，使我胶东、渤海、鲁中、滨海各区扩大联系。为了贯彻这一意图，在罗荣桓指挥下，山东我军发起了春季攻势。二月，鲁南军区全歼伪和平救国军第十军，击毙伪军长荣子恒，收复了泗水城。与此同时，胶东军区歼灭顽军赵保原部一万二千余人。清除了胶东军民准备反攻的重大障碍。三月，鲁中军区收复蒙阴县城，歼灭日军一个中队，伪军十二个中队。
从一九四四春年到一九四五年春，经过一系列的攻势作战，山东我军共歼敌十二万人，先后收复了十八座县城，根据地的面积扩大了将近一倍，胶济路以南的三个战略区完全连成一片，并与胶济路以北的两个战略区扩大了联系，还开辟扩大了与华中、冀鲁豫根据地的联系，使山东抗日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山东我军已由一九四四年初的九万人，发展到二十三万人，并且改善了装备，从而增强了我军反攻的力量。这其中，倾注着罗荣桓的大量心血。
准备反攻和夺取最后胜利
一九四四年以来，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五个战略区内，敌人的分割封锁已被基本打破，过去遭受严重压缩与分割的鲁南区、冀鲁边及泰山区都逐步得到恢复并有新的发展。这时，罗荣桓的指导思想，主要是打通与扩大五个战略区的联系，相机拔除深入我根据地内部比较孤立的据点，以继续扩大解放区，为反攻和争取战后优势作准备。为此，必须加强边沿区的斗争，发挥武工队的作用，争取大股伪军起义，加强城市工作，开展政治攻势和分散性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以粉碎敌人的“重点主义”。
为了加强边沿区的斗争，在罗荣桓主持下，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到一九四五年二月，连续多次发出文件，详细地规定了我边沿区斗争的方针和政策，研究分析了敌人“重点主义”的特点，指出今后的对敌斗争不只是斗力，而且是斗智; 不只是军事，而且是政治、经济、文化各种力量及指导能力的总较量。
罗荣桓非常重视发挥武工队的作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在他的领导下，山东军区政治部召开了武工队代表会议，表扬武工队的英雄事迹，总结交流对敌斗争的经验，规定了武工队的任务和斗争策略。一九四五年一月，罗荣桓等军区领导人通令嘉奖模范武工队及队员，号召创造更多的、更全面的模范武工队。二月十五日，山东分局和军区发出 《关于武工队组织领导的决定》，要求建设经过训练，善于执行军事、政治等各方面任务的武工队。“决定”对武工队的建设提出三点要求： 一、要有鲜明的政治立场，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每一个队员都能进行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工作; 二、准确地执行党的各种政策，运用策略，依靠基本群众，广泛团结各阶层，进行合法与非法的对敌斗争; 三、军事活动上要灵活机警，大胆勇敢，神出鬼没，飘忽不定，成为一种袖中利剑，使汉奸寒心，敌特丧胆。同年三月六日，中央将这个决定批转各地照办。经过这些工作，山东各地的武工队重新作了整顿与加强，更加发挥了对敌斗争的威力。
一九四四年，敌人改为“重点主义”的兵力配置方针后，为了弥补其守备力量不足，竭力扩充伪军，山东伪军猛增至二十万人。随着日军在战斗中的逐步失利，伪军已普遍感到日军不可靠。因此，争取大股伪军起义，便成为粉碎敌之“重点主义”的有力一环。在罗荣桓领导下，山东分局和军区于一九四四年初，抽调了三千多名干部，充实与加强各区党委及地、县委的敌工部门和武工队等，这一措施对于山东伪军工作的顺利开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渤海我军在一九四四年夏季攻势中，争取了伪“灭共建国军”第八团团长王道率部一千六百余人反正; 滨海我军在冬季攻势的莒县战役中，争取了伪莒县保安大队长莫正民率部三千五百余人反正; 一九四五年春季攻势中，滨海我军争取了伪诸城保安大队长张希贤率部一千三百余人反正; 在同年夏季攻势中，鲁中我军又相继争取了伪鲁东“和平建国军”独立第十团团长韩寿臣率部一千八百余人反正。这四大股反正的伪军共八千三百余人，先后编为山东军区的四个独立旅。此外，尚有千人以下反正者一百五十余股，共七千余人。大股伪军的起义，不仅给敌人“以华制华”的阴谋及国民党“曲线救国”的政策以沉重打击，而且有力地打击了敌人“重点主义”的防御体系。
罗荣桓很注意对起义部队的改造工作。他曾对原东北军一一一师起义的领导人万毅等谈到，如何改造旧军队时指出： 主要的问题，首先不是象在我军内部那样忙于纠正这种或那种偏向，而是着重于打通干部的思想。必须向他们明确宣布我党我军对这些部队根本不是歧视、编并、监视、削弱，而是热烈地欢迎他们。罗荣桓以其自身经历，传授三湾改编的军史。他说： 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的旧军队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他反复强调，彻底改造旧军队的根本问题，是要建立党的各级组织，这样，才能把整个部队完全置于我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他还联系该师的基本情况，提出了改造部队的具体要求。在一九四五年二月下旬山东军区召开的各独立旅 (起义部队) 团以上干部会议上，罗荣桓又在总结讲话中指出： 各旅不论成立时间先后，均有进步，开始了新生，一改过去与群众对立的关系，而开始与群众相联系。他再次强调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要求大家明确军政工作的关系; 各旅之间要互相团结、学习，互相鼓励进步。
山东的城市工作，过去有些基础，但是由于对秘密工作注意不够，致使济南等几个主要城市的工作，几乎全被敌人破坏。罗荣桓于一九四三年下半年，领导山东分局对过去的城市工作进行了检查，要求重新加以整顿，建立了济南、青岛等几个重点城市工作委员会，逐步使工作有了新的开展。一九四四年中央发出“六五”指示，同年九月，罗荣桓领导山东分局召开城市工作会议，研究发动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千百万群众，争取伪军伪政权，准备武装起议，以里应外合的方式收复大城市的问题。会后，各地都把城市工作提到重要地位，抽调大批干部建立和加强城市工作机构，为以后的对日反攻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有利条件。
一九四四年七月，罗荣桓主持召开了山东军区军事工作会议，总结对敌斗争经验，确定今后作战方针和军事建设问题。罗荣桓在总结讲话中指出： 关于作战方针，由于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还没有根本改变，仍要坚持以分散游击战为基本方针。但在目前条件下，由于我之回旋地区扩大，求得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机会增多了，所以我们的运动战，应是发挥我之特长的带游击性的运动战。关于部队整训问题，罗荣桓说： 敌人在其临近死亡之前，必然会发动挣扎性的攻势; 我们要反攻，就将遇到敌人越发顽强的抵抗。准备反攻必须以我作主，而不是依靠盟国，更不能寄托在国民党身上。他强调，为了担负起历史的重任，最终把日寇驱逐出国土，我们必须根据中央指示，利用一切战斗空隙，普遍的整训部队，以巩固和提高我们的战斗力。对于如何整训部队，他还提出了具体要求。通过这次会议，贯彻了中央关于军队建设的各项政策，制定了山东部队作战和建设的明确方针，研究了当时山东根据地发展的主要方向，对我军建设和当时的连续战役攻势有很大指导作用，对以后的大反攻也具有重大意义。
为了加强山东我军的政治建设，山东军区政治部于一九四四年二月下旬，召开了历时两个多月的部队政治工作会议。罗荣桓抱病参加了会议，并向到会同志作了斗争形势与任务的报告，要求各部队认真贯彻军委、总政的指示，切实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建设。
罗荣桓非常重视人民武装和地方武装的建设和发展。他在一九四四年九月的军事工作会议总结报告中说： 把我们的主力、地方武装和民兵统一结合起来，使之互相辅助，以发展壮大我之军事力量，这是我们当前的重大任务。这次会议之后，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及省人民武装委员会又陆续发布了许多有关人民武装工作的指示和文件，对人民武装的性质、任务、编制、领导、经费开支、民兵武器等问题，都作了明确规定，从而使山东的人民武装力量有了迅速发展。到一九四五年四月，县、区武装已由一九四三年的四万人发展至近八万人; 一九四五年九月，民兵巳发展到五十万人。
一九四五年一月三日，罗荣桓在山东分局、军区直属队干部会上，作《一九四四年的过去和一九四五年的到来》 的报告，指出一九四四年是山东解放区取得更大发展和胜利的一年，要求在一九四五年继续扩大解放区，组织发展生产，减租减息发动群众，开展大练兵，结合山东的具体情况，全面贯彻党中央对根据地的各项号召。二、三月份，山东我军向敌人发起了春季攻势。四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罗荣桓因工作关系没有出席，大会选举罗荣桓为中央委员会委员。这期间，他主持制定了五、六、七三个月作战计划，重点是发展胶济路东段两侧地区和临沂、费县方向。正当我军准备发起夏季攻势之际，敌人突然增兵山东，五月一日以三万人的兵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我军经过二十余天的奋战，终于粉碎了敌人的“扫荡”。罗荣桓分析敌人这次“扫荡”的性质是防御性的，国内外的形势已发生了更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急剧变化。因此，在对原定三个月的作战计划稍加调整后，即果断地下达了作战命令，各军区遂相继对敌发起了攻势。经过我军的夏季攻势，根据地的面积扩大了二万余平方公里，使山东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五大战略区分别在胶济路南北联成一片，为大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此期间，罗荣桓由于过度劳累，病情也日益严重。五月二十七日，他曾电告毛泽东，因健康关系，希望中央能派人来接替他的工作。六月九日，毛泽东复电： “荣桓同志： 来电悉。病未好甚系念。拟派林彪来鲁，尚未最后决定，稍迟当可酌定电报。你可于休养中在病情许可下指导大政方针，工作多交黎玉同志办。”①因此，罗荣桓仍然一直抱病坚持工作。
七月七日，为了纪念抗日战争八周年，罗荣桓在《大众日报》上发表《处在总反攻前夜的山东解放区》一文，指出山东抗日根据地已有一千七百万人口，二十万八路军的正规军、游击队，五十万民兵与几百万人民自卫武装。这是经过七年的苦斗创造出来的。当前整个的形势是新局面的到来，处于总反攻的前夜。我们将以更加兴奋的心情、坚定的意志去完成最后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的历史任务。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日本政府发出乞降照会。八月十一日，延安总部连续发布命令，要求各根据地武装部队向敌占区积极进军。当天晚上，罗荣桓主持召开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高级干部联席会议，讨论和部署了大反攻的进军任务。罗荣桓在会上指出： 要迅速整编部队，向铁路线和大城市进军，迫使敌人向我军缴械投降。他特别提醒大家： “敌人虽然投降了，还不等于缴械。蒋介石一定会利用日伪军来对付八路军，同我们争夺山东。因此，不要认为日本投降，我们就可以顺利受降，就没有事了。”八月十三日，罗荣桓和黎玉、肖华联合发布动员令，命令山东各部队紧急动员起来，完成对敌人最后之一击，迫其迅速投降。此后，山东全省部队在八月中旬立即进行整编，共编为八个师，十二个警卫旅，四个独立旅，共二十七万人。从八月中旬开始，分为鲁中、滨海、胶东、渤海、鲁南五路大军，向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挺进，准备攻取济南、青岛、徐州、连云港和烟台等城市。
我五路大军的健儿们英勇作战，攻城夺寨，在半个月内取得辉煌战果，至八月下旬，山东的日伪军，被我军压缩在铁路沿线和少数孤城中。
八月二十二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我军目前行动方针的指示》，指出： 由于敌伪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市及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巩固解放区，准备应付新局面。遵照军委指示，山东军区在罗荣桓等领导下，立即调整部署，向临沂等中小城市进军。
攻占临沂的战役时间最长，战斗最激烈，罗荣桓对这一战役也最为关怀。当时，驻守临沂的日军，于八月十六日逃往枣庄，临沂城内由猖狂反共反人民的王洪九等三股伪军两千余人固守顽抗。我军组织了五个主力团，于八月十七日开始，连续发起进攻，均未奏效。罗荣桓看到临沂久攻不下，非常着急。他本想亲自到临沂前线指挥，但因病情加重，连续尿血，未能如愿。他把在临沂前线负责指挥的同志找回来，详细听取了汇报。他进一步说明了攻占临沂的重要意义，批评了指挥上的轻敌麻痹思想，确定了下一步作战方案： 即一面在阵地前沿对敌展开政治攻势; 一面改变主攻方向，在城西北角实行土工作业，把坑道挖到城墙下进行爆破。部队按照罗荣桓指示的作战方案，认真进行准备。九月十日清晨，爆破成功，突击部队占领了突破口，经过连续爆破，继续攻击，并进行了逐屋争夺的激烈巷战，到十一日上午，我军占领了全城，歼灭两千多伪军，历时二十五天的临沂战役，胜利结束。
经过一个多月的大反攻，山东我五路大军收复县城四十六座，攻克烟台、威海等六个重要港口，占领火车站三十五处，歼灭拒绝投降的日伪军六万余人。
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一日，罗荣桓收到中央来电： 决定从山东抽调四个师十二个团共二万五千至三万人，分散经海道进入东北，并派肖华前去统一指挥。当时肖华正在博山前线指挥作战，罗荣桓发急电让他赶回山东军区接受新任务。肖华来到后，罗荣桓先让他看了中央来电，而后对他说： “我们同国民党争夺东北，对中国革命有决定意义。中央决心很大，要我们先机进入东北。那里背靠苏联，是工业基地，可以作为大后方; 有了东北，中国革命胜利会更快到来。你带部队到东北去，主要任务就是在东北局领导下，争夺这个对全国革命斗争有战略意义的地方。首先把农村和中小城市控制起来，搞掉汉奸土匪，稳定社会秩序，建立根据地。”罗荣桓还对肖华说： “你们到那里，困难一定不少，思想上要准备长期斗争，甚至要准备打游击，要有独立坚持的决心”。
肖华刚刚出发，罗荣桓又接连收到中央几次来电。九月十九日，中央发出《关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给各中央局的指示》 ，要求山东主力部队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出动，并决定调罗荣桓到东北工作。将山东分局改为华东局，陈毅到山东工作。十月，中央又来电催促罗荣桓“率轻便指挥机关，日内去东北。”遵照中央的电示，罗荣桓在九、十月间组织了山东部队六万余人，地方干部四千余人，分三批经海、陆两路去东北，并给山东留下了四十多个团，包括四师、八师等主力部队。
十月五日，陈毅到达临沂。二十四日，罗荣桓率轻便指挥机关，乘汽车离开临沂城，沿台潍公路向东北行进。行至黄县龙口，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等人从前方赶来送行。罗荣桓把自己骑了多年的战马送给了许世友; 许世友解下刚缴获的一支手枪，回赠给罗荣桓。
罗荣桓在龙口登上了小汽船，告别了山东大地和人民，于第三天拂晓，在辽宁金县以东的貔子窝登陆，然后到辽阳，十一月抵达沈阳，十二月就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从此，他又在埋葬蒋家王朝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成为东北战场上历尽艰难、赢得胜利的一位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
艰难创业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中旬，罗荣桓到达沈阳，在三经路博物馆找到了东北局，把机关人员安顿好以后，就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他首先了解了苏军、我军、敌军的基本情况：驻沈阳的苏军对我军态度基本上是友好的，但因受“中苏条约”①的约束，不让我在沈阳驻扎部队，并且准备在撤走时把沈阳交给国民党政府; 我军进入东北的部队已有十三万余人，他们来自四面八方，互不熟悉，装备又差，必须迅速整编，使其置于东北局统一指挥之下; 在敌人方面，国民党的全美械化的石觉部十三军和半美械化的赵公武部五十二军共约七万人，已海运到秦皇岛登陆，杜聿明也亲赴前线，指挥这两个军向我控制的山海关进攻。了解了这些基本情况，罗荣桓着重考虑和大力抓紧的，就是战争和整编部队两个问题。
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给东北局来电，要求我军“坚守山海关、绥中之线，节节抗击，消耗疲惫敌人”，并指示“于最有利之时间、地点，由林彪或罗荣桓亲去指挥，举行反攻，分作几次战斗，歼灭敌人。”①东北局当即决定林彪去山海关前线指挥作战。就在这一天，蒋军集中第十三军全部和第五十二军主力共五个师，在大量炮兵和飞机配合下，向山海关我军阵地发起全面攻击。扼守山海关的我山东第七师和冀热辽部队奉命顽强抗击，战斗十分激烈。由于敌军装备精良，又有炮空优势，我军远道新来，立足未稳，械弹缺乏，加之兵力严重不足，遂于十一月十六日主动放弃山海关。
十二月十三日，罗荣桓向林彪及西满分局发出《对创造东北根据地的意见》的电报，提出： 东北已无我独占局面。我军应争取控制沿中长路两侧广大地区，使各大城市处于孤立之中，这样将会造成国民党还是处于劣势地位的可能。并应争取在一个月内开展创造根据地的工作，放手发动群众，整训充实野战军，建设地方军，统一作战指挥与后方组织。这些意见，同半个月后党中央发出的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国共两党达成“停战协定”。但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又片面宣布“国共停战，东北除外”。于是，便出现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在东北，蒋军继占领锦州之后，又侵占了黑山、义县、北票、朝阳、阜新等地，并向沈阳逼进。就在蒋军向我大举进攻之时，二月中旬，我军集中七个团的优势兵力，将侵入秀水河子的蒋军二六六团全部、二六五团一个营及师属山炮连，突然包围，全部歼灭，无一漏网。这是东北我军打的第一个典型的歼灭战。与此同时，在对敌南路的盘山以东的沙岭战斗中，我军却没有打好，虽然包围了新六军的一个团，连续三天一夜，反复攻击，终未奏效，后来援敌赶到，我被迫撤出战斗。这两个战例，罗荣桓曾多次用来教育干部。他总结经验教训说： 沙岭战斗，我们五个团又两个旅打敌人一个团，数量上虽然优于敌人，但战斗力不如敌人。参战部队思想上、战术上都不够成熟，组织装备也不行，内部不能团结，指挥上也不统一。加上对敌我两方面缺乏正确估计，敌人已经站住了脚，筑起工事固守起来，我们的火力没有组织好。结果，我们伤亡很大，也没有把敌人消灭。秀水河子战斗和沙岭战斗相比，条件不同。秀水河子战斗我们都是主力，老部队。罗荣桓着重指出： 一定要按条件办事，要承认敌强我弱这个事实; 不能只有一手，还要有第二手、第三手，打仗没有后手是不行的，要以老部队作骨干，要长期打算，重视部队的建设和整顿。
一月间，罗荣桓病情恶化，经前日本陆军医院检查确诊是肾癌，医生认为必须动手术。东北局决定他去大连治疗。到大连后，因苏军医院设备简单，不能做大手术，建议他在朝鲜平壤苏军总医院诊治，罗荣桓遂于二月十六日到达平壤，正值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在平壤期间，金日成很关心他的病情，曾和夫人亲到医院看望他，并赠送一台收音机，供他收听新闻。经平壤苏军总医院检查，他的病再次确诊为肾癌。但因医疗设备不足，也无法进行手术，建议他尽快去莫斯科治疗。于是，罗荣桓于三月上旬又回到大连疗养。他虽在养病，却时刻挂念着东北的全局。三月十五日，他致电林彪转报中央，提出： 东北战争要作较长时间准备，不要把和平估计过急，应全面开展工作，全力支持这一长期战争。加强我军主力，保持元气，同时巩固地方武装，发展游击队，以造成主力进行运动战的更有利条件。
罗荣桓在大连密切注视着东北战局的变化。三月十三日，蒋军进占沈阳，接着又占领了辽阳、抚顺、铁岭。四月初，蒋军大举进攻四平，我军进行了艰苦的四平保卫战。罗荣桓在四月二十三日致电东北局和党中央，对准备粉碎国民党进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国民党军正在扩大战场，对我采取分进合击，便于我各个击破，并已开始遭到严重打击。或许今后敌人会引起警惕，不敢冒进。但我军采取一纵一攻，从运动中寻求其弱点，集中我优势力量予以各个击破的办法仍将适用。就在罗荣桓发出这封电报的前后，我军在保卫四平的同时，先后解放了长春、齐齐哈尔、哈尔滨三座城市，歼敌二万六千余人。实践证明，罗荣桓的这些意见是符合实际的。五月十八日，我军在抗击并消灭了大量敌人之后，主动放弃四平。
五月中旬，罗荣桓返回东北局。五月十九日，他参加了“前总”在公主岭附近的范家屯召开的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和今后的作战方针。当时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继续坚守长春，不能再退;另一种是主张撤出长春，撤到松花江以北。罗荣桓赞成后一种意见。经过讨论，东北局最后决定： 向松花江北岸撤退，先退到哈尔滨。会后不久，罗荣桓即随同东北局转移到哈尔滨。我军于五月二十三日由长春撤至松花江一线。敌军于五月三十日进到松花江南岸后停止前进。
六月六日，国共双方达成在东北停战十五天的协议。后因国民党军队对新的进攻未准备好，实际停战了四个月，到十月十日才开始向我南满大举进攻。因此，从六月初起，东北暂时呈现一种缓和局面。东北局抓紧这一暂时休战的难得机会，接受了罗荣桓不久前三次电报的建议，在六月中旬积极部署了三项重要工作： 第一项是迅速总结和推广“诱敌分散、各个击破”的作战经验。这对于鼓舞士气，坚定必胜信心，提高我军作战能力，都是极为迫切、重要的。第二项是确定坚持东北斗争的方针。六月十二日，林彪、彭真、罗荣桓发出 《当前南满任务及东北斗争方针》的指示，明确指出： 东北的斗争，我们一方面力争和平，但应以百分之九十九的准备作艰苦的、持久的战争打算。我们斗争的根本方针，应当依靠乡村的广大农民群众，坚决实现清算减租分地的斗争。今后主力兵团的作战方针，是避免打大的阵地战和大的运动战，而应打中、小规模的运动战。对城市的方针，应当在可能的条件下，尽最大限度的努力以保持城市，但在客观条件显然不可能保持时，则应适时断然预先放弃，免得造成既损伤了力量，又仍然失掉了城市。以致对有利的作战机会不能及时使用。第三项是剿灭土匪。罗荣桓同林彪、彭真研究了东北各地，特别是北满地区土匪活动的情况，于六月十二日以东北局名义发出了 《剿匪工作指示》，要求所有剿匪地区都必须充分发动群众 为此，东北局抽调了千余名干部组成工作团，随剿匪部队一同出发进行工作。
为了加强东北地区党的领导，党中央于六月十六日决定组成新的东北局，以林彪为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为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刘亚楼为参谋长，谭政为政治部主任。
六月二十六日，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从而爆发了全面内战。
为了及时总结十个月来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的任务，以统一东北全党全军的思想，指导各项工作，东北局于七月初在哈尔滨召开了扩大会议。罗荣桓出席并作了发言，强调对东北斗争的严重性和应该依托的力量要有明确的认识。
会议通过了由陈云起草、后经中央批准的《关于东北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议》 (因为是七月七日讨论通过的，简称《七七决议》) 。《七七决议》对统一东北地区全党全军的思想，指导对敌斗争，起到了重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作用。这次会议是东北党的工作的一次重要转折，它给两年后东北战场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罗荣桓在东北局扩大会议期间，除参预会议的组织领导和“决议”草案的讨论修改外，还找了许多干部谈话，做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他强调东北部队来自五湖四海，一定要搞好团结，反对本位主义、山头主义。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他和大家谈国内外形势和东北的工作，要求干部树立胜利信心并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
七月下旬，罗荣桓在参加东北局扩大会议之后，因病情严重，东北局决定并经中央批准，送他去苏联治疗。罗荣桓和夫人林月琴带着两个孩子，从哈尔滨到满洲里，等了十几天才办好过境手续。于八月初换乘苏联火车，经过六七个昼夜的漫长旅途，终于到达莫斯科。苏共中央联络部派干部到车站迎接，安排罗荣桓一家住进豪华的莫斯科大旅馆。过了几天，又迁入专门接待各国共产党干部的纽克斯旅馆。从延安来莫斯科治病的王稼祥和夫人朱仲丽，也住在这个旅馆。两个老战友一别九年，想不到却在异国重逢，真是“他乡遇故知”，都感到格外高兴。休息了几天后，罗荣桓住进了克里姆林宫医院，又经过四天全面细致的检查，医院给罗荣桓做了手术，切除了长肿瘤的左肾。不料由于刀口缝合不好，引起大量出血，不得不再做缝合手术。当时罗荣桓头上冒着汗珠，忍着剧痛一声不哼，苏联医生翘起拇指连声称赞他是“真正的英雄”。手术后，在医院住了一个月，就转到莫斯科郊外森林里的巴拉维赫疗养院。两个月后，罗荣桓的伤口才完全愈合，身体渐渐复原，于是又回到莫斯科纽克斯旅馆休养。
多年来，罗荣桓一直是带病指挥战斗、坚持工作，现在一旦清闲下来，感到很不习惯。他每天除了读书、散步、请翻译讲报纸上的重要新闻外，还去看望住在莫斯科的陈昌浩等老同志，经常找在莫斯科读书的中国学生，如毛泽东的儿子毛岸青，刘少奇的儿子刘卫彬和女儿刘爱琴，朱德的女儿朱敏等谈话，给他们讲国内革命斗争情况，鼓励他们努力学习，将来回国后为祖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力量。当时，战争刚结束不久，苏联人民的生活还很困难，配给这些孩子的食物有时不够吃，罗荣桓就把自己的食品节省下来给孩子们吃。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我军主动撤离延安。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后，在当时还不很了解我国情况的苏联红军干部、人民群众和医务人员中，产生了种种误解和猜测。在莫斯科学习的我党一些干部子女，对此也很不理解。罗荣桓虽然离开祖国到莫斯科治病已七个多月，但他对国内的情况，还是很清楚的。听到这些议论，就耐心地给他们做工作，他说： “放弃延安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中国大得很，今天失掉一个延安，明天将会得到全中国。”罗荣桓的话使人们受到很大鼓舞。
战争胜利的重要组织者
一九四七年六月，罗荣桓谢绝了苏联医生要他继续疗养的建议，从莫斯科回到了哈尔滨。他的出院通知书上，除了写着手术后的肾功能情况外，又增加了心脏病、高血压两项病变。因而医生建议他休养三年，并规定每天工作不能超过三个小时。但是，罗荣桓不顾医嘱，一回到哈尔滨，立即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中。这时起到一九四八年九月辽沈战役前，正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时期。这期间，罗荣桓除参加东北局的集体领导，参预重大战役的指挥外，作为东北民主联军的副政治委员，他还着力领导东北我军进行许多重大工作。
一九四七年夏季攻势前，在辽东军区三纵队，就已出现并推广了诉苦运动。这种以诉苦为主要方式的阶级教育，首先是在三纵队七师二十团九连开始的。他们结合土改教育，选择苦大仇深的战士 (包括被俘后参加我军的“解放战士”) ，向大家诉说他们入伍前所受的苦难，引导大家都来“倒苦水”、“挖苦根”，开展“磨刀杀敌”、“复仇立功”活动。这种把土改教育、阶级教育同战斗动员相结合的方法，空前激发了部队杀敌立功情绪。
罗荣桓十分重视辽东三纵队开展诉苦运动的经验，认为“这在部队政治教育上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创造，解决了当前部队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和方法问题，是部队政治教育的方向。”他立即指示在部队中普遍开展诉苦运动。八月二十六日，《东北日报》根据罗荣桓的指示，刊登了辽东军区诉苦教育的经验，并按他的授意发表了 《部队教育的方向》的社论。经过普遍推广和引导，诉苦运动在东北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大规模地开展起来，成为激发部队阶级仇恨，提高政治觉悟，鼓舞战斗士气的最迅速最有效的方法。
同年九月，毛泽东亲自修改并向全军批转了辽东三纵队的经验，充分肯定了诉苦运动，有力地推动了不久后在全军开展的新式整军运动，使诉苦运动发展成为全军部队进行阶级教育的主要形式。
继诉苦运动之后，罗荣桓又抓了部队的土地改革教育。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八日，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发出《关于贯彻土地改革教育的指示》，要求全军指战员认真学习党的土地政策，积极支持土地改革运动。《中国土地法大纲》发布以后，政治部又要求各部队及时组织学习。对于部队中曾经出现的、有些干部战士阶级意识模糊，丧失阶级立场的现象，如包庇地主家庭，隐瞒地主财物，干涉群众斗争等，都进行了严肃的处理。部队经过土地改革教育和土地法大纲的学习，进一步提高了指战员的阶级觉悟。
东北地区的土地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同时，也发生了某些“左”的偏差，主要表现是，模糊了地主同富农、中农的界限，模糊了大地主、恶霸地主同中、小地主的界限，模糊了地主同城市工商业资产阶级及自由职业者的界限，发生了乱打乱斗乱没收甚至乱杀人的现象，扩大了打击面。罗荣桓不赞成这种做法。他在一次东北局的会议上讲了中央苏区在“左”倾错误统治时期侵犯工商业者利益的教训，认为这样做不符合党的政策。会上有人竟训斥他说： “你懂得什么?这是东北，不是中央苏区! ”罗荣桓胸怀宽阔，不与计较，只是据理力争。李富春支持他的意见，终于顶住了让农民进城“挖浮财”的歪风。在罗荣桓等同志的坚决抵制下，当时流行的以“贫雇农打天下坐天下”，“群众说了算”来代替党的领导的错误做法，也及时得到制止。在东北部队内部，没有搞划分阶级、“搬石头”①等“左”的做法，没有提“执行贫雇农路线”的口号。后来，中央发出了纠正土改中“左倾”偏差的文件，保证了运动的健康发展。
一九四七年七月，根据罗荣桓的建议，东北局提出在继续发展地方武装的同时，有组织有计划地建设二线兵团，以保证主力部队有充裕的后备兵力，并分工由罗荣桓直接领导组建二线兵团和筹备作战物资等工作。从这以后的半年多时间里，罗荣桓先后主持召开了三次会议，讨论研究成立二线兵团的有关问题，规定各地区分两批进行，第一批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以前成立三十八个独立团，第二批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再分别组建一百二十六个独立团，保证每团二千五百人。对这些新建的独立团，要首先进行政治教育，明确为谁打仗，然后再进行军事训练，培养军队生活作风。罗荣桓还提出： “要切实保证兵员质量。这些独立团开上前线补充主力的时候，总部将派人实地点验，包括人员的素质和练兵成绩。在罗荣桓的直接领导和严格监督下，到一九四八年底，一年多的时间里，东北各地动员了大批翻身农民参军，先后组成了一百六十四个独立团，共三十七万余人，保质保量地完成了扩军计划。二线兵团的建设，对于扩大我军力量，推动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
罗荣桓在倾注全力组建二线兵团的同时，还抽出时间来抓军工生产和后勤工作。罗荣桓首先找到了伍修权，问他对工作安排有什么想法，伍修权表示希望到前方部队去锻炼。罗荣桓说： “到前方锻炼是件好事，不过以后还有机会。现在部队作战武器弹药消耗很大，后方军工生产跟不上，很需要大抓一下。军区准备成立一个军工部，你负责领导军工生产怎么样?”伍修权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一九四七年十月，东北局召开军工会议，确定东北必须成为全国军工基地，以支援全国战争为己任的指导思想，正式决定成立军工部，经中央批准，任命何长工为部长，伍修权为政委。此后，军工部在何长工、伍修权等同志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很快统一了东北军工生产的领导，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军工生产系统。到一九四八年夏季，东北解放区已有大小军事工厂五十五个，除修理各种武器外，可年产六〇炮二千门、迫击炮弹五十万发、山炮野炮弹二十万发、手榴弹一百五十万枚、子弹一千七百万发。这些军工产品除供应东北部队外，还支援了关内我军。
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东北民主联军奉命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罗荣桓仍任副政治委员。
一月三十日，中央军委指示全军，利用作战间隙，放手发动士兵、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开展一次以“三查三整”(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 为内容的整党整军运动。为了贯彻中央军委的指示，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于二月二日至三月七日，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罗荣桓在会上的报告中，首先根据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精神，指出当前的形势是，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人民解放军打退了蒋介石的进攻，并使自己转入反攻，即将取得全国范围的胜利。他还着重讲了建军的问题，提出东北不仅要为争取东北的胜利而建军，而且要为支援全国，首先是支援华北作战而建设大规模的军队。
这次政工会议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部队的实际情况，确定在东北全军开展新式整军运动，并将新式整军的内容具体化为： 干部“五整一查”(整思想、作风、关系、纪律、编制，查成分) ，对战士则主要是开展诉苦运动，进行土改教育和民主运动。从三月中旬开始，新式整军运动在部队全面展开，到四月底结束。经过发扬民主和深入教育，极大地提高了部队政治觉悟，增强了部队团结，保证了战斗任务的完成。
东北我军经过几次大的攻势作战，取得了重大胜利，同时，也暴露了部队在执行政策纪律方面，存在着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罗荣桓认为对于这些违反政策，破坏纪律，打开城市乱抓一把的流寇主义倾向，必须严加整顿，否则，就会严重脱离群众，无法完成新的作战任务。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八日，罗荣桓向部队发出 《关于政策问题的指示》 电，要求做到： 一切从政策观点出发，严格遵守城市纪律，保护新解放城市的工商业不受破坏; 要执行统一规定的命令，保持部队的高度集中;加强兄弟部队之间的团结，有问题要首先检讨自己，反对骄傲自满。五月二十五日，根据罗荣桓的意见，东北人民解放军颁发了《入城纪律守则》八条： 一，保护城市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工厂商店，禁止拆毁机件，搬取物资，或私自没收、强购。三，保护学校、医院、科学文化机关及城市公共设备、名胜古迹和建筑物。四，看管敌人的仓库、物资及其他财产，实行缴获归公，不争夺，不破坏，不自由动用，不打埋伏，听候和服从上级分配。五，对守法的教堂、寺院及外国侨民，不得干涉和侵犯。六，实行讲话和气，买卖公平，借物送还，损坏赔偿。七，服从卫戍机关的纪律和规则，遵守公共秩序，不入妓院，不滋扰人民，不无故鸣枪。八，爱护人民解放军的名誉，人人守纪律，人人作宣传，实行言行一致。
六月四日，中央军委将这一守则转发全军，指出这个守则“比较扼要，对内对外注意事项都包括在内，各地可参考采用。”东北各部队对所属人员普遍进行了八条守则的教育，并印成布告张贴。八条守则不仅对维护我军纪律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我军所到之处，收到安定民心，扩大我党我军影响的良好效果。
一九四八年八月，在罗荣桓领导下，东北军区政治部召开了组织工作会议。罗荣桓在会上作报告，强调贯彻集中统一是目前组织工作的首要任务。对各种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应积极地进行斗争。要严肃党的生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的基层组织。这样才能把党的方针政策贯彻到群众中去。
东北战场经过连续几个攻势，仗越打越大，伤病员也随之增多。驻在各地后方医院的大量伤病员，有的居功骄傲，目无法纪，说什么： “身上打了一个眼儿，比毛主席小不点儿! ”有一部分是“解放战士”，旧军队的兵痞习气还没有完全去掉，加上医院管理教育工作抓得不紧，因而发生了不少违犯纪律、惹是生非的现象，甚至有的打骂医护人员、聚众闹事。罗荣桓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感到问题严重，必须尽快解决。他亲自召集政治部、后勤部、卫生部和政府民政部门等负责同志一起开会，研究解决的办法。有的认为闹事的大多数是轻伤员，主张突击治疗，使他们早回前方; 有的提出各医院加强警卫，多设岗哨，严禁伤病员离院上街; 有的主张严厉处分带头闹事的人……罗荣桓听完各种意见，最后说： “解决伤病员闹事这个问题，应该从积极方面入手，抓紧治疗，加强管理，都是好主意。除了对个别极恶劣的，尽量不要搞纪律处分，更不要随便抓人。目前各地医院多数是新成立的，设备不大好，住得很分散，医院里又没有文化娱乐器材，生活比较单调、枯燥。那些轻伤员想出来走走，你想捆住他们的手脚，硬是不让他们出门，恐怕要和哨兵打架。我看还是以正面教育为主。我们能不能在短期内，召开一次伤病人员代表大会?”经过讨论，大家都同意这样做，并遵照罗荣桓的意见，将会议定名为“荣誉军人代表大会” ，确定参加会议的代表，积极分子不超过三分之一，要多找些爱“闹事”的来开会，以便他们受到教育思想转变后，回去就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一九四八年八月，荣誉军人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开幕。各地医院派来的代表，不少是带着一肚子气和一大堆要求而来，不答应就准备大闹一场。但是他们一到哈尔滨车站，看到站台上敲锣打鼓，到处贴着标语，人群喊着口号，女学生给他们在胸前戴上大红花，把他们当成英雄来欢迎; 到了招待所，接待人员热情地给他们端茶送水，医生护士细心地为他们换药治疗，吃饭全是细粮，四菜一汤……这一切使他们很受感动，心里有气的人气消了一半，想大闹的人也觉得不好意思了。按照罗荣桓的指示，大会期间请了只有一条腿的后勤司令员钟赤兵、保卫井冈山战斗中左腿负伤致残的何长工和抗战时期的几位伤残同志“现身说法” ，讲他们如何负伤致残，在缺医少药的困难条件下，如何艰苦奋斗配合治疗，遵守纪律，保持我军的光荣传统，伤好后重返前线继续革命的事迹。这些报告，亲切生动，十分感人，代表们听了深受教育，思想起着激烈变化。在小组讨论中，开始他们对领导提了不少意见，后来，大家就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在积极分子的带动下，多数参加过闹事的伤兵，主动检查了自己的错误，有的失声痛哭，悔恨自己忘了本，决心回去后，用实际行动改正错误，争取早日重返前线。
罗荣桓向荣誉军人代表讲了话，他说： “这个大会开得很好。大家对领导提了很多意见，同时又着重检讨了自己，这种态度是正确的，每个革命者都应当具有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我们过去的荣军工作没有做得很好，这在领导上是应该负责的，同时也要求荣军同志们本身努一把力，去联系群众，……严格地遵守纪律，这样才能把荣军工作做好。”最后，罗荣桓要求荣军同志们不要居功骄傲，要积极参加后方工作，继续为人民立功。
这次会议取得很好的效果。参加会议的代表回到各地医院后，每个人都在伤兵中展开工作，带头遵守纪律，使伤病员闹事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
罗荣桓在以主要精力从事部队建设工作外，还特别注意对干部子女的教育。
一九四七年六月，林月琴随罗荣桓由莫斯科回到哈尔滨后，就要求参加工作。林月琴是鄂豫皖苏区的老同志，参加过长征，当过妇女工兵营的营长，做过机要工作、机关协理员等，军区政治部准备分配她到组织部任副部长。她回家告诉了丈夫，罗荣桓听后说： “要求参加工作是对的，但你究竟做什么工作合适，让我再考虑考虑。”过了几天，他对林月琴说：“这几天我反复考虑了你的工作问题。我看你就不要去当什么副部长了，有件工作你倒应该去做。现在各机关、各兵团留守处都有很多娃娃，没有地方上学。你可以去办一个子弟学校。这个工作关系到培养革命后代的问题，是很重要的事。要当‘长’ 就当个子弟学校的校长吧! ”林月琴也感到办子弟学校很重要，应该去做，但又顾虑自己没搞过教育工作，不知怎样去办。罗荣桓说： “不会干可以学嘛! 办学校，一是要有个校长，二是要有一些好教员。你可以找一些有文化有经验的女同志商量，请她们跟你一块办。”于是，林月琴就找了肖向荣的爱人余慎、吕正操的爱人刘莎等几个热心的同志，共同商量筹办子弟学校。在东北局和东北军区的积极支持下，解决了房子、教员、设备、经费等问题，很快办起了子弟学校，开设了小学部和幼儿园，收了前、后方干部的孩子，使他们的学习、生活都有人管，身心得到健康成长。这样，在前方的父母免除后顾之忧，可以集中精力对敌斗争;后方的干部减轻了家务负担，可以更好地工作。
“战锦方为大问题”
一九四八年六月，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时，在东北战场上我军已占压倒优势，国民党军被迫采取了重点防御，确保沈阳、锦州、长春，相机打通北宁线的方针。根据这一形势，中央军委决定把战略决战的第一个战役放在东北战场。先打长春还是先打锦州，这是关系着决战的第一个战役能否彻底胜利的重大决策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作为东北解放军总司令的林彪犹豫不决，而罗荣桓却又一次表现了他坚强的党性、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和对党中央、毛泽东战略意图的深刻领会。
四月十八日，林彪、罗荣桓等曾讨论了打长春的问题，并将计划报中央请示。毛泽东在四月二十二日复电： 同意先打长春。五月下旬，林彪集中两个纵队试攻长春，未能攻克，遂提出对长春采取“长围久困”的方针。东北局同意了林彪的意见，并决定在吉林前线召开会议进行部署。林彪借故不去主持会议，而要带病工作的罗荣桓前去。吉林会议于六月十五日召开，罗荣桓听取了长春前线部队领导同志的汇报，了解到长春守敌的情况，最后作了总结，决定： 在军事上，一面要对长春敌人实行紧缩包围，一面要开展大练兵，进行攻城与打援的训练; 在政治上，要利用敌军内部矛盾和恐慌动摇心理，全面展开政治攻势，以瓦解敌军; 在经济上，封锁敌人空投和防止粮草流入城内。此外，经罗荣桓提议，决定改变过去不让群众出城的办法，对在敌人“杀民养兵”的残忍政策下被驱逐的群众，给以收容和安置，挽救了大批人的生命。这次会后，经过四个月的围城，打退了敌人三次试探性的突围和运粮活动，歼灭敌军四千余人，争取了敌军官兵一万八千余人向我投诚。
七月，东北局重新讨论了东北战场形势和我军作战行动问题，拟干八月中旬以主力南下作战，并估计到可能发生的粮食接济等困难。这一设想向中央军委报告后，毛泽东于七月二十三日复电同意。
为了适应主力南下后领导上的需要，八月十四日，中央军委批准： 东北军区和野战军分开，罗荣桓任野战军政治委员兼东北军区第一副政委。八月二十九日，在罗荣桓主持下，发出了《辽沈战役行动前政治动员指示》。指出： 我暂时放弃攻击长春，而以最大主力南下，向北宁线挺进，是为了坚决歼灭分散于北宁线上守备的敌人，切断与摧毁东北敌人与华北的联系，求得全东北解放早日到来。《指示》号召全军指战员从思想上动员起来，发挥高度的英勇精神，争取全歼东北敌军。东北野战军热烈响应“动员指示”的号召，根据各部队的作战任务，进行了深入地、有针对性地思想教育工作。与此同时，东北局领导各地方党组织，动员东北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全力支援战争。仅参战民工就动员了一百六十万，担架一万三千余副，大车三万六千余辆，形成了空前热烈的支前高潮。
九月七日，毛泽东发出 《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的电报，明确指示： “置长、沈两敌于不顾”，“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 ，以造成关门打狗的形势。根据军委指示和毛泽东提出的作战方针，从九月十二日至十一月二日，罗荣桓和林彪领导东北野战军进行了辽沈战役。各路大军按照进军命令，在百万民工配合和广大解放区人民支持下，于北起长春、南至唐山千余里的绵长战线上，展开了大规模的战役行动： 六个纵队、三个独立师、一个骑兵师和炮纵主力，夜行晓伏，长途奔袭，分别包围锦州及北宁线上敌军各据点;四个纵队及一个骑兵师位于新民西北地区，监视沈阳敌人; 一个纵队在开原地区准备阻击长春之敌突围和沈阳之敌北援; 一个纵队、六个独立师和炮纵一部继续围困长春。九月十二日，辽沈战役打响。到十月一日，我军先后攻克昌黎、北戴河、绥中、兴城、义县和锦州郊区敌人的据点，按计划将锦州紧紧围住，准备进行总攻。
罗荣桓和林彪、刘亚楼等随同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组成的前线指挥所的列车，九月下旬从双城出发，为了保密，迂回曲折地向南开进。在行进途中，罗荣桓在十月一日会签了 《准备夺取锦州，全歼东北敌人》的战斗动员令，指出： 锦州之战有很大可能发展成为敌我两军主力的大决战。我必须以最大决心拿下锦州，并于攻锦过程中准备打击援敌和突围之敌，使这一攻锦、打援、打突围战役成为解放全东北有决定意义的战役。
正在我军准备夺取锦州的紧要时刻，却发生了毛泽东后来在《悼罗荣桓》一诗中所写的“战锦方为大问题”的事。这个“大问题”就是： 十月二日清晨，前线指挥所的列车开到彰武时，林彪看到电台收到的一份情况报告说，敌人在葫芦岛增加了四个师。林彪早就顾虑攻打锦州时有被沈阳、锦西、葫芦岛之敌两面夹击的危险，看到这个报告，打锦州的决心更加动摇，没同任何人商量，就在当日晚以“林罗刘”的名义向军委发出四个“A”字的万万火急电报： 得到新五军及九十五师海运葫芦岛的消息后，本晚我们在研究情况和考虑行动问题。估计攻锦州时，守敌八个师虽战力不强，但亦须相当时间才能完全解决战斗。在战斗未解决以前，敌必在锦西葫芦岛地区留下一两个师守备，抽出五四军、九五师等五六个师的兵力，采取集团行动向锦州推进。我阻援部队不一定能堵住该敌，则该敌可能与守敌会合。在两锦间敌阵地间隙不过五六十里，无隙可图。锦州如能迅速攻下，则仍以攻锦州为好，省得部队往返拖延时间。长春之敌数月来经我围困……士气必甚低。我军经数月整补，数量质量均大大加强，故目前如攻长春，则较六月间准备攻长春时的把握大为增加。但须多迟延半月到二十天时间。以上两个行动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①。
这封电报的意见很明显： 葫芦岛敌人得到增援，因而打锦州，不如打长春。说是两个方案“正在考虑”中，其实是在“考虑”改变方案： 打长春。林彪的这次动摇，当即受到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严厉批评，而且被历史证明是完全错误的。
十月三日清晨，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急忙来到罗荣桓住处，把林彪发电报的事和电报内容报告了罗荣桓。罗荣桓刚起床，听完刘亚楼的话，顾不上洗脸吃饭，马上拉刘亚楼一同去找林彪。罗荣桓心情沉重，又很气愤。作为野战军的政治委员，他和司令员同为部队首长，对部队工作共同负责。对于这样一个牵动全局、事关战略决策的重大问题，怎么能够不经研究就以“林罗刘”的名义向军委发出电报呢?强烈的责任感使他决不能容忍这种轻率行动。林彪见他们来了，便讲了昨晚向军委发电报的事，仍然认为回去打长春可靠一些。罗荣桓压住满腔怒火，尽量冷静地向林彪说明回去打长春的做法不妥。他指出，现在几十万部队拉到辽西前线，锦州外围敌人据点已经肃清，部队战斗情绪高涨，而敌情变化并不大，只不过增加四个师。在这种情况下，轻易改变中央早已确定的作战方针是不适当的。罗荣桓还向林彪严肃地指出： “这是抗拒中央军委的作战命令，违背毛主席的战略决策，要影响解放全国的战局的。”②刘亚楼也同意罗荣桓的意见。经过耐心的劝说和严肃的批评，林彪才要秘书到机要处追回那份电报，但电报已经发出。刘亚楼问怎么办?林彪不吭声。罗荣桓说： “检讨一下，再发一份电报，说明我们仍然要打锦州。”林彪点头同意，却不肯动笔。经过商议，由罗荣桓拟稿又经林彪修改后，即于上午九时发出，电报说： “我们拟仍攻锦州。只要我们经过充分准备，然后发起总攻，仍有歼灭锦敌之可能，至少能歼敌之一部或大部。目前如回头攻长春，则太费时间，即令不攻长春，该敌亦必自动突围，我能收复长春，并能歼敌一部。”在报告了拟采取的部署和对敌情的判断后，电报最后说： “此次战斗目的，拟主要放在歼灭敌人上”①。
军委领导同志收到这封电报，已是四日凌晨一时三十分。在这之前，军委于三日十七时和十九时接连发来两封由毛泽东拟稿的电报，批评林彪二日二十二时电报中回师打长春的错误想法。
十七时的来电说：
一、你们应利用长春之敌尚未出动，沈阳之敌不敢单独援锦的目前紧要时机，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在义县、兴城、绥中之敌已被歼灭的情况下，葫芦岛、锦西地区虽然已增加新五军及九十五师，并准备以四个师打通两锦交通，你们可以于攻锦州之同时，部署必要兵力于两锦交通线上，首先歼灭由锦西增援锦州之四个师，然后打下锦州。在五个月前 (即四、五月间) ，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 在两个月前 (即七月间) ，长春之敌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业已完毕，锦西、滦县线之第八第九两军亦已调走，你们却又因新五军从山海关、九十五师从天津调至葫芦岛等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
二、你们指挥所现到何处?你们指挥所本应在部队运动之先 (即八月初旬) ，即到锦州地区，早日部署攻锦。现在部队到达为时甚久，你们尚未到达。望你们迅速移至锦州前线，部署攻锦，以期迅速攻克锦州。迁延过久，你们有处于被动地位之危险①。
十九时的第二封来电说：
本日十七时电发出后，我们再考虑你们的攻击方向问题，我们坚持地认为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我们不赞成你们再改计划，而认为你们应集中精力，力争于十天内外攻取锦州，并集中必要力量于攻锦州同时歼灭由锦西来援之敌四至五个师。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②。
毛泽东针对林彪十月二日晚的电报而发来的这两封电报，证明了罗荣桓的意见是符合军委意图的，历史发展也证明了罗荣桓对林彪的批评、劝说，并及时向军委重新表明攻锦决心，是完全正确的。
军委收到罗荣桓拟稿的电报后，十月四日上午六时，毛泽东及时复电说： “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 “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希望你们按照你们三日九时电的部署，大胆放手和坚持地实施，争取首先攻克锦州，然后再攻锦西。”
毛泽东这份电报，肯定了我军攻锦的决心，指出了应当吸取的教训，再一次说明了不应回头打长春的理由。并且指出：“你们如果真的回头攻长春，你们将要犯一个大错误。”①这就促进了领导思想的迅速统一，坚定了广大指战员争取胜利的信心，为“战锦”这个“大问题”作了明确的结论。
领导思想统一了，前线指挥所的列车继续南下，于五日到达锦州西北三十里的牤牛屯， 立即向军委报告了指挥所的位置。六日收到毛泽东复电说： “你们到锦州附近指挥甚好，但你们不要距城太近，应在距城较远之处，以电话能联络攻城兵团即可，务求保障安全。另设攻城直接指挥所，委托适当人员，秉承你们意志，迫近城垣指挥。”②
野司的观察指挥所(即直接指挥所) ，设在锦州北面“459”高地附近的帽儿山上。罗荣桓听说参谋长刘亚楼要去看地形，也不顾自己有病，谢绝了劝说，同大家一道乘车、骑马，翻山越岭来到帽儿山上。罗荣桓站在山上纵目远望，高兴地说： “这儿很好，锦州全城及周围主要高地都一目了然。”他又用望远镜观察锦州周围的地形，看了环城工事，而后同林彪、刘亚楼一面听作战科长汇报， 一面询问情况。 回到牤牛屯， 野司召开了军事会议，根据原来我军部署、敌情变化和察看地形的情况，又做了通盘研究，拟定了总攻锦州和打援的具体作战方案。
罗荣桓和谭政在攻锦州之前，召集各纵队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开战前政治工作会议，传达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和野司的作战部署，要求各部队深入动员，做好战时政治工作，搞好兄弟部队之间的团结，做到不争功，不争胜利品; 行军让好路，宿营让好房，做饭让好锅，睡觉让好炕。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遵守城市政策和纪律。罗荣桓指着院子里果实累累的苹果树说： “现在正是苹果成熟的时候，要教育部队不吃老百姓一个苹果。无论挂在树上的，收在家里的，掉在地下的，都不要吃，也不要用钱买，这一条纪律要坚决做到。”①各部队认真执行了这一指示，在群众中造成极好的影响，后来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
在攻锦之前，我军主力于九月下旬就到达锦州附近，并迅速包围了锦州。当外围战斗开始时，野司就命令八纵担负封锁机场的任务。但是，蒋军在九月二十七、二十八两天还空运了一些部队到锦州。这是因为锦州有西郊和北郊两个机场，八纵接到命令后没有立即执行，而是发电请示封锁哪一个机场，以致延误了时间。于是，野司又改命九纵和炮纵控制和封锁机场，击毁敌机五架，这才迫使蒋军停止了空运。九月三十日毛泽东来电，一面表扬： “歼敌两万，毁机五架，甚慰。望传令嘉奖。”一面批评耽误两天封锁机场的部队，指出： “大军作战，军令应加严。”这期间，八纵还发生了在战斗中一度丢失了阵地但没有及时报告的事件。
为妥善处理这两件事，罗荣桓决定亲自去八纵一趟，临行前，他对刘亚楼说： “下面干部出了差错，不能简单地批评处罚，应该先从我们自己的工作中找出缺点。敌空运的飞机已经开始在西郊机场降落，他们还来电请示封锁哪个机场，这固然不对。但我们司令部下达命令时如果详尽一点，明确指出是封锁西郊机场，不是就不会出现这一差错了吗?上次冬季攻势中开原敌人的一三〇师向西出扰时，我们把特级电报发成A级，结果耽误了二师的行动，这能光责怪二师吗?你们司令部起草战斗文书，也要从这件事上吸取教训。”
当夜，罗荣桓乘吉普车赶到八纵驻地，听取了纵队领导的汇报后，他一方面表扬了八纵在扫清锦州外围的战斗中打得不错; 另一方面也实事求是地批评了他们的错误。他还传达了毛泽东“军令加严”的指示，鼓励八纵的同志争取在攻锦州战斗中同兄弟部队密切协同，打好这场关键性的攻坚战。
十月十四日，我军对锦州守敌发起总攻。经过三十多个小时激战，到十五日十八时，全歼锦州守敌十二万余人，生俘东北“剿总”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以下九万余人。
我军攻克锦州后，东北敌人全线动摇。长春守敌六十军军长曾泽生于十月十七日率部起义; 十九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率部十万余人被迫投降。我军兵不血刃，解放长春。蒋介石面对土崩瓦解的局面，又慌忙飞到沈阳，督促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同锦西、葫芦岛的“东进兵团”东西对进，妄图重占锦州; 并令五十二军抢占营口，准备接应东北残部撤退。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野司对围歼敌西进兵团作了具体部署。十月二十日，罗荣桓授意政治部起草了 《全歼东北敌人的政治动员令》，要求各部队“必须以连续打大胜仗的雄心，一口吃掉敌人七、八个师至十数个师，一次俘虏敌人七、八万至十数万。” “以勇猛果敢、前仆后继的精神，……争取全歼东北蒋匪军，解放沈阳，解放东北全境。” “动员令”发出后，罗荣桓又分别给各纵队领导人打电话，要他们不顾疲劳、不怕困难，不要怕少数人落伍掉队，不分昼夜前进，迅速赶到指定地区，截断敌人的退路。二十五日，我军主力完成了对廖耀湘兵团的合围，经过激烈战斗，至二十八日拂晓，敌十万余人全部被歼，廖耀湘被俘。十一月二日，我军乘胜解放沈阳，同日解放营口。至此，历时五十二天的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四十七万余人，东北全境获得解放。
罗荣桓进入沈阳后，召集司令部、政治部几个同志，由他口授，起草了给党中央、毛泽东的《九、十两月份作战情况综合报告》 。在报告中，写进了林彪曾对打锦州一度发生动摇的问题，但是摆了客观原因，语气也很婉转。“……后由蒋介石在沈亲自指挥，从华北抽调独九十五师、六十二军全部、九十二军之二十一师陆续经海运葫芦岛登陆，加上锦葫原有之四个师共计九个师，企图由锦西向北驰援锦州，这曾使我们攻击锦州之决心一度发生顾虑。” “但这一过程共两三小时即确定仍坚持原来之决心不变。”底稿刚拟好，林彪走进屋来。罗荣桓说： “在综合报告里，写进了我们在打锦州的问题上曾一度有顾虑，后来很快就纠正了。你看怎么样?”林彪板起面孔看完之后，将稿子往桌上一扔，一声不吭，转身而去。经过罗荣桓的坚持与说服，这份报告还是以林、罗、刘的名义于十一月八日签发上报中央了。这是一个历史见证，证明罗荣桓在“战锦”这个重大问题上，始终是坚持原则的，是正确的。
将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日，即沈阳解放后的第二天，罗荣桓等野战军首长，指示各部队移至指定地点进行休整。各部队在休整期间，分别召开了祝捷会、战评会、庆功会、党委会和党支部大会、政治工作会议，总结经验，表扬英模，动员继续作战。同时，还进行了配备干部、调整武器装备、补充新兵、争取俘虏等工作，并抓紧进行了战术教育，改善了部队的管理教育。
十一月十七日，军委根据华北蒋军的动态，向林、罗、刘提出了东北野战军提前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左右入关的行动方案。十八日，军委正式下达了 《东野尽速入关，突然包围津、唐、塘等处之敌》的指示，命令东北野战军各纵队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争取国民党军不战投降。命令还要林彪、罗荣桓等“先行出发到冀东指挥”①。
这时，东北野战军正在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十一月十九日，罗荣桓在会上讲话，总结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动员部队立即入关作战。二十三日，东北野战军部队开始向关内开进，二十七日解放山海关、秦皇岛。三十日，罗荣桓等率野战军指挥机关由沈阳出发，向冀东地区前进，十二月七日到达蓟县。
辽沈战役结束后，敌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面临着我东北、华北两大野战军联合打击的威胁，已成惊弓之鸟。由于傅作义同蒋介石及美帝之间的矛盾，华北敌军是撤是守，是南逃是西窜，尚举棋不定。傅作义错误地估计我东北野战军至少需要三个月后才能入关作战，因而采取了“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方针，将他所辖的全部兵力五十余万人，收缩在以北平、天津为中心，东起唐山、西至张家口的长达一千余里的铁路线上，摆成一字长蛇阵。从全国形势看，我军将傅作义集团抑留在华北就地歼灭，对战局发展最为有利。因此，中央军委决定乘敌人尚未确定逃跑之前，令东北野战军主力于十一月下旬秘密入关，在华北野战军协同下，首先对敌采取抓住西线、稳住东线，由西而东完成对敌人的包围。
十二月十一日，毛泽东发出 《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的指示，为不让敌人跑掉，要求我军在两星期内采取的“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 (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 ，有些则是隔而不围 (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 ，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罗荣桓同林彪、刘亚楼认真地研究了毛泽东的指示，命令各纵队与华北野战军协同作战，将敌人围困在北平、天津、塘沽、新保安、张家口五个孤立的据点之中，截断他们南逃、西窜的退路。至十二月二十日，上述任务全部完成。
军事部署完成后，罗荣桓和谭政主持起草了 《平津作战的动员指示》，指出全歼华北敌人对于争取全国胜利的重大意义，要求各部队鼓舞士气，做英勇善战的模范，做团结人民、团结友军、遵守纪律、执行政策的模范。指示特别强调： “力戒骄傲，任何对于人民、对于友军，对于地方机关团体，以劳苦功高、居功骄傲、以主力军自居的表现，以及粗暴无礼的表现，是绝不允许的。”
十二月十七日，中央电召罗荣桓到河北平山西柏坡中央驻地，商讨一九四九年整个作战的基本方针问题。罗荣桓到西柏坡后，非常高兴地见到了阔别多年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刘伯承、陈毅、薄一波等同志。会议结束后，罗荣桓立刻返回平津前线。十二月二十二日，我平津前线司令部以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的名义发出布告，宣布解放北平、天津诸城市约法八章。新年以后，各部队根据政治动员指示和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 《将革命进行到底》 ，对指战员进行了充分的思想动员，号召 “打响迸关第一炮”，创造“打仗好、团结好、政策纪律好”的三好连队。并深入进行了城市政策纪律教育，学习 “约法八章”，提出“秋毫无犯、原封不动”、“军政双胜”等口号。有的部队还请天津郊区被蒋军烧杀过村庄的居民，控诉敌人的罪行，大大激发了指战员的阶级仇恨，求战情绪极其高涨。
在我军进行了充分准备的基础上，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林彪、罗荣桓致函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等人，要他们仿效长春郑洞国的榜样，命令所属部队放下武器。陈长捷曾两次派人出城谈判，但只是拖延时间，并无诚意。为统一指挥东北、华北我军联合进行平津战役，党中央于一月十日指示，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平津前线党的总前委。一月十四日，在天津守敌拒绝投降之后，我军于上午十时向天津发起总攻。我各路攻城部队在淮海战役大捷的鼓舞下，士气高昂，经过二十九个小时的激战，到十五日下午三时，守敌十三万人全部就歼，解放了天津。十七日，塘沽敌人由海上逃走。至此，北平已成孤城，陷入我百万大军的包围之中。
早在辽沈战役之后，傅作义就派人同我地下党组织联系，向我党中央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华北问题。天津解放前，傅又正式派出代表到我平津前线司令部，直接同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领导人多次谈判。但直到一月十五日天津解放时，傅作义仍然犹豫不决。
一月十六日，林彪、罗荣桓致函傅作义提出两条办法任其选择： 一是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人民群众，不破坏公共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我军则保证其生命财产安全; 二是部队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此函发出后，双方代表又经过具体谈判，傅作义最后接受了第二种办法，将其所属部队陆续开往指定地点接受改编。二十六日，我军公布了整编命令。三十一日，在北平的国民党军队全部出城，我军开进北平，北平宣告和平解放。二月三日，我军在北平人民倾城夹道欢呼声中，举行了庄严的入城式。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站在前门箭楼上检阅了入城部队。持续了六十四天的平津战役至此胜利结束，共歼灭和改编敌军五十二万余人，解放了华北大部地区。
罗荣桓自从西柏坡开会回来后，就一直忙于和平解放北平的工作。直到一月二十九日，在通县潞河中学(现为通县一中)召开的四野干部会上，他才有机会传达西柏坡中央会议精神。罗荣桓在传达报告中指出： 一九四九年将是中国革命取得全部胜利的一年，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决不能松劲，决不能半途而废。他分析了南下作战的有利条件和可能遇到的困难，要求部队以战备姿态休整两个月，解决南下思想问题，重点是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现象;还要求抓紧教育改造大批解放战士，加强与改善管理教育和党的支部工作，同时进行军事上的训练和准备。罗荣桓还向到会的高级干部传达了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议结束时讲的进入城市要防止各种政治微生物的侵袭等问题。在报告中，他讲了去中央开会的见闻和感受，讲了中央机关谦虚谨慎、对各地区的干部亲切关怀的好作风，要求野战军总部机关要向中央机关学习，克服老大的作风。
二月下旬，林彪去西柏坡参加中央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罗荣桓留在北平，主持全面工作。他虽因劳累过度，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但仍然顽强地坚持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了抓部队整训外，还抓了几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 一是南下先遣部队出发前的准备工作。二是根据总前委决定并经中央批准，同北平、天津市委商定，在平津招收了一万名知识青年，组成南下工作团，随军南下。三是对傅作义部队的改编。二月二十一日，平津前线司令部、政治部召集傅作义所属各受编部队师级以上军官开会，宣布改编方案。罗荣桓到会讲话，着重讲了改编的方针和意义。他说，这次改编不仅仅是改旗易帜，而是一种政治的改编，是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队改编为人民的军队，是根本改换立场问题。因此，首先就要学习解放军的一套政治工作制度，要启发战士自觉，讲真理，讲民主。他要求到会军官不要害怕在部队中发扬民主，而要看自己有没有决心进步。罗荣桓还在会上宣布： 为了实现改编，将派出政治干部到各受编部队工作。
一九四九年一月，遵照中央军委命令，东北野战军正式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三月二十五日，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由西柏坡迁来北平。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在西苑机场检阅了人民解放军部队。罗荣桓等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到机场迎接并参加检阅。
为了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三月下旬，第四野战军在北平召开了师以上高级干部会议。三月二十九日，罗荣桓在会上发言，着重讲了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现象的问题。他结合四野部队的历史和现状，详细论述了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指出： “全国胜利即将到来，要求全党全军更加团结，更加统一集中，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服从军委统一的军事指挥，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现象，这是争取最后胜利的一个基本条件。
这次会议是四野建军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对于纠正某些干部、尤其是某些高级干部由于打胜仗而产生的居功骄傲情绪和无政府无纪律现象，动员全军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增强组织纪律观念，作好大军南下的思想组织准备，都起了重大作用。
高干会议结束后，罗荣桓到天津视察。不久，第四野战军主力部队九十万人，遵照中央军委命令，从四月十一日起，由平、津地区分别出发南下。罗荣桓正要随大军南下，可是他从北平来天津时就病倒了。他只有一个右肾，又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动脉硬化等多种病症。经过辽沈、平津两大战役紧张的工作，他的身体再也支持不住了。中央领导同志很关心他的病情，专门派黄树则到天津，负责为他治疗。毛泽东还写了亲笔信，托黄树则带交罗荣桓，嘱他在天津安心养病，暂不要随军南下，还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两句话来劝慰他①。于是，罗荣桓留在天津休息、治病，直到同年七月，才离开天津去北平，参加建国的筹备工作。
罗荣桓在天津的三个多月里，同他过去在大连、平壤、莫斯科时一样，身在病榻，心里却一直想着部队，想着前方，也时刻关心着人民群众的利益。有一次，何长工到天津看他。他对何长工说： “部队南下，仗还是有得打的。要警惕那个广西兵团，就是李宗仁、白崇禧的两广部队。这些穿短裤、穿草鞋的兵打仗比较顽强，又善于爬山。从武胜关到五岭山脉，恐怕就要同这些两广部队作战。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还要准备一些伤亡。”②这时，许多部队的留守处都住在天津。罗荣桓对后勤部副部长李聚奎说： “后方这一摊子交给你，一定要搞好。干部在前方打仗，他们的老婆孩子在后方要照顾好，吃饭、住房、医疗，都要具体管好。这样，干部在前方才能安心打仗。”③
有位部队领导同志到天津看望罗荣桓时，曾经谈到： 天津战役后，随军南下的东北骡马大车有十几万辆，许多牲口到南方后，有的拉稀，有的死亡。因为吃谷草的东北牲口，到了南方吃不惯稻草; 牲口在外面露宿，风吹雨淋，水土不服。罗荣桓经过查询证实后，就让在天津的四野后勤部政委陈沂发电报给林彪，建议将十几万辆大车送回东北。他对陈沂说： “十几万辆大车就有几十万匹牲口，这些牲口到南方不适应，应该全部回去，对东北的农业生产会有很大帮助。东北人民支援战争贡献很大，历史上要大书特书。”
罗荣桓很关心天津市的建设，多次嘱示看望他的四野部队的领导同志： 要认真地执行党的城市政策，切实保护工商业，发展生产，搞好社会秩序。驻天津的部队认真执行了这些指示，使刚解放不久的天津，从复杂混乱局面中，很快地稳定下来。
六月七日，根据中央决定，成立了中央华中局及华中军区，罗荣桓任华中局第二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九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罗荣桓作为第四野战军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并被选入大会主席团。九月三十日，罗荣桓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担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
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罗荣桓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盛典。经过三年多解放战争的严峻考验、成为百万大军统帅之一的罗荣桓，又投身到新的历史时期中，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我军的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的建设，继续贡献他的力量。
总政治部的好主任
一九五〇年四月，中央决定罗荣桓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他坚持“五湖四海”和“任人唯贤”的原则，建议中央军委任命傅钟 (原在四方面军、延安总部) 、肖华 (原在一方面军、一一五师、第四野战军) 为政治部副主任。以后，中央军委又任命甘泗淇 (原在二方面军、一二〇师、第一野战军) 任副主任。在组建总政治部新的领导机构时，罗荣桓明确指示：总政的部长、处长、干事，都要从各个方面军、各野战军、各军兵种选调，这样可以广泛的团结干部，熟悉各部队的情况，便于总结交流经验。九月，总干部管理部建立时，他同样依据上述原则，任命三野的赖传珠和一野的徐立清为副部长，不久又调来二野的宋任穷任副部长。总干部部有了从各个野战军调来的领导人，就可以尽快地熟悉并合理调配、正确使用全军各方面的干部。
一九五〇年六月，我军已发展到五百四十万人。这样庞大的部队，与和平建设时期显然很不适应。同时，部队主要是单一陆军，现代化程度很低，与现代战争也不相适应。因此，中央要求军队精简一百四十万人，使总数不超过四百万人，同时，还要加强各军、兵种的建设。根据中央指示，总政治部和总干部部在罗荣桓领导下，会同总参谋部 (聂荣臻任代理总参谋长)，从一九五〇年下半年开始，便通盘筹划和领导部队精简整编和组建各军种、兵种、院校的繁重任务。到一九五一年底，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防空兵、工程兵、铁道兵以及公安部队、军事学院等各军种、兵种及院校的领导机构，都相继建立。总干部管理部及时从全军选调了数万名军事、政治、后勤领导干部和各类技术干部，迅速妥善的建立和充实了这些领导机构。全军复员一百四十万人的精简整编任务也顺利完成。
罗荣桓带病坚持着这些繁重工作。由于过度操劳，他的高血压、心绞痛时常发作。毛泽东对他的健康状况极为关怀，曾于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日在一份报告的批示中写道：
荣桓同志：你宜少开会，甚至不开会，只和若干干部谈话及批阅文件，对你身体好些，否则难于持久，请考虑。
毛泽东的批示体现了党的亲切关怀。中央愈是信任，罗荣桓愈是深感自己责任的重大。因此，他仍然肩负着总政和总干的领导重任，了解基本情况，掌握大政方针，解决重大问题。
为了把我军建设成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建国初期，罗荣桓着重抓了部队的文化教育，干部的政治理论教育，军事训练中的政治工作以及政治工作条例的制订。
罗荣桓认为，加强现代化建设是我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变，而提高文化正是改善部队军事政治素质，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步骤和突破口。一九五〇年，新总政组建不久，罗荣桓就主持制定了《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于八月一日由军委颁发全军。指示决定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一个巨大的学校，培养大批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以适应我军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指示还规定了“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正规的”文化教育方针。这一指示发出后，得到全军热烈响应。经过充分准备，普遍深入地掀起了学习文化的高潮。两年后，罗荣桓于一九五二年八月向中央军委报告了全军文化教育的情况： 全军开办速成中学五十多所，速成小学二百多所，已有二百万人投入文化学习，文盲迅速消灭，好学上进蔚为风气。
罗荣桓在领导向文化进军的同时，又组织了全军干部系统学习革命理论。一九五〇年底，总政治部召开了全军第一次宣教文化工作会议，罗荣桓在会上着重讲了加强政治理论学习的问题。他指出，必须在各级干部中有指导、有系统地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理论教育，这是提高干部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的根本建设，是提高部队战斗力，完成各项战斗任务的重要保证。一九五一年一月，总政治部发出 《关于一九五一年部队政治教育指示》 ，规定把政治理论教育做为政治工作的一项主要任务，建立在职干部学习制度，加强学习领导，不按职务而按实际水平分别编班，并确定不同的学习内容。总政治部和各大军区还为部队培训了几千名理论教员。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在总政召开的全军第二次宣教文化工作会议上，按照罗荣桓的意见，提出了“系统的、联系实际的、稳步前进的”干部理论教育方针。此后，部队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逐步走向正规，并形成了学习高潮。
军委决定从一九五三年下半年起，全军实施以军事为主的正规训练。罗荣桓指示总政治部于同年五月发出 《关于一九五三年下半年实施正规训练中的政治工作指示》，要求全军同志认识这一正规训练是我军建军新阶段的开始，是我军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变的重大步骤。要以高度的政治热情和勤学苦练的精神，投入到训练中去。要注意训练的实际效果，反对走过场、赶进度、不求实效的形式主义。罗荣桓还号召广大政工干部要深入到训练现场，学习军事，钻研技术，及时发现问题，总结经验。罗荣桓自己身体力行，抱病到部队视察，了解到许多军事训练中的第一手材料。他发现在正规化训练中，有些同志忽视了群众路线和民主作风，只强调官教兵，不实行兵教官，以致发展了命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偏向，使训练质量受到很大影响。对此，他明确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也是政治工作的根本路线和领导方法。在正规化训练中同样要走群众路线，要依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不能只提“官教兵” ，而不提“兵教兵”和“兵教官”。他还在一次讲话中说： “有的人说，军队现代化了，就可以不要民主了。我们说，现代化没有民主也不行，没有民主，科学技术也学不好。学习首先要发挥大家的积极性，而且官也不是什么知识都知道，既要领导大家学，还要和大家一起学。不发动群众不行，没有民主不行! ”
五十年代初期，总政治部在决定起草政治工作条例时，罗荣桓找编写条例的同志多次谈话，要求他们首先要认真学习古田会议决议，学习毛泽东的有关著作，领会我军建军原则的精神实质，认真总结我军政治工作的历史经验，同时注意研究在新时期的特点和发展，写出一个符合正规化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政治工作条例来。对苏军的经验也要好好研究，吸收它好的方面，对不适应我军情况的东西，决不能照抄照搬。在条例起草过程中，罗荣桓还抱病听取编写组的汇报，一再强调，军队历来受党的绝对领导，坚持党委集体领导，实行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发扬三大民主，实现军政、军民、官兵的团结一致，这是我军建军的基本原则。不管苏联军队是怎么做的，某些同志有什么意见，我们还是要我们自己的一套。这是我们的传家宝，决不能丢掉或削弱。
一九五三年夏季，罗荣桓在北戴河疗养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来看望他。他坦率地对彭德怀说： “现在有些同志认为政治工作制度过时了，政治委员作用不大了，要搞一长制。如果那样做，不就否定了从井冈山时期就搞起来的政治工作传统吗?不就否定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和支部建在连上吗?我是搞政治工作的，不是怕取消政治工作我没事干了。这不是个人的问题，是党的工作问题。”半年之后，即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四年一月，由彭德怀主持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总结了过去几年来的工作，确定了把我军建设成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的总方针和总任务。对于我军是否要坚持政治工作的体制和传统问题，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取得了一致认识。会后，中央决定，由罗荣桓和陈毅一道主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 (草案) 》的修改。这两位井冈山上的党代表，古田会议的参加者，最了解毛泽东的建军思想，最熟悉我军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在他们领导下，政工条例的修改很快完成，并正式颁布。
政工条例颁布后，部队中机械搬用外来经验，忽视我军光荣传统的现象，仍时有发生。为了克服这一倾向，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罗荣桓在病中写了 《继续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一文，尖锐指出： “目前部队中，削弱我军光荣传统的现象是存在的，并且有某些滋长，这是一个极端危险的倾向。”文章说，“我军建军原则和光荣传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经过我军几十年流血斗争所取得的宝贵经验，……是完全适合中国情况和我军特点的”; “我军装备的改变，若干制度的改革，进一步正规化的措施等等，都是不能违背也绝对不应违背我军的建军原则的。”①为了继承发扬“古田会议” 的精神，为了坚持我军政治工作的光荣传统，为了使政治工作条例顺利实施，罗荣桓在五十年代繁忙紧张的岁月里，以抱病之躯，沤心沥血，奋斗不息。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罗荣桓和傅钟、肖华给毛泽东报告，建议开办政治学院，很快得到了批准。首先建立了由罗荣桓、肖华等七人组成的筹委会，罗任主任，并提出了建院速度立足于“快培养人”，建院规模着眼于“多培养人”的指导原则。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中央军委任命罗荣桓兼任政治学院院长，肖华兼任第一副院长，莫文骅任第二副院长兼教育长。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九日，速成系第一期在边建校边办学中正式开课，罗荣桓和肖华、莫文骅及总政治部其他领导人，都参加了开课式。罗荣桓在热烈的掌声中讲话，介绍了在延安办“红大”的情景，号召大家千万不要忘了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
罗荣桓根据毛泽东关于重视教育的思想，结合我军的实际情况提出，在新的历史时期，学校培养的干部要能担负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的领导重任，就必须从中国军队的实际出发，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要以研究中国革命问题为主，以研究我军政治工作建设为重点。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通过学习理论，把广大干部在长期战争中积累的经验总结起来，变为全军的共同财富。他要求政治学院要象毛泽东为抗大的题词那样，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校风。罗荣桓指定莫文骅按上述思想，主持制定了 《办院基本方案》，几经讨论、修改，于一九五四年八月上报军委得到批准，使政治学院有了明确的办院方针。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六日，在政治学院授旗开学典礼大会上，罗荣桓讲话说，我们的教学方针是： 每门课程都要系统地进行教学，但又是有重点的。教学应注意联系实际，特别是当前党的路线政策，同时也要注意学习军事。此后，罗荣桓在政治学院的多次讲话中，都一再强调要在教学中培养和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反对教条主义倾向。他尖锐指出：“教条主义是最迷信的。迷信死人，不相信活入，迷信过去，不相信现在，迷信现成的公式，不相信发展。”他强调学习毛泽东著作应当系统地、完整地学，着重领会精神实质和掌握其立场、观点、方法。他总结了政治学院几年来的教学经验，提出了“一条线五结合”的学习方法。“一条线”就是学习毛泽东著作以党史为线索。“五结合”就是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学习马、恩、列、斯的著作相结合; 和学习党的路线政策相结合; 和学习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以及军队建设相结合; 通读与专题研究相结合; 经常性理论教育和政治运动相结合。这一方法，体现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体现了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
为了在政治学院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罗荣桓提出了“人人当院长”的口号。他认为，要办好政治学院，必须群策群力，充分发挥广大教员、干部职工和学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他十分重视教学质量的提高，认为这是检验一个院校是否办好的重要标志。为此，他一方面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培养和提高教员，一方面在学员中间提倡自学为主，强调思想改造。用罗荣桓的形象说法，就是“思想回炉”，要求每个学员对思想进行一次再冶炼。罗荣桓还谆谆教导政治部和院务部的同志都要围绕教学这个中心，为教学服务，他指出：“学院的政治机关就是保证教学，离开教学还有什么政治工作! ”他经常对做院务工作的同志讲，院务部门就是服务部门，一定要把教员、学员的生活搞好，一心一意为搞好教学多做工作。
罗荣桓兼任政治学院院长七年。其间，学院先后开办了速成系、完成系、高级干部短期轮训班、政治理论教员培训班、在职干部读书班、理论研究班等各种班次，为部队培养轮训了一大批团以上政工干部和理论教育骨干，为部队政治工作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一九五八年的“三面红旗”，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这三次影响到全党、全军、全国的重大政治运动，对于罗荣桓这位曾经统率百万大军的元帅来说，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当时，在党的工作的指导方针上出现了严重失误，罗荣桓个人自然不可能彻底认识和纠正这些失误。但是，他本着实事求是这一马列主义的原则，结合我党、我军的历史经验，经过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察觉了这些失误，并在一定范围内，在可能条件下，力所能及的做了一些纠正的努力。
对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罗荣桓不赞成整人，不赞成轻易给人戴政治帽子。他曾在政治学院说： “不能因为说一两句错话就成了右派。右派是有思想体系的，他们把一切事物都看右了，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路线政策。如果因为对某个问题有意见或说了点错话就成了右派，以后谁还敢讲真话? ”①在他的影响下，政治学院少划了许多右派。当时在军队中唯一被划成右派的高级干部，就是总政治部的文化部长陈沂。罗荣桓对此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陈沂虽然有某些缺点错误，但他所领导的全军文化工作的路线是正确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罗荣桓还同中央的领导同志谈到了陈沂的问题②。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三日，陈沂被下放到齐齐哈尔“监督劳动”前，同爱人马楠去向罗荣桓告别，罗荣桓亲切地招呼他们坐下，然后说道： “陈沂，摔倒了再爬起来嘛! 要有个政治家的风度。”接着，又对他们谈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道理，并鼓励他们说： “只要努力，就会把坏事变成好事，你们会因祸得福的。”①后来，陈沂始终把罗荣桓对他的鞭策和鼓励铭记在心，成为支持他度过逆境的精神力量。
一九五八年，在中央召开的几个会议上，逐步提出了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形成了“三面红旗”。罗荣桓因病这些会议大部未能参加，但对这场遍及全国的“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却十分关注。那时，北京南面不远的徐水县，被称为是“快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典型，在天津的胜芳，有一块据说亩产十二万斤水稻的高产卫星田。罗荣桓和贺龙、聂荣臻结伴去参观了这两个全国著名的典型; 后来罗荣桓在政治学院的一次座谈会上，谈到徐水之行的观感说： “公社化的浪潮来了，全面跃进的形势看起来也比较热闹。有些人的头脑发热了，下面也热的非常厉害。那徐水，简直是‘共产主义了’。我到徐水看了，就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只不过是在那里的墙上写了一些诗，画了一些画，猪圈里放了几头大猪，别的也没有什么”②。至于天津胜芳的那块所谓“高产卫星田”，本来就是把几十亩水稻移栽来的假“卫星”。罗荣桓当时就看穿了这个假象，严肃地对陪同参观的公社书记说： “你们这块试验田既然不能推广，这试验还不能算是成功。”旁边一位同志开玩笑说： “可要鼓气，不要泄气呀! ”罗荣桓回答说： “这个气还是少鼓一点为好。我们总还懂得点科学嘛! 种田不讲科学不行。”③那几年，罗荣桓在政治学院的多次讲话中，都一再强调要讲真话，不要弄虚作假，不要头脑发热。他的这些坚持实事求是和具体分析的讲话，象是在炎热气候里的一股清风，吹醒了人们的头脑。
一九五九年八月在庐山召开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对彭德怀进行了错误的批判。罗荣桓因病未出席这次会议。会议期间，彭真从庐山打电话给罗荣桓，通报了会议情况，还告诉他，中央酝酿让林彪来接替彭德怀任国防部长，并征求未出席会议同志的意见。罗荣桓表示，林彪和彭德怀都是一方面军的，林身体又不好，是否考虑其他更合适的同志担任这一职务。这一建议未被采纳。九月，组成新的军委，林彪出任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从这时起到一九六三年底，罗荣桓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尽管疾病日趋严重，身体更加衰弱，然而，他仍然以坚强的党性，一面同疾病作斗争，一面又同林彪的日益暴露和发展着的错误，进行着艰难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同林彪的分歧和斗争
林彪就任国防部长后，罗荣桓同他的第一个分歧，就是关于“大办民兵师”问题。一九五九年九月，新的军委组成后，罗荣桓分管民兵建设。十二月，军委成立民兵工作组，罗荣桓任组长。一九六〇年一月，在党中央召开的上海会议上，林彪作关于国防问题的报告，提出了要立即建立六百个基干民兵师。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罗荣桓，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二月下旬在广州召开座谈会，研究六百个民兵师的组建问题。罗荣桓开门见山地说： “现在要搞六百个师，今年要编当然也可以编起来，但也可能会流于形式。”“究竟怎样搞法，怎么分布，都要做很好的研究。首先要服从生产，搞不好，就会增加农村的负担，所以大家要仔细地考虑一下。”他最后说： “现在民兵已提到战略地位，因此，大家要注意工作方法，不要把战争气氛搞得太浓了，不要搞成战争马上就到……。现在，要求我们的是脚踏实地的做工作，确确实实地为战争做好准备，而不是要求我们广泛进行宣传。”①在一九六〇年，罗荣桓自然不可能预料到十年后林彪竟然会搞反革命武装政变。但是，他认为制造浓厚的战争气氛，在民兵建设上要求过高过急，显然不切实际。此后几年，罗荣桓对民兵工作几次视察，作过多次重要讲话，对主管民兵工作的动员部领导同志，也作过许多具体指示。在罗荣桓的主持和领导下，对“全民皆兵”和“大办民兵师”的口号，有了较全面、正确的理解，在民兵工作中，注意了纠正浮夸风和强迫命令风，强调了抓重点，服从地方党委统一领导，结合中心工作和服从生产，民兵训练形式要小型、多样、灵活、业余，严禁动用民兵处理人民内部问题，使民兵工作逐渐落实。为一九六二年粉碎国民党武装特务对大陆的窜犯，维持社会治安，巩固海防边防，作出了贡献。
罗荣桓和林彪的第二个分歧，是关于谭政问题。一九六〇年一月，林彪在上海会议上，把毛泽东一九三九年给抗大的题词概括为“三八作风”。当时的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三八”这个简称容易同“三八妇女节”相混淆，需要再加斟酌。林彪听到谭政的不同意见，十分不满地说： “正确和不正确的东西总是这样，你不攻它，它就攻你，你不打它，它就打你，你不造它的反，它就造你的反。”就在这年九、十月间召开的军委扩大会上，林彪点名指责谭政，除了“反对三八作风”外，又加了两条“罪状”： 一条是把总政提出的系统地、完整地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作，斥之为“糊涂观念”、“教条主义”; 另一条是把总政组织全军进行文化教育，给扣上“使政治工作方向发生严重的偏差”的帽子。林彪一点名，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波及的范围越来越大，后来，谭政等人被诬陷为组成了“反党宗派集团”。一九六〇年底，谭政被免去总政治部主任职务，改任副主任。毛泽东在征求了罗瑞卿和肖华的意见后，由中央决定，在一九六一年一月重新任命罗荣桓为总政治部主任。但是，林彪并不满意，一直不让在报纸上公布对罗荣桓的任命。
十月间的军委扩大会议，罗荣桓因病没有参加。对于批判谭政，林彪事先也没有同罗打招呼。罗荣桓不同意说谭政反党反毛主席。他曾说： “他 (谭政) 跟主席工作那么多年了嘛，怎么会发生反对毛主席的问题?”①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罗荣桓尽管同林彪有不同的看法，仍然要服从中央军委作出的决定。他找谭政谈话说： “要振作精神，抬起头来，继续工作嘛! 不要这样垂头丧气的。”②并热情地建议他： “可以下去搞调查研究，发现了问题就及时向中央和军委报告。”半年之后，罗荣桓又建议军委召集总部有关领导人和部门，专门听取了谭政关于军工生产问题调查情况的汇报，讨论制定了改进的具体措施。罗荣桓对于处在逆境中的谭政如同对其他干部一样，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给以保护、鼓励和支持。
如何学习毛泽东思想?这是罗荣桓同林彪分歧最大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坚持党的学风的原则问题。为了维护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原则，罗荣桓在他逝世的前几年，同林彪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一九六〇年十月，林彪提出了对毛泽东著作“要带着问题学”，到一九六一年初，扩展为“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后来，又添上“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一句，凑成了所谓“三十字方针”。这个“方针”在十余年内，危害全军、流毒全国。罗荣桓对林彪这种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教条化的主张和必将造成的不良后果深感忧虑。一九六一年一月，他对刚调到总政治部任副主任的梁必业谈话时说：“带着问题学，就是要到毛选中去找答案。这样提不妥当。还是应当学习立场、观点、方法。”①一九六一年二月，罗荣桓不顾重病在身，和贺龙一起到南京、福州、长沙等部队和院校视察工作，进行调查研究。他们听取了各级领导干部的汇报，和连队的干部、战士进行广泛交谈，对如何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作了许多重要指示。罗荣桓反复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要领会精神实质，多次对部队的同志说： “学习毛主席著作哪能象立根竿子一样马上就见影。”“一个青年人，没有经过革命实践，学习就能立竿见影，未免太简单了! ”②在视察长沙政治干部学校时，罗荣桓又明确指出： “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根据不同对象提出不同要求。对战士应该多搞一点传统教育，这也是毛泽东思想嘛! 学习毛泽东思想不能只用一个办法，一把尺子去要求，那样做就是教条主义了。”③
一九六一年四月，罗荣桓在给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的儿子罗东进回信时，又进一步阐述了对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看法。信中写道： “理论学习必须联系实际，因为理论是来自实践，而又去指导实践，再为实践所证实、所补充。如果理论离开实践，就会成为空谈，成为死的东西。学习毛主席著作，也不要只满足一些现成的词句或条文，最重要的是了解其实质与精神。所谓带着问题去学毛主席著作，决不能只是从书本上找现成的答案。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事物是多样性的，因此也就不可能要求前人给我们写成万应药方。”①
一九六一年四月三十日，林彪主持军委常委第二十六次会议，讨论《合成军队战斗条例概则》 (草案) 。林彪问大家还有什么意见，罗荣桓坚持原则，直言不讳地说： “带着问题学毛选，这句话还要考虑，这句话有毛病。”林彪对这句发明权属于他的话佯作不知地问道： “这句话在哪里啊?”罗荣桓让坐在他后面的总政副主任梁必业，将“概则”中的有关段落读了一遍。林彪听后，脸色阴沉地问罗荣桓： “那你说应该怎么学呀?”罗荣桓坦率地说： “应当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带着问题学’，这句话改掉为好。”林彪听了，半晌不作声，末了才阴阳怪气地说： “不好，就去掉嘛! ”罗荣桓接着说： “还是去掉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从根本上学，融会贯通，要学习立场、观点、方法，紧密联系实际……”②。林彪没等罗荣桓讲完，便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宣布散会，悻悻而去。
会后不久，《解放军报》总编辑李逸民向罗荣桓请示： 林彪要求《解放军报》每天都要刊登配合当天报纸内容的毛主席语录，以便部队“活学活用”。为此，报社抽出专人每天查找语录，但有时翻遍毛选，也找不到合适的。语录一连刊登了几天，就难以为继了。不知应该怎么办?罗荣桓明确答复说：“办报纸主要是贯彻毛主席《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的精神，贯彻群众路线，坚持真理，要有生动、鲜明、尖锐、毫不吞吞吐吐的战斗风格。至于毛主席语录，找几条可以，找不到也可以。毛主席的著作不可能对现在的什么事情都说到。”①
对于如何学习毛泽东思想这样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既然林彪听不进不同意见，罗荣桓就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向中央反映，他用电话向总书记邓小平讲了这一问题的情况和自己的意见。邓小平感到罗荣桓反映的这个问题十分重要，便拿到书记处会议上讨论，大家一致赞成罗荣桓的意见。这件事，邓小平后来在一九七五年九月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讲过： “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的这个意见。”②一九七七年五月，邓小平又一次提起这件事。他说： “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③
林彪在提出“带着问题学”的同时，还提出了“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并把“四个第一”，鼓吹成为“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在此后的几年内，林彪的这个思想不断膨胀，又接连提出了“精神原子弹”、“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等等。这一套唯心主义和空头政治的东西，对于当时已经发展起来的左倾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对于林彪的“四个第一”，罗荣桓实际上是不赞成的。但是，这一提法当时却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称赞，并被写进了一九六〇年十月的军委扩大会议决议。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罗荣桓不能正面反对这个提法，他却用重新解释的方法，力求给这个错误提法以正确的含义，尽量避免这一套错误东西对军队建设造成大的危害。到一九六一年夏天，林彪的“带着问题学”、“四个第一”等错误提法，已经在部队中产生不良效果。罗荣桓从一些文件中看到，当时部队中普遍存在着只强调“红”，而贬低“专”; 只强调政治挂帅，而不提政治工作对业务的保证作用的倾向。“白专道路”、“单纯军事观点”、“单纯技术观点”的帽子满天飞，教学质量有所下降，政治工作中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和一般化的作风明显滋长。针对这些情况，罗荣桓提出，要很好地解释和领会《军委扩大会议决议》 ，而解释和领会的关键则是要运用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在一九六一年九月召开的全军院校政治教育会议和十一月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以及其它场合，罗荣桓都做了重新解释的工作。他说： “《军委扩大会议决议》上有‘四个第一’，政治要与各种具体实践相结合，才有了第一嘛! 不结合你怎么叫第一呢?如果不把‘四个第一’和具体实践相结合，光提第一，那当然不对。”①他分析红与专的关系说： “红，主要是一个方向问题。红要带领专，要保证专的实现，要帮助专，实现专的要求。一切政治工作离不开这个目的。不应当只强调红，不强调专，红与专不能脱节。专业技术院校如果不用更多的时间学专业技术，就专不了，不专，红是空红。”①
罗荣桓对于“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四个第一”、“红专”关系等问题的不同意见和他所作的实事求是的解释，引起了刚愎自用、居心叵测的林彪的极端不满和忌恨。由于分歧日益加深，林彪有一次恼怒地说： “什么林(彪) 罗(荣桓) ，林罗要分开，林罗从来不是一起的。”②更有甚者，林彪竟然歪曲事实，信口雌黄，诬蔑罗荣桓“反党”。罗瑞卿在林彪摔死后写的一份揭发材料中说：一九六一年五、六月份的一天，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到林彪家里向他汇报工作。汇报中间，罗瑞卿也去了。肖劲光谈到罗荣桓二月份在福建前线视察时，曾对部队指示，一九六一年的工作中心是“四抓一调查”时，林彪打断了肖劲光的话，发怒说： “什么四抓一调查! 这种话哪年都不犯错误，但是，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其实，罗荣桓讲的“四抓”，就是抓思想、训练、作风和生活，这本是林彪自己提出的“创造四好连队”的内容; “一调查”就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是毛泽东的号召。这个提法并没有错，林彪所以发这么大的火，无非是借题发挥。接着，林彪就咬牙切齿地说：“罗荣桓的思想可不对头呢! 他躲着我，主张军队向地方开炮，这不是反党吗?”③
林彪在这里说的“他躲着我，主张军队向地方开炮” ，指的是半年前(一九六〇年十一月)罗荣桓听了总参动员部的汇报，并看到许多材料中反映部队指战员对农村工作中刮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和特殊化风，很有意见，但又不敢反映。他认为，一个共产党员，看到问题不敢向党反映，是党性问题。他经过慎重考虑，指示总政治部发一个建议，要求各地驻军“应经常关心地方工作，及时向当地党委反映驻地附近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动态，地方工作中执行中央指示的情况和急需解决的问题。军队各级政治机关应把这一工作当成是自己执行工作队任务的一项重要内容。”①这一建议于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七日上报后，很快得到了书记处的同意，总政立即向部队作了传达。林彪看到后，急忙于十一月十日向毛泽东写了个报告，表示不同意总政这个“建议”，危言耸听地说： “军队干部……对地方工作妄加非议，而形成主观主义的乱讲。军队有很多干部的资格比当地负责干部老，结果形成老资格出来干涉地方工作，会使党的干部受到很大压力，以致可能发生全国性的军队与地方对立，造成军队对地方妄议的潮流，而不利于工作。”②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这个意见，并于十一月十五日批示肖华： “照林彪同志意见办理。”毛泽东作了批示，总政已通知全军执行，这个问题本来已经解决。林彪所以在半年之后又把这件事翻出来，并且无限上纲，给罗荣桓扣上“反党”帽子，无非是为了对罗荣桓进行打击报复。后来，林彪同其他干部谈话时，还恶毒地诬蔑说： 罗荣桓反对“带着问题学”，就是“反对毛主席”③。
同林彪进行的这场尖锐斗争，直到一九六三年底罗荣桓逝世时，也没有结束。由于邓小平主持的书记处明确表示支持罗荣桓的主张，林彪深知这将成为他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极大障碍，因此他对邓小平、罗荣桓一直怀恨在心。“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尽管罗荣桓已逝世三年，但林彪仍不放过。他不仅叫叶群在总政治部的一次会上大讲“罗荣桓反党”、“反毛泽东思想”，而且还把罗荣桓长期领导的总政治部诬为“阎王殿”，必欲“彻底砸烂”而后快。连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也受到株连，叶群指使吴法宪等人在总参办公楼贴她的大字报，胡说她组织了一个“寡妇集团”。还授意一些人在大会上对林月琴指名攻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是最公正的裁判官。林彪一伙已经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而罗荣桓的高风亮节，却越发使人钦佩敬仰。
“人类庄严一典型”
罗荣桓虽身居高位，却不争名、不争利、不伸手、不特殊，在党内是普通党员，在军内是普通战士，在人民中间是普通群众。人们从普通中看到了他那伟大的革命精神，崇高的思想品德。叶剑英在《悼罗荣桓同志》诗中说他： “毕生战斗明敌我，人类庄严一典型”①。这个评价，罗荣桓是当之无愧的。
罗荣桓廉洁奉公，公私分明，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在井冈山时期，他同战士一起下山背米，上山打柴，同吃红米饭、南瓜汤。长征到达延安后，在红军大学，他和同志们一起动手修窑洞，建校舍。一九四二年，山东抗日根据地极端困难，久旱不雨，部队缺粮，他就带头吃野菜、树叶、地瓜藤。建国后，他强调要反对请客送礼、铺张浪费的歪风邪气，常说： 吃吃喝喝，吹吹拍拍不是共产党的作风。一九五六年，他回到阔别三十多年的家乡湖南衡山，县里准备设宴欢迎他。罗荣桓婉言谢绝，却提出弄点本地的红米冬粘做饭吃。对这种糙米饭，他吃得津津有味，边吃边说： “现在的人总以为吃精米最好，其实这红米冬粘，虽然糙一点，但营养不坏。什么事情都得看实质。”北京解放后，罗荣桓住在南池子十八号。这里的房间较少，为了照顾他在家办公方便，管理部门在院子里为秘书加盖了一间房子，在院旁盖了一间车库。不久，“三反”运动开始，他认为这属于浪费问题，主动向中央写了检讨。有一次，医生考虑到罗荣桓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为使他在床上看文件、读书、找人谈话方便些，就从北京医院借来一张摇床。罗荣桓批评医生说： “医院有许多病人比我更需要，怎么能把医院的床搬到自己家里来呢?”林月琴怕医生为难，就婉转地问： “你不同意借，咱们自己出钱做一张可以吧?”罗荣桓表示同意。最后还是林月琴拿了四百元钱到上海订做了一张。
罗荣桓处理亲属关系很讲原则，区别对待; 对身边的工作同志关怀照顾，亲如家人。一九四九年秋，湖南解放不久，罗荣桓就打电话给当时的衡阳铁路局局长郭维城，请他对自己家乡来北京寻访的亲友进行劝阻。一九五〇年一月，罗荣桓的二哥罗晏清还是找到北京来了。罗晏清在家乡当过族长，雇过佃户，思想落后，罗荣桓对他比较冷淡。有一天，罗荣桓看见他摆着架子支使警卫人员干活，就严肃地对他说： “我们的警卫员、通信员都是革命同志，是为人民服务的。你怎么能对他们摆那个土豪劣绅的臭架子?”没住几天，就让他回去在土改中接受群众的教育。不久，从衡山来了一位当过长工的老人，一九二六年底罗荣桓在家乡开展农民运动时，他是农会会员。家乡解放了，特地到北京来看望罗荣桓。罗荣桓非常热情地接待他，给他安排住处，让秘书陪着参观游览。老人走时，给他买票，亲自送到大门口，又派车送到火车站。事后，罗荣桓对孩子们说： “这些人虽然不是亲戚，但思想感情一致，比亲兄弟还亲。他们来看我完全是出于真心，出于阶级感情。绝不象你二伯伯他们，国民党在时他躲得远远的，生怕沾了边，解放了，都要来享清福。他虽然是我的亲哥哥，但不是一个阶级。”政治学院的花工老张，有一次和另两个工人到罗荣桓的住地帮助整理花木，罗荣桓回来看到了，立刻问秘书： “饭准备好没有，同志们都饿了吧，快请到屋里吃饭。”老张感动地说：“我们不饿! ”那时正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粮食比较紧张，老张他们去整理花木时都自己带着饭。可是罗荣桓一定要他们去吃。林月琴说： “我们吃什么就给你们吃什么，又不是什么特殊招待。”罗荣桓也说： “再困难也不在你们吃这一顿饭嘛! ”老张回想起这件事时说： “罗元帅这样的高级首长对我们工人这么亲切关怀，这在旧社会真是做梦也想不到啊! ”司机老穆从解放战争时期就给罗荣桓开车，直到他逝世，十多年间相处如同一家人。老穆说，罗元帅对同志关心尊重，服务人员工作中出点问题，从不挑剔训斥。有一次罗荣桓去人民大会堂开会，老穆以为要开很长时间，就跑去参观了。不料会议很快结束，罗荣桓走出会场找不到汽车，后来警卫人员帮他找到车，他坐在车上又等了半个多小时老穆才回来。老穆心里很紧张不安，可是罗荣桓只是问问他到哪里去了，还和蔼地问他参观得怎么样。
罗荣桓对待子女亲切慈祥，要求严格。他常对孩子们讲：“革命干部子女不应当脱离群众，不应当特殊，不要有优越感，不要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要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罗荣桓留在衡山老家的大女儿罗玉英，全国解放时已二十多岁，在家结了婚。她听说爸爸还在，而且“当了大官” ，想到北京来。罗荣桓回信教育她说： “你爸爸二十余年来是在为人民服务，已成终身职业，而不会如你想的是在做官，更没有财可发。你爸爸的生活，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待遇外，一无私有。……你们来此，也只能帮助进入学校，不能对我有其他依靠。”玉英等来京以后，罗荣桓鼓励她首先要刻苦学习文化，以后参加了工作，又要她到基层、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罗玉英到北京郊区的一个农场，经过几年的锻炼，光荣地入了党. 并成长为国家干部。罗荣桓说过： “教育孩子，是件麻烦的事情，急躁不行，夸奖太多了也不好。不过有一条，做父母的完全可以办到，那就是，只要发现他们有一点不好的苗头，就指出来，要他们改正，不让它发展下去。”东进和南下这两个孩子上小学时离家比较远，有次星期六家里派车把他们接了回来。罗荣桓发现后，把全家叫到一起，严肃地说： “这样不好，汽车是组织上给我工作用的，不是接送你们上学的。你们平时已经享受了不少你们不应当享受的待遇，如果再不自觉就不好了，那样会害了你们。以后绝对不准用小车接送孩子，让他们去搭公共汽车也是个锻炼嘛! ”后来有一次，东进、南下放学没有搭上公共汽车，两人步行了很久，才回到家里。罗荣桓看到满头大汗、一身尘土走进门来的两个孩子，问清原因后，高兴地表扬他们说： “好，好，你们做得很对，年轻人应该时刻锻炼自己，不怕吃苦，……这种精神要发扬，要长久保持下去。”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五岁的南下不幸被癌症夺去了生命。保健局长黄树则去看望罗荣桓，但是想不出怎样提南下的事才好，过了好半天，还是罗荣桓打开了僵局，他说： “树则同志，你来的意思我晓得，是不是南下不行了?”黄树则无言地点了点头，一时也想不起该讲些什么样的安慰话。罗荣桓沉默了一阵后缓慢地说： “在战争年代，要养活一个小孩子是很不容易的，不少干部把孩子丢了。那时有一个干部孩子死了，难过地掉眼泪。我就跟他讲： 在战争中牺牲人是平常的事，自己的亲人战友死了，当然很悲痛。但是还要继续战斗，继续前进嘛! 南下是战争年代出生的，她能活到解放后，已经是不容易了。”停了一下，他又满怀深情地说： “月琴这些天也够辛苦操劳的了，你们要劝劝她，要她好好休息休息。”一九五九年罗东进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临走前，罗荣桓嘱咐儿子说： “你要走了，爸爸妈妈很为你高兴，希望你在学校里接受严格的军事教育，在政治上更快地进步，将来为我们的国防建设做一点贡献，为人民做一点有益的事，而绝不是要你当什么官，出来摆威风。”随后又写了几行字交东进随身带着： “学习专业与学习政治相结合。政治是确定方向，没有方向的航行是会误入迷途。紧密地联系同学，互相协作，达到一齐提高。警戒孤僻自大，也不要自卑无信心。遵守军事纪律，养成大无畏精神。”
长期以来，罗荣桓一面担负着繁重的领导工作，一面与疾病进行着顽强的斗争。他常说： “有一分精力，就要为党多做一点工作。”有的同志劝他要注意养生之道。他回答说： 对于革命者来说，养生不是人生的目的，应该把养生当作保证工作效能的一个条件。争取长寿，是为了在革命事业上给后代做出更多的成果。罗荣桓认为，与疾病作斗争最好的办法就是运动。多年来，不论在什么地方，他都坚持黎明即起，在清晨新鲜的空气里散步一小时。罗荣桓是最自觉、最守纪律的病人。他尊重医护人员，积极配合治疗，处处为医护人员着想，从来不提出请专家教授专门来给他看病，也不要求用什么特殊的药物。医生护士为他做点事，他总是用感激的口吻说： “你们是党派来工作的，真比我自己的儿女还要亲。我病了，使你们得不到休息，真对不起。”他还对护士们说： “在医疗战线上，护士是在第一线。这项工作需要细致、耐心、热心，没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责任心，真是不行啊!我看，如果把这项工作做到了家，也确实是了不起的专家。你们既是战士又是专家。”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八日，罗荣桓因病情严重再次住进北京医院。入院之前，他还嘱咐总政治部全体干部要学好毛泽东思想。入院后，他仍以无比坚强的毅力同疾病进行最后的斗争。由于肾功能的衰竭引起了尿毒症，医院没有人工肾的设备，只能采取向腹内注射大量生理盐水，隔半小时再抽出来的腹膜透析的办法。这种治疗，肚子胀得象鼓一样，他都一声不吭。他还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吃饭呕吐、浑身奇痒的痛苦。每当他勉强吃下一点东西时，就带着胜利的笑容说： “又打了一个胜仗，看起来，对于病也得要抗，不抗是不行的。”病痛的折磨使他常常陷入昏迷状态，同志们焦急万分，可是他醒过来后却安慰大家说： “人总是要死的，这是新陈代谢，自然规律嘛! ”有一天朱德来看望，对他说： “荣桓同志，你还要继续和疾病作斗争啊! ”他望着这位老领导、老战友，平静地说：“是要和疾病作斗争，可是这一次恐怕是斗不赢了。实在斗不过去，也只好这样了。”
在最后的日子里，罗荣桓仍然挂念着国家大事和党的工作。十二月十四日，周恩来和陈毅出国访问，罗荣桓还问身边的同志： “周总理他们到了没有?”当告诉他，已经到达开罗时，他微笑着点点头。在这一刹那，他好象完全忘掉了自己的病痛。弥留之际，他拉着林月琴的手，深情地望着这位和他同甘共苦近三十年的红军女战士，对她说： “我死以后，分给我的房子不要再住了，搬到一般的房子去，不要特殊。”他又嘱咐孩子们说： “我一生选择了革命的道路，这一步是走对了，你们要记住这一点。我没有遗产留给你们，爸爸就留给你们一句话，坚信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永远干革命。”①
北国严冬，寒凝大地，凛冽的北风不时掠过古城。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下午二时三十七分，中国人民伟大的儿子，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罗荣桓，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个不幸的消息传到正在开会的中央政治局，毛泽东提议到会的同志起立默哀。而后毛泽东十分难过地说： “罗荣桓同志逝世了，一个人数十年如一日，忠于党的路线，很不容易啊! ”②后来，毛泽东又写了 《吊罗荣桓同志》的七律：
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
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
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
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③
十二月二十二日，首都各界一万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罗荣桓公祭大会。刘少奇主祭，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人大常委致悼词。悼词说： 罗荣桓同志在他光荣的一生中，“数十年如一日，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坚持战斗，坚持工作，鞠躬尽瘁，忠心耿耿”。“罗荣桓同志是人民解放军的杰出的领导人之一。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为我军政治工作的建设，树立了不朽的功勋。” “罗荣桓同志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伟大的革命斗争精神和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艰苦朴素的作风，永远值得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学习。”①
注释
①中共衡东县委宣传部编: 《怀念罗荣桓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10月版第92页。
②中共衡东县委宣传部编: 《怀念罗荣桓同志》,第93—94页。
①黄瑶: 《在战斗中成长的罗荣桓》,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版第44页。以后引文凡出自此书的,不再一一注出。
①《红四军部队情况报告》 (1927年9月—1930年4月)。
①“七部曲”是: 第一步分发土豪的谷物给贫雇农以发动群众; 第二步进行口头和文字宣传、化装讲演、召开群众大会以宣传群众;第三步建立工会、农会等以组织群众; 第四步组织赤卫队以武装群众; 第五步建立党的支部或区委以领导群众; 第六步举办群众领袖、党的干部训练班以训练群众; 第七步分配土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这七步,每一步都要进行认真地调查研究,使群众工作的过程同时成为调查研究的过程。
①《罗荣桓年谱》 (初稿),载《中共党史资料》 第6期207页。
①②李维民、潘天嘉: 《罗荣桓在山东》(送审稿),第66—67页。
①李维民、潘天嘉: 《罗荣桓在山东》,第69—70页。
①李维民、潘天嘉: 《罗荣桓在山东》第91页。
①李维民、潘天嘉: 《罗荣桓在山东》第92页。
①李维民、潘天嘉: 《罗荣桓在山东》第93页。
①李维民、潘天嘉: 《罗荣桓在山东》第102页。
①②③李维民、潘天嘉: 《罗荣桓在山东》 第103—104页。
①李维民、潘天嘉: 《罗荣桓在山东》第227页。
②1939年夏,山东文化教育界部分进步人士发起成立了“国民抗敌协会”。1940年7月,“国民抗敌协会”又建立了 “抗敌自卫军”,由我党供给他们武装和经费,还派去许多干部。此后,有的地方出现了“抗敌自卫军”同共产党分庭抗礼、争人争枪的错误。罗荣桓对“抗敌自卫军”早有不同看法,但未能解决。刘少奇到山东后,对此事作了认真的调查研究,亲自同“抗协”的负责人多次谈话,最后明确“抗协”是共产党统一领导下的抗日群众团体,不应建立武装。“抗敌自卫军”遂于1942年由一一五师统一整编。参见李维民、潘天嘉: 《罗荣桓在山东》第231—233页。
①李维民、潘天嘉: 《罗荣桓在山东》第23章第14页。
①“中苏条约”全称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中国国民党政府同苏联于1945年8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主要内容有: 两国在对日战争中彼此给以援助和支持,战后共同防止日本重新侵略等。(摘自 《辞海》缩印本第1419页。)
①杨国庆: 《罗荣桓在东北解放战争中》(送审稿)第2章第47页。
①“搬石头”,即对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干部实行停职检查。
①②杨国庆: 《罗荣桓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第5章第190—195页。
①杨国庆: 《罗荣桓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第5章 第196—197页。
①②杨国庆: 《罗荣桓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第5章第197—198页。
①②杨国庆:《罗荣桓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第5章第199—204页。
①杨国庆: 《罗荣桓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第5章第215页。
①杨国庆: 《罗荣桓在东北解放战争中》 ,第6章第231页。
①②③林月琴: 《与罗帅在天津度过的日子》,载1984年7月29日《天津日报》 。
①罗荣桓: 《继续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载1955年8月1日《人民日报》。
①②黄瑶: 《建国以后的罗荣桓》(未刊),第6章第2、3页。
①《怀念罗荣桓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4页。
②③黄瑶: 《建国以后的罗荣桓》(未刊),第6章第6、7页。
①黄瑶: 《建国以后的罗荣桓》(未刊),第6章第11—12页。
①②黄瑶: 《建国以后的罗荣桓》(未刊),第7章第3页。
①②梁必业:《罗荣桓同志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载1983年12月9日《解放军报》。
③黄瑶: 《建国以后的罗荣桓》(未刊)第7章第16页。
①《怀念罗荣桓同志》,第194页。
②梁必业: 《罗荣桓同志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
①梁必业: 《罗荣桓同志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
②③《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36页。
①甘渭汉: 《坚持实事求是的典范》,载1982年11月26日《解放军报》。
①②《怀念罗荣桓同志》第28—29页。
③黄瑶: 《建国以后的罗荣桓》(未刊),第8章第15页。
①②③黄瑶: 《建国以后的罗荣桓》第8章第13、14、17页。
①叶剑英: 《悼念罗荣桓同志》,载1963年12月19日《人民日报》。
①②③《怀念罗荣桓同志》第87、1页。
①《邓小平同志的悼词》,载1963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
相关链接： 开国元帅罗荣桓家世概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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