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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谱的档案属性及其价值研究
──以福建连城罗坊乡《罗氏族谱》为例
作者：李 健， 王运彬http://www.luos.org 族谱，又称宗谱、家乘、家碟等，是具有同宗共祖的血亲世家记载本族世系繁衍和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载体。福建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偏远地区，经济、文化等都不及中原，但其修谱事业却很发达。原因在于北方迁闽人士要想在福建这个偏僻地方获取生存和生活空间，必须以强大的宗族作为后盾，而修谱正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1]。福建连城罗坊乡《罗氏族谱》是罗氏一族在其发展变迁过程中所形成的，并且被罗氏后人有意识保存下来的罗氏先人社会活动的“历史记忆”，具有与档案共同的原始记录性、确定性、历史性以及社会性等属性。同时，《罗氏族谱》作为反映罗坊乡整个罗氏一族世系变迁的唯一原始记录资料，是诸多民间历史文献中重要的一个种类，不仅可以通过分析其内容了解罗氏一族过去的社会结构、人口升降、民间信仰等基本信息，而且可以通过《罗氏族谱》对其他文献中出现的重要人物的生卒年份、社会背景等进行定位[2]。
一、福建连城罗坊乡《罗氏族谱》综述
福建连城罗坊乡位于连城县西北部，东接林坊镇，南邻宣和乡，西依长汀童坊镇，北靠北团镇，宋朝时期属于长汀古田乡岩头团，由于其在明朝称为青岩里，所以现罗坊又称青岩罗坊。1951年从长汀县划连城县管辖，全乡辖9个村(邱赖、下罗、上罗、岗头、文夫、萧坑、富地、坪上、长坑)，总人口11838人，上下罗两村有8000多人，也是整个罗坊乡罗氏一族主要聚居地，其中约有95%姓罗，均同属于罗坊开基师祖万一郎公子嗣[3]。连城罗坊乡《罗氏族谱》为整个罗坊乡罗氏一族所修，最初修立于清康熙三十四年春(1695)，距今三百多年，当时从五世祖(万椿)分开编写，得永由才徵、泌徵、伦叙编修，珦得和仁礼由孔裔编修，编修完了之后各自保管。但遗憾的是，得永图谱在“文革”中被烧，珦得和仁礼图修至十二世，保存了下来。最新版连城罗坊乡《罗氏族谱》于1999年开始修订，2001年完成修订。本次修谱的重要变化是允许独生女、女赘男者上图入谱。《罗氏族谱》主要内容由三部分构成：其一，详述始祖创姓立业的艰辛历程；其二，载明族内亲疏伦理秩序的世系表；其三，介绍族内各种形式的祭天拜祖活动。通过以上内容以实现族谱尊祖敬宗、连宗收族之目的。
(一)详述始祖创业艰辛
连城罗坊乡《罗氏族谱》通过记录罗氏一族的由来、先祖功绩等内容，比较完整地展现出罗氏宗族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增强宗亲后人对家族的了解，从而达到尊师重祖之目的。《罗氏族谱》中有对罗氏始祖早期创姓立业的表述，“罗姓系出黄帝、颛顼帝之孙，祝融公。祝融公是罗姓家族的始祖……有熊氏第六十一世裔匡正公奉命南征有功，封安南罗国公，罗子国正式立国，遂以国为姓，匡正公被尊为罗姓开国始祖”[4]。罗国建立后，数次南迁，后在汉水之滨的宜城县罗川城建都立国。至春秋时期，被楚国所灭。后有熊氏九十一世裔凌甫公蒙秦国擢用，因功勋卓著，得秦王器重，帮其复罗国，凌甫公被尊为复国始祖。可以看出罗氏始祖在建立罗国过程中所付出的艰辛努力，通过族谱予以记载，既记录家族发展历程，也鞭策子孙后裔弘扬、传承先祖精神，再创家族辉煌。
(二)载明亲疏伦理秩序
关于族谱联世系、分嫡庶，欧阳修有云：“夫惟多与久，其势必分，此物之常理也，凡玄孙别而自为世者，各系其子孙，则上同其出祖，而下别其亲疏。如此，则子孙虽多而不乱，世传虽远而无穷，此谱图之法也。”[5]可以看出，通过族谱来厘清亲疏伦理秩序，保证家族血统的纯正性，是族谱肩负的重要使命。族谱一般通过世系图、五服图、谱系本纪、派语等4种方式辨明辈分次序[6]。连城罗坊乡《罗氏族谱》主要运用世系图，即从罗氏始祖到十世祖不分房，同时代的合在一起横向排写。从十一世祖开始，分为9个方系(分别为：惠公、忠公、永麟、仲达、仲发、仲通、宗保、珦得、五六)和25个世系，各房子孙写到现有出生人，然后集中汇总成册。《罗氏族谱》谱法相对完善，首先按照世系做了一总表，也就是说在某人之下书写其子、孙、曾孙、玄孙，一代代一一注明，然后在族谱后半部分详细述明表中人物的仕宦、配偶、享年、死亡月日等，这部分是《罗氏族谱》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记录族内祭祖活动
族谱主要通过记录族内祭祀活动、家族族产、先辈言论等方式，来实现其收族之功能，收族即以上下﹑尊卑亲疏远近之序团结族人，强化族人宗族意识。祭祀是达到收族这一目的的主要方式。古代以血缘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宗族组织为了团结族人，以族长为首的管理人员会在形式上制定各种形式的祭祖活动，祭祖方式主要有家祭、墓祭、祠祭、杂祭等4种[6]。在《罗氏族谱》中，有清明墓祭时的祭文，“克光先烈，创伟业于青岩，垂裕后昆。瓜瓞绵绵，廿八代箕裘嗣续，源流滚滚，八百年气运昌隆。想祖功而报本弥殷，感兹雨露，陈宗器而肆筵有楚，适值清明……伏冀洋洋来格，默默降康。老幼尊卑，共享雍熙之乐，士农工贾，咸沾利赖之庥”。祭文文字铿锵有力，很容易使参与祭祀的族人产生共鸣。祭祀活动，“默佑我后，福禄其昌”，使罗氏后人在参与这些祭祀活动的过程中，增强对宗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4]
二、《罗氏族谱》的档案属性分析
档案是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并且被人们有意识地保存下来以备查考的历史记录，是人类活动的真实反映。连城罗坊乡《罗氏族谱》记录了罗氏一族的各项活动以及家族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是宗族发展形态的真实再现。所以，《罗氏族谱》同样是罗氏生产生活实践的伴生物，是以罗氏一族中个体的人为形成主体的事物，同样突出人的显著作用，与档案在属性上有着密切的联系[7]，具有原始记录性、确定性、历史性、社会性等档案属性。
(一)原始记录性
有学者认为，“家谱档案属性主要包括两点：一是原始记录性，二是备以查考性”，全面概括了族谱档案的主要属性[8]。连城罗坊乡《罗氏族谱》作为最常用的民间文献之一，包含了民族史、谱牒学、文化史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可以为地方史等学术研究提供许多第一手原始资料。《罗氏族谱》中所记录的内容，有的来源于罗氏宗亲平时的记载，有的来源于罗氏后人修谱时的走访调查，大多为第一手的原始记录，具有区别于一般资料的原始性。有学者指出，“档案的原始记录性以及由此演绎出来的历史真实性、凭证价值、历史再现性可以说影响到整个档案工作的全过程”[9]。由此可以看出，历史真实性、凭证价值、历史再现性都可归为原始记录性的范畴。上杭县图书馆收藏有大量族谱档案，从1993年开始，就承担起了利用族谱为海外华人华侨寻祖的使命。2003年，移居新加坡、离乡多年的华侨罗先生，来大陆寻祖，在上杭县图书馆的帮助下，几经周转，最后通过《罗氏族谱》，珦鈗认定他为得公系第二十二世祖祖公长子之裔孙。这一结果与《罗氏族谱》的原始记录性是分不开的。
(二)确定性
冯惠玲教授指出，“没有载体形式的原始性信息不能成为档案；没有清晰、确定的信息内容的原始记录物也不能成为档案”[10]。连城罗坊乡《罗氏族谱》的内容准确记录了该家族历史上迁徙和发展的全过程，并依据族谱这一实物载体形态一代代延存下来。因此，其形成过程具有准确性。在修谱之初，族谱中所描述的内容多为罗氏族人亲身经历或者为先辈口述所得，其内容具有准确性。更为重要的是，《罗氏族谱》作为罗氏先人留存于世的“活化石”，体现了先辈的信仰和爱好，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反映了他们的内心情感。在旧社会，当宗族发生族内或族外纠纷时，往往将家谱作为仲裁纠纷的凭证；当家族田产被外族侵占而上诉官府时，官府往往调看各家族的家谱、契据[11]。因此，族谱档案的内容相对来说是值得信赖的。罗氏先祖的墓穴多年以来由于受雨水、风沙、草木等因素的影响，逐渐沉入地下，后人难以找寻，后在《罗氏族谱》中找到了埋葬先祖的具体位置。所以，《罗氏族谱》作为罗氏一族历史发展的缩影，具有清晰性和准确性。
(三)历史性
中国族谱，从西周至两汉时期为奠基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式形成，到宋元时期得到发展，至明清时期达到一个高峰。可以看出，编修族谱，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所以，从时态上讲，大部分族谱是已经形成的东西，具有历史性。现代社会上所留存的大多族谱，主要也是明清至民国时期流传下来的，连城罗坊乡《罗氏族谱》也不例外，其初修于清康熙三十四年春(1695)，距今三百多年。就族谱的编纂来说，具有历史连续性，不同时代的编纂内容反映了不同的社会历史风貌。后人可通过族谱档案了解先人社会活动或生活状况，达到“让过去告诉现在，让历史告诉未来”的功能。族谱具有历史性还因为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气息，现代人想要了解古代关于家谱的兴起、起源和演变整个历史发展过程，必然离不开对存世家谱的研究。《罗氏族谱》的形成是罗氏族人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努力，在一次又一次的实践中，从每一个细节的修改到最终整体的形成，凝聚了罗氏族人无数心血。
(四)社会性
福建连城罗坊乡《罗氏族谱》具有社会性，主要原因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形成主体的社会性，《罗氏族谱》从其体例的确定到内容的修订均离不开人的参与，在一代代传承、续修过程中，充分体现出罗氏族人的智慧与创造力。其二，其形成与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有密切的关联，古人认为，“无庙无宗，而祖宗不忘，宗族不散，其势宜亡而独存，则由有谱之力也”“修谱之目的，在于明宗族之流源，详氏族之繁衍，借以分尊卑、立等级、别亲疏，以利于宗法制度给人以约束”[12-13]。罗氏一族修订族谱，也是受此社会环境的影响。其三，族谱中所记内容与宗族社会活动相关，族谱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在载明族内世系变迁之后，还会详细记录一些族内较重要的社会活动。比如，《罗氏族谱》中记录了罗氏子孙祭祀先祖的活动，其中还有详细记录捐资修谱人员的具体名单等，这些无不例外与宗族的社会活动密切相关。
三、《罗氏族谱》的档案价值剖析
“族谱与方志、正史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历史大厦的三大支柱，是极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14]族谱档案的价值由此可见一斑。通过对连城罗坊乡《罗氏族谱》内容的研究，对我们了解罗氏家族繁衍生息、社会变故、民俗风情、人伦道德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探明先祖渊源，深化闽台交流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环山之水，必有其源”[15]，后人探寻自身姓氏渊源以及先祖曾经居住的地方，必要依靠族谱。当今世界各国都掀起了寻根热，比如美国黑人到非洲去寻根，日本人到中国寻根等[16]。其中，依靠族谱成功找到自己先祖的例子很多。连城罗坊乡《罗氏族谱》中就有记录其祖先早期的迁徙路线，“罗坊罗姓始祖仲元，即万一郎公，属珠公四十二世琬公之子。从沙县经宁化石壁徙居长汀青岩(现连城县罗坊乡)”[4]。据此，罗氏后人便可了解到其先祖的迁移情况。福建与宝岛台湾隔海相望，两岸同胞本源出一脉，有相关数据显示，闽西是台湾450万客家人的祖居地，《罗氏族谱》中就有罗氏族人迁台的记录。俗话说“无根不成本，无祖不成人”，所以《罗氏族谱》新修订时，数位移居台湾的罗氏裔孙，倾囊相助，撰修族谱，印证了两岸同胞深深的感情。两岸实施“三通”政策后，大量罗氏后裔纷纷回到罗坊等地寻根认祖、祭祀祖先、修建宗祠，以及慷慨捐款促进当地经济、教育、文化的发展，表达自己对家乡的热爱之情。两岸罗氏子孙以《罗氏族谱》为纽带，不断加强交往交流。
(二)学习先贤遗训，弘扬优秀文化
祖训、祠规、祖约是族谱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教育族人、启迪后代的作用。其中的报效祖国、孝敬父母、敬老爱幼、和睦乡里等内容，对于当今社会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高道德素养仍具有积极意义。罗氏家族所制定的规范可分为习惯性、强制性和法律性规范，这些规定对教化族人、维护宗族长幼秩序起重要的作用。连城罗坊乡《罗氏族谱》中得珠公遗训云：“诰尔子孙，诫尔子孙，原尔所生，出我一本……依我训者，是谓孝也，我其佑之；逆我训者，是不肖也，与众弃之；不惟弃之，倾覆随之，子子孙孙，咸听斯训。”[4]珠公遗训，体现了罗氏一族品性刚直、孝敬父母、孝亲睦族的精神内涵。也教育后人，勿忘训诫，要始终铭记家族的优秀文化。对于上述内容，我们要辩证地看，在借鉴过程中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使其仍然能在新时代发挥重要的作用。
(三)挖掘历史史料，弥补正史不足
章学诚在所辑的《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中称家谱有十便，“征文考献，馆阁檄收，按志而求，易如反掌”为其中之一便[2]，意为家谱能够提供资料，以备修史之用。连城罗坊乡《罗氏族谱》详细记录了有关罗氏一族姓氏原始、族规祖训、迁徙本末、家族文化以及世系渊源等相关内容。其中族谱中所记录的墓志、祭词、碑文等诗文作品感情真挚，且富有地方文化色彩，是研究地方文化不可多得的材料。也可根据族谱中有关人口生卒、年龄的信息，推断出古代社会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增长率等。从学科角度来看，族谱内容涉及历史学、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多门学科，是研究家族变迁以及社会形态演变的重要史料。福建作为全国第二大侨乡，拥有海外华人华侨1512万人，分布在世界176个国家和地区，以亚洲、北美洲和欧洲为主，东南亚地区占78%。龙岩位于闽西地区，大多华侨都分布在东南亚，通过《罗氏族谱》，可以对早年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进行研究，了解他们出国渊源及生活现状，以补充正史资料的匮乏。
(四)重温通俗文学，研究民间信仰
很多民间信仰的对象，都具有与普通人相近的品格，其与生俱来的慈悲以及魅力深入人心，很自然地被编织到宗教玄想之中，也会很容易纳入反映生活和情感的文学艺术中，形成通俗文学，从而在底层民众之间得到广泛传播[16]。民间信仰又与宗教之间有着本质区别，宗教是一种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特殊社会意识形态，而民间信仰则是一种在特定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以鬼神信仰和崇拜为核心的民间文化现象[17]。从全国范围来看，民间信仰非常丰富，但是其产生原因却有相同之处，比如从心理上说，它们主要起源于人类对无法支配的自然界和社会异己力量的敬畏和恐惧。罗氏一族信仰关公，属于民间信仰范畴。在连城罗坊乡《罗氏族谱》中有记录罗坊乡祭关公的活动，也描述了祭祀关公的渊源，“三国蜀汉关云长尽忠汉室，大义参天，为我国古代人民所敬仰。神舟大地及世界华人皆祠祀焉。罗坊罗氏源于中原本有崇关之风，兼之遇天灾无法补救时，乃有请关公看戏求雨之举”[4]。进一步考察研究罗坊乡关公祭祀活动，挖掘其中隐含的深层次原因，既可以丰富和完善民间信仰体系的研究，又能够深化民间通俗文学的研究。
(五)加强文物保护，彰显罗坊特色
大多族谱档案中都会或多或少记录一些有关自己本族生活区域内的重要文物，海南省《丘氏族谱》濬有丘墓、濬丘故居的记载，湖北省北里洲《张杨家谱》记载了当地四台庙、龙王庙、杨桥等著名古迹，这些大多都经历明清两朝，是重要的文物。连城罗坊乡《罗氏族谱》记载了罗坊乡云龙桥、莲章寺、天后宫等文物点。其中，云龙桥位于罗坊乡下罗村口，建于明崇祯七年(1634)，于乾隆三十七年(1771)重修，1996年列为福建省文物保护单位。下罗村的莲章寺和天后宫被连城县政府定为不可移动文物[18]。令人惋惜的是，其中有些文物古迹被破坏。比如石龙岗，1958年乡办人民公社后，因发展社办企业，石岗山上石壁被开凿用于烧石灰，致使景绅公祠被毁，山洞也付之一炬。这些文物作为罗坊罗氏一族的精神象征，《罗氏族谱》将这些文物逐一记录下来，并作了详细介绍说明，意在提醒后人对其加强保护，使这些文物流传后世，彰显罗坊特色。
四、加强族谱保护和族谱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几点体会
族谱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对发挥其社会价值具有重要意义。同时，深入挖掘其隐含的信息价值，是吸引广大族谱档案利用者的有效途径。在加强族谱保护和族谱档案资源开发利用中，要立足收集现今族谱档案，重点保护一些年代久远的族谱档案，加强对族谱档案的系统化研究。
(一)着力加大对族谱档案的收集保护
族谱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加强对族谱档案资源的挖掘与开发。目前，散落在民间的族谱档案越来越处于“高危”状态，抢救和收集工作势在必行。因此，各级各类档案馆要加大宣传力度，一方面，要提高档案馆工作人员思想上对收集族谱档案的认识，将已收集好的族谱档案进行有效保护和整理，加强和研究机构、方志办、民俗馆、图书馆的沟通联系。另一方面，要向广大群众宣传收集和抢救族谱档案的现实意义，争取社会各界支持。在进行收集工作时，鼓励族谱所有者捐赠复制品，在特殊情况下，档案管理机构可以对一些珍贵的族谱采取代保管或购买的方式。由于某些原因不能进馆的族谱档案，档案机构要做好登记造册，最大限度地收集和抢救族谱档案资源。
(二)突出实施对族谱档案的开发利用
要更好地发挥族谱档案的作用，档案管理机构必须做好对族谱档案的开发利用，笔者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规范编研，加大开放力度。在收集的基础上，加大对族谱档案的编辑加工，对一些编研成果比如族谱资料汇编、图集绘制、人物传记等可向社会公众开放，也可充分利用档案机构的门户网站，对编研成果进行展览宣传。二是结合互联网技术，创新开发利用。档案机构应该依托互联网时代带来的便利，对族谱档案的相关内容进行电子化编目，使族谱档案资料便于检索查找。同时，以电子档形式进行储存，保护一些珍贵族谱档案的安全，减轻馆藏压力。三是建立族谱档案数据库。随着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升，以公众为中心的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不断受到重视，族谱档案信息资源也不例外。必须逐步建立族谱档案数据库，提升档案机构智能化、智慧化以及感知化水平。
(三)不断提升对族谱档案的系统研究
中国有着三千多年修谱的历史，族谱又是中华民族历史大厦的三大支柱之一，是极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一本本珍贵的族谱是中国悠久历史的真实写照，也是伟大民族的骄傲。“中国的家谱是一块块历史的碎片，反映着一个家族、一个区域的历史文化，更是一笔还在沉睡的、待开发的、也面临消亡的资源。”[13]李玉棠先生指出，中国民间到底有多少家谱，恐怕要做一次类似于全国性的文物普查才能摸清。要做好这一工作，必须做好对族谱档案的系统化研究。上海图书馆在族谱研究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编纂的《中国家谱总目》在族谱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有学者认为，随着近年来时代节奏的加快，人员流动频繁，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遭到挑战，未来出现大统谱及家谱续修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加强对族谱档案的收集、保存、利用和研究在现阶段十分必要和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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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第20卷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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