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氏家园 (http://www.luos.org)|罗世文烈士的革命伴侣王一苇

罗世文的革命伴侣王一苇

『编者按』红岩英烈罗世文的事迹家喻户晓，但罗世文的革命伴侣却少有人知。其实她名王一苇，是1926年就入党的老革命。1947年善庆祠以“王兰叔”正式载入族谱。

王一苇（王梅隐，王凛若，王南墅），生于清末，内江县石子镇人。其父为晚清秀才，曾出任重庆巴县地方法院院长、三台县县长、内江县参议员等职。王一苇聪明伶俐、性格开朗、学习成绩尤佳，后考入四川政法学堂。在新文化运动思想影响下，她积极投身于学校和社会各项革命活动，于1925年加入共青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的王一苇被组织派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其间与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长穆青（四川合江县人）结婚。之后因参加广州暴动失败，她与穆青经香港转上海向周恩来汇报，然后转移到武汉继续开展革命工作。不久，因叛徒告密，穆青在武昌被捕，王一苇的父亲与陈古枝（内江县同福乡人，时任“建国联军”总指挥部代表，活跃于川、湘、鄂、粤、沪）从中斡旋，穆青被营救出狱。
穆青伤愈后与王一苇回到重庆，组织成立了中共四川临时省委，穆青出任临时省委书记兼军委书记，王一苇在省委秘书处工作。1930年，穆青在重庆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壮烈牺牲。

当年底，中共四川省委机关迁往成都，罗世文（威远县人）初任军委书记，后任省委书记，王一苇仍在省委机关任秘书。两人在共同的战斗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于1931年结为革命伴侣。这期间，党组织机关办公有困难，她变卖首饰用以租赁房屋。第二年，按照组织安排，她打入重庆司法界任法官，不久被逮捕，后经父亲托人保释出狱，但与党的关系中断。此后，罗世文在省委会上提出恢复王一苇的党籍，未获通过。
1933年，曾在重庆逮捕她的敌特到成都活动，为了摆脱纠缠，她化装离开四川，远去日本留学，继续参加妇女留学生左翼联合会活动并任主席。1937年初，她结束留学生涯回上海工作。（上图家谱点击放大）
“七·七”事变后，王一苇赴延安，在法院工作。一年后经组织安排回四川，与时任川康特委书记的罗世文重聚成都，她在罗世文领导下专事妇女救济会抗日救亡工作。1940年3月，国民党政府以成都“抢米事件”为借口，将罗世文逮捕，关押于重庆渣滓洞。1941年，王一苇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亦被逮捕，关押在成都东御河监狱，后再次经父亲营救出狱……
“不幸生为女子，更不幸生为今日之中国女子……故誓将从事法学为女权呼吁！”这是中国非常有影响的女革命家、时与王一苇共同战斗的胡兰畦在一部回忆录中对王一苇学生时期性格、才能、人生所作的评价。
全国解放后，王一苇先后在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四川高级人民法院从事法官工作。1965年，她因病生命垂危之际，将一生积蓄的3000元作为党费交给党组织。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为此发了《王一苇同志的革命事迹》一文，肯定了她一生的革命功绩。
（2011-07-11《内江日报》）

附：寻找罗世文妻子王一苇
我是重庆人，在沙坪坝重庆一中读高中时，就听过《红岩》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关于革命烈士斗争事迹的报告，并多次到烈士墓瞻仰、扫墓。可是，1971年，当我所在的四川外语学院从北碚迁至沙坪坝烈士墓旁边时，烈士展览馆和著名的渣滓洞白公馆监狱旧址都被关闭——因为江青在一次讲话中诬蔑四川地下党是“叛徒”，“没有几十好人”，我感到愤懑不解。
1979年初春，四川省和重庆市领导组织作家撰写烈士传记，指定我写《罗世文传》。我到展览馆资料室查阅了罗世文及有关烈士的资料——那时罗世文等烈士的资料非常少，现在的资料绝大部分是以后搜集起来的。当年春节前，展览馆即派出资料组戚雷同志（他不幸才20多岁就去世，谨在此向他表示沉挚的吊唁）协助我去罗世文家乡威远县与自贡市交界处的观音滩搜集资料。罗家是一个大家族，19世纪在自贡很显赫，到罗世文出生时才衰败下来。罗家旧居是一十很大的院落，有儿十栋房屋，有大花园，有小溪、荷池，还有藏书阁等建筑。虽然因为土改后分给许多家农民居住而破损不堪，但仍能依稀想见当年的豪华。从大门旁倾倒的石柱上的对联：“有钓鱼情船归不系，无出山意云与俱闲”，让我隐约窥见了罗家长辈的旷达胸怀。在自贡，我们还在罗家后人中找到了罗世文的家谱，知道罗世文的妻子叫王一苇。在重庆，我找到了罗世文的堂弟罗世良，他给我提供了很多材料。暑期，我到罗世文战斗和工怍过的川陕苏区及延安，查阅资料，并到北京访问了廖承志、魏传统、韩子拣（小说《红岩》中华子良的原型）等老同志。我写出《罗世文传》初稿后，市委宣传部为我聘请的顾问原四川地下党省委秘书长、时任西南政法大学党委书记的张文澄同志指出你在传记中称王一苇为罗世文妻子；但是，罗世文在1938年提出要同王一苇结婚，省委并没有同意，因此，现在如要称她为罗世文妻子，须要得到党中央批准。
张文澄同志的话，使我大吃一惊，也让我感到了任务的艰巨。但是，既然选择了，我就不能退缩，只能迎难而上了。当时，连展览馆的同志也不知道王一苇的情况，只是听说她好像在重庆法院工作。我多方向重庆市法院和西南政法大学的老同志打听，终于从一位老同志口中得知：王一苇解放后在重庆高分院工作，后来调到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是否健在，不太清楚。
1980年暑期，我利用高考阅卷的机会，来到省高级人民法院，政治处的工作人员一听是了解王一苇，非常冷漠地说她早已死了。我说明我在写罗世文烈士的传记，王一苇是罗世文的妻子，我非常需要了解王一苇的情况，请他们务必提供王一苇的挡案。他们依然冷淡地说：那你过几天来吧。几天后，却得到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王一苇的档案不在了。我想，这怎么可能呢，我只有请他们再仔细找找，他们非常勉强地说：那你就再过几天来吧！过了几天，我再去法院，回答依然是没有，要我去四川省档案馆或成都市档案馆再查。我只好去了这两个档案馆，还是没有，一个暑假就这么折腾过去了。第二年暑期，我又去省法院，政治处同志说：王一苇的档案可能是“文革”中借调到成都军区，成都军区两位同志借去未还，让我自己去找。我到成都军医打听这两位同志，谁知他们早已转业到山东，军区也不知他们的单位和地址。线索就这么断了。我没有灰心，我想：王一苇是“文革”前才去世的，应该有同事了解她的情况，单位也应当知道她家的住址，于是我再次到法院。对我提出的两个问题，他们的回答竟然是不知道，他们是真正地拒绝提供任何帮助了。
但是，我还是不死心！我在省作协的朋友中打听，一位作家蛤我介绍了高院的一位老同志，我拿着他的私人介绍信找到了这位老大姐。当她昕到政治处说不知道王一苇生前住址和朋友时，气愤地说“苇生前住在线香街，离高院只有几十步，高院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我就是她生前好友，他们批判一苇的时候非要说我是她同伙，怎么现在你来了解一苇的事迹，他们就忘了我呢？王一苇就是被他们审查时咬断舌头绝食而死的！”她说“我现在就带你去一苇的家。”果然，没走几步就到了。正当我庆幸找到了新线索时，又碰到了新问题罗世文和王一苇没有儿女，她死后，房屋已换了住户，现在的住户都不知道她的任何亲人。我到派出所、街道办事处打听，也都不知道她有亲人。我再次陷入了困境，但我不甘心，再次来到王一苇旧居，接家接户地询问。终于，一位刚下班的青年女工告诉我，她小时候候经常到王一苇阿姨家玩，王阿姨经常给她讲罗世文烈士的故事。王一苇死时，是她拿着大人们给她的信，去通知王阿姨的弟弟来料理的后事。我一昕，高兴得差点跳起来——她该知道王一苇弟弟的地址了！可是她回答说：那时候她才十来岁，现在已记不得王阿姨弟弟的名字和地址。我再次失望了，跑了一年多，没取得任何效果，就这么算了吗，不行，我不能放弃。我再次走进姑娘的家，向她详细说明了解王一苇对写好罗世文传记的重要性。她被我感动了，表示愿陪我去找王一苇的弟弟：他家好像住在红星路，我们从红星路一号找起，冒着夏日夕阳的余威，家一家击问有设有个姓王的老人。可是，找了两百多家，走了两个多小时，还没找到。已是晚上10点多钟了，我必须送她回家了。送她到家门口，她对我说，明天她休班，还同我一起去找。
第二天早上八点，我去她家，她已站在家门迎接我，一见到我就非常高兴地说：“有线索了！有线索了！”原来昨天晚上回家，一位下夜班的女工回忆说王一苇有个叫“奶妹”的侄女，好像在战旗文工团工作，我们去了战旗文工团，果然找到王一苇的侄女“奶妹”。她是一位中学外语教师，她讲述了王一苇家的历史，也讲了王一苇与罗世文相爱的过程。她介绍我访问王一苇的小弟弟王众音——山东省委副书记，王一苇的回忆录也在他耶儿。我立即把情况向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文汇报，他同意我去山东访问王众音，并到北京向中组部请示王一苇能否称为罗世文的妻子。我冒着38度的酷热去济南，后来赶到威海，见到了王众音，他给我讲了王一苇丰富曲折的经历她1925年加入共青团，26年参加广州妇女运动讲习所，成为邓颍超的学生，加入共产党，参加了广州暴动。王众音介绍说王一苇解放后被审查，是因为她解放前曾被捕，后来报上登出她的‘脱党”声明，但是，这个声明不是她写的，是她爸爸为帮她女儿出狱所写。一苇出狱后，罗世文相信她没有叛党，想为她恢复党籍，可当时地下党省委役有同意。解放后，她被审查，她受不了屈辱自杀了-落下个“自绝于党”的罪名。说到这里，王众音沉挚地说“人都已死，夫复何求，只求组织上为她恢复名誉，还她一清白！久麟同志，请你回川给省委组织部反映，同任白戈同志（当时四川省顾问委员会主任）谈谈——我同一苇三十年代在日本搞党和妇女工作，都是白戈同志领导的！拜托了！”
怀着王众音的嘱托，我到北京，拜会了中组部部长陈野萍和老十部局局长郑伯克。他们对我的丁作非常支持，专门派人把“文革”中分散到外地的中组部的档案库中罗世文的有关资料调回北京让我看。郑伯克还告诉我“38年罗世文提出同王一苇结婚，因为王一苇脱党的问题没搞清楚，再加上罗世文是公开的中共省委书记，王一苇却主要从事统战工作，成天和地方军阀的太太小姐在一起，身份悬殊太大，所以投有批准。在‘抢米事件’后（“抢米事件”是1940年春国民党特务策划的一场抢米括动，企图嫁祸共产党，并以此为由谴捕了罗世文车耀先同志——郭注），罗世文和车耀先被捕，省委很担心罗世文家里的文件被特务查获造成党的重大损失，决定派人前去销毁全部材料。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因为罗世文的家很可能已被特务监视起来了。我们只好把这个任务交给王一苇——因为她和罗世文一直同居。第二天，她告诉我——罗世文家的材料已全部销毁。‘抢米事件’后，除了罗世文、车耀先被捕外，四川地下党确实也没受另外的损失。从这件事，也可说明王一苇是个好同志。”郑伯克最后说“我现在可以郑重地告诉你，你在《罗世文传》中可以称王一苇为罗世丈的妻子！”
此后，我还采访了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的杨尚昆，他两次接见我们，给我们讲了吴玉章、罗世文的事迹。《罗世文传》写了五稿，四川省委宣传部陈文副部长审阅了三次，井写了序言。此书出版后，即获四川省和重庆市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三等奖。
在此前后，我两次给任白戈同志和四川省委组织部反映了王一苇的情况，请他们尽快为她平反、落实政策。不久，四川省委组织部连续发出两份文件，给王一苇平反和恢复党籍。王众音看到文件后非常高兴地来信说：“你为了真理，为了正义，不辞辛劳，天南海北地奔波，终于把家姐的事弄了个水落石出。你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世文、一苇九泉有知，也会感激你的!”二十年代末参加革命的苏雁秋在审阅初稿后题笔写诗“每望陵园百感多，英雄伟迹恐消磨。耐君挥笔成青史，月桂天仙舞婆娑。”以后，我应四川少儿出版社之约，写了《少年罗世文》一书。我运用文学的手法，描写了罗世文在苦难中出生，在屈辱中成长的艰难历程和他刻苦学习、追求真理的精神，详细描写了罗世文母亲卖身葬父，忍辱负重培育儿子的坚强性格和动人形象。
同时，在采访罗世文事迹的过程中，我了解到女烈士张露萍的事迹，率先将其写入传记，《新华文摘》转载了其中章节，引起四川省委的重视，专门成立一个小组，调查了张露萍等人的情况，最后追认其为烈士。后来，我又将《罗世文传》改编成电视剧《雕像的诞生》，荣获中直部文艺局和中央电视台全国优秀电视剧奖。
（郭久麟《我与传记文学的不解之缘》四，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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