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麻城孝感乡现象”探疑
作者：陈世松http://www.luos.org 在中国移民史上，湖北麻城孝感乡是一个与山西洪洞大槐树、广东南雄珠玑巷、福建宁化石壁村、江西瓦屑坝等齐名的寻根问祖的朝宗圣地。有关这个问题，在一些有影响的移民史著作中都论述过 ，至今还存在许多待解之谜。近年来有论者撰文，怀疑麻城孝感乡的客观真实性，认为这是研究四川史的学者“被一些‘史料’迷惑”才这样说的。这种怀疑不仅无助于解读这段四川移民史，而且使“麻城孝感乡现象”之谜变得更加扑溯迷离，难于破解。有鉴于此，笔者愿意就这个问题谈几点浅见，希望能有助于澄清史实,破解迷雾。
一、麻城孝感乡的建置沿革
翻开现代中国地图，的确在湖北省麻城县（今黄冈麻城市）地界找不到孝感乡，而只有一个与“孝感”同名的孝感县（今改为孝感市）存在。二者确实相隔了“一帽子远”，与我们所欲讨论的“麻城孝感乡现象”风马牛不相及。不过，这是今天的政区版图，并不能作为否定历史上孝感乡建置存在的理由和依据。
孝感乡作为麻城县所辖的一个乡，在历史上无疑是存在过的，它的地理方位在麻城县西。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它只是一个匆匆过客，仅仅存在于至距今500多年前的明代中期。据个人所及，现在所能查到的有关孝感乡建置的最早文字记录，是康熙九年（1670年）编纂的《麻城县志》。
据考，麻城修志创修于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称《麻城志略》，由县令苏松委托毛凤韶主修。苏松，四川广安州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己未科进士，嘉靖四十年（1561年）任麻城知县。任内“筑河堤、重建鼓楼、修县志”，是一个“体国安民”的地方官员。《四库全书总目》说，毛凤韶曾编修过《浦江志略》8卷，“较他志颇为简质，而大旨欲仿通鉴纲目”。鉴于麻城历史上从没有修志，所以苏松上任后，就委托毛凤韶仿照《浦江志略》主修《麻城志略》。《麻城志略》共9卷，“毁于前明”，业已失传。清朝康熙九年（1670年），重修《麻城县志》，“简而有法，犹存明代志乘遗意”，可能仍参考了残存的旧志篇章。其后，续修的《麻城县志》还有乾隆六十年、光绪二年、民国二十四年3个版本。1999年，麻城市志办公室于再版了形成于历史时期的这4部县志，并采用激光扫描制版胶印，基本保持原书全貌，为今天的研究提供了方便。
康熙版《麻城县志》卷1“乡区”对孝感乡的建置沿革作了这样的记载：“初分四乡：曰太平、曰仙居、曰亭川、曰孝感。统130里。各有图。成化八年（1472年），以户口消耗，并为94里，复并孝感一乡入仙居，为三乡。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建置黄安县，复析太平、仙居二乡20里入黄安，止74里。太平乡原额58里，后并作25里。仙居乡原额54里，后并作25里。亭川乡原额25里，后并作24里。国朝因之。” 其后乾隆、光绪、民国3个版本的《麻城县志》，对孝感乡条目的内容，没有新的补充，基本重复旧志。
从康熙志的记载可知，孝感乡的行政建置的撤销，始于成化八年（1471年），其原因是“户口消耗”，孝感乡因此并入到了仙居乡。90多年后，到了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建置黄安县的时候，太平、仙居二乡又划分一部分地方归并到黄安县。据《明史》记载，嘉靖四十二年析麻城之姜家畈置黄安县，同时分黄冈、黄陂二县之地益之。清《湖广通志》云：黄安县，“明嘉靖末，以地多盗，割黄冈之上中和，麻城之太平、仙居，黄陂之仙源置。” 这表明，原孝感乡从麻城县版图消失的原因，第一次是由于“户口消耗”，第二次是由于其地“多盗”，最后由仙居合并到黄安县了。由于黄安县设置时，是由原麻城县太平、仙居二乡二十里甲，黄陂县仙源一乡八里甲和黄冈上中和一乡十二里甲组成的，所以，原孝感乡至多只占黄安县地盘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
明代麻城人梅国楼在《漕运解析记》的文章中，记述了万历初年，刚刚改变建置不久的麻城与黄安的漕运负担不均的情况。他说：“大抵麻城、黄安地里相近，山川相同。黄安之粮，一半麻城所割也。黄安向荷哀矜，全赐改析；麻城差繁役重，十倍黄安，苦乐未均，万民嗟怨。”这篇文字透露出，麻城与黄安原本是“地里相近，山川相同”的邻县。嘉靖四十二年改变行政区划后，把孝感乡划入黄安县，麻城县所负担的差役不是减轻了，反而更加重了。这一记述，也从侧面见证了孝感乡并入黄安县后，当时曾经引起过麻城“邑人”的不满与“嗟怨”。
有明一代，麻城县地盘狭小，是名副其实的“弹丸之地”，只管辖130里甲户籍，人口资源相当有限。据统计，在明代麻城县有人口记录的这240多年间（洪武--崇祯），全县人口一直保持在10万人左右。由于没有县下所辖各乡的数据，因此我们无法直接知道未被撤销期间的孝感乡究竟领有多少人口。不过，乾隆版的《麻城县志》提供了乾隆六十年（1795年）全县的人口数据为：男女共28万多人，其中太平乡8万、仙居乡12万、亭川乡7万。考虑到孝感乡当年因“户口消耗”而被撤并，可能其时人口数只会在7万以下。
附带说明，《麻城志略》创修始于苏松就任麻城知县，委托毛凤韶主修之年，即嘉靖四十年（1561年），因此志书成稿必在这以后。两年后，即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调整行政建置，将孝感乡从麻城县划归黄安县，如果其时志稿尚未付梓，则康熙九年《麻城县志》这条有关孝感乡被撤销的资料，当系行政区划调整时的记录。如果《麻城志略》在调整行政建置区划之前已经成书，则这条资料可能就是康熙年间根据前代记录追述的。总之，无论属于何种情况，康熙志上的这条资料绝非杜撰的，其权威性与可靠性是毋庸置疑的。
至于今天我们在四川一些民间族谱、墓碑资料上，所见到的有关孝感乡下属的若干具体地名，诸如：麻城县孝感乡细鼎子、高阶堰（达县《雷氏族谱》）、扒凿岭（《傅氏族谱》）、大石板洗马凼杨家村第七层（《杨氏族谱》）、大坟坝（泸州《黄氏族谱》）、复阳村（泸州《王氏族谱》）、斑竹林周家坪（周氏碑记）、嵩枝坝大松树（民国简阳《汪氏族谱》）、踏水桥（蒲江《杨氏续修族谱》）、马桑坪（《杨氏族谱》）、梧桐村黄角树坎（资中《王氏族谱》）等等，大多出自于清代以来的移民及其后裔之手，推测可能是早已消失的明代地名，距今大约已有五六百年左右之久。由于它们早已被历史的风雨洗刷得无踪无影，今天一时要把它的具体地址找出来，是有相当难度的。不过，我们不能因为目前暂时找不到它的踪影，就怀疑它在历史上存在的事实。不能因为有人假冒麻城孝感乡的祖籍，就说孝感乡也是虚构的，更不能因此把孝感乡的行政建置一笔勾销。
二、“麻城县孝感乡现象”的由来
本文所称的“麻城县孝感乡现象”，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麻城县孝感乡之作为元末明初移民迁川中心的现象；二是指清初以来以湖广籍为主的外省移民，动辄称祖籍来自于麻城县孝感乡的现象。
麻城孝感乡的说法虽然并不见于正史记载，多出现在地方志、家谱和民间的口碑传说中；但这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与发生清以前四川一段特殊的移民历史有直接的关系。
早在元末明初，外省移民为了填补宋元战争后四川“地广人稀”的空虚，就曾经采取结伴而行的方式向四川迁徙。据《元史》记载，在元初，荣州（即四川荣县）“其地荒而废之”，至元顺帝时期，却被来自“雍、梁、淮甸”的20万户流民“开垦成业”。来此聚居的“襄汉流民”，“至数千户，私开盐井，自相部署，往往劫囚徒，杀巡卒”。由此推测，在这群“襄汉流民”中，当然应该包括有来自长江中游的湖北移民。
到了元末，湖北民众为避灾、避难，舍危就安，弃近图远，竞相挈家迁往四川，其中以来自麻城孝感乡居多。根据史书记载，元末至正十一年（1351年），红巾军起义，天下大乱。江西袁州和尚彭莹玉利用宗教，与麻城的邹普胜“聚众为乱，用红巾为号”，在湖北地区发动起义。他们利用蕲州布贩徐寿辉“状貌”奇特，便于号召的特点，推他为首领，很快在蕲水建都称帝，国号“天完”。邹普胜因此被封为“太师”。正因为邹普胜是麻城人的关系，所以，麻城自然成为当时湖广农民革命的中心，“天完”红巾军征集兵源的基地。一些当地人为了躲避战乱，纷纷离家出走，从麻城逃亡到了四川。于是，这就出现了文献上所谓的“避地入蜀”、“避乱入蜀”、“避兵入蜀”的情况。
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立为帝，湖北红巾军内部发生分裂。此时随州人明玉珍正率湖北籍红巾军将士入川作战。听说这一消息后，明玉珍遂断绝与“天完”政权的往来，在重庆自立为帝，建立了大夏政权。明玉珍入据四川后，本有割据一方的打算。所以，随军将士都携带家属，加上从湖广招募的移民，估计约有40万人进入四川。由于麻城与随州相邻，加上此前有不少麻城人入蜀，所以，麻城人自然蜂拥而至。明玉珍在其辖境内“保境安民，开科取士，兴学校，制礼乐，境内不见兵革者凡十余年。”史称“蜀人悉便安之”，“一方咸赖小康焉”。于是，正处于战火中的湖北难民，包括不少人麻城人，又“凭借乡谊，襁负从者如归市。以故蜀人至今多湖北籍。”
朱元璋立国后，于洪武初年派廖永忠入川，消灭了大夏政权。为了填补四川人口的损耗，明朝政府又采取行政措施，于邻近的黄州、麻城地区，大量抽调湖广人民填川。这就是所谓的“抽填四川”、“奉旨入川”。依据曹树基对明代人口数字的统计和分析，经过洪武时代的大移民之后，四川的人口由元末的70～80万，增长至180万人，由此推知，洪武年间四川接受的移民总数约为80多万。 如果这一数字推测可以成立 ，再按照民国《资中县志》所说的比例：“明洪武由楚来居者十之六七” 计算，在这80多万移民中，起码有近50～60万的湖广人移居四川。其中，麻城又充当了主力。正因为在洪武移民中湖广人占多数，所以把这次移民活动称之为“湖广填四川”，应该是名至实归的了。
胡昭曦在《张献忠屠蜀考辨兼析湖广填四川》一书中，依据几个县的氏族和族谱资料，对清初以前迁川人家所作的统计表明：在合川县迁入的20家人中，湖广籍11家，占55％，其中麻城籍8家，占总数的40％。在重庆县17家人中，湖广籍9家，占53％，其中麻城籍4家，占总数的23％。在南溪县12家人中，湖广籍7家，占58％，其中麻城籍3家，占总数的25％。在广安县11家人中，湖广籍10家，占90％，其中麻城籍6家，占总数的54％。在简阳县102家人中，湖广籍86家，占84％，其中麻城籍85家，占总数的83％。
马楚坚依据全川214例族谱、方志资料，对元末至明季入蜀氏族原籍所作的统计表明，楚（湖广）籍187例，占87％，其他各省27例，占13％。湖广籍移民中，迁自元末19例，占9％；明夏26例，占12％；平夏后119例，占56％；明中叶18例，占8％；明季32例，占15％。
崔荣昌在《四川方言与巴蜀文化》一书中，提供了17例“湖广人”族谱资料。据分析，其中有12个家族出自于湖北麻城县，占总数的70.6%。在这17个家族中，迁自元末的有5个，占总数的29％；明初的10个，占59％；清初的2个，占12％。
黄尚军在《四川方言与民俗》一书中，也附录了“四川地区100部家谱中关于四川人来源的记载”的资料，分析表明，这100个家族中，在元末至明代自楚迁蜀的家族有33个，占总数的33％。其中，发生在明初的有23个，约占楚籍迁川家族的70％。
由此可见，早在清初移民运动发生之前，就有大批湖广籍移民迁入四川，其中尤以麻城居首位；湖广移民迁入川的时代，以元末至明朝初年、平夏以后占绝对多数，其中尤以“麻城孝感乡”为著。麻城县孝感乡之作为移民迁川的中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
从元末明初的以湖广籍为主体的大移民，到清初“湖广填四川”大移民，其间至少经历了200多年的沧桑巨变。元末明初从麻城县孝感乡迁入四川的这批湖广移民的身份，也经历了从移民—“孑遗”—土著—“旧家”的转变。
清康熙七年（1668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在一封奏疏中说：“查川省孑遗，祖籍多系湖广人氏，访问向老，俱言川中自昔每遭劫难，亦必至有土无人，无奈迁外省人民填实地方。所以见存之民，祖籍湖广麻城者更多。”这段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清初残存下来的“孑遗”，大多就是当年那批是“祖籍湖广麻城”的移民。在清初“湖广填四川”移民浪潮中，当大批新的移民迁入四川后，为了与后来的移民相区别，元末明初的移民（包括麻城孝感乡人）自然就成为“老民”——老资格的四川人，即清初移民社会中的土著了。
例如，新津县清初从洪雅陆续返籍的“土著”，“询其原籍，概系湖广麻城孝感乡”。土著与移民的概念并非一成不变的。移民定居日久，就变成土著。相对于后来迁入的新民，先迁进来的就是“老民”，再早一点入川的就是“旧家”。正如清光绪时有记载所说：“（四川地区）大抵今日所谓土著者，率皆国朝鼎定以后，自粤东、江右、湖南北来。其来自前明洪武初年麻城孝感乡者，则旧家矣。”
本来，麻城县孝感乡之作为元末明初迁川的中心，一直是当年迁川的湖广移民——后来的土著、“旧家”心目中的精神家园，更是他们祖籍的识别标志与“品牌” 形象。可是到了清初，步他们后尘入川的大批外省移民，主要是湖广移民，也打起麻城县孝感乡的旗号，竞相称自己的祖籍也来自于麻城县孝感乡。
据民国《简阳县志·氏族志》所提供的数据表明，在该县349族两湖籍移民中，自称来自麻城者有239族，占68.5%，其中自称来自孝感乡者，有228族，占麻城的95.4%。另据崔荣昌在灌县柳街乡的调查，该乡现有居民的祖籍来自麻城者，占总数的80％以上。该乡32姓中，有25姓都说来自湖北麻城孝感乡，占总数的78％。提供这些统计资料的，大多是来自于清初迁川的湖广移民家族。
于是，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在清初移民高潮中，来自两湖的移民都异口同声称自己出自于湖北麻城县，而且还集中在该县孝感乡，这在情理上就令人生疑。上世纪30年代，民国《南溪县志》的编修者最先发现这一疑点，并提出质疑说：“今蜀南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往始，多言麻城孝感乡。核其人数，即使尽乡以行，亦不应有若是之夥。且湘楚州县与蜀比邻者尽人皆可移往，何独迁孝感一乡。岂偌大之川南，仅为一孝感乡人殖民之地乎？！” 其实，这种动辄称麻城孝感乡的现象，何止川南，在川东、川西、川北地区到处都存在。
其后，省内外的学者大多沿袭《南溪县志》的思路，对这一现象作了进一步的质疑与发挥。 归纳其要点，不外有三：其一，如果明初移民入蜀称祖籍来自麻城孝感乡，尚可说也；但清初战乱，四川旧有土著人户大量流亡，所存无几，新移民始于清初，而孝感又于明朝的成化六年就撤销了，其时距清代移民高潮，已有两百多年，这期间还说什么麻城孝感乡，岂不成了“无稽之谈”么？其二，既然康熙年间湖南移民“携家入蜀者”，就“不下数十万”，以清初麻城区区一县的人口规模，能够把有数十万湖广移民尽纳在其中吗？总不可能几十万两湖籍移民绝大部分迁自于麻城一县。其三，既然原孝感乡至多只占今红安县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那么，如此多的湖广移民，怎么都可能来自这样一个小范围呢？何至于其他乡、其他县就没有人外迁，或没有留下移民后裔呢？显然，这一现象有待进一步破解。
三、破解“麻城县孝感乡”之谜
民国《南溪县志》在质疑清初湖广家族“多言麻城孝感乡”这一现象时，首先提出了其中可能有“冒其籍求荫以自庇”者，值得“待考”。接着，张国雄在《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中，也对冒籍问题作了初步探讨。在此基础上，本文拟先辑录有关冒籍的具体实例，再来作进一步分析：
例1：民国《合川县志·氏族》载，胡氏移民家族的迁川始祖胡正鼎，原籍“永州零陵县孝感乡”。按：永州零陵在湖南，该县无孝感乡；既称孝感乡，肯定属于麻城县
例2：民国资阳《陈氏宗谱》载，陈氏先祖原本湖南宝庆人，但在“老谱序文”上却说：“陈氏之先，本湖南省黄州府人也。”又说“始祖于明初，至湖广黄州麻城孝感乡奉旨填居四川，来至资州。”该家族后裔在撰修新谱时，发现并纠正了这一错误，指出：湖南宝庆与黄州，相去一千余里。“试问黄州府果在湖南吗？” 连他的后裔都指出，造成这样的错误的原因，“就是由于当时地理学不明”。
例3：清光绪《周氏宗支碑序》载，周氏祖籍来源于“湖北武昌府麻城县出南门四十里孝感乡”。麻城明明属于黄州府，又如何与武昌府扯上关系？
例4：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四川泸州《黄氏支谱序》在追忆其祖先的原籍时称：“居楚邵武府建宁县楚溪上包麻城孝感大坟坝” 。按：邵武府建宁县在福建，又何来麻城孝感乡。
例5：前国家主席杨尚昆追溯自己的家史来源说：“（潼南县）双江镇杨氏家族是从哪个省移来的？过去我一直认为是从湖北孝感来的。1987年，我第一次回到家乡潼南，县里正在修新县志。我这才知道双江镇杨氏家族的源流。据记载，我们这一族的远祖杨文秀，原籍江西吉安府泰和县，南宋末年曾在湖南永州府零陵县当县令。第二年，宋亡，不能归籍，就在湖南辰溪县定居。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杨文秀的后裔光字辈的堂兄弟三人，先后来到四川，沿涪江北上，分别在蓬溪、遂宁、江油三县落户。”
例6：著名作家艾芜在1947年追述自己的家族历史：“我自己的祖先，前七八代人，就是由湖北麻城县迁去的。而且，不只我一家，几乎附近好些县分的人，都是来自湖北麻城县。这都是有族谱可考，并非由于传闻”。1948年，艾芜又在《我的幼年时代》中又重申道，自己“第一个到四川的祖先，原是生长在湖北省麻城县孝感乡的”。而事实上是，艾芜的汤氏家族入川（1698年）之前，“世居湖南宝庆府武冈州高沙柿杨家桥（今属洞口县）”。1980年代《汤氏族谱》发现后,尤其是李义让、庄巨川《艾芜先祖入川考》一文发表后,艾芜承认先祖来自湘西洞口，不是麻城。
例7：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广安邓家的老祖先是江西吉安庐陵人，在明太祖洪武年间入川，从此开始了广安邓氏的新纪元。但是，长期以来，“连我的叔叔（按：指邓垦）也说，小时听大人说，邓家是从湖北迁移来的。”
以上7例姓氏的祖先均非出自麻城孝感乡，但他们都毫不例外地误把“湖北”或麻城孝感乡作为自己的祖籍。其中第1、2、5、6四例，发生在湖南籍中，占总数的57％；第1、2、3、4四例明确记载由清代开始冒籍的，占总数的57％；第5、6例不知道何时开始误会麻城孝感乡为祖籍，占29％；不知道何时误会湖北为祖籍的1例，占14％，不知误会为何时的2例，均系老一辈人一代代传下来的，其源头有可能间接追溯至清代。其中以宗谱、墓碑等方式附会祖籍的共4例，占总数的57％，其余3例出自一代代的口碑传闻，占43％。由此可见，在发生冒籍行为的氏族中，约有57％是出自于清代湖南籍的移民，冒籍的方式约有57％是采用宗谱和墓志来编造。这种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带有一定的必然性。这需要联系清初移民高潮的形成过程，以及各省移民迁川的先后形势来认识。
原来，清朝初年外省移民大量迁入四川之前，元末明初就已入居四川的黄麻籍和“麻城孝感乡”的老民，是清政府最先招辑的对象，他们从外地逃难返籍归来，成了在战乱后再造天府的资格最老的居民。康熙十年（1671年）“湖广填四川”移民大潮的闸门刚刚开启之后，与四川邻近的湖北移民，利用元末明初以来就曾经有人大批迁川的特殊历史渊源关系，轻车熟路，捷足先登，与陕南移民一道，成了最先在四川落户的外省客民。康熙二十年三藩之乱平定之后，移民才开始恢复并大规模进入四川。而这时，湖南本地的开发已经出现饱和状态，于是，湖南南部便成为当时移民迁川的中心区域。据当时湖广官员奏称，在衡阳、永州、宝庆、武冈、沔阳、零陵等府州县的楚南百姓，数年来携男挈女，“日不下数百口”，纷纷尽赴四川垦荒”。“托名携家入蜀者，不下数十万”。百姓入川络绎不绝，仅一县，“已不下十余万众”。再后来，到雍乾之际，才是广东、福建两省人民紧随其后，结伴迁往四川，至此移民入川形成高潮。
依次入川的新移民在落户到某一个具体地区时，由于人生地疏，必然面临着更为强大的土著势力和众多的竞争对手。为了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与复杂的人文环境中求生存，立住脚，他们不得不动用一切有利的社会资源，求图“荫以自庇”，得到当地社会名望家族的支持与保护。在这方面，元末明初以来从麻城孝感乡迁来的老民——土著居民，无疑最能当此重任。一方面，由于他们入川时间早，资格老，“他们长期在四川的经历形成的对四川的认识与经验，已融入当地社会的现实，都使其在后来的移民面前。具有更多的物质和精神优势”。另一方面，他们不仅人数多，而且素质高，人才辈出，人文荟萃，颇多世家望族。明清以来他们中产生了不少名人，在光绪《麻城县志》卷24《耆旧·流寓》上，辑录了明清时代先世由麻城入蜀的3位“以文章功业震耀当时，洵足增光梓里”的名人：一位是明代状元杨升庵，第二位是明代思想家来知德，第三位是清代康熙朝的户部尚书张鹏翮。这些都在无形中提高了麻城孝感乡在四川的地望声誉，以至形成 “麻城孝感乡这块牌子，在清代的四川社会上事事都觉得高三分。”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有些移民出于同其他省籍移民竞争社会资源的需要，在入籍之初，便把自己某世祖先说成是来自于麻城孝感乡。而最具有条件这样做的，首先是来自于湖南籍的移民。由于在历史上，湖南、湖北同属于湖广行省，称得上是“大同乡”。尽管清初已经分设湖南、湖北两个布政司，但在民间人们仍然习惯以湖广来称呼。由于历史上有这层渊源关系，所以湖南移民很容易把自己纳入于湖广圈子，视孝感乡为故乡的标志，进而融入麻城孝感乡籍中去。而来自麻城籍的土著旧家，为了壮大自己在当地的竞争实力，也可能以“大同乡”为旗号，大事招纳湖南籍的移民归属在自己麾下。总之，不管属于哪种情形，冒籍发生在湖南移民中间，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移民冒籍后究竟能得到什么实际利益？有论者认为冒籍是为了获取政府给移民的优惠政策，这未免把事情理解得太简单了。且不说冒籍者本来就移民身份，假冒麻城孝感乡为的也不仅仅只是这一点眼前利益。根据清代惩治冒籍的范围，冒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科举考试中，冒充他籍应考，以牟取私利。清制规定，凡生童初身不正冒籍应试者，或隐瞒原籍，违例在籍报考者，俱照冒籍惩处。二是将他人冒入自己户内，以逃脱赋役。清制规定，这种行为亦按冒籍惩处。那么，清初湖广移民冒着风险，隐瞒自己的真实祖籍，而把麻城孝感乡作为自己的祖籍，究竟可以从中获取什么好处呢？
据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田野调查表明，许多外来移民在处理与当地土著的关系时，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借鉴。当移民在入籍某地时，往往会编造一个来历清楚、且有社会名望的开基祖，以便以合法的身份，登记为政府户籍管理下的“编户齐民”，而不至成为“化外之民”。这种情形，在封建王朝实行严格的户籍登记政策，尤其是明清王朝实行里甲制度下，时常发生。能够在政府的户籍管理下，为自己取得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有头有面的合法开基祖的身份，对于移民家族说来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有了它，就等于使所有的宗族成员共同享有一种身份证明的资格。于是，以后宗族不但可以向其他人炫耀家族历史，提高家族声望，在地域的竞争中取得优势的一种象征；而且，还可以使用祖先开立户籍，购置土地，登记纳税，参加科举考试，以及享有其他需要编户齐名身份才能合法享有的权利。这样，户籍制度与宗族社会相结合，使户籍自然就被视为宗族的一种重要的文化与制度性资源，甚至成为一种社会身份的标签。
正因为冒籍可以带来如此之多的实际好处，所以，不仅湖广籍移民有意冒籍麻城孝感乡，而且就连一些势单力薄、同样需要“求荫自庇”的外省籍移民也会这样做。渠县《李雷族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典型的冒籍冒姓的实例：据谱载，渠县李氏的先祖，李君讳佑，“本籍湖北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细鼎子高阶堰谢家庄人士”，元末因仕入川，后家于蜀北渠县云合里刘家湾。其后，因为兵乱不能归。“当是时，同来楚黄而居者众，惟雷氏最为枭雄，人莫敢犯”。故李氏祖先与友邻“向、左、李、温、周五姓，共议姓雷”，并“依龄为序，以避残杀之害”。原谱所载五姓人为了寻求庇护，“以避残杀之害”，共议改为雷姓之事，发生于何时，时间有一些不清晰。根据大的历史背景分析，可能在明末清初。
至于冒籍的方式，主要就是通过入籍编造一个来历清楚、且有社会名望的开基祖，然后再以纂修宗谱、镌刻墓碑等手段将其合法化。久而久之，他们的后裔就会把冒籍当成事实，甚至一代代的传承下去。这就是产生“麻城孝感乡现象”的历史成因。
由此可知，在今天以麻城自居的家族中，既有真的出自麻城孝感乡者，也有意假冒者；既有入川始祖的祖籍原本不明，无根可寻而从众附会者；也有因时间久远，弄不清祖籍，而牵强附会者。总之，虚虚实实，真假莫辨。
时过境迁，当年许多家族的祖先冒籍以求荫求庇求利的经历，已经成为尘封往事和历史记忆之后，作为他们的后裔，由于历史上种种真假莫辨的原因，仍然众口一词称自己祖籍来自于麻城孝感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必过分拘泥祖籍的真实性。这是因为，一方面，在我们这样一个重视讲“籍贯”的国度里，对一个有着“湖广填四川”这样大“换血”，以及其后频繁发生省际人口大迁移的区域说来，我们既不能忽视“籍贯”问题，但也不必拘泥于“籍贯”问题。随着岁月的流逝，现代社会中人口的流动更为自由，人们原有的籍贯早已被冲得七零八落，面目全非。对于现代社会的人说来，籍贯早已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只是一个“亦真亦幻”的代号，模糊不清的影子。
另一方面，今天许多移民家族的后裔在把麻城孝感乡当成自己祖籍时，并不一定再与某种实际利益相挂钩，更多是出于一种文化上的认同心理，正像艾芜那样，他是把麻城孝感乡视为故乡的一种标志。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他是那样充满深情地追思麻城孝感乡，显然他已经把孝感乡“内化”到灵魂之中，麻城孝感乡已成为他自己心中的天堂——神圣的移民故乡和永远的精神家园。
在中国移民史上，把一个省区的移民祖籍来源，归之于某一具体地方的现象，不只四川存在，至少在全国共有8处之多。由此形成了中国寻根问祖的八大朝宗圣地：山西洪洞大槐树、苏州阊门、江西瓦屑坝、湖北麻城孝感乡、山东枣林庄、广东南雄珠玑巷、福建宁化石壁村、河北小兴州。这些移民圣地的形成时代有别，被公认的地域范围各异，但都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是存在于不同地域的人们心中。他们之作能够在一定地域内煽起人们的思乡念旧、寻根问祖的激情，并成为人们的精神生活中的神圣殿堂，是一定地域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是经过长期历史检验而形成的。
因此，蕴含在省籍背后的，更多是一种文化认同现象。具体到四川而论，对于一个自明代以来湖广人就是这一区域人口的主体，湖广文化一直占居优势的人文生态环境中，人们把麻城孝感乡视为自己的祖籍，更多只是一种象征意义，其所表达的是对一方地域文化的心理认同。探寻祖先来源，叩问“我从哪里来？”这是人的最基本也是最质朴的精神需求。当人们众口一词称自己来自同一个移民故乡———湖北麻城孝感乡的时候，一股由“麻城情结”油然而生，通过共同故乡这一精神纽带连接而成的巴蜀地域文化精神，得以粘合凝聚在一起，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正是近三百年来，在巴蜀文化这棵根深叶茂的巨树上，所结出的移民文化的丰硕果实。
（陈世松系四川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本文原载《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6期） |
罗氏留言 
罗氏家族
家园提示：人自为谱，家自为说，正误自辨，取舍自酌。引用注明作者和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