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氏家园 (http://www.luos.org)|关于坎厦罗氏始祖考

考证历史要以遗迹为准
──关于坎厦罗氏始祖考

作者：罗岭罗肇鸿http://www.luos.org

一、关于历史考证的标准
首先，历史考证的主要依据，是历史遗迹、文字记载和传统口碑，又以历史遗迹为主，因为它是物质的、不可能因个人意志而更改的。而文字记载和传统口碑常因当时的社会观念、信息量、个人的认识水平等影响，难免有不准确之处。当两者不统一时，以历史遗迹为准，而不能以文字记载或传统口碑修正历史遗迹的记载。这是通用的、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
其次，记载历史事件，其内容必包含时间、地点和人物及其有关活动，三者缺一不可，否则易张冠李戴，混淆历史事实。
关于谁是坎下罗氏真正的开基祖，我们想，也应以历史遗迹（坟和祠等）为主要标准，尤其是祖坟在旧中国有特殊的不可侵犯的地位，动人家祖坟是天大之事，因此它倍受保护，它是先祖留给我们最真实的、最宝贵财富。
二、“坎下罗氏的开基祖是四世贤俊公，十八郎乾元公为始祖是后人追认的。”
这是数百年来坎下罗氏子孙代代相传的有遗迹为证的公认的历史事实。世纪之交，在乡宗亲们为编写族谱，发现了极其珍贵的天相公在清乾隆年间所编《坎厦罗氏族谱》的孤本和早已存在的一世十八郎乾元公墓，并以此为据认定坎下罗氏的开基祖是乾元公。我们认为，判断的证据仍嫌不足。
首先，坎下最宝贵的历史遗迹是迄今保留完好的最早的有骨骸的四世贤公自建的寿坟及其后几代的坟墓。
从时间看，四世贤公墓建于明宪宗成化二十年即公元1484年立碑，五世、六世及其后几代之墓，都是及时筑坟立碑的，墓碑明确记载了筑坟立碑的时间，重修墓不单记载重修的时间，也明确记载原筑坟立碑的时间。如五世福婆连氏墓碑记载：万历六年子龙良宣芳立，康熙五十三年众房孙修；六世良公墓碑记载：嘉靖丁酉岁子（字迹不清）立石，乾隆丁亥秋重修；九世居第婆（杨氏）墓碑记载：崇祯戊寅年春之吉，子罗登贤等立。且同四世贤公及其后几代的墓碑一样，都没有“第四房坎下子孙”字样。康熙乙丑(康熙二十四年即公元1685年)修的七世沧溪公墓落款是曾孙xxxx(字迹模糊)立。而重修于清康熙丙寅（康熙二十五年即公元1686年）的一世十八郎乾元公之墓的落款却是第四房坎下耳孙之岩、洞等立（参阅《坎夏风韵》第二章）。同年修建的二世祖坦谨公夫妇、三世祖源端公、源清公四人合葬之墓，其墓碑左侧记载：“元天历二年（即已巳年、公元1329年）孟春子源端、源隆、源兴、源明、源清卜葬”，右侧记载：“清丙寅（即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秋第四房坎下九世孙惠轩、国琦、仝洞等合立”。1329年卜葬的二、三世墓，比贤公墓早了157年，显然与事实不符，而且令人费解的是：源端公、源清公之墓碑竟有“源端、源清卜葬”字样；而二世祖妣温氏在合葬墓中有名，还另有单独之墓，其墓碑左侧记载：“康熙己丑（即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也就是在合葬墓之后23年——岭注）春吉旦重修”，右侧记载：“坎夏曾孙罗荣、福等立”。五世祖荣、福二公是明朝成化至正德年间之人，如何会在康熙四十八年即公元1709年为曾祖母建坟墓呢？在旧中国，父辈仙逝，必入土为安，否则后代就是大不孝。在尊奉“百善孝为先”的明代，四世贤俊公为自己建寿坟，而不为父母亲、祖父母建坟墓，必为当时社会所不容。坎下罗氏一、二、三世祖的坟墓，都不是儿子或孙子及时在坎下或其附近地区安葬的，而是在200多年后才由其第八、九代孙重修或曰补葬的。
简言之，一世十八郎乾元公之墓和二、三世祖合葬的坟墓和同时期的先祖墓葬相比，一是没有明确记载原葬时间；二是墓碑落款加上与众不同的“第四房坎下耳孙xxxx重修”、“第四房坎下九世孙立碑卜葬”字样。其不寻常的碑文、混乱的时间记载等明显的差别，说明当时为一世十八郎乾元公和二、三世祖筑墓的先辈们并未认真考证、掌握准确的证据，也许正是他们留给我们明确的启示：一世十八郎乾元公、二世祖坦谨公、三世祖源清公等都不在坎下安居乐业，也不在坎下仙逝，而是在石壁或其他地方安居乐业、仙逝。虽然一世十八郎乾元公之墓碑有“肇基祖”字样，那是八世耳孙保留了客家人不忘祖先的优良传统，对乾元公的追认，以同贤公是四世相衔接、完善。
我们认为：最有资格认定坎下罗氏的开基祖的，是四世贤公及其儿孙五六七世祖，正是四至七世祖并不认为乾元公是坎下罗氏的肇基祖，因此没为他们的最亲近的上代亲人筑坟立碑，这是不依人们的意志而改变的历史事实，而不是耳孙八世祖为乾元公重修（或曰补葬）的坟墓。一世十八郎乾元公重修墓碑中并没有明确记载他们在坎下定居和仙逝的准确年代，所记的“肇基祖”是耳孙八世追认的，只是旁证材料，不能以此为认定乾元公是坎下罗氏真正肇基祖的核心证据。
其次、天相公所编的《坎厦罗氏族谱》的要义（关键词）是“族开四世”
乾隆年间十三世天相公用十年时间所编的《坎厦罗氏族谱》，弘扬了坎下罗氏历代祖先的优良传统，准确地记载了四世贤公开基至十六世的各派各房裔孙世系房谱的详细内容，增大了坎下罗氏家族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为坎厦罗氏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是值得后人敬仰的。
天相公所编的《坎厦罗氏族谱》正文第一页记载的是：“我族自始祖传至四世贤公生二子分二大房荣昌公福海公”；第二页记载的是：“荣传富公厚公聪公坚公”；第三页记载的是：“福传龙公良公宣公芳公”。第四页后连续五页记载的是:“七世开八世后将宗派详列（注：按鹿湖堂辈序全列）世派德派汝派翰派映派伊派于派宗派仰派承派绍派则派安派
敬派维派崇派敏派曰派能派士派家派业派繁派昌派乃派
文派启派武派克派圣派之派光派永昌繁衍”。第九页开始才提到始祖十八郎乾元公及其后各世祖的条目，在乾元公条释文中有“乃开基坎下之祖也”记载，而贤俊公条释文中则有“族開四世，輩列八房，繁盛相傳，自茲始矣”记载。以后大量篇幅是自四世至十六世的各派各房裔孙世系房谱的详细记载。开篇正文并未将一二三世列入，且只提始祖而不用开基祖或肇基祖，连名字也没明写。
从上述记载中可看出，天相公认定的坎下罗氏的创业开基者是“族开四世”的贤俊公而不是乾元公。如果他认定的是乾元公，就会在正文第一页开门见山地写明乾元公和二三世祖，而不是第九页才开始提到始祖乾元公“乃开基坎下之祖也”，而这一同开篇正文、“族開四世，輩列八房，繁盛相傳，自茲始矣”相矛盾的记载，也由知高要县事前翰林院庶吉士（辞海注：“清代选新进士之优于文学书法者，入馆学习，称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经考试，录用为编修，各部主事、候任知县等”。对于修志书编族谱，他应是个行家，对于描述历史事件必备的时间、地点、人物等要素很敏感的人——岭注）王士翰写的序言中“大埔之罗以乾元公为始祖四传至贤公而始大埔历明及今子姓繁衍”（2000年所编《罗氏族谱》中把句中的‘而’字删去了，现恢复原貌，以保持作者原意——岭注）所澄清点明了。这就是他们共同留给我们的最珍贵最准确的坎下开基祖的历史资料——时间（明）、地点（大埔即坎下）、人物（贤公）。
古今中外关于历史的文字记载，受当时社会的意识观念、信息量和个人的认知水平等因素制约，难免有不准确的记载。天相公所编的族谱中：“乾元公乃坎下的开基祖也。”“三世祖源端公，坦謹公之長子也。原住居本村鼓子石下，後遷別住。子孫未詳，族譜未修。”“源隆公坦謹公之次子也。原居本村竹園下，後遷居惠州府。子孫未詳，族譜未修。”“源清公坦謹公之四子也。公生廉潔，著書不仕，設帳高機寨生徒數人”。“源明公，乾元公之孫，坦謹公之五子也。生卒失記……墳葬曜子巖大路下……。子孫未詳，族譜未修。”等上述记载，就是因没有原始的历史遗迹佐证而不足为据的。
我们认为，天相公着重写四世贤公轻描一世十八郎乾元公和“第四房坎下耳孙”重修（或曰补葬）、碑文书写与众不同的乾元公墓的原意（追认）一脉相承，也同贤公及其后几代先祖的墓碑所记载吻合一致的。
再次、鹿湖堂中厅乾隆（58年）癸丑年（1793年）冬月吉旦通族告祖公立的大宗祠禁规碑中有记载：“……族内各房长等严行切谕本'房子弟安分守法，不得梦蒙是非，如事非关四世以来(碑文字迹模糊，中间有明显的一竖、疑为來字)各祖坟祠紧件及未经通族老成公同酌议行否，敢有私自挑生畔端，无论所事大小，各房长到祠签名，首指起事之人禀究，不许株累他人，各房长亦不得徇隐推诿，致累他房，已上禁疑遵行永守者，祖佐族钦，蔑视叛犯者，祖殛族攻”（注：标点符号和括号内之字是罗岭所加）。禁规碑中并没有提到乾元公和二、三世祖，只提四世，同天相公所编的《坎厦罗氏族谱》中着重写四世贤公轻描一世乾元公异曲同工——认定四世贤公是开基祖。说明贤公才是坎下罗氏的真正的开基祖，也证明鹿湖堂是后人祭祀贤公的祠堂。
最后，坎下罗氏子孙几百年来，寒食、清明隆重的“敬宗睦族”祭祖活动，祭的就是四世贤公和五世荣公、福公。这绝不是那一代祖辈能随意安排得了的，说明它的历史真实性、具有相传的生命力，才能经得起数百年时间的考验。
三、关于鹿湖堂
鹿湖堂是谁所建，因无可靠根据，只好用后人二字。
乾隆癸丑年冬月吉旦通族告祖公立的大宗祠禁规碑是在天相公所编的族谱之后33年，当时的祖辈就不用“肇基祖”或“始祖”一词，而是只提“四世”，是很有说服力的历史遗迹.
从旧中国保留下来的鹿湖堂的神主牌，四世贤公、五世荣公福公都是单独各一座的，而一、二、三世却是共一座的。也是鹿湖堂是后人祭祀四世贤公的祠堂的佐证之一。
至于说是源淸公所建，是缺乏历史事实为据的，因为并没有源淸公在坎下定居的遗迹和准确的年代记载，他自已的坟墓都是二百年后才由九世孙卜葬的，怎么能匪夷所思地为祖父乾元公在坎下建祠堂呢？
我们认为，贤公墓—鹿湖堂、荣公墓—百顺堂、福公墓—三祝堂这一完整的坟祠组合，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的遗迹，不能随意更改的。
四、结论
坎下罗氏的真正开基祖是四世祖贤公，有以迄今为止保留较好、年代最早的、有骨骸的四世祖贤公墓这一不以个人意志转移的历史遗迹为证；有清朝乾隆年间天相公所编的《坎厦罗氏族谱》中着重写四世贤公轻描一世十八郎乾元公的文字记载和同时期通族告祖公立的大宗祠禁规碑中只提四世而不提乾元公和二、三世祖的遗物为证；有数百年來寒食日祭贤公清明节祭荣公福公的传统习俗为证；有数百年來流传的口碑为证。这是列祖列宗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应当传承弘扬。至于一世十八郎乾元公，虽然未在坎下定居，却是我们的先祖保留客家人的优良传统追溯认定的始祖，也是不容置疑的。
以上考证是否妥当，请批评指正。

2011年11月完稿于茂名北京00000000